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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们：
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对于我的书将迎来许多中国读者感到极为高兴。我非常感谢本书的两位主要译者——郭方教授与刘北成教授，希望我能比其他欧洲史学家结交到更多的中国朋友。
遗憾的是，我自己无力评判中文译文。为预备当一个欧洲史学家，我必须学会许多语言，但不包括中文。我劝告我的两个儿子补上我所缺的这一课。
尽管如此，我知道译者们承担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这个主题是非常复杂的，它包括许多国家、许多文化和许多时期。我的另一位译者，一位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的女教授，她将《欧洲史》译为波兰文，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翻译我这本书的各种困难。
尽管如此，我坚信一位优秀的作者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深奥的概念，使广大的读者能够理解。在成为大学教授之前，我有作为一位学校教师的可贵经验，并且我仍记得我首次给孩子们讲历史和学习它的重要性时感到的巨大喜悦。我相信本书的中国译者们会将这种激动与兴奋同样传达给也许对欧洲历史的许多方面并不熟悉的读者们。
不用说，对于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应当互相理解的必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如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但不会一直是这样。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就是，政治权力不是永久的，强国有兴有衰。欧盟已经比美国有更多的人口和更高的经济生产力，虽然它不是主要的军事力量。中国在财富与影响力方面也将持续增长，如同欧洲一样，它将在21世纪起主要作用。今天，欧洲与中国之间没有引发冲突的严重根源，但如果它们不打算了解彼此的历史和问题，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我只在1983年春天访问过中国一次。我受邀就我的专业主题（东欧史）做系列讲座。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朋友们对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出现后，铁板一块的苏联集团以可见的速度增大的裂缝特别感兴趣。同时，他们在适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所发生的变化，并且告诉了我许多我不知道的有关中国当代情况的趣事。
离开北京后，我去了开始迅速发展的上海，还去乡村做了几次迷人的远足。我清晰地记得，在路上我让司机停车，与一个村庄的男孩们进行了一场即兴足球赛。在北京我曾骑着自行车环游城市，周围是数千名微笑的骑车者，这让我兴奋不已。归国的途中，我在香港做了短暂停留，那时它还由英国人统治。
然而，让我感触最强烈的是另外两件事。首先，我为中国朋友们的热情友好所感动，他们老练周到，让我备感亲切。我知道他们的个人生活通常是艰苦的，但他们的开朗乐观和幽默很能打动人。拜访我的翻译倪先生（他的英语近乎完美）的家，并受到他全家人的盛情款待，是我这次访问的一个高潮。
其次，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对中国文明的悠久感到无比激动。来到英国的美国人经常对英国的历史比美国长五六倍感到吃惊。而去中国的欧洲人对于当欧洲还是个婴儿时中国已经成熟这个事实也会同样感到吃惊。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没有人能赶上中国人！
我曾将《欧洲史》描述为“一部欧洲所有部分、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的总体史”，它按三个层面撰写。每一章按年代叙事，以一个描述详细的关键时刻的“快照”结束，再以一系列“知识窗”介绍广泛多样的有趣题目，这些内容通常在通史著作中是没有位置的。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的读者们在驶过主要章节的“海洋”和探索“快照”与“知识窗”的“岛屿”时，会发现许多信息和乐趣。我祝愿你们所有人“旅途”愉快！
诺曼·戴维斯
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