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30年开始,罗马帝国的统治中心已是博斯普鲁斯,其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帝国的古罗马精神、“拉丁语文风”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政治的优先地位也发生了改变:此后帝国的中心地带已不是意大利,而是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皇帝最为关心的省区也不再是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而是埃及、叙利亚,甚至亚美尼亚。逐渐地,帝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防御的边境也不再是莱茵河,而变成了多瑙河的下游和本都沿岸。鉴于这一转变,大多数历史学家喜欢将“罗马帝国”的名称改为“拜占庭帝国”。但是无论如何,皇帝及其属民仍认为他们自己是“罗马人”。君士坦丁除了放弃了一个腐朽的都城外,其他都无意放弃。帝国东西方之间的分歧的发展是缓慢的,当时的人们根本觉察不到。对他们来说,帝国稳定的连续性结构所给予的印象比变化带来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而且,在“罗马”被“拜占庭”取代这一点上,并没有普遍一致的观点。从起源上看,裂痕可追溯到屋大维和马可·安东尼,两者间的对立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暂时分裂。在当时,拜占庭已逐渐凸显出来,帝国东部重要性的加强可以视为对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一种迟到的补偿。是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精心挑选了帝国的东半部,他们可被称为“第一位拜占庭皇帝”。对这一头衔展开竞争的其他较为突出者,应是建立了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查士丁尼以及希拉克略。站在另一极端的角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帝国在与西部的联系被彻底割断之前,不应该被贴上“拜占庭”的标签。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人们应强调9世纪甚至11世纪,此时希腊教会与罗马拉丁教会终于分离。因此,“拜占庭”并不是古罗马晚期的陪衬,而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陪衬。
这一转变时期持续了500年。4世纪和5世纪,帝国与西部各省的联系已被削弱到皇帝不得不放弃统治的程度。古代异教残余被镇压。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的一致目标是恢复与帝国西部的联系,但以失败告终。随后,伴随着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的流入,帝国境内说拉丁语的遗民们受到压制。拜占庭完全为希腊语所占领。7世纪,最有价值的东方行省被阿拉伯人征服。帝国领土大大缩小,缩小到亚历山大征服前的古代希腊世界的程度。8世纪,阿拉伯人的扩张浪潮正在减退,帝国却为一场令人震惊的旷日持久的对圣像的宗教狂热所震撼,这场宗教运动是东西方基督教大分裂的根源之一。在保加尔人的可汗用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头颅作饮器痛饮美酒之前,与可怕的保加尔人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仍得不到控制。圣像破坏的争论一直持续到842—843年才结束。865年,帝国与保加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此时,战争的领导者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洗礼。500年的动乱归于结束。此后,罗马帝国用两年时间建立起强大的马其顿王朝,该王朝的皇帝们将帝国推向鼎盛。在这前五个世纪的时间里,长期的内忧外患毫无疑问改变了帝国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生活。正是到此时,而非此前,拜占庭才在各种意义上真正地继承了罗马人的世界。
5世纪帝国对西部各省统治的崩溃是帝国长期衰退的结果。蛮族的入侵是否加速了业已开始的这一进程并不能确定。吉本等人就曾强调帝国统治阶层的颓废奢侈所起的作用。其他一些人则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如货币贬值和物价暴涨、过重的税收、官僚作风、农业的衰落,由此导致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所称的“等级政体”。与社会阶层的固化相伴的是“人们心态的大转变”。 7 最为典型的问题是帝国的“过度扩张”:帝国支持不了无限期的军事行动。蛮族士兵和前蛮族将领向帝国的军队渗透达到一定程度,使罗马人和非罗马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帝国走向崩溃的时刻正在慢慢临近。至少在4世纪,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已受到来自西方的蛮族和东方的波斯人的威胁。花费多年时间在高卢恢复了莱茵河防线的皇帝尤里安(Julian,361—363年在位)在美索不达米亚被杀。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364—375年在位)重新划分了帝国,以便继续尤里安在高卢的事业。狄奥多西一世(378—396年在位)作为一个罗马将领的后代,致力于解决由东哥特人入侵所造成的危机,并为恢复帝国的统一做最后的努力。狄奥多西一世死后,帝国东西方的分裂便成定局,西部各省逐渐脱离帝国统治。在米兰实行统治的霍诺留(395—423年在位),起初处于汪达尔人将领斯提里科(Stilicho)的控制之下,据说,除了对饲养的宠物鸡的名字有所了解外,他对罗马一无所知。
476年,帝国在西方的最后一次行动是具有建设性的。这一年,一个有着象征性名字的男孩罗慕路斯·奥古斯都,作为最后一个傀儡被纷争不已的军人集团推上了皇帝的宝座。通常,此事须由罗马元老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以取得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同意。但是,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东罗马帝国皇帝确认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的权力,而是请求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Zeno,474—491年在位)本人接管帝国西方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元老院还授予奥多亚塞贵族称号。蛮族出身的奥多亚塞此时已实际控制着意大利。从这一意义上讲,虽然帝国政府已不复存在,但帝国的统治原则在理论上仍然保持着。因此,476年之后数个世纪,君士坦丁堡皇帝仍保持着对帝国西方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在前帝国行省的蛮族统治者中,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个名义上的权力。它的存在或许正是西方最高权力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 [古文字]
因此,整个帝国的策略就是接受蛮族提出的要求,而不尝试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解决办法。帝国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大,根本无法彻底解决。皇帝们急需入侵者的献纳,既包括金钱上的贡献,也包括荣誉上的歌颂。皇帝们将蛮族人尽可能地安置在他们所要求的土地上,或默许他们必需的地方。皇帝们大批雇用诸如汪达尔人出身的斯提里科、赫鲁利人(Heruli)出身的奥多亚塞之类的蛮族将领,招募大批的蛮族士兵,所有这一切一步一步地搅乱了西部各省的政治生活。最后,皇帝是否给予蛮族军队推选的傀儡恺撒或蛮族国王以祝福已非实质性问题了。但是,罗马帝国并不是被蛮族入侵毁灭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退缩了,并伴随着巨大的损失,既有领土的损失也有影响力的减退。然而476年之后,它仍维持着一个整体近千年,并在几个关键时刻成功地重申了它的权力。其他主张不过是西方的偏见。 [推克欧斯]
4世纪,在晚期罗马帝国的书写文字中出现了一种安色尔体字母,或称之为“寸高字母”。总体说来,这种字母比较小、比较圆,与帝国境内曾经存在过的字母相比更适合书写。这种书写体与传统的拉丁字母的书写体长期并存,而传统的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曾经是“方的”,后来发展为没有标点符号、单词间没有空格的“不规则的”大写字母。从安色尔体字母或半安色尔体字母阶段开始,拉丁书写体便开始了长期的发展进程,经过了加洛林时期的草体字母和哥特体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草体和斜体。 [卡德摩斯]
古文书学(Palaeography)是一门研究古代书体的学问,是历史学和档案学的重要辅助学科。它是判断一份文献出自何地、何时以及由何人所写的唯一手段。每一时期、每一地方以及每一抄写者都有其特性。 1 古希腊的、古斯拉夫的、阿拉伯的书体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历程,都是从早期的正规体发展到后来的草书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臣们用古怪的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变体撰写的文献,通常以难于释读而著称。
尽管印刷术以及后来打字机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对文献的译解,但古文书学永远不会成为多余的学问。许多信件和日记仍是手写的。1990年,一伙德国骗子几乎使世界相信他们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久已失传的日记。伪造者的古文书学技巧骗过了应聘前往鉴定其作品的杰出的英国教授。 2
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主要是因为对罗马法的编纂以及坚持不懈地重申对已经失去的帝国西部各省的统治权而被人记住。他的法律改革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成就,但是从整个帝国的立场来看,他在西方的当务之急则似乎是转移人们对更紧迫的问题的注意力。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斯拉夫人出现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波斯人出现在黎凡特的地中海沿岸。因为瘟疫和赛马场上蓝绿两党的斗争,君士坦丁堡丧失了大批人口。540年和562年,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先后围攻君士坦丁堡。因与一个名叫狄奥多拉的舞女结婚,查士丁尼早年曾引发一桩丑闻。狄奥多拉是一名绿党的塞浦路斯官员的女儿。据普罗柯比的《秘史》所载,狄奥多拉曾哀叹“上帝没有赋予她更多性器官,以同时给予更多人快乐”。但是,她展现出皇后的活泼和聪明,与查士丁尼是极好的一对。
查士丁尼对西方的再征服主要是利用大将贝利撒留来进行。533年,贝利撒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对非洲的远征,令人震惊地一举摧毁了汪达尔王国,这促使他对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发起进攻。他率领一支拥有7 500人的军队挺进号称拥有10万日耳曼战士的东哥特王国。535年,贝利撒留以执政官的身份占领了巴勒莫。536年12月9日,在疯癫主教的邀请下,贝利撒留进入罗马城。537—538年,他抵挡住了强大的围攻,奥勒良的城墙挡住了游牧部落。在关键时刻,防御者把从哈德良陵墓掠来的神像和皇帝的大理石雕像拉倒,以击溃敌人的先头部队。540年,贝利撒留占领了哥特人首都拉文纳。但是,战争持续了13年。罗马曾两次陷入耗时耗力的围攻。546年,东哥特国王托提拉占领罗马,造成的破坏比阿拉里克或盖萨里克造成的任何一次破坏都大。哥特人的军队突破城墙,焚烧城门,驱逐市民。最为不幸的是,他们捣毁了导水拱桥。“在40天的时间里,帝国城市为狼和猫头鹰所占据。” 8 之后,命运再次发生逆转。553年,年老的宫廷宦官纳尔西兹所进行的战役最后完成了贝利撒留开始的战争:意大利恢复为由拉文纳总督统治的帝国行省;东哥特人及其部落消失。554年,帝国拥护者进攻西班牙,将西哥特人驱逐到中部高原,在南方重新建立了罗马行省。
里吉恩港(Porta Rhegium)的一块碑铭记载了公元447年重建君士坦丁堡土墙一事:最近的一场地震严重毁坏了城市要塞的第三道防线,该防线是30年前由摄政阿提米斯(Artemius)修建的,现在亟须维修和重建。在多瑙河边境的匈人已成功地对博斯普鲁斯进行了一次攻击。结果,狄奥多西二世在位的最后一年,从金门到黄金海角,建起了非常有意义的多级防御体系。阿提莫西亚城墙的主体比周围的农村高出100英尺;主体的前方是一道巨大的、带有城垛的防御墙,配有一条阶梯步道;外环的空旷地带,又以带有城垛的第三条防线作为防护,这条防线外面就是宽阔的、砖砌的壕沟。整座城市配备有96个棱堡、一群较小的眺望塔、迷宫似的陷阱、障碍物、突击点和假通道。尽管城市的防御体系在其他较重要的地点经过了数次扩展和改建,但是,作为主体的狄奥多西城墙,即伟大的推克欧斯,则经受住了频繁的蛮族进攻,存在了1 000多年。 1
在基督教世界的早期历史中,没有一处比基督教帝国的这一伟大堡垒更耐人回味。与所有进攻者的渺小企图相比,它是无法攻取的坚固要塞。378年是西哥特人,441年是匈人,476年是东哥特人,他们都空手而归。540年是斯拉夫人,609—610年和617—626年以及781年是波斯人,625年是阿瓦尔人,这些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也都以失败告终。673—678年和717—718年的阿拉伯人、813年和913年的保加尔人、865年和904年的罗斯人、1087年的佩切涅格人、1203年的威尼斯人,都对君士坦丁堡进行围攻,但都没有取得成功。1204年4月,十字军从面海一边突破了君士坦丁堡的城防。但是,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为止,狄奥多西城墙一直完好无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仅意味着罗马帝国的结束,也是近代军事史开始的标志。火药极大地改写了城防技术。
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日落时分伫立于君士坦丁堡的金门城墙之上,一定是最为激动人心的经历之一。起初,在城市的这一边,狄奥多西一世建造的是三重结构的凯旋门,金门并没有被包括在417年修建的城墙结构当中。但它仍被作为帝国皇帝巡幸路线的起点。(现如今是伊斯坦布尔的入口,被称为Yedi Kuleh,即“七塔要塞”。)在防御者看来,野蛮人就像落日的余晖一样,总是来自西方。
从表面上看,查士丁尼恢复了此前帝国的大部分荣耀。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人的内海。然而,荣耀是表面的:“保持伟大是老朽的表现,甚至是有害的。” 9 特别是在意大利,查士丁尼发动的战争破坏之大、帝国总督压迫之深、帝国征税官吏剥削之重,使居民们很快就对这一复辟表示悔恨。罗马宗主教不满其教会自由受到干涉,不得不考虑与东方教会永久分离。更严重的是,在哥特人的破坏下,意大利已经没有了防御能力。因此,在此后伦巴第人的入侵浪潮中,意大利轻易就陷落了。除了孤立的拉文纳总督区之外,仅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部分地区仍保留在帝国手中。与此同时,其他各类敌人也扑面而来。5—7世纪,君士坦丁堡屡遭攻击。匈人、东哥特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将攻取君士坦丁堡作为最终目标。阿提拉率领的匈人在西去途中横扫了博斯普鲁斯,于441年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476年,狄奥多里克率领的东哥特人取得了哈德良堡战役的胜利后,也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
从君士坦丁堡的立场来看,斯拉夫人引发的骚动与凯尔特人、日耳曼人部落在罗马引发的骚动是一样的。尽管缺乏记载,551年斯拉夫人跨越多瑙河的情景一定与日耳曼人跨越莱茵河的情景是一样的,其影响也一定相似。帝国境内的伊利里亚、达尔马提亚、马其顿、色雷斯等省转变成一个庞大的“斯拉夫王国”。斯拉夫人占压倒性多数,说拉丁语的人仅有极少的遗留,如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罗马人(罗马尼亚人)或者多瑙河以南散落的“瓦拉几人”群落。他们后来构成了从前罗马帝国领土分离出去的三个公国的主要组成部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大保加利亚。他们乘坐原始的独木船一直深入到希腊各岛屿,540年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
从亚历山大继承者们的时代开始,波斯就见证了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复兴过程。在萨珊波斯王朝统治时期,萨珊波斯始终没有停止对罗马帝国东部边境的争夺。在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227—241年在位)和后来的两位库思老(khosrus或chosroes)——库思老一世(531—579年在位)和库思老二世(590—628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复兴,他们在安条克附近举行“大海的庆典”,声称占有地中海。609—610年和625—626年,波斯人两次兵临君士坦丁堡。阿瓦尔人被法兰克人沿多瑙河驱赶出来之后,开始谋求对博斯普鲁斯的控制。625年他们伙同波斯人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阿拉伯人像一场沙漠风暴般从东方涌出,673年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717年再次出现。 [推克欧斯]
希拉克略(575—641年)是“第一位拜占庭皇帝”称号的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他没有查士丁尼那种对西方的浓厚兴趣,而是赋予帝国以显著的东方色彩。他在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对付最强大的敌人,发现下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617年库思老二世率领波斯人进军赫勒斯滂(即今达达尼尔海峡)并要求君士坦丁堡投降。此时,波斯人已经占领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614年),并获取了“真十字架”;通过占领作为罗马时代遗产的埃及,切断了帝国的粮食供应。这是值得希罗多德关注的欧亚之间的冲突:
最伟大的神和大地的主宰库思老致希拉克略,他的卑贱的愚蠢的奴隶。你为何仍自称为国王?但是,只要你表示臣服,我将原谅你的缺点……不要徒劳地寄希望于基督来欺骗自己,因基督自己也救不了自己,最终让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使你深藏海底,我也会伸手将你擒住…… 10
就在这时,阿瓦尔人进入君士坦丁堡面向大陆的部分,并在城下伏击了皇帝,他们需要花钱收买。
不过,622年,希拉克略发动了一系列巧妙的被称为“第一次十字军”的战役。一支强大的基督徒军队进军耶路撒冷。不顾波斯——阿瓦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希拉克略率军突入波斯腹地,掳掠了达斯塔哥(Dastager,泰西封附近)的库思老的宫殿,作为628年和平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重新获得了“真十字架”。希拉克略因此在君士坦丁堡被称为“新斯奇比奥”(the new Scipio)。如果此时他死去的话,他将是继恺撒之后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
而事实上,因为穆斯林的冲击,希拉克略对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变得温和起来。7世纪30年代,伊斯兰军队出现时,他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638年,从波斯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耶路撒冷又陷入阿拉伯人之手。3年后,随着希拉克略的去世,帝国最富裕的行省埃及也处于陷落的边缘。拜占庭在与伊斯兰教国家800年的战争中,第一轮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拜占庭身份的主要轮廓呈现了出来。帝国的领土缩小到希腊的中心地带。希腊语成为文化的唯一载体。在失去了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教区之后,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失去了竞争对手,成为希腊教会无可争议的领袖。与阿拉伯人最初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其中有两次对君士坦丁堡的严重围困,每次都是被帝国强大的舰队和“希腊火”所粉碎。在各岛屿和行省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和后续行动更是不计其数。帝国的亚美尼亚于636年、塞浦路斯于643年、罗得岛于655年、迦太基于698年相继丢失。查士丁尼二世(约685—695年和705—711年在位)的萨拉森战争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混乱。在一次战役后,他命令卫队将没有逃跑的军队全部屠杀,以防止他们在下一次战役中逃跑。罗得岛陷落后,坍塌了的罗得岛巨型雕像的残片被作为废料卖给了犹太商人。这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破坏圣像是8世纪和9世纪早期遍及帝国的一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伊斯兰教纯洁价值观的认同。一方面,这是有关基督教信仰中圣像所处地位的纯宗教方面的争论。他们援引穆斯林为例,禁止所有的表象艺术,称他们的反对派为“偶像崇拜者”。726年,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一世颁布法令,将耶稣受难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替换成普通十字架。不久,又有法令要求将所有圣像尤其是圣母马利亚的像粉刷成白色。另一方面,这当中也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斗争。通过攻击偶像崇拜者的修道院和没收其相当可观的财产,作为圣像破坏主义者的皇帝加强了国家对教会的控制。这一运动同时也重申了君士坦丁堡对各行其是的各行省,尤其是对欧洲各行省的控制权。头号圣像破坏主义者是被称为“修士的锤子”的“科普罗尼穆斯”君士坦丁(740—775年在位) 。754年,他通过一个自行安排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该会议遭到罗马方面的强烈谴责。在某地,色雷斯的修士和修女被召集起来,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结婚,要么被流放到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在揭竿而起的叛乱中死里逃生后,致力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行动和公共事务。 [圣像]
关于圣像的战争远未结束。女皇帝伊林娜(797—802年在位)和狄奥斐卢斯(829—842年在位)的妻子狄奥多拉是两位激进的偶像崇拜者。狄奥多拉的儿子米海尔三世(842—867年在位)在许多令人震惊的行动中,最突出的是将“科普罗尼穆斯”君士坦丁的尸体挖掘出来焚烧。圣像破坏运动遭到禁止。宗教和平持续到867年米海尔被谋杀和马其顿王朝的建立。那时,大规模的破坏已经过去。圣像破坏应被视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与罗马教皇之间关系破裂和将拉丁教会逼向法兰克人怀抱的关键因素。
那时,保加尔人作为重要力量已兴起于巴尔干半岛。他们的早期首领库拉特(Kourat)已是希拉克略的同盟者;后来,保加尔人定居在多瑙河以南的黑海沿岸。717—718年,保加尔人帮助皇帝击退了阿拉伯人的围攻。他们征服了当地的7个斯拉夫人部落,却接受了被征服者的语言和习惯。9世纪,好战的克鲁姆(保加尔人的国王。——译者注)对皇帝和基督教宣战。正是他在811年杀了皇帝尼斯福鲁斯,并用皇帝的头骨做饮器来庆祝胜利。在他的压力下,拜占庭修建了新的罗马城墙——“伟大的屏障”。他的继任者鲍里斯尽管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洗礼,但仍在忠诚于希腊教会还是罗马教会之间犹豫不决。
9世纪确立的拜占庭文明,由于几个独有的特点而与现代西方国家和罗马帝国相区别。国家与教会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皇帝和牧首被视为世俗界和宗教界神圣权威的支柱。帝国捍卫着东正教会,教会则赞美着帝国。这种“国家权力至上的思想”是西方所无法匹敌的,因为在西方,世俗统治与教皇的权力从来没有合并过。 [排序法] 帝国宫廷是由一大批官僚运转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中心。希拉克略采用波斯的“巴西勒斯”作为头衔,其东方式的宫廷礼节显露了专制性质。“拜占庭”一词成了完全顺从、遮遮掩掩和阴谋的代名词。古罗马制度的一些外壳仍然存在,但已变得不重要了。元老院成了公职持有者的集会,成了严格的等级组织。国家的主要大臣有主教、首相、首席法官,再以宫廷总管领导下的宫廷官员和全体宦官作为补充。通过阉割宫廷官员,帝国巧妙地防止了宫廷内部权力世袭的可能性,在西方,宫廷内部权力世袭是常见的。军事防卫力量分为皇帝属下的由家臣指挥的外国雇佣兵组成的预备军、禁卫军,和由将军指挥的各“军区”部队。
宗教偶像是欧洲持久不衰的艺术类型。但是,宗教偶像从来没有被描述成艺术作品。它们是信仰的辅助物,是对超越现象的精神世界加以“理解的门户”,是“通往神界的大门”。对它们的评价取决于观察者的神学知识和感情接受能力。 1 虽然中世纪西欧在随后产生了自己的重要派别,但拜占庭帝国却长期保持着主要中心的地位。
对圣像崇拜者心境的要求用希腊语单词概括就是hesychia(警惕的平静)。它要求耐心、超然、谦卑和虔诚的专注。5世纪,一部论“美丽的爱”的拜占庭文集《费洛加利亚》( Philokalia )将这种心境比作猫捉老鼠时的呆滞状。
根据传说,圣路加是第一位圣像画家,其主题是圣母和圣子。(见插图14)与“全能的创造者基督”一起,圣母始终是首选的保留题材。她有三种标准姿态:抱着圣子相互对视的埃留斯式(eleus),将圣子抱起放在伸开的手臂上的奥狄基提亚式(odititria ),双臂举起圣子放在她的腹部的奥拉克塔式(orakta)。 2
在漫长的“圣像战争”期间,大马士革的圣约翰(675—749年)是最伟大的绘画雕刻鉴赏家或“圣像崇拜者”,即“圣像的奴隶”。他强调,圣像崇拜和具有更深远意义的借助圣像对上帝的崇拜之间是有区分的。他同样对有关圣像的神学理论做了三个层次的定义。基督化身为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圣像真正具有神性。
在东正教会的教堂里,圣像始终放在中心位置。会众与教职人士的礼拜场所用圣像间壁或“圣像屏风”分隔开来。传统上用四排圣像做间壁,分别代表最高等级的圣徒、教会的十二大节日、十二使徒、十二先知。在中央是由六块嵌板覆盖的双扇门,六块嵌板分别代表天使长加百列、圣母马利亚、《福音书》的四位作者。在希腊,它们被称为“美景门”,俄罗斯称之为“帝国门”。它们由上帝的审判、三位一体、基督受难三大圣像覆盖。在东正教宗教仪式上,圣像往往要在教堂中行进展示,供信徒亲吻。
圣像绘制在可移动的木板上。画家们使用鸡蛋调成的颜料,在白色或镀金的表面作画。程式化的姿态、手势和表情传达着一种必不可少的敬畏气氛。 3 忽视背景是这种画的一大特点。 [鞭笞]
东正教的圣像绘画经过了几个显而易见的发展时期。第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于圣像破坏者的论辩。这一时期的圣像极少有保留下来的。第二个时期结束于1204年拉丁人对拜占庭的征服。晚期拜占庭时期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民族画派成长阶段。在近现代俄罗斯东正教会被强加以莫斯科风格之前,诺夫哥罗德、白俄罗斯、普斯科夫都各自有绘制圣像的传统。此后,东正教的圣像绘制法显然与天主教艺术的发展相隔绝,但仍有一些相互影响发生。在克里特就曾出现了独特的“复合式的威尼托——拜占庭风格”。也有天主教与东正教圣像绘制方法相混合的情况,在乌克兰的东仪天主教会的艺术中就能见到。 4 [格雷科]
尽管发生了东西方教会大分裂,但东正教的圣像在西方仍受到高度重视。天主教欧洲的所有著名的“黑色圣母雕像”都来自拜占庭。 [圣母马利亚像] 另一特别的耶稣基督的黑色雕像,即皮卡地区的拉昂的“圣洁的脸”也是来自拜占庭。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都灵的裹尸布”“圣徒的脸”这样一些所谓的非人工所造之圣物。尽管圣像是画在松木板上,但上面所刻的不协调的斯拉夫铭文——OBRAS’GOSPODEN NAUBRUS’(裹尸布里的上帝)表明其来源地是塞尔维亚。它可能是曾展示于拜占庭的“神圣的裹尸衣”的复制品。所有这些事例是由拉昂的执事长、后来成为教皇乌尔班四世的雅克·德·托伊斯收集的,他是从位于意大利南部巴里的塞尔维亚修道院的“一些虔诚的人”那里获得的。根据幸存下来的1249年7月3日的一封书信,这一圣物不知从何处来到了拉昂大教堂。执事长将它作为礼物寄给他的妹妹西比尔,西比尔时任蒙特勒伊的西多会修女院的院长。 5
所有虔诚的东正教教徒都在家中供奉圣像。马克西姆·高尔基回忆1870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外祖父母家里的情景:
每当外祖母谈起上帝时,她的脸上就焕发出青春的光泽……我抓起她那沉甸甸的长发放在手中,绕在我的脖子上。“人是看不到上帝的,”她说,“即使上帝在他眼前,他也不会看到,因为他是瞎的。只有圣徒能完全地见到上帝。”看她揩去圣像上的尘土、擦干净十字褡是非常有趣的……她会敏捷地拿起圣像,微笑着深情地说:“多么可爱的面庞啊!”然后,她画一个十字,吻一下圣像。 6
641年9月,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讲道台上,君士坦斯二世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加冕称帝。古代罗马在跑马场为新皇帝登基欢呼喝彩的习俗被放弃了,在拜占庭帝国保留的仪式中,最重要的政治——宗教仪式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从此,传统的将项圈戴到脖子上的仪式被加冕仪式所取代。此时也广布施舍,分发钱币。辅帝由皇帝加冕,皇后由她们的丈夫加冕。典礼的传统肖像画表明,皇帝是由基督加冕的。
在拜占庭的生活中,政治典礼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加强排序观念,即“事物秩序”是永恒不变的、和谐的,呈现出等级的观念。精心设计的典礼场面非常注重象征性细节。列队行进和公众游行随时可以举行,尤其是在基督教的节日期间。对皇帝的欢呼伴随着《圣经》和政治标语的诵读、对诗和颂词的朗诵、高声的呼喊,这与皇帝出现时所要求的肃静形成了对照。皇帝的新娘露面、婚礼、葬礼都要用适当的管弦乐曲表现兴奋或哀悼。皇帝的召见是根据被召见者的地位精心安排的。皇帝的宝座与被召见者跪拜的确切距离事先都做了规定。被召见者只有达到一定的等级标准才能得到皇帝的亲驾迎接,迎接的地点和形式、进城的路线、进行祈祷感恩的教堂以及宴会的菜单都要按照标准做出安排。皇帝的出行,特别是起程出征,是以广布施舍、对真十字军旗顶礼膜拜以及海陆军的献祭为标志的。皇帝的凯旋式继承了罗马传统,包括军队、战俘、战利品的展示,马戏团和赛马场中的游戏和比赛,以及对战败者或篡位者象征性的践踏。毫无疑问,高级官员依据战功加官晋爵。
在所有场合,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服饰、官员的徽章、外貌和姿态上。所有的仪式都是从穿戴礼服开始,以脱去礼服结束。皇冠、珠宝、权杖以及象征死亡人数的“尘土袋”始终摆在显著而突出的地方。紫色是皇帝独享的服装颜色。在肖像画中,紫色是基督和圣母马利亚享有的服装颜色。拜占庭的肢体语言强调肖像画要像雕像一般平静。 1
在10世纪的一部手稿《拜占庭宫廷礼仪书》( De Ceremoniis aulae byzantinae )中,我们发现了最完整的拜占庭礼节纲要。 2 该书包括153卷,对600多年之久的拜占庭宫廷礼仪习俗和程式做了介绍。从舞会和演讲的规则到皇帝的头发长度等所有细节都有描述。皇帝的礼仪被君士坦丁堡牧首、行省长官、将军、主教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所效仿和采用。拜占庭宫廷礼仪为帝国以外的君主和教会的各种象征性活动提供了基础,例如,查理曼对拜占庭的模仿恰似西欧君主们对查理曼的模仿。 3 [卡尔]
但是,交流并不是单向的。将处于武力保护之下的皇帝抬高到至高无上地位的做法是从日耳曼人那里借鉴来的。361年,尤里安在巴黎首次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做法断断续续实行到8世纪。涂油礼似乎是由法兰克人首次采用,13世纪由十字军引入君士坦丁堡。 4 到那时,基督教化的帝王礼仪在欧洲已普遍推广开来。
无论如何,拜占庭首先是一个海上强国。其海军拥有300艘双排桨战船,船上装备有冲击锤和“希腊火”,能够从任何角度展开攻击。尽管655年与阿拉伯人在吕西亚的菲尼克斯附近海域展开激战,拜占庭的海上力量仍在爱琴海和黑海上占据优势地位。
拜占庭国家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一贯奉行家长式统治。商业贸易由国家机构控制,对进出口货物直接索取10%的税。国家条例支配着行会和工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工厂就像古代妇女的闺房,将全体雇工限定在固定的活动范围内。帝国的金币(1 nomisma=12milliaressia=144pholes )是东方的主要国际货币。正是由于在黑海上有着国家经营的渔业,所以君士坦丁堡的工匠能够定期吃到鱼子酱。
在希腊文化外衣的掩盖下,拜占庭庇护着种族差异极大的多民族社会。皇帝的新娘可能是可萨人、法兰克人、罗斯人,其居民则是巴尔干的希腊——斯拉夫人、后来的希腊人和亚洲各省的亚美尼亚人。除了乡村的农奴制田庄外,拜占庭社会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修养。政府为教会学校、国立大学、法律研究会和女子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宗教文学占统治地位。但是,10世纪的《狄吉尼斯·阿克里特》( Digenis Akritas )被称为“最辉煌的骑士文学作品”,从普罗柯比到安娜·波尔菲罗吉尼塔(Anna Porphyrogeneta,1083—1154年),拜占庭的历史学家被称为“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之间……最好的历史学派”。拜占庭的艺术和建筑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尽管有圣像破坏运动的抑制,或者正是因为这一运动,拜占庭的圣像对欧洲艺术具有持久的贡献。用正式的文化术语来讲,当西方大多数国家在黑暗的环境里挣扎的时候,拜占庭则处于文明的状态。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