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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描写晚期罗马帝国的近代人，大多有一种厄运迫在眉睫的感觉。虽然在每一个现代人看来，罗马帝国衰落和灭亡的事实都是清楚的，但是，当最终结果仍是谜团时，对长期历史做全景透视是不可能的。伏尔泰视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为“荒谬可笑的”，吉本则将其描述为“野蛮和宗教的胜利”。
当然，当代人不可能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持有相同的观点，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确实感到他们是历经艰难而幸存下来的。没有什么比晚期罗马帝国哲学家波伊提乌（约480—525年）的话更令人产生对时代的回味了，他在《哲学的慰藉》一书中写道：“不幸当中之最不幸是曾经拥有幸福。”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即使经历了帝国的衰落，也未必能预见其灭亡。对许多基督徒来说，罗马帝国末日的到来意味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但是，世界末日如此一再地延期，在人们的实际思考中已不起作用了。而且，尽管野蛮人的入侵是罗马帝国虚弱的最显著征兆，但是，野蛮人有无毁灭罗马帝国的意图却是令人怀疑的。相反，野蛮人是想分享罗马帝国利益的。410年，罗马帝国皇帝拒绝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定居于帝国境内，引发了西哥特人对罗马的大洗劫。从现代人的观点看，野蛮人所预期的真正奇迹是罗马帝国的千秋万代，以及前罗马世界与前野蛮世界的相互依赖。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所谓的“基督教世界”这个实体，奠定了欧洲文明的基础。
君士坦丁去世时，“已知世界”分成两个简单的部分，即一直存在着的罗马世界和野蛮世界。在边界线的一边是重新统一起来的罗马帝国，保持着稳定；边界线的另一边是大致处于部落制发展阶段的不安分的人群，他们耕种着森林里的空地或漫游于平原地带。于是，罗马人将这一划分用黑白两字来表示也就不难理解了。对罗马人来说，帝国是“文明的”，它服从于有组织的政府；野蛮人则是“不文明的”。尽管“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确实是存在的，就像被俘的不列颠部落首领卡拉克塔克斯在罗马游行时所表现的那样。但是，穿过罗马帝国走向未知世界却被视为一步一步由光明走向黑暗。
事实上，罗马世界和非罗马世界的区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如此界线分明。罗马军队通常是由蛮族将领统率作战的，而蛮族将领则利用蛮族辅助军帮助驱逐帝国的敌人。靠近罗马帝国边界的国家受罗马人的影响已有数世纪之久。罗马的商人和手工业品远远超出帝国的边境线。在整个德意志和东欧都有罗马硬币出土。在汉诺威附近的希尔德斯海姆、波美拉尼亚的卢布索、挪威的特隆赫姆、立陶宛的克莱佩达，甚至在阿富汗，窖坑和坟墓里出土了大量罗马时代的金、银、铜制品。远到南印度都有重要的罗马贸易场所在运转。 1
想要精确了解罗马帝国衰落的节奏同样是困难的。在君士坦丁之后开始成为历史发展主流的三大历史进程已经开始，其中的每一项进程都持续了数个世纪：一是蛮族由亚洲向欧洲不屈不挠地西进，二是罗马世界东西两部分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三是基督教向异教人群的稳步扩展。这三大历史进程主宰了后来被称为“黑暗时代”的那个时期。第四大历史进程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冲出阿拉伯半岛，迅速确立起南部和东部的边界，并与其他地区相互影响。
现代读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欧洲历史学家所怀抱的传统的罗马中心论和基督教观念。在对待“黑暗时代”的方式上，这些历史学家极其鲜明地反映了他们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宗教信念。当然，人们没有理由不站在波伊提乌或图尔的格雷戈里可能采取的立场上去接受他们那令人沮丧的判断。果真如此的话，厄运日益迫近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剧。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一种观点被接受，其他的观点就应该被一概排除在外。如果资料比较丰富的话，人们也会正确地理解进步中的野蛮人的体验、异教徒的体验或者穆斯林战士的体验。所以，流行的观点或许是令人振奋、令人期待和充满希望的。根据马赛的萨尔维安的观点，许多有着良好出身又受过良好教育的罗马人在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中间寻求庇护，“在蛮族中寻找罗马人的人性，因为他们已不再支持罗马人关于蛮族不仁道的观念了”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