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再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约1450—1670

文艺复兴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在人们看来，把现代欧洲文明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其他非欧洲文明（如伊斯兰教）区别开来的思维方式，没有清晰的起点和终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一小部分知识精英所独享的，不得不与各种新旧思潮竞争。传统上认为开始于大约1450年的所谓“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只能算是少数人的兴趣所在。到目前为止，在欧洲社会的大部分和欧洲版图的广大地区，它都未产生任何影响。不知何故，它最终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但又脱离了日常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它不典型，不具有代表性，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像桑德罗·波提切利的精彩作品一样，无论是精致的《春》（1478年）还是优雅的《维纳斯的诞生》（约1485年），画作主角的双脚都没有触及地面，而是飘浮在其产生的世界表面，是一种脱离实体的抽象，一种新的精神。

面对这个问题，那个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抛弃了他们早期的关注点。对这些少数人的兴趣大书特书已不再流行。人文主义思想、宗教改革神学、科学发现和海外探索已不得不让位于对物质条件、中世纪连续性以及与高雅文化相对的大众信仰（和怀疑）的研究。专业人士现在喜欢把巫术、流浪、疾病或对殖民地人口的屠杀置于聚光灯之下。这可能是非常合适的矫正药，但是它忘记达·芬奇或路德，如同它曾经忽视诺查丹玛斯或弗留利的磨坊主 一样奇怪。想知道为什么17世纪中期的欧洲与15世纪的欧洲截然不同的人，都无法绕开传统学科。

即使这样，也需要提醒不细心的读者。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世界也是占卜、占星术、奇迹、魔法、巫术、民间疗法、幽灵、预兆和精灵的世界。魔法继续与宗教和科学竞争，并且相互影响。事实上，通过长时间与新思想的融合，魔法在普通人中的支配地位长达两个多世纪。 ¹ “现代早期”一词的一种含义是它可能根本不那么现代。尽管播下了新鲜的种子，但与继它之后的启蒙运动相比，它可能与之前的中世纪精神有更多的共同点。

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给文艺复兴下定义。最容易的回答是说它不是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抱怨道：“自从文艺复兴一词在大约600年前被首创以来，人们对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一直意见不一。” ² 例如，文艺复兴不仅仅指在古典艺术和学问方面的兴趣迅速增长，因为自12世纪以来，这种复兴的步伐一直在加快。它既没有完全拒绝中世纪的价值观，也没有突然回归希腊和罗马的世界观。它根本不涉及有意识地放弃基督教信仰。复兴或者“重生”一词是对希腊神学术语、用于“精神的重生”或者“从死亡中复活”意义的“重生”的拉丁文仿造词。文艺复兴的本质不在于古典文化突然被重新发现，而在于用古典模式对构成传统的鉴赏力和智慧基础的权威进行检验。如果不考虑中世纪教会这个先前所有权威的源泉已经失势到声名狼藉的程度，这就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在这方面，文艺复兴是导致宗教改革的同一场运动的组成部分。从长远来看，它是从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的演变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它是粉碎了中世纪文明模型的精神力量，开启了长期的蜕变过程，并使“现代欧洲”逐渐诞生。 ［芭蕾舞］

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没有被抛弃。但教会的权力逐渐被限定在宗教领域：宗教的影响越来越局限于个人意识的范围之内。因此，神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推测，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以及君主的政策，摆脱了拥有垄断权力和极权意图的教会的控制。文艺复兴的主要特点被定义为“思想的独立”。它的理想是，一个人通过掌握所有的艺术和思想分支，而不需要依靠外部权威来形成知识、品位和信仰。这样的人是“完美的人”。 ³

这种新思想的主要成果在于，人类越来越相信，人类有能力主宰他所生存的世界。文艺复兴时期的卓越人物都充满自信。他们认为，天赋的灵感能够而且应该用来揭示上帝的宇宙的秘密，由此类推，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也能够得到控制和改善。中世纪对宗教和神秘主义的笃信正是由于相反的信念而加强——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的无助的马前卒，被难以理解的环境和自身的本性压倒。这种中世纪思想在这里有了决定性的突破。中世纪的态度由关于人的无知、无能、无力——简而言之就是普遍的罪的概念——支配。文艺复兴的态度恰恰相反，它由人的潜力的不断觉醒而产生的自由和新生的信念孕育产生。思索、创新、实验和探索一定能带来成功。理性的历史学家从新思想和新形式的角度去审视文艺复兴，心理学家可能更多地看到要克服长期阻碍新思想发展的恐惧和习性。

文艺复兴时期没有简单的时间框架。文学史家在14世纪的诗歌和关注人的情感的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中寻找它的起源（见第6章）。艺术史学家求助于画家乔托和马萨乔（1401—1428年）、建筑学家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年）——他为了给佛罗伦萨大教堂建造一个更大胆的穹顶而测量了罗马万神殿的穹顶——或者求助于雕刻家吉尔贝蒂（1378—1455年）和多那太罗（约1386—1466年）。政治史学家求助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他首先阐释了为权力而追逐权力的政治技巧。这些先驱者都是佛罗伦萨人。作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个家园，佛罗伦萨能当之无愧地宣称自己是“现代欧洲之母”。 ［鞭笞］

在这些无可比拟的多才多艺的佛罗伦萨人中间，没有人能超过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年）。这位画家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画可能是《焦孔达》（即《蒙娜丽莎》，1506年），他看上去拥有无限的天分去满足他无限的好奇心。他的笔记本从解剖图到直升机、潜艇、机枪的设计，无所不包。甚至在更早的时期，这样的机械发明在德国就曾风行一时。 ⁴ 他的声望被神秘的失踪作品环绕，也被名声在外的巫术环绕。据说，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他在佛罗伦萨的街市上买回装在笼子里的鸟，为的是把它们放生。对于艺术和自然的秘密，他做了同样的事。他在法国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为弗朗索瓦一世服务。他在卢瓦尔河靠近昂布瓦斯的克鲁城堡去世，它被称为“比意大利本身更为意大利化”的世界的一部分。 ⁵ ［列奥那多］

文艺复兴从来没有被限定在意大利或者意大利的风格之内，它的影响持续地波及全部拉丁基督教世界。现代学者有时忽视了这一事实。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巴塞尔，1860年）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后来人没能意识到更广泛的层面。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思想骚动在北欧的早些时代就能看到，尤其是在勃艮第和德意志的城市。在法国，除了引进意大利的风尚外，它还展现出许多民族的特色。它的影响也并没有局限于意大利的近邻。例如，它对匈牙利和波兰的影响深于对西班牙的影响，并且在触及东正教世界的领地之前，它没有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奥斯曼帝国吞并的国家里，文艺复兴的痕迹是轻微的；在莫斯科公国，它被限定在少数的艺术模仿方面。事实上，文艺复兴为拉丁西方带来了新生，但却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文艺复兴的原因既深刻又广泛。它们可能与城市的发展和中世纪后期的贸易有关，与富有而强大的资本主义扶植者的兴起有关，与影响经济和艺术生活的技术进步有关。但是，精神发展的源泉必须首先在精神领域中寻找。在这里，教会的堕落和对教会传统教义的失望成为主要因素。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根源都在思想领域，这并非偶然。

15世纪的新知识具有三个新颖的特点：第一个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古典作家的影响，尤其是像西塞罗和荷马这样没有吸引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人的影响；第二个是将古希腊语作为拉丁语必不可少的伙伴的影响；第三个是基于原始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的批判性研究的《圣经》知识的增长。最后一项活动在世俗的文艺复兴和特别强调《圣经》权威的宗教改革之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纽带。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对古典文本的学术批评迅速升温。在这里，领导地位再次被授予了彼特拉克。薄伽丘、瓜里诺、费立尔弗、布鲁尼、奥里斯帕和那个不懈的收藏家兼教皇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都极力仿效他。波焦的对手洛伦佐·瓦拉（约1406—1457年）发表了《论拉丁语的优雅》，确立了西塞罗式拉丁文的权威，另外还揭露了“君士坦丁赠礼”的历史虚假性。希腊传统由拜占庭时期佛罗伦萨的希腊文教授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与诗人和《荷马史诗》的翻译者安杰洛·波利齐亚诺提倡，1453年后随着希腊难民浪潮和他们的手稿的出现而得到促进。有影响地位的后代学者，在意大利有研究希伯来神秘哲学的古希腊文化研究者和东方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年）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在法国有雅克·勒菲弗（1455—1537年）和纪尧姆·比代（1467—1540年）；在德国有希伯来语言学家约翰·罗伊希林（1455—1522年）、云游骑士乌尔里希·冯·胡滕（1488—1523年）和菲利普·梅兰希通（1497—1560年）。菲奇诺对亚历山大的赫米斯·特里斯密吉斯托斯著作的翻译对科学的未来尤为重要。当这场运动顺利进行的时候，印刷机获得了它的入场券。 ［喀巴拉］［印刷业］

这样的活跃人文主义圈子在所有重要地区扩散，从牛津到萨拉曼卡，从克拉科夫到利沃夫。他们的扶植者从枢机主教蒲福到枢机主教奥莱希尼茨基，通常是显赫的教士。所有人，在他们对古代作家的研究方面，都是对他们一个地位较低的教友安科纳的西里亚克“内心的呼声”的回应：“我要唤醒死者。”所有人都对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人物——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表示敬意。

格哈德·格哈茨（约1466—1536年）是来自鹿特丹的荷兰人，他更为众人所知的是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笔名“德西德里乌斯”和“伊拉斯谟”，他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最主要的实践者。伊拉斯谟是德文特的学者、乌得勒支的唱诗班牧师、康布雷主教的秘书、伦敦和剑桥大学的常客，以及巴塞尔的长期居民。他“使自己成为神学院科学研究的中心……古典知识的博学和文学品位的试金石” ⁶ 。他是印刷时代早期最流行的作家之一——他的《愚人颂》（1511年）在他生前出版了43个版本——在把新人文主义同天主教传统结合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人的贡献都多。他的《基督教士兵手册》（1503年）是另一部成功的作品。和他的密友托马斯·莫尔一样，他既是一个保罗派，也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希腊文《新约全书》（1516年）的出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的前言中包括以下著名的话：

我希望每一位妇女都能阅读福音书和圣保罗的使徒书。但愿这些书能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不仅被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理解，而且被土耳其人和萨拉森人理解。但愿农夫在耕地时能够吟唱《圣经》的片段，织布工可以和着梭声哼唱《圣经》的词句…… ⁷

最具有吸引力的，也许是他多彩的自相矛盾的性格。他是一名具有强烈反教权主义倾向的牧师，一名极其厌恶卖弄学问的学者，一名伤害君主感情的王室和帝国养老金的领取者，一名没有参加任何宗教改革活动的真正反对教会弊端的异议者，一名热情的人文主义者和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书被列入教会的禁书目录中长达多个世纪，但是在英国、瑞士和荷兰自由地印刷。他既炫耀适度的文雅精神，也卖弄粗浅的机智。“什么灾难会降临，”他问罗马的尤里乌二世，“如果至高无上的教皇、基督的代理人，试图效仿贫穷而辛苦的生活？”答案是“成千上万的抄写员、马屁精、骡夫……和皮条客”将成为失业者。 ⁸ 关于宗教法庭的暴行，他写道：“基督也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傻瓜，为的是帮助人类的傻瓜。” ⁹

伊拉斯谟极大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语言。他的带注释的《格言集》（1508年）是世界上第一本畅销书，为大众的生活圈子带来了3 000多句经典谚语和短语：

（to pour）oil on the fire 火上加油

（to send）owls to Athens 多此一举

to cut the throat of corpses 卡死人脖子

you are flogging a dead（horse）打死马

（to put）an ass to the lyre 对牛弹琴

to plough the seashore 在海边耕地

to belch before the deaf 在聋人面前打嗝

to milk a billy goat 对公山羊挤奶

wise as far as the beard 有胡子一样多的智慧 ¹⁰

人文主义是以新知作为其先驱者和催化剂的更加广泛的理性运动的一个标签。它以从中世纪神学（或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向从人的角度出发观察世界（或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世界观的基本转变为标志。皮科的专著《论人的尊严》可以看作它的宣言书。最后，它渗透到科学和艺术的所有分支。它的产生与人性的概念有关，与重新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和价值有关。它的产生与历史学的诞生有关，历史学是对变化过程的研究，并且由此产生了进步的观念；它与科学思潮的萌芽有关，即除非能对它进行实验和论证，不能把任何观念当成真理的原则。在宗教思想方面，它是强调个人道德感的新教的先决条件。在艺术方面，它与对人体和人的相貌的独特性新产生的兴趣相伴。在政治方面，它强调反对基督教共同体的主权国家思想，并且从此开始强调现代民族观念。主权民族国家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集体主义对应物。 ［国家］

在对异端的古代传统的珍视方面和对必要的才能的重视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实践活动主导的方式和假设相抵触。不管它的意图如何，传统主义者认为它是宗教的破坏力量，应该受到限制。500年以后，当基督教世界的瓦解更深入地进行时，许多基督教神学家把它看成所有退化的根源。据一位天主教哲学家说：

文艺复兴和中世纪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增加的不同，而在于减少的不同。文艺复兴……不是中世纪加上人，而是中世纪减去神。

一位美国新教徒更不宽容：“文艺复兴是那种反基督教观念的真正摇篮：独立自主的个人。”俄国的一位东正教徒是所有人中最不妥协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肯定人的独立性，肯定人在文化创新、科学和艺术领域的自由。此中包含着真理，因为最基本的是人的创造力应该跨越中世纪基督教加在它的道路上的障碍和限制。然而，不幸的是，文艺复兴也开始维护人的傲慢，并且开始在他和基督教的永恒真理之间制造裂痕……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现代历史悲剧的源泉……神成为人的敌人，人也成为神的敌人。 ¹¹

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近代有许多并不掩饰他们对基督教的蔑视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还有处在他们中间的无神论者——把文艺复兴赞誉为欧洲解放的开端。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更恐惧的了。很少有人看到他们的人文主义和他们的宗教之间有任何矛盾，大多数现代基督徒也同意这一观点。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发展，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到达尔文主义的科学，都被激进主义者认为是与宗教相对立的，然而基督教世界已经适应并且包容了它们。留给人文主义自身的是，它将能一直在无神论中找到它的逻辑终点。但是，主流的欧洲文明并没有沿着那条极端的道路前进。随着接踵而来的冲突，在信仰与理性、传统与创新、常规与信念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不断变化的综合现象。尽管世俗题材日益突出，但绝大多数欧洲艺术仍热衷于宗教主题，并且所有杰出的大师都是教徒。十分恰当的是，在漫长生命的尽头，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1475—1564年）——佛罗伦萨《大卫》（1504年）的雕刻者、西斯廷教堂的画家、圣彼得大教堂穹顶的建筑师——转向祈祷诗寻求安慰：

我生命的旅程已经开始，/乘着脆弱的船穿过暴风雨的海洋，/到达共同的港口，一个人在那里呼喊，/给出我们所有的罪恶和虔诚行为的解释。/从那里，美好的梦想，/它使艺术成为我的偶像和君主，/我现在知道它是一船的错误，/并且看到了每一个人由于他所受的伤害而发出的渴望。/那些爱的思想，曾经是轻松和快乐的，/如果现在双重死亡困扰我，它们会是什么？/我知道一个确切答案，而另一个却令我困扰。/绘画和雕刻都不能带来真正的平静；/我的灵魂转向热爱神灵。/他，拥抱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十字架。 ¹²

在文艺复兴的思想方面，教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人文主义者知道，创造一个新人必须从儿童和学生时代开始。教育论文和实践活动数量激增——从费尔特雷的维多里诺到伊拉斯谟的《王公的教诲》。他们的理想是，在坚持基督教教育基本原则的同时，发挥青年大脑和身体的天赋。为了这个目标，体操同希腊文和拉丁文一起被教授。人们把维多里诺在曼图亚的学院看成第一所新型学校。后来的例子包括在伦敦重建的圣保罗学校（1512年）。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以世俗合唱音乐和弥撒的复调配曲同时出现为标志。杰出的大师若斯坎·德普雷（约1445—1521年）和克莱门特·雅内坎（约1485—1558年）的作品在意大利和法国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他们用声音描绘出风景的全貌。像雅内坎的《鸟》（ Les Oiseaux ）、《巴黎的呼声》（ Les Cris de Paris ）或者《马里尼亚诺战役》（ La Bataille de Marignan ）这样的作品充满了快乐和活力。小曲艺术被广泛传播，由古琵琶国际学派不断完善。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教科书倾向于把这门学科整齐地划分为三个时期。15世纪早期文艺复兴的“创新”由16世纪中期文艺复兴盛期的“达到和谐”所接续，并在此后由模仿性的风格主义所接续。伟大的创新人物包括透视法的征服者保罗·乌切洛（1397—1475年）、现实主义情节的大师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431—1506年）以及风景画和人体形态的天才融合者桑德罗·波提切利（1446—1510年）。公认的三位杰出的大师是达·芬奇、拉斐尔（1483—1520年）和非凡的米开朗琪罗。当然，模仿者也有很多。但模仿是一种谄媚的形式：对人的相貌和身体的处理以及对场景和光线的处理都被改变了。拉斐尔的圣母像在精神上与中世纪的圣像截然不同。

然而，过分简洁的分期必定会遭到驳斥。一方面，创新仍在继续。在形式和颜色的运用方面，没有比柯勒乔（约1489—1534年）、威尼斯人提香（约1489—1576年）、丁托列托（1518—1594年）或者克里特人格列柯（约1541—1614年）——他经过威尼斯到托莱多——大胆奔放的油画更具有创新意义的东西了。另一方面，北欧的艺术最初在勃艮第流行，强劲并且独立地发展。围绕着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年）、纽伦堡的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年）、雷根斯堡的风景画家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1480—1538年）和奥格斯堡的肖像画家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年）而形成的德意志画派，与南方有联系，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派生的画派。最后，人们必须认识到，有实力和底蕴的艺术家往往与持续的中世纪传统有更紧密的联系。这包括杰出的祭坛雕刻师法伊特·施托斯或者威特·斯陶茨（约1447—1533年）——他在德国和波兰工作，有神秘色彩的大师格吕内瓦尔德（约1460—1528年），富有想象力的荷兰人博斯（1450—1516年）——带有对地狱的幻想，还有弗拉芒的“农民流派”画家老勃鲁盖尔（1525—1569年）。

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特点通常是与哥特式风格格格不入。佛罗伦萨的“古典风格”有很多倾慕者，这种风格最早的典范是帕齐礼拜堂（1430年）。安德烈亚·帕拉第奥（1518—1580年）的古典别墅使欧洲的贵族着迷。他精美的有插图的《建筑四书》（1570年）出版于威尼斯，被所有有名望的图书馆收藏。当火药使城堡成为过时的事物时，建筑资金被用于建造宏伟的宫殿，特别是卢瓦尔的贵族住宅，也被用于建造市民住宅区的市政纪念性建筑，以及德国和荷兰带拱廊的广场，还被用于从阿姆斯特丹到奥格斯堡、莱比锡以及扎莫希奇的意大利风格的市政厅。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地方语言的发展为特征，它以各种方式见证了世界的复兴。人文主义者探索性的著作在16世纪让位于成熟的民族文学。事实上，方言中保存的通俗文学传统成为对现代民族特性的关键性贡献之一。这种传统在法国由七星诗社的诗歌发扬，在葡萄牙由路易斯·卡蒙斯（1524—1580年）发扬，在西班牙由塞万提斯发扬，在荷兰由安娜·拜恩斯（约1494—1575年）和冯德尔（生于1587年）建立，在波兰由扬·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年）建立，在英国由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和戏剧家斯宾塞、马洛和莎士比亚发扬。在意大利——那里的传统更加悠久和强大，它由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和塔索（1544—1595年）巩固。 ［个人主义］

并非所有的欧洲语言社区都产生了严肃文学。那些落在后面的地区，尤其在德意志、俄国和巴尔干地区，仍旧专注于宗教追求。除了路德的著作和塞巴斯蒂安·勃兰特（1457—1527年）的《愚人船》（1494年），西里西亚人安德烈亚斯·格里菲乌斯（1616—1669年）和马丁·奥皮茨（1597—1639年）——波兰国王的史官——的诗歌，以及冯·格里美尔斯豪森（约1625—1676年）的流浪传奇式的小说《痴儿西木传》，加之宗教小册子和像《浮士德博士》（1657年）一样的流行的民间珍本之外，再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德意志出版物了。在中欧，重要的文学流派仍旧用拉丁文写作。新拉丁诗歌的代表者包括德意志的康拉德（别名“塞尔提斯”，1459—150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位桂冠诗人；匈牙利人雅努斯·潘诺尼乌斯（1434—1472年）；意大利人弗拉卡斯托罗（1483—1553年）和阿尔恰蒂（1492—1550年）；波勒斯·丹提斯库斯（1485—1548年）和亚尼斯库斯（1516—1543年）。

很明显，文艺复兴与早期的教会改革运动有某些相同之处。人文主义者和自命的改革家们厌烦僵化的教会观点，并且都遭到了来自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集团的怀疑。而且，通过提倡对《新约》的批判性研究，两者都引导年轻的一代找回失去的早期基督教的美德，当然还有相当一些人思慕逝去的古典时期。根据这种联系，而不是最恰当的比喻，过去有人说，“伊拉斯谟生下蛋，然后路德孵化它”。

宗教改革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宗教改革仅仅视为文艺复兴的扩展。与人文主义不同，宗教改革借助中世纪最深刻的虔敬主义传统，以及对学者和大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宗教复兴潮流。它的发动者是一群竭力维持大公教会完整性的人。最初他们加强这一运动，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统一的宗教。后来，其中的一支开始脱离这一运动。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的宽容精神毫不相干。因此，绝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同出一源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后来成为发展方向迥异的潮流。类似的分裂也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内部：最初是广泛的宗教复兴，但是后来却渐渐分裂为两股互相分离且彼此敌视的运动——后人称为天主教改革和新教改革。

15世纪末开始显现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神职人员的堕落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厌恶。尽管名义上规定每10年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然而，从15世纪30年代起，大公会议就一直没有召开过。从圣文森特（卒于约1455年）和锡耶纳的圣贝尔纳迪诺（卒于1450年）到波兰的圣卡西米尔（1458—1484年）等一长串圣徒的封圣，都不能对教会整体极端缺乏圣洁的景况有丝毫改变。全欧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职人员——买卖圣职的主教、任人唯亲的教皇、私生活极不检点的牧师、闲懒的修士——最致命的是教会充满世俗的财富。

这时，在佛罗伦萨也出现了改革的先驱者。狂热的托钵修士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1452—1498年）关于地狱之火的恐怖说教，引发了15世纪90年代的起义。这次起义暂时驱逐了美第奇家族，但结局却是这个修士被烧死。在西班牙，在枢机主教西斯内罗斯的带领之下，宗教纪律同生机勃勃的学术活动结合在一起。1498年，在阿尔卡拉大学新成立的神学院中，《多语圣经》（1510—1520年）得以诞生。在意大利，在枢机主教齐安彼得·卡拉法（1476—1559年）——后来的教皇保罗四世、圣爱会（1511年）创建者之一——的领导之下，一批在罗马有重大影响力的教会人士致力于热切的敬虔操练，他们建立慈善团体，从中产生了新的天主教会友组织——其中既不包括隐修院修士，也不包括托钵修士，如戴蒂尼会（1523年）、巴拿巴会（1528年）、耶稣会（1540年）和奥拉托利会（1575年）。

宗教复兴运动的兴盛是与教会声誉的最低点——在教皇罗德里吉·鲍尔吉亚（即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和朱利安诺·德拉·罗韦雷（即尤里乌二世，1503—1513年在位）时期达到顶点——联系在一起的。亚历山大的热情在于金子、女人和为其私生子谋权位。尤里乌“天生即热爱战争和征服”：他作为全副武装而参战的教皇、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者、教皇国的重建者而被人们纪念。1509年，为了偿还战争费用和修建圣彼得教堂，他到德意志兜售赎罪券——一种为减轻人们在炼狱中所受刑罚的通行证。这时，正值一个来自萨克森维滕贝格堡的奥古斯丁隐修院的修士来到了罗马。马丁·路德对所见所闻极为震惊。“即使堕落者，”兰克写道，“也可以达到圆满。” ¹³

10年之内，马丁·路德（1483—1546年）成为第一次新教起义的领袖。路德维滕贝格神学教授资格的讲演显示出他“因信称义”的教义已经孕育良久。路德是一个与自己内心的信念激烈斗争的人，对当时温和的人文主义没有多少耐心。他脾气暴躁，极度粗鲁。他的话常常不能重复。对他而言，罗马即是所多玛的所在地和《圣经·启示录》中的怪兽。

路德的愤怒由于兜售赎罪券的托钵修士约翰·台彻尔在德意志出现而火上浇油。萨克森选帝侯不愿看到民众把大量金钱送入教皇的口袋，于是禁止台彻尔在他的领地上兜售赎罪券。通过驳斥台彻尔的神学信条，路德支持了选帝侯的政策。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前夕，路德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维滕贝格教堂的门口钉上了《95条论纲》，或称《反对赎罪券的论争》。传统上认为他是这么做的。

这个著名的挑衅行为带来了一连串后果。首先，路德卷入了一系列公共论争之中，其中最著名的是在莱比锡与冯·埃克博士的辩论（1520年6月）——这导致他后来被逐出教会。在准备过程中，他写下了路德主义的著名论纲——《解答》《基督徒的自由》《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他公开烧毁了教皇把他赶出教会的教谕《主啊，求你兴起》。其次，德意志的权贵因支持和反对惩罚路德而分为两派。1521年，沃尔姆斯帝国会议召开之前，在采取了保证措施的情况下，查理五世皇帝传唤路德。如同胡斯在康斯坦茨，路德坚定地为自己辩护：

我被我所引证的经文征服，我的良心依从上帝的话语。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话，因为违背良心的行为既不安全，也不诚实……［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之后，他被萨克森选帝侯的手下劫走，并被藏匿于瓦尔特堡城堡之内。帝国会议制定的对路德的禁令根本无法实行。宗教抗议变成了政治暴动。

1522—1525年，德国由于两场骚乱的爆发而产生震荡：特里尔的帝国骑士的斗争（1522—1523年）以及始于巴伐利亚瓦尔茨胡特的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暴力的社会混乱（1524—1525年）。路德违抗教会或许是政治权力分离的一个因素。但是，他对克里斯多夫·沙佩尔和梅明根的塞巴斯蒂安·洛策尔在士瓦本制定的农民《十二条款》毫无同情心。新的叛乱在图林根发生时，路德发表《反对这些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坚决维护社会秩序，拥护王公的权利。农民起义被镇压在一片血泊之中。

路德教派叛乱在稍后的三次帝国会议中形成。皇帝的政敌们趁他被与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困扰之时巩固了他们的地位。1526年，在施派尔帝国会议的休会声明中，他们设法插入了一项王公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该条款预示了后来那句著名的口号：“谁统治，谁决定信仰。”1529年，在第二次施派尔帝国会议上，他们不满于声明的撤销，正式提出抗议，也因此得名“抗罗宗”。1530年，在奥格斯堡，他们发表了深思熟虑之后的信仰声明——由梅兰希通起草的《奥格斯堡信纲》是抗罗宗的信条。之后，强硬派皇帝把1531年4月定为他们投降的最后期限。作为回应，新教的王公们组成施马尔卡尔登军事联盟。至此，天主教阵营和新教阵营正式形成。 ［歌曲］

与此同时，路德派抗议运动被一系列相关事件推动着，它们拓宽了新教主义的范畴。1522年，瑞士的乌尔里希·茨温利（1484—1531年）挑战天主教会的教义，同时也抨击天主教的组织形式。他是希腊主义者伊拉斯谟的朋友、苏黎世的“人民牧师”。与路德一样，起初他谴责赎罪券，赞同路德因信称义的观点，同时拒绝承认主教的权威。他教导说，圣餐只是一种简单的象征性仪式。他打着新教的旗帜，发动了反对天主教森林五州的战争，这导致瑞士联邦的分裂。1531年，茨温利在卡珀尔被杀。他开创了新教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方向，使得地方教会和组织争取到了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 ［整体论］

16世纪20年代，激进的传教士和教派在德国激增。曾经与路德发生过争论的安德烈·卡尔施塔特（1480—1541年）到了巴塞尔。“茨维考的先知”——施托黑、施蒂布纳和托梅——是旧式的千禧年论者。神秘主义者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年）身兼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双重特征，模仿捷克的塔波尔派组建他的团队。流浪许久之后，他因曾经在农民战争期间做过劫富者的领袖而在图林根被捕，在缪尔豪森被处决。在沮丧的茨温利主义者中涌现出一些再洗礼派信徒。他们拒绝一切已有的权威，宣称以前所有的洗礼都无效。他们还试图建立一个以福音原则为基础的理想的基督教共和国，戒除誓言、财产和一切暴力（仅仅在理论上）。1534—1535年，在两个荷兰人——哈勒姆的扬·马泰斯和莱顿的扬·白克兹的领导下，他们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建立了“被拣选者王国”，后来被残酷镇压。装载他们领袖遗体的牢笼，至今仍悬挂在圣兰伯特教堂的塔尖上。再洗礼派是基督教最激进的基要派信徒，不仅受到天主教的镇压，也受到新教的迫害。他们在弗瑞斯兰德和门诺·西蒙斯（1496—1561年）领导下，重组为门诺派，它撒下了浸信会教徒、唯一神教徒和贵格会教徒的种子。另一方面，基督唯灵论派信徒得到了巴伐利亚迪肯派、士瓦本弗兰克派和西里西亚施文克斐尔德派的支持。

1529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颁布命令，宣布英国教会同罗马分离。这一行动的初始动机是亨利无男性后嗣，而教皇又不准他离婚。先前，亨利曾因谴责路德而获得“信仰保护者”之誉。他缺乏宗教感情，但他通过打击教会特权和没收教会财产，取得了议会的大力支持和巨大的物质利益。《首岁教捐法案》（1532年）削减了对罗马的财政支持。《上诉法案》（1533年）削弱了罗马对英国的司法权。《至尊法案》（1534年）则完全废止了教皇的权威，使英国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领袖。由于拒绝承认这一权威，托马斯·莫尔和枢机主教约翰·费舍尔等人以叛国罪被处死。《十条信纲》（1536年）和《六条信纲》（1539年）宣扬罗马弥撒和传统信条神圣不可侵犯。教会和国家的联合——后来被称为国家全能论——使得安立甘宗在实际上更接近东正教，而非天主教。 ［乌托邦］

1541年，在宗教改革的第二阶段，让·加尔文（1509—1564年）被说服掌管日内瓦的教会。加尔文是一个逃亡的法国人，比路德更为激进。他建立了新教更具影响力的一个分支。他受过勒菲弗·戴塔普尔的影响，做过天主教的律师，还曾经受到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的保护。在听过索邦大学校长尼古拉·克普的一篇关于《圣经》权威的布道之后，他接受了新思想。由于惧怕受到镇压，他辞去了出生地努瓦永的带薪圣职，逃至巴塞尔。1535年，他在那里出版了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

在书中，加尔文表述了他最初关于神学、教会与国家关系，尤其是有关个人道德问题的思想。在圣餐礼仪上，他更接近于路德而非茨温利，但他重新发展了预定论的教义，这是振聋发聩的。他认为人类分成两部分：被遗弃者和被拣选者，并以此教导他的门徒，视自己为一群被敌视他们的世界包围的公义的弟兄、少数精兵，以及“罪人中的异类”：

天国的子民不爱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他们与先知一起呼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和灵魂的毁灭。” ¹⁴

在教会组织上，加尔文的改革也远远超过茨温利。他不仅主张政教分离，还强调地方信徒联合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也期望通过强化宗教观念，由教会实施审判来取代现世的权力。因此，在宗教宽容问题上，他并不比亨利八世的宗教法庭更灵活。 ［糖浆］

在伦理方面，加尔文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独一无二的规则，这使得他的追随者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被辨认出来。一个良好的加尔文主义家庭厌恶一切形式的欢乐和轻率——跳舞、唱歌、饮酒、赌博、调情、艳丽的服饰、娱乐书籍、高声谈话，甚至活泼的姿势。他们的生活以严肃、自制、努力工作、节俭——最重要的是虔诚——而著名。其选民身份通过外表、行为、教会活动和属世的成功而得到证实。在天主教原有的罪恶的束缚之外，他们又增加了新的束缚——保持良好的外貌。在艺术上，他们禁绝一切对上帝的直接描绘、所有神秘的记号和寓言。他们只是在每日的读经中寻觅快乐感，并将其作为日常行为的指导。在英语世界中，他们被称为清教徒。

直到1559年版《基督教要义》出版和1566年茨温利在苏黎世的继任者H. 布林格（1504—1575年）起草的《第二瑞士信条》发表，加尔文主义的原则才最终完全形成。

泰奥多尔·贝扎（1519—1605年）——加尔文的继任者、希腊学者和神学家——阐发了一种严格的预定论。这种预定论遭到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明尼乌（1560—1609年）的追随者的激烈反对。阿明尼乌派强调自由意志，基督死亡之功效达至全体信者，并非仅为选民而设立。

新教的传播不仅表现在地理范围的扩大，同时也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内影响的加深。

路德教派直接导致独立自主的王公的出现，它肯定维持现存的社会统治秩序的合法性。这个原则在一些州——特别是在符腾堡、黑森州、安哈尔特州、萨克森选侯国、诺伊马克和波美拉尼亚地区——以及从不来梅到里加的绝大部分北方德意志城市被迅速接纳。1540年，路德建议以这位新信仰的主要保护者“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的形式，赦免了黑森的菲利普的重婚罪，这使宗教改革运动陷入长久的危机之中。直到颁布《协和信条》（1580年），长达数十年的严格的原初路德宗和比较自由的梅兰希顿宗之间的分裂才暂告一个段落。在丹麦和挪威，经过“丹麦的路德”汉斯·托森的布道，路德宗于1537年成为国教。这也使瑞典永远脱离了丹麦——在瑞典，直到1593年，路德宗的国教地位才完全确立。同时，这也加速了普鲁士（1525年）和利沃尼亚（1561年）的条顿骑士团国的崩溃。

相比之下，加尔文主义则与特定的社会团体关系密切，与国家政治联系较少。加尔文主义在西欧通常有助于城市资产阶级的崛起，在法国则对一部分贵族的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东欧，它对土地乡绅和地主都有影响。在英格兰王国，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之后，加尔文主义开始发挥作用。“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的统治给英国带来许多混乱。在极端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大批新教徒殉难，在牛津尤其明显。之后，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教会事务部通过了《信仰划一法案》（1559年）和《三十九条信纲》（1571年），使教会解决办法神圣化，对埃拉斯图斯主义者、路德派、茨温利派、加尔文派和传统的天主教慎重地进行综合。从此，安立甘宗经常为两种主要的政治神学倾向——盎格鲁天主教的“高教会”和加尔文福音派的“低教会”——撑起保护伞。尽管伊丽莎白一世实行残酷的宗教迫害政策，但是不遵从国教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还是被秘密保存了下来。后者在17世纪得到复兴，在1649—1658年克伦威尔共和国时期，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

在苏格兰，由于约翰·诺克斯（1513—1572年）的努力，1560年，采用长老制形式的加尔文主义成为苏格兰唯一合法的宗教。但是，尽管有安立甘宗的影响，苏格兰教会仍保持独立。

在法国，加尔文主义者被称为胡格诺教徒。他们在原先阿尔比教派地区西部和南部所有省的市民中迅速传播。在宗教战争中，他们成为波旁党的中坚，并成为法国宗教场景的基本象征。直到1685年，他们被完全驱逐。

在尼德兰，加尔文主义的兴起，尤其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莱顿的市民之中，是西部天主教省份和东部联合省份分裂的关键因素。自从1622年被确立为国教以来，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在国家中担当了关键角色。

在德意志，长期以来，加尔文主义受到路德派和天主教的联合反对，它主要从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三世（1563年，他要求他的全体属民使用《海德堡教理问答》）、萨克森的克里斯蒂安一世（卒于1591年）和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1613年归信新教）得到支持，勃兰登堡—普鲁士对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宽容。 ［浮士德］

在波兰—立陶宛、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加尔文主义促进了土地贵族——它在一些地区，如特兰西瓦尼亚或切申公国，被证明非常牢固——的广泛分裂。从此，匈牙利的德布勒森成为“加尔文派的罗马”。在立陶宛，加尔文主义得到许多大土地贵族的支持，其中包括欧洲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拉齐维乌家族。

在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发现新教的影响。新教强调阅读《圣经》的必要性，这对他们国家的教育起了关键作用，也提高了民众的欣赏能力；在经济方面，新教对发展积极进取的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政治上，它证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国家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竞争是主要争端；它把天主教世界一分为二，促使罗马天主教不得不进行已经拖延良久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它对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理想主义予以致命一击：16世纪30年代之前，基督教世界已经分裂为两部分——东正教和天主教；16世纪30年代之后，它正式分裂为三部分：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新教内部则分裂成更多相互竞争的派别，它们竭力互相攻击，分裂也越走越远，以至于人们不再谈论基督教，而开始谈论“欧洲”。

反宗教改革 这是新教历史学家给予的名称，他们认为它是由于反对新教改革而产生的。天主教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同，将其看作一个教会改革运动的第二阶段，它从14世纪晚期的宗教会议派到特伦特宗教会议有着连续的历史。然而必须强调，反宗教改革不是某种孤立运转的自给自足的历史引擎。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它与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现象是相互作用的。

在天主教会中心，软弱的统治在保罗三世（即亚历山大·法尔内塞，1534—1549年在位）任教皇时期更为松弛。保罗三世以“穿裙子的枢机主教”而闻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任人唯亲者，一个教皇姘妇的兄弟，米开朗琪罗和提香的慷慨赞助人。不过，他也看到了改变的紧迫性。他恢复了教廷枢密院的活力，完成了对教会改革的关键调查《教会改革建议书》（1537年），赞助耶稣会，建立宗教法庭，发起了特伦特宗教会议。直到16世纪30年代教廷枢密院由枢机主教组成并选举教皇，它一直是教会软弱的支柱之一。但是随着它的预算被削减和它成员的数目由于几次明智的任命而增加，它成为梵蒂冈改革的发动者。它的杰出人物包括枢机主教卡拉法（后来的保罗四世，1555—1559年在位）、切尔维尼（后来的马塞勒斯二世，1555年）和英格兰人雷金纳德·波尔（他在1550年以一票之差没能当选教皇）。下一轮教皇属于一种不同的类型。庇护四世（1559—1565年在位）毫不迟疑地将前任有罪的侄子们处以死刑。严厉而狂热的庇护五世（1566—1572年在位）以前是（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庭长，他赤脚在罗马走路，后来被封为圣徒。格列高利十三世（1572—1585年在位）欢庆圣巴塞洛缪之夜大屠杀，完全是政治性的。

耶稣会被称作天主教改革的“精兵”。它结合了狂热的虔诚和它的巴斯克人创立者伊尼戈·洛佩斯·德·里卡尔德（1491—1556年）——圣依纳爵·罗耀拉，《精神训练》（1523年）的作者——的军事生活方式。1540年，保罗三世通过训谕《教会的军事管理》批准了它，它在教皇的直接命令下行事。它的成员在将军领导之下按等级组织起来，并被训练成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同伴”。他们的目标是使异教徒归信，使步入歧途者重新归信，最重要的是开展教育。在它成立的头几十年中，它的传教者就出现在从墨西哥到日本的世界各地。他们的学院出现在信天主教的欧洲的各个角落，从布拉干萨到基辅。圣依纳爵说：“我从未离开过军队，我只是奉命为上帝服务。”在另一处，他又说：“给我一个七岁的男孩，他将永远是我的。”在他被封为圣徒时，有人说：“依纳爵有一颗大得足以容纳宇宙的心。” ¹⁵

尽管有这些成功，耶稣会士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恐惧和厌恶，无论在天主教徒中还是在新教徒中。他们以在争论中的诡辩术而闻名，并被普遍认为主张“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他们被看成教会的秘密思想警察，不对任何人负责。早在1612年，伪造的《秘密训条》就在克拉科夫出版了，意在揭露他们在可怕的将军阿夸维瓦“黑教皇”领导下的世界阴谋的训念。耶稣会在1773年被取缔，但在1814年恢复了。

宗教法庭作为异端事务的最高上诉法庭，在1542年建立。它由主要的枢机主教组成，对异端裁判所进行监督，并在1557年发布了第一个《禁书目录》。1588年，它成为罗马教廷9个重组的常设委员会或行政部门之一。它与传信部，即担负转变异教徒和异端信仰的部门一道工作。 ［禁书目录］［宗教裁判所］［宣传］

特伦特宗教会议有三个会期：1545—1547年、1551—1552年及1562—1563年。它是教会改革者几十年来一直祈求的全体宗教会议。它提供了各个教义上的定义和各种制度的结构，使罗马教会得以复兴并应对新教的挑战。它关于教义的信条大部分是保守的。它确定只有教会能够解释《圣经》，宗教的真理既源自《圣经》，也源自天主教的传统，它支持原罪、释罪和善功的传统观点，拒斥新教对于“圣体”变化的各种其他说法。它关于组织的信条改革了教会的僧团，调整了任命主教的原则，在各主教区建立了神学院。它关于弥撒形式的信条，包含了一个新的教理问答和一个新的《祈祷书》，最直接地影响到普通天主教徒的生活。1563年后，同样的特伦特信条的拉丁语弥撒在全世界大多数罗马天主教堂都能听到。

特伦特会议的批评者指出，它忽视了实际的道德，没能给予天主教徒一部可以与新教徒相媲美的道德准则。“它给教会这个不容忍时代的标签打上了印记，”一位英国天主教徒写道，“并且使一种严厉的不道德精神……长久持续下去。” ¹⁶ 新教历史学家兰克强调了这个矛盾，即一个宗教会议本来计划对教皇进行整顿，结果却用效忠的誓言、详细的规章制度和惩罚，让整个天主教阶层从属于教皇。“宗教纪律恢复了，但是所有指导它的权力机构都集中在罗马。” ¹⁷ 几位天主教君主，包括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如此害怕特伦特会议的信条，以至于不让它们印行。

反宗教改革运动提倡特有的宗教精神，强调信徒的纪律和集体生活。它反映了赋予教士等级强制推行的广泛权力，以及信仰者现在需要展现的外部一致性。它主张以经常的忏悔作为顺从的一个标志。它得到了范围广泛的公共宗教仪式的支持——朝圣、典礼、宗教游行，还伴随着艺术、建筑、音乐的精心设计的戏剧化。这样制造的天主教宣传无论在理性论证上，还是在影响意识的手段上都是强有力的。那个时代的巴洛克式教堂，充满了祭坛、圆柱、雕像、有翼小天使、金叶、圣像、圣体匣、枝形烛台和熏香，并没有给会众的个人思想留下余地。不像新教布道者强调个人的良心与个人的诚实，所有天主教教士通常都劝导他们的教徒要盲目服从。

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圣徒获得了大丰收。他们中有西班牙神秘主义者阿维拉的圣特蕾莎（1515—1582年）和克罗斯的圣约翰（1542—1591年），有一长串病人和穷人的服务者圣菲利普·内里（1515—1595年）、圣卡米洛·德·莱利斯（1550—1614年）、圣文森特·德·保罗（1576—1660年）和圣路易斯·德·马里亚克（1591—1660年），还有耶稣会的圣徒和殉教者圣方济各（1506—1552年）、圣斯坦尼斯瓦夫·科斯特卡（1550—1568年）、圣阿洛伊修斯·贡萨加（1568—1591年）、圣彼得·卡尼修斯（1521—1597年）、圣约翰·贝希曼斯（1599—1621年）、圣罗伯特·贝拉尔米内（1542—1621年）。他们赢回了许多已经丧失的领域。

反宗教改革的冲击在欧洲各地都真实可感。对教会的传统支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最为有力，甚至在那里，小部分零散的新教徒也必须被清查出来。西属尼德兰夹在法国与联合省之间，变成了天主教好战精神的温床。在那里，勒芬大学和杜埃的耶稣会学院起了带头作用。伊珀尔主教科内利乌斯·詹森（1585—1638年），一位耶稣会士的激烈的批评者，发动了一场重要的反对这种盛行的狂热的运动。在他对圣奥古斯丁著作的汇编《奥古斯丁》（1640年）中，他抨击他认为的那个时代的神学诡辩术与浅薄的道德，特别强调信仰者对“神恩”和精神上再生的需要。虽然他从未动摇过对罗马的忠诚，并反对因信称义的新教教义，但他关于神恩问题的几个定义接近新教的立场，并因此被定罪（见第8章）。

天主教州和新教州的敌对使瑞士四分五裂。苏黎世和日内瓦的教义深入周围山区的许多村庄中。它们在意大利边界被枢机主教、米兰大主教圣查尔斯·博罗梅奥（1538—1584年）以粗暴的手段扑灭。在萨伏依，它们受到圣弗朗西斯·德·萨莱斯（1567—1622年）更为温和的劝导的挑战。他是畅销书《虔诚生活指导》（1609年）的作者。 ［梅诺基奥］

在法国，许多天主教徒对这种新的战斗精神敬而远之，部分是由于高卢教会的传统以及1516年法国国王与罗马教廷的协约，部分是由于法国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敌意。但是，一个亲罗马的“教皇至上主义”党在吉斯家族的圈子中崛起。他们最狠毒的行为是1572年8月24日圣巴塞洛缪之夜大屠杀，当时有2 000名胡格诺教徒在巴黎被杀，此后教皇以一曲《赞美颂》来庆祝，西班牙国王则“开始笑起来”。17世纪，詹森主义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为彼此争斗不休的极端派和胡格诺教徒的党派偏见提供了解毒剂。

英格兰王国是重新归信的目标，这造就了以耶稣会士圣埃德蒙·坎皮恩（1540—1581年）为首的40名天主教殉教者和许多其他牺牲者。爱尔兰遵奉了它的天主教信仰，特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王1598年残暴的远征之后。但是，爱尔兰宗教的传统一度遭到破坏，原因是1611年在阿尔斯特移植了一个苏格兰长老会教徒殖民地，以及盎格鲁—爱尔兰乡绅倾向于英国国教（安立甘宗）。

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反宗教改革开始与王朝政治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事实上，天主教的特殊品牌“奥地利的虔诚”在17世纪初出现，成为一个广泛的文化共同体的首要组成部分。它比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更长久。它曾经被称为“忏悔派绝对主义”。罗马的日耳曼学院起着战略性的作用。耶稣会士通过荷兰人卡尼修斯的努力，无可匹敌地掌握了维也纳与布拉格的教育。匈牙利西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里西亚、波希米亚，还有后来的加里西亚西部，都属于这一领域。如前所述，巴洛克文化就好像常春藤，它不仅覆盖着这座摇摇晃晃的哈布斯堡大厦，而且有助于将它结合在一起（见第7章）。

在德意志的其他地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于1555年达成一个来之不易的临时妥协协议《奥格斯堡和约》：每个王公将决定他的臣民的宗教；路德宗是唯一被认可的新教教派，生活在天主教国家的路德教徒被容忍。德意志变成了一个宗教的拼凑国。然而在那里，天主教的王公和皇帝害怕新教的进一步推进。从16世纪50年代起，“西班牙教士”在科隆、美因茨、英戈尔施塔特和慕尼黑建立了耶稣会中心，在莱茵地区和巴伐利亚创建了持久的天主教堡垒。加尔文教徒在普法尔茨和萨克森等地区的飞地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获得安全保障。1607年12月，巴伐利亚公爵挑衅性地夺取了士瓦本的多瑙沃特城，以阻止新教徒干涉天主教的宗教进展。10位新教王公因此立刻组成“福音同盟”来保卫他们的利益，不料却遭遇了天主教联盟的敌对活动。因此，很难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是在1618年还是在这之前。

在这个宗教不宽容日益严重的世界中，波兰—立陶宛占据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地位。在有着非常多样的民族的广大领地上，甚至在路德宗赢得波兰的普鲁士城市或加尔文宗赢得贵族中的相当一部分之前，它就已经包含了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仰。实行统治的贵族会议的态度也是如此，每个庄园都像德意志的公国那样有同样的自由管理其宗教事务。从1565年起，宗教法庭的判决就不能在贵族的私人领地上执行。就在特伦特宗教会议的主席、枢机主教与瓦尔米亚主教霍兹约什引入耶稣会士的时候，波兰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异端和宗教流亡者——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天主教徒、捷克的兄弟会员、荷兰的再洗礼教徒，或是像弗斯都·索兹尼那样的意大利一位论派。1573年，随着加尔文教徒在贵族院掌握了大多数席位，波兰议会通过了一个永久和普遍的宽容法案，只将索兹尼派除外。在西吉斯蒙德三世·瓦萨（1587—1632年在位），一位耶稣会士的狂热学生的统治下，教皇至上派逐渐重新确立了天主教的至上地位，但是进展很慢，并只能使用非暴力方法。在这个时期，波兰确实可以为它的角色自豪：它既是基督教世界抵抗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堡垒，又是欧洲宽容的首要避难所。

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反宗教改革的影响深远而广泛。梵蒂冈在格列高利十三世时期（1572—1585年）不仅对网罗瑞典和波兰，而且对莫斯科公国抱有希望。在瑞典，这种希望一直很大，直到16世纪90年代新教徒在内战中的胜利，永久地粉碎了耶稣会的计划。在莫斯科，罗马教皇的大使波塞维诺受到伊凡雷帝的接见，发现沙皇对天主教的主要兴趣在于教皇轿辇的制作。天主教方面专横拙劣的压力可能促使伊凡的儿子费多尔在1589年建立了莫斯科牧首区，由此完成了分立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演化。

莫斯科的措施在相邻的波兰—立陶宛的东正教徒中引发了危机，他们到那时一直依靠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随着新的莫斯科牧首宣称对他们有跨越边界的管辖权，这些东正教徒中有许多人现在寻求罗马的保护。1596年，在布列斯特联盟中的大多数主教选择建立一个新的与罗马联合的教派（简称“联合派”）——东仪天主教会。他们保留了自己的礼仪、已婚的教士，同时承认教皇的至高无上。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多数东正教会，包括基辅古老的圣索菲亚天主教堂，都转入联合派的手中。“非联合派”残余一度被国家官方禁止。

然而，莫斯科是不会与这些新趋势妥协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愤怒地决心惩罚和强迫联合派恢复原信仰，这在整个近现代史时期一直在持续。这简直是卑劣的、诡计多端的耶稣会士的翻版。1610—1612年，波兰短暂地占领了克里姆林宫，俄国—波兰战争只起了强化这种宗教仇恨的作用。在莫斯科附近扎戈尔斯克的俄罗斯大修道院，一块纪念碑强调了俄国人对反宗教改革的通行观点：“斑疹伤寒——鞑靼人——波兰人：三大灾祸。”

在匈牙利，一个类似联合派的同盟从乌日戈罗德联盟（1646年）演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外喀尔巴阡山地区的东正教罗塞尼亚人，选择遵循相邻的乌克兰人所采取的路线寻求与罗马联合。（20世纪20年代，他们的决定在美国仍引发了罗马天主教徒与罗塞尼亚联合派之间的骚乱。）

在整个欧洲，宗教狂热深刻影响了艺术的发展。新教教义较严厉的形态对艺术追求的适当性表示怀疑。造型艺术通常被引入世俗题材中，因为宗教题材已经变得可疑。在一些国家，如荷兰或苏格兰，音乐缩减为圣歌与韵律赞美诗。在英格兰则相反，托马斯·塔利斯（约1505—1585年）和其他人创立了英国圣公会教堂音乐的美妙传统。在天主教国家中，艺术的所有分支都服从豪华而夸张地发展教会的荣耀和权力的要求。这种潮流以“巴洛克”而知名。在音乐上，它与扬·彼得佐恩·斯韦林克（1562—1621年）、海因里希·许茨（1585—1672年），特别是乔瓦尼·帕莱斯特里纳（1526—1594年）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帕莱斯特里纳是圣彼得的教堂监督，他的94首现存的弥撒曲显示出巨大的多样性和创造力。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地（1567—1643年），作为相对于复调音乐的单旋律乐曲的先驱、不协和音的重新发现者以及意大利“新音乐”的倡导者，在欧洲世俗音乐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大部分时间在威尼斯工作，一直是罗马艺术的一个对照点。在巴洛克绘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被赦免的杀人者米开朗琪罗·卡拉瓦乔（1571—1610年）、弗拉芒人保罗·鲁本斯（1577—1640年）和西班牙人迭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年）。在建筑方面，无所不在的巴洛克教堂通常是以耶稣会在罗马的耶稣教堂为模式的。

宗教狂热在16和17世纪的战争中显露出来。曾经在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中积蓄的热情和仇恨现在在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燃起，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统治的恐惧在1531—1548年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战争中表现出来；它以《奥格斯堡和约》结束。在1562—1598年的法国宗教战争中，在1598—1604年的瑞典内战中，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都是如此。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统治的恐惧激起了许多事件，如英格兰的“求恩巡礼”（1536年），爱尔兰人对蒙乔伊与克伦威尔的抵抗，波兰人在1655—1660年对瑞典人的抵抗。在东欧，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长期战争（1561—1565年，1578—1582年，1610—1619年，1632—1634年，1654—1667年）用上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一场圣战的所有手段。宗教狂热可以用来激励军队。16世纪，无敌的西班牙人受到的教育是他们正在为唯一正确的信仰战斗。17世纪，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唱着赞美诗的军队，或克伦威尔神奇的新模范军，受的是同样的教育。

法国的宗教战争明显是非基督教的。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开始于亨利二世时期的“火焰法庭”，但是1559年国王和安茹公爵的突然死亡，引发了王位继承的长期不确定性。 ［诺查丹玛斯］ 这反过来激起了由吉斯家族领导的天主教派别和由纳瓦拉国王领导的波旁—胡格诺派别的野心。“帕西会谈”（1561年）作为宗教调解的一次徒劳尝试，被夹在两次暴力挑衅之间，第一次是1560年由新教徒在昂布瓦斯挑起，第二次是1562年由天主教徒在瓦西挑起。此后，敌对的派别尽力压倒对方，而王太后凯瑟琳·美第奇的阴谋诡计起了煽动作用。圣巴塞洛缪之夜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系列事件中规模最大的。恶性冲突令人回想起较早时期与英国人的战争，战争中很少有战役规模的冲突，但给像新教徒阿德雷男爵或天主教徒布莱兹·德·蒙吕克这样鲁莽的冒险家提供了很多机会。在30年的8场战争中间点缀着零碎的休战和卑鄙的谋杀。16世纪80年代，吉斯家族的“神圣同盟”如此强大，甚至企图镇压宽容派，控制同性恋国王，以至于国王下令暗杀了公爵和枢机主教吉斯（1588年）。［他们的父亲弗朗索瓦·德·吉斯是一位著名的将军，于1563年在奥尔良被杀。］作为报复，1589年8月1日，国王本人在圣克卢被一位狂热的修士雅克·克莱芒刺杀。这让那瓦尔的亨利成为王位的唯一竞争者。当天主教教士拒绝为一个误入歧途的异端涂圣油时，他玩世不恭地答应重新归信天主教。他于1594年在沙特尔加冕，并胜利进入巴黎。“为了巴黎，值得做场弥撒”总结了这种道德状态。随后的《南特敕令》（1598年）也没有更好的结果。亨利四世毕生为宗教自由而战，现在他允许把对胡格诺教徒的容忍限制在贵族家庭、每个地区的两个教堂和120个指定的要塞。强烈的恐惧和怀疑仍然存在。

鉴于宗教多元化在英国、法国、尼德兰和波兰—立陶宛长期存在，依据简单的“新教的北方”与“天主教的南方”的划分看待这个时期的欧洲是错误的。爱尔兰人、比利时人、波兰人，还有其他人，有权认为北方不是一致信奉新教的。东正教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充分理由反对将南方归类于一致信奉天主教的地区。新教和天主教的分裂是中欧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在德意志。但是，它不能被精确地应用于整个欧洲大陆。马克思或韦伯试图将它与后来基于社会或经济标准的划分联系起来，看来是过分德意志中心论了。人们也许同样可以问，为什么新教的上帝会如此成功地赠予他的追随者煤田。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以宗教名义丧失理智的流血，不可避免地在明智的人心中引发了反应。宗教战争为理性与科学的脆弱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科学革命 它被普遍认为发生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被称为“自基督教兴起以来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¹⁸ 。它是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然发展而来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新教徒伦理的帮助。它的长处在于天文学，还有数学、光学和物理学等需要用来收集和解决天文学数据的科学。但是，它改变了人类关于人类本质和境况的观点。它始于16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在波兰属普鲁士的弗龙堡教士会教堂一座塔楼上所做的观察。1686年4月28日，在伦敦格雷厄姆学院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它达到了高峰。

和人类思想的任何根本转变一样，科学革命的困难在于它的认知范围与当时通行的思想与实践不一致。所谓的“哥白尼、培根和伽利略时代”是个误称：在大多数方面，这仍然是一个炼金术士、占星术士和魔法师的时代。现代历史学家也不应嘲笑那些他们的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人的成就。公平地说，炼金术士误解了物质的性质。如果说看到炼金术的建设性方面的研究者“被他们企图描述的疯子的气味感染了”，这是不公平的。在科学史上，我们很难找到比这更为“辉格派的解释”了。 ¹⁹

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曾在克拉科夫和帕多瓦学习，他证实了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位于太阳系的中心。他的日心说思想与通常占星术用太阳作为和谐的象征的习惯相一致。但其特点是，他用详细的实验和测量证明了这个假说。他是一个来自托伦的德意志商人家庭的儿子，是波兰国王的忠实臣民，曾积极地为国王的反条顿骑士团政策辩护。作为瓦尔米亚教会的一位教士团成员，他受国王雇用进行货币改革。他的论文《货币铸造策略》（1526年）是关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厄姆法则”的阐述，要比格雷厄姆早30年。他的日心说理论最早在1510年提出，他在《天体运行论》（1543年）中用统计资料进行了充分论证。它的出版来自路德宗的维滕贝格数学家同事G. J. 冯·劳申的提议，题献给教皇保罗三世，在哥白尼临终之际，样书被送至教皇手中。它一举推翻了占统治地位的宇宙概念，粉碎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一个不动的、位于中央的、不像行星的地球的观点。它当时的直接影响被大大削弱了，因为怯懦的编辑将哥白尼的导言换成了他自己的一篇误导性的前言。

哥白尼的理论酝酿了将近一个世纪。丹麦人第谷·布拉赫（1546—1601年）反对日心说，但是通过观察彗星的轨迹，粉碎了另一个古老的错误观念，即宇宙是由洋葱头似的水晶球体组成的。布拉赫在布拉格的同事约翰·开普勒（1571—1630年），证实了行星轨道的椭圆形状，阐明了哥白尼的运行法则。但正是佛罗伦萨人伽利略·伽利莱（1564—1642年），第一批应用新发明的望远镜的人之一，真正将哥白尼介绍给更广泛的公众。对后人而言幸运的是，伽利略既大胆又敏锐。在发现“月亮既不光滑也不均匀一致，而是粗糙并布满凹穴，像地球那样”后，他推翻了流行的“完美球体”理论。并且，他用尖刻的语言评论他的对手引用《圣经》的内容，以捍卫自己的发现。他对托斯卡纳的孀居公爵夫人说：“《圣经》的天文学语言，是为无学识的人的理解力而设计的。”这让他在1616年被传唤到罗马，受到教皇的训诫。而伽利略对哥白尼的赞扬使哥白尼的作品上了《禁书目录》。然而，伽利略仍然坚持并出版了他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1632年），阐述了哥白尼体系相比托勒密体系的优越性。他被宗教裁判所正式审讯，并被迫收回其主张。据说他对宗教法庭法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但它确实在运动”，这是不可信的。 ［女同性恋］

在哥白尼的理论处于争论中时，实践科学仍处于幼年时代。但是，担任过英格兰大法官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科学方法之父提出了一些重要论断。在《学术的进步》（1605年）、《新工具》（1620年）和《新大西岛》中，培根提出的主张是知识应当来自有序和系统的实验，并以实验资料为基础归纳出来。在这方面，他大胆地反对传统的演绎法，在那种方法里，知识只能依据被教会准许的某些原则建立。重要的是，培根主张科学研究必须与《圣经》研究互为补充。科学应与基督教神学保持一致。“科学家变成上帝的自然之书的教士。”培根的热心追随者之一约翰·威尔金斯（1614—1672年）担任过切斯特主教和皇家学会的创始会员，他写出了奇妙的《在月亮上发现一个世界》（1638年），包含了月球旅行的思想。“其他世界里的居民以与我们同样的方式得到拯救，即基督的血。” ²⁰

对数学有兴趣的哲学家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两位耀眼的法国人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布莱瑟·帕斯卡（1623—1662年）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贝内迪特·斯宾诺莎（1632—1677年）。笛卡儿曾是一位士兵冒险家，经历过白山战役（见第7章），生命中大部分时间在荷兰过着流亡生活。他主要与以他命名的笛卡儿主义那种不妥协的理性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谈谈方法》（1637年）中做了详尽阐述。他否定任何一点通过他的意识或是其他人的权威到达他那里的信息，他推断如果他能思考，他就至少必然是存在的。“我思故我在”是近现代认识论的出发点。同时，在一种探讨从医学到道德的一切方面并将物质与精神区分开来的哲学中，笛卡儿强调对直至那时所了解的世界的机械论观点。例如，动物如同人类一样，被看成复杂的机器。

帕斯卡出生于克莱蒙费朗，在巴黎与詹森主义者波特·罗亚尔同住。他对机械论的发展使他能做出第一台“计算机”。他的《致外省人信札》（1656年）在耶稣会的文献中仍被视为一杯毒药。而他的文集《沉思录》（1670年）是流行的理性主义和合理常识的一种美妙的混合。他说：“心灵有理性所不能知道的理由。”他还说：“人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任何试图创造一个天使的人创造了一只野兽，坏运气就来了。”在关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斗争增长着的暗流之中，他建议做有利于信仰的著名赌博。他认为，如果基督教的上帝存在，信仰者将得到永生；如果不存在，他们也不会比不信仰者更糟。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基督教信仰都值得冒险。

斯宾诺莎是西班牙犹太人后裔，一位以磨镜片为职业的人，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作为异端驱逐。他赞同笛卡儿关于由本原构成的宇宙的严密的数学和逻辑学观点，以及霍布斯关于社会契约的概念。他是一位泛神论者，认为上帝与自然是不可分的。最高的美德在于对世界和自我的充分理解所确立的规范。恶源自理解的缺乏。盲目的信仰是卑鄙的。“上帝的意志”是无知的借口。

在英格兰，“实验哲学”的提倡者在17世纪40年代开始组织起来。由威尔金斯博士与罗伯特·玻义耳博士（1627—1691年）领导的一个内部圈子，于内战时期在牛津组织了一个“无形学院”。他们于1660年联合，建立了“促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他们的第一次会议由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做演讲。他们的早期成员包括许多魔法师，他们的影响在20年后才被科学家的新学派，如艾萨克·牛顿超过。有了牛顿，现代科学的时代到来了（见第8章），而皇家学会的榜样扩散到全欧洲。

和往常一样，旧观念与新观念混在一起。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主要思想家大部分同意宇宙运行的原理类似于钟表结构的机械论观点。伽利略发现了力的规律，这是机械论的基本元素，力可以被应用到从玻义耳的气体定律到牛顿的天体运行定律的一切事物，是能够被精确计算的。看来最终宇宙和它所包含的一切都能够得到解释和测量。

并且，自然的定律现在正向科学家揭示它们的秘密，可以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例证。基督教的上帝已经被阿奎那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原则”，现在被等同于“伟大的钟表匠”。这使得在后来近200年里，科学和宗教之间不再有斗争。 ［魔法］［猴］

欧洲在海外 这不是始于哥伦布或加勒比海的一个题目。一次是十字军诸王国在“圣地”的实验，已经是古老的历史了。另一次在加那利群岛一直进行了70年。但是，一旦与遥远的岛屿进行接触，欧洲人向海外航行的次数就一直在增加。他们航行的目的是贸易、掠夺和征服，而且越来越多的时候是为了传教。对于许多人而言，它提供了第一次遇到不同种族的人的机会。为使他们对这些被征服土地上的居民的权力合法化，西班牙君主首先要确定非欧洲人是人类。根据1512年的《规定》，西班牙征服者被命令对所有原住民宣读：“我们的主上帝，活着的和永恒的，创造了天与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你和我，世界上的所有人皆是他们的后裔……” ²¹ 为确定这一点，教皇保罗三世在1537年的敕令中说：“所有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不仅能够理解天主教信仰，而且……非常渴望接受它。” ²² ［贡萨尔维斯］

早期的探险航行在继续和扩展。通过不断试错，在西方有一个巨大的第四大陆，这一点在哥伦布第一次回到帕洛斯大约20年后逐渐得到确认。对于这个成就应归功于谁，有热烈的争论。哥伦布自己又进行了三次航行，也没有弄清他真正到了什么地方。另一位热那亚人乔瓦尼·卡博托（即约翰·卡伯特，1450—1498年）从亨利七世那里得到特许状，在1497年5月从布里斯托尔登上“马太号”出航在布雷顿角岛登陆，他认为那是中国的一部分。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1451—1512年）曾经是美第奇家族在塞维利亚的代理人，他在1497—1504年进行了三四次跨大西洋航行。随后，他得到了西班牙首席领航员的职位。正是这个事实决定了不管是对是错，这第四个大陆应以他的名字命名。1513年，一名偷渡者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卒于1519年）通过巴拿马地峡，看到了太平洋。1519—1522年，一支西班牙远征队在葡萄牙船长费迪南德·麦哲伦（约1480—1521年）领导下进行了环球航行，它无疑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太平洋与大西洋是分开的大洋，而美洲位于它们之间。 ［梅毒］

对于是否存在一个第五大陆，在下个世纪就没有疑问了。1605年，一只西班牙船驶离秘鲁，一艘荷兰船驶离爪哇，都航行到达卡奔塔利亚湾；庞大的“南方大地”（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主要轮廓被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1603—1659年）于1642—1643年绘制在海图上。

葡萄牙人最快地利用了这些新陆地的商业机会。他们在1500年宣称占有巴西，1505年在毛里求斯，1509年在苏门答腊岛，1511年在马六甲和“香料群岛”（印度尼西亚）也同样行事。为保护他们的贸易，他们建立了一连串设有要塞的驻地，从印度的果阿延伸到中国澳门。西班牙人则相反，他们毫不犹豫地运用他们的军事威力。在“黄金国”之梦的诱惑下，这些刚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者”将他们的精力转向征服美洲。他们于1511年在古巴定居，以之作为进一步征服的基地。1519—1520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1485—1547年）残暴地夺取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1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西班牙在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新格拉纳达（即今天的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建立了永久定居点。从1532年起，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约1475—1541年）占领了秘鲁的印加帝国。

欧洲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开始于1536年，由布雷顿海员雅克·卡蒂埃（1491—155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立。1565年，佩德罗·梅嫩德斯在佛罗里达建立了圣奥古斯丁。在那里，他绞死了美洲“作为路德教徒”的第一批宗教流亡者。三年后，胡格诺派教徒的同胞多米尼克·德·古尔格到达同一地点，将西班牙驻军“作为抢劫犯和杀人犯”绞死。西方文明开始发展了。

荷兰人和英国人在殖民上是相对后来者，但是在16世纪后期，他们都获得了收益。荷兰人于1597年在爪哇建立了巴达维亚后，开始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取东印度群岛。英国人于1598年发现了弗吉尼亚，于1607年在詹姆斯敦接受了第一批成功的移民。“五月花号”载着120名清教徒“朝圣之父”和他们的家庭，于1620年12月11日（21日）在他们的普利茅斯殖民地登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在10年后被建立。虽然他们是来自英格兰的宗教流亡者，但没有变得宽容。罗得岛殖民地（1636年）是由从马萨诸塞被驱逐的非国教徒建立的。到那个时候，欧洲殖民地的世界网络和他们的海上交通线的存在，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海上国际贸易突飞猛进。在西方，跨大西洋航路长期被西班牙控制。到1600年，每年有200艘船从“新世界”进入塞维利亚。在1591—1600年处于高峰的10年间，1 900万克黄金和将近30亿克白银随着这些船只到来。途经好望角的南方航路首先由葡萄牙经营，然后由荷兰人经营，荷兰人也提供了北海和地中海之间的主要商业联系。在东方，荷兰人也是波罗的海粮食巨额贸易的先驱。西欧城市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因波兰生产者供给能力的增长而得以满足。这种波罗的海粮食贸易在1618年达到高峰，当时有11.8万拉斯特 谷物从但泽驶向阿姆斯特丹。早在1550年，英国人对低地国家的布料贸易就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英国冒险家创办了莫斯科公司、黎凡特公司（1581年）和东印度公司（1600年）。

所有这些活动的联结点均位于低地国家。安特卫普是西班牙和英国的主要货物集散地，在1557—1560年的危机前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此后中心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这可以看作商业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童年］

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张，欧洲广泛地接受了一批新的主食，还有外来的“殖民地”产品，包括胡椒、咖啡、可可、蔗糖和烟草。欧洲的食物、烹调和味觉与之前再也不同了。扁豆在法国于1542年首先见于记载，番茄在同一时期通过意大利传播得遥远且广泛。还有辣椒在巴尔干遍地生长，所有这些都来源于美洲。

在此之前，欧洲与美洲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状态的生态区域，导致了人、疾病、植物和动物的广泛交流。这种“哥伦布大交换”的作用显然对欧洲有利。欧洲殖民者冒着艰难困苦和丧命的危险，在一些地方还会遭遇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但是，他们的损失比起他们及其枪炮所造成的种族灭绝的灾难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与他们一道而来的是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和掠夺。欧洲承受了梅毒，但是它的损害不能与天花、胸膜炎和斑疹伤寒这些使印第安原住民大批死亡的传染病相比。欧洲人重新引进了马；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两种非常重要的食物——马铃薯和玉米，还有家禽中个头最大和最有营养的火鸡。马铃薯在较早时候被爱尔兰引种，并在北欧稳步传播，变成德意志、波兰和俄国的主食。玉米被冠以“美洲谷场”或“美洲休耕作物”等各种名称，它使已耗尽地力的土壤变得肥沃，有利于作物轮作和畜牧业。玉米于16世纪在波河流域被很好地引种过来。直到几百年后，气候条件改善，它才被引种到阿尔卑斯山另一边，但是它的长期影响是巨大的。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美洲对食物供给增加的贡献是近代末期欧洲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²³ ［梅毒］

对欧洲人到达美洲的描述近来经过了根本的修正。它们已被“非殖民化”。曾经的“发现”现在被称为“邂逅”或“文化的相遇” ²⁴ 。诚实地将它称为一种征服会更好些，哥伦布的地位也降低了。他的航行的首创地位被让给维京人或爱尔兰人，甚至在一艘柳条船中的一个威尔士人。他在圣萨尔瓦多（华特林岛）的登陆，被重新定位在巴哈马的萨马纳礁。 ²⁵ 这位“无双的航海家”现在被说成是一个无情和贪婪的“殖民主义海盗”，或者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犹太人，航海去寻找失落的以色列部落。 ²⁶ 甚至有人说他从已经在欧洲的美洲妇女那里听说了关于其他大陆的事。 ²⁷ 关于哥伦布活动的资料是贫乏的，而传说是丰富的。 ²⁸ 美洲的真正发现者是那些步“征服者”后尘的人，通常是像“世界上第一个人类学家”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那样的修道士，以及那些努力理解发生着什么的人。 ²⁹

与美洲的交往对欧洲的文化有深刻影响，一道鸿沟开始在那些随时可以进入新世界的国家和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国家之间形成。“哲学源于商人，科学源于商业。此后欧洲几乎被切成两半。西方专注于海洋，东方专注于自身。” ³⁰

早期近代社会 早期近代社会不是依据阶级来表述的，那是更晚的发明，而是依据社会等级。这些基本的社会群体由他们的职能、他们的法律限制、为便利他们的职能所赋予的特权以及他们的合作机构界定。财富和收入只起次要的作用，继承是决定一个家庭属于哪个等级（除教士外）的主要标准。

例如，贵族是中世纪骑士身份的派生物，是由他们的军事职能和法律赋予他们的拥有土地和对他们的财产进行管理的特权确定的。随着常备军数量的增加，他们专有的军事职能或多或少被削弱了，但是他们作为统治等级中坚的地位被保留了下来。他们通过地区会议支配乡村的当地政治，并且他们对其领地上的居民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在大多数国家，他们由上层社会领导，如英格兰的封爵贵族或西班牙的高层贵族，或者在其他地方，如在德意志，他们被划分为众多等级。市民等级是建立在自治城市和城市行会的自由权利之上的，它也在贵族、自由民和无财产的平民之间划分阶层。它通常受到国王特许状的保护，在城墙之内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农民由被农奴化的大多数人和仍保有自由或摆脱了农奴制的少数人组成。农奴的地位依据他们是生活在教堂、王室还是贵族领地上而有很大不同。

众多条块分割的司法权的存在是与国家专制主义不相容的，更不用说俄国的沙皇统治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了。这就使得西方绝对主义与东方专制制度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它建立在大量从较早时期继承下来的实践上，除了一些革新外，本质上仍是中世纪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依现代标准而言是繁多的。不只是农奴，每个人都被认为应当属于一个团体，并遵守它的规则。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曾被布克哈特这样的历史学家推崇，正是因为他们乐于见到打破盛行的社会束缚与隔离的首次微弱的尝试。当一个例外出现，比如当米开朗琪罗要脱离他的手工业者行会时，此事就要由教皇来处理。 ³¹

价格革命 欧洲第一次遇到通货膨胀时，首先被认为是由高利贷者的恶行造成的。从16世纪50年代起，萨拉曼卡大学通过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西班牙金银的流入。一位评论家写道：“使西班牙贫穷的是它的财富。” ³² 虽然当时人的观点被价格的剧烈波动和各国政府一再企图用降低货币值来应付而弄混乱了，但很清楚的是，整个16世纪的总趋势是物价持续上涨。例如在法国，货币供应相对短缺，粮食价格在1600年比1500年高了7倍多。

生活费，特别是在西欧的生活费急剧上升。但近来的学者较少强调金银，较多强调人口增长、土地占有的狂热和租税的提高。16世纪，欧洲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大概由5个增加到14个：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巴黎、罗马、巴勒莫、墨西拿、马赛、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莫斯科。农民涌入发展中的城镇，工资落后于物价，乞丐人数激增，各国政府不断受到收入价值下跌的打击，因而提高了税收。直到17世纪早期，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

价格革命的社会后果是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货币经济的扩张促进了社会流动，特别是在英格兰与荷兰。商业资产阶级实力大增，资本主义达到了起飞点。而西方城市的发展与东方“新农奴制”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德意志、波兰和匈牙利的贵族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而更西方的贵族却陷入了混乱。研究英国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没能就乡绅是兴起还是衰落取得一致意见。有的人将英国内战归因于自信的乡绅阶层反对衰败的贵族阶层的逞强行为，有的人则将其归因于因价格革命而贫困的乡绅阶层的绝望行为。 ³³ ［资本主义农业］

特别有趣的是经济与宗教发展之间的联系。新教改革通常是以宗教和政治上的说法予以解释。但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新教伦理”与商业进取精神的相互关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年）和理查德·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虽然在细节上受到许多批评，但产生了整个注释学派。资本主义毕竟如需要技术家一样需要思想家。在这点上，新教作家在反对关于高利贷根深蒂固的态度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要比历史学家曾经认为的时间要晚得多才这样做。托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英格兰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的证据。韦伯则犯了时代错误，依据的是18世纪的美洲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直到1658年，荷兰政府才规定，不应该因银行家实行高利贷而拒绝其参加圣餐礼。因此，理论正是落后于实践的。 ［高利贷］

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天主教城市和在新教城市同样繁荣。奥格斯堡的富格尔不是清教徒，他的兴起是因为贸易和工业的扩张，还因为战争，因为战争的破坏刺激了对货物和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资本主义技术的鼓吹者，新教的神学家不如涌入新教国家的众多流亡企业家那么有效。

正是通过这些移民，中世纪资本主义的种子散播到整个欧洲。日内瓦最大的实业家弗兰切斯科·图里蒂尼（1547—1628年）是从卢卡来的流亡者。路易斯·德·吉尔（1587—1652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来自列日。马库斯·佩雷斯（1527—1572年），沉默者威廉的最初资助者，是从西班牙来的一位犹太人改教者。 ³⁴

军事上的变革 这个时代军事上的变革，像现在被归类为“革命”的大多数事情那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大体上，它们包括引入新式武器，主要是长矛、滑膛枪和改进的大炮；建立需要专业干部和教官的系统培训和常备军数量的增加，而这只有最富有的王公才负担得起。

一件事跟着另一件事而来。16英尺 长的瑞士步兵长矛提供了阻止骑兵冲锋的期盼已久的手段。但是，它只能在一个长矛手的移动方阵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长矛手必须转变方向并机动地精确面对弯曲的进攻阵线。西班牙人发现它最好与滑膛枪结合使用，后者的火力确实能够打垮进攻者。然而，滑膛枪的准确性和重新装弹的速度还有许多缺点。一个滑膛枪手团只有在被训练得能一齐开火，灵巧地在齐射之间从长矛方阵中进出移动时才能发挥作用。虽然它于1512年首次在拉文纳被使用，但是从16世纪60年代起才在低地国家的战争中被广泛使用。长矛和滑膛枪的结合不仅需要精巧的操练技术，还要求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的规则和团队精神。

应付长矛方阵的一个办法通过密集炮兵的发展找到了。加农炮很快使得中世纪的堡垒过时，现在在战场上广泛使用，以在敌方阵地上打开缺口。而扩大的炮兵队伍需要综合的技术支持：高效的钢铁工业、高质量的火药、昂贵的运输工具和专业的枪手。

在海战中，加农炮口径的增大促进了船只的体积、吨位的迅速增加，以及操纵灵敏度的迅速提高。战船必须转变为浮动的炮台座。船只种类的增加促进了航海科学的发展，这又要依靠精密仪器、充分的天文学数据、制图学及高等数学。

在陆地上，为抵御大炮轰击，人们在筑堡技术上费尽心思。意大利筑城图出现在16世纪中期，设计了由壕沟、陷阱、低矮而有角的棱堡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以避免炮兵易于击中目标和接近，而将他们暴露在毁灭性的反击火力中。1568年，意大利工程师在安特卫普用这种方法建了要塞，让围城战重新盛行起来。到著名的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德·沃邦（1633—1707年）的时代，工程师们重新获得了对炮兵的优势（见第8章）。骑兵从未变得无用，但被迫进行改编，越来越被划分为专门的团队。轻骑兵用于侦察和小规模战斗，枪骑兵用于战场上的攻击，龙骑兵用于运动中的火器射击。

为驾驭这些发展，军事指挥官们面对着一大堆不熟悉的技术和组织问题。业余的绅士士兵不敷使用。领薪的职业军官的出现伴随着专业的陆军和海军等级制的巩固。军事职业不仅为旧贵族的儿子们，也为所有有才能的人提供了前程。统治者不得不建立军事学院来训练他们。

统治者也必须为他们的军队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并且找到新的官僚机构来管理他们。但是，他们一旦这样做，就发现他们拥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工具来削弱贵族的权力，迫使他们的臣民服从。没有军事革命，现代国家的形式是不可想象的。从火绳枪到绝对主义王权，或从海军臼炮到重商主义，都是一条直达的捷径。

而军事革命是另一个题目，诱使那些自封的理论家用他们从西欧各部分的本地化研究出发，做出关于整个大陆的证据不足的总结。它通常认为在欧洲的战争方式中，骑兵没有将最高地位让给步兵，这就有些落后了。他们并不是这样。波兰或莫斯科公国的军队不需要吸取他们的西方同行的教训。他们不久就熟悉了最新的技术和组织发展，但是在横跨东方广大的空旷开阔地上，气候恶劣，他们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是意大利北部或尼德兰的战场所没有的。当波兰神奇的飞快的轻骑兵遇到西式步兵，如他们于1605年在基尔希霍尔姆与瑞典人作战时一样，他们施行了可怕的屠杀。当他们于1610年在克鲁什诺或于1621年在霍奇姆面对大批东方类型的轻骑游牧部落时，他们重演了这种行动（见下文）。同时，由于他们灵活的、蜂窝状结构的分队，轻骑兵“伙伴”能够在敌对的国家内掠夺粮草，进行小规模战斗，而不那么能适应这种情况的军队就会遭到毁灭。在与波兰人遭遇时，莫斯科公国的人经历了数十年的失败，经常是因为错误地接受了西方的革新。但是，他们从早期就拥有第一流的炮兵。而正是俄国的炮兵在波尔塔瓦最终打破了瑞典的军事优势。 ³⁵

“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经常被应用或误用于16世纪的词。它们更适于19世纪，那时它们被历史学家发明，以寻求他们那个时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它们确实不应该被用于表述对民族认同的不成熟的先入之见。然而，它们能够适当地表达的是君主和臣民都具有的一种强烈的主权意识来看待被中世纪分裂的统一体。他们最主要的“政治理由”是一个与重商主义相联系的经济范围，还有纯粹的政治范围。

《君主论》写于1513年，作为所有希望达到不受束缚地控制地位的这类统治者的手册，经常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学的起点。它的作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是历史学家、剧作家和佛罗伦萨的外交家，曾仔细观察过切萨雷·波吉亚和“大骗子”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他写这本书是希望能鼓励一位君主来完成但丁统一意大利的夙愿。但是，它的魅力是普遍的。它将政治与道德上的考虑分开，阐述了强权政治或无束缚的权力政治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引发了严重的丑行。“高尚的骗子”或“光荣的邪恶”变得臭名昭彰。而更严肃地说，如果将《君主论》与《论李维》联系起来读，可以将马基雅维利看作一个由法律和自由治理的有限制政府的热心提倡者。他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提供了宪法结构得以建立的根基，但是最被牢记的是他嘲讽性的警句。他写道：“人们离罗马教会越近，就越不信宗教。”“一个希望保持他的地位的君主，必须学会一旦必要时需要善还是恶。”“战争是君主唯一应学习的。他应该将和平看作只是一个获得喘息的空隙……这给他以实行军事计划的条件。”马基雅维利从不缺少信徒。

在模范的文艺复兴君主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历史学家会认为像“豪华者”洛伦佐或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这样的意大利暴君应居首位。此后他们也许会提出那些强大的邻居和敌手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他们在“黄金布地”会面（1520年），为那个时代如此之多的奇思妙想和特有性质的范例。而没有人比匈牙利国王马加什·匈雅提·“科尔温”（1458—1490年在位）更值得关注了。

科尔温的称呼来自他盾徽上的乌鸦，他是一位社会新贵，特兰西瓦尼亚的男爵、十字军战士扬库·胡内多阿拉的儿子。他因与土耳其人战斗而闻名。他运用他的特兰西瓦尼亚基地和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征服了匈牙利的大贵族，建立了以意大利文化作为政治威望标志的统治。他受过人文主义者维特兹大主教的教育，与一位那不勒斯公主、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结婚。他继承了一个从安茹王朝时代就培养起与意大利联系的宫廷。在布达的宫廷里充满了书籍、图画和哲学家，与那个时代从波利齐亚诺到费奇诺的主要学者都有来往。它也以拥有一个大图书馆而自豪。这个图书馆在版本书与手稿的收藏方面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图书馆的主要竞争者。1485年，科尔温占领了维也纳，他眼看就要建立一个匈牙利—奥地利君主国，不久就会做出坚实的努力控制帝国。结果，由于他的突然死亡，所有计划都化为乌有。他学究气的儿子被匈牙利贵族排斥，他们推举了一个雅盖隆家族的人。在略迟一段时间后，这块地方就被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人夺取了。就像被掠夺的王家图书馆的书籍，文艺复兴时期的匈牙利的痕迹随风飘散了。 ［科尔温］

当然，在某些地区国王权力的加强，并不意味着人们谈论绝对主义的普遍出现，除非将其作为几个相互竞争的理想型之一来看待。在法国，对国王的限制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学者们可以长时间辩论，例如在弗朗索瓦一世统治下，法国政府是“更具协商性”还是“比较不那么权力分散”。 ³⁶ 在英格兰，在都铎王朝建立后，议会在此后的斯图亚特统治时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神圣罗马帝国，帝国会议在反对皇帝上占了优势。在波兰—立陶宛，共和制战胜了君主制。

确实，一些文艺复兴学者，如比代，以罗马帝国作为看待君主制的标准，但其他人，如戈斯利基主教，却回溯到罗马共和国。这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两篇政治论文，让·博丹的《论共和国》（1576年）赞成君主立宪制，而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年）偏执地用契约理论赞成绝对主义。无需很多证据，霍布斯就主张国王拥有无限制的权力，因为在过去某个未指明的时代，他们的臣民据说已经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利维坦”，一个“由人组成的巨兽”，是他对现代国家的隐喻，是令人遗憾的必然，是对无休止的斗争的唯一选择：

在人们生活在没有共同权力使他们保持敬畏的时代，他们处于一种被称为战争的状态……每个人与每个人为敌。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工业、航海、艺术、文学、社会的地位……而对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使人们的生活孤独、贫穷、卑劣、野蛮而短暂。 ³⁷

文艺复兴促进了对罗马法的研究，但这个时期各个国家进行的法律整理与补充也是同样突出的。而在雨果·德·赫罗特（即格劳秀斯，1583—1645年）的论文《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中，国际法出现了。

重商主义或“商业体系”是一个标签，直到18世纪晚期才广为人知。 ［市场］ 而这一套后来遭到亚当·斯密批判的理念构成了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主体。不同的人对重商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不过在本质上，它倾向于坚信为了繁荣，现代国家需要运用所有可运用的法律、行政、军事和调节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亚当·斯密后来提倡的自由放任体系正相反。在一个通俗形式中，它由硬币主义组成，即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依靠积累黄金。在另一种形式中，它专注于用补贴出口、抑制进口来改进贸易平衡，鼓励国内制造业。在所有的形式中，它关心的是加强经济力量的来源——殖民地、制造业、海军、关税——是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商业竞争对手的。在荷兰的形式中——在那里，甚至海军也由五个海军上将分别控制——政策大部分留给私人和地方施行。在法国和后来的普鲁士的形式中，它非常牢固地掌握在国王的大臣手中。在英格兰，它依赖于私人与国家倡导的混合。一个早期的表现可以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1549年）中找到。托马斯·曼在稍后写道：“增加我们的福利和财富的通常手段是对外贸易，在其中我们必然观察到这个法则：每年我们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在价值上要比我们消费他们的货物多。” ³⁸

外交活动 和重商主义思想一样，外交活动是随着国家权力的兴起而发展的。在过去，君主们满足于一旦使命结束就召回他们的大使。在15世纪，威尼斯是唯一在国外保持常驻使馆的强国，直到教皇使节团和其他意大利城市追随威尼斯的脚步。但是，从大约1500年起，主权国家统治者逐渐将任命常驻大使看作他们的地位和独立的标志。他们也重视商业和政治情报的汇集。首批这样做的人中有一位是天主教国王斐迪南，他从1487年起在圣詹姆斯宫驻有使团，最初由罗德里戈·贡德萨尔维·德·普埃夫拉博士领导，后来由一位妇女，国王的女儿、威尔士亲王妃、阿拉贡的凯瑟琳领导。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通常被公认为拥有第一个完整的王家外交部门，包括从1526年起在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大使团。

不久，外交使团就出现在每个主要的宫廷和首都。因为生活在有某些危险的状况下，这些外交官很快就制定出必要的规则，如豁免权、互惠权利、治外法权、外交国书和席次优先权。1515年，教皇规定教皇使节应该作为外交使团的团长，帝国大使应当优先于他的同行，而所有其他大使应当根据他们的国家归信基督教的时间排定资历。实际上，这个安排没有实行，因为查理五世任命西班牙人为帝国外交官，还因为作为“最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他拒绝将优先权让给法国人。这引发了一场争执，法国和西班牙的大使顽固地坚持他们的立场达200年。1661年在海牙，法国和西班牙大使的随从们曾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相遇，当时这些外交官在一个地点牢牢站了一整天，直到城市委员会拆除栏杆，使他们能平等地通过。莫斯科公国同样在形式上固执己见。沙皇的大使惯于要求在皇帝自己的廷臣之前的优先地位。在华沙，莫斯科公国的一位大使戴着两顶帽子到达——一顶照惯例在向波兰国王致敬时摘下，另一顶依据克里姆林宫的训令戴在头上。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外交官不久就得到了欺诈的名声。他们必须熟悉密码、暗号和隐形墨水。亨利·伍顿爵士讥讽说：“一位大使是最诚实的人，他被派到外国说谎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虽然如此，常设的外交使团数量的增加标志着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1643—1648年，一个大型外交会议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召开，以结束三十年战争，此时“欧洲的和谐”已经开始形成。

16世纪初，在欧洲地图上，中心的轰动事件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突然崛起到异常强大的地位。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功不是由征服获得的，而是由于敌对王朝的失败，由于有远见的婚姻计划，由于纯粹的好运气。流行的一句名言说：“让强者去进行战争，而你幸运的奥地利，结婚吧。”（据说是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科尔温所说。）这里强调的是“幸运”和“结婚”。

1490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连一世，罗马人的国王，仍是一位从匈牙利人占领的维也纳的出逃者。他对帝国的掌握看来是靠不住的，而他不得不以软弱的地位发动一系列帝国改革。他监督帝国法庭于1495年建立，常设摄政委员会于1500年建立，帝国议会“委任权”于1512年建立。他将帝国议会分为三院：选帝侯、王公、城市，并将帝国分为十个领土圈，每个处于两个王公的督导之下，管理司法、税收和军事事务。他实际上交出了对帝国的所有直接统治权。他对哈布斯堡家族的有求必应，使德意志王公都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节制。

与此同时，马克西米连大大加强了哈布斯堡的宗族权力，即这个王朝的私属权力。他的第一个妻子玛丽早逝，使他得到了面积广阔的勃艮第公国；1490年，他继承了蒂罗尔，获得了他最喜爱的在因斯布鲁克的住所；1491年与雅盖隆家族的一个继承条约，给了他波希米亚的继承权；另一个1515年的条约给了他匈牙利的继承权。两项政策在路易·雅盖隆1526年去世时都取得了成果，留下了“一个以多瑙河君主国为基础”的王朝。 ³⁹ 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儿子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女继承人的婚姻，这段婚姻放下了一个抓牢西班牙领地的钩子。1497年，他与米兰的比安卡·斯福尔扎的第二次婚姻，带来大量现金，帮助他在1508年被确立为皇帝。到此时，哈布斯堡家族这位最理想家式的人必然感到他的使命已完成。此后不久，他有足够的信心打算被选为教皇！

当马克西米连去世时，他的孙子根特的查理继承的领地集合起来，“在其上太阳永不会落下”。再加上富格尔家族的金钱援助，查理克服了法国和教皇的反对，在创纪录的时间内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接继承了他的祖父之位。 ［货币“元”］

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的领地从菲律宾延伸到秘鲁，他逐渐被竞相出现的问题的多重复杂性压倒。在体格上，他最不像皇帝。腺状肿大使他发出哭泣般的声音，并使他的嘴总是下垂着。一位傲慢的西班牙大贵族曾告诉他闭嘴，“以免苍蝇飞进去”。但他具有统治庞大领地的诸多才能。他自己选择说弗拉芒语，对他的官员说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而“对他的马说德语”。他也不缺少坚强的意志。当他在米尔贝格拒绝留在后方时，他叱呵道：“让我做一个受到炮弹打击的皇帝。”作为天主教王公公认的领袖，他领导着最强大的事业，可以将基督教世界聚拢在一起。而内部和外部危机就其规模和复杂性而言使协调行动无法实现。在教会中，虽然成功地发起了宗教会议，但他认识到，在特伦特的协商只是在使分裂的观点更强硬。他恢复帝国宗教统一的计划灾难性地拖延下来，尽管有米尔贝格的胜利，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战争以《奥格斯堡和约》的僵持局面而结束。在西班牙，他与精神错乱的母亲共同执政，与自治公社起义做斗争，然后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分歧的利益做斗争。在“新世界”，他为保护美洲印第安人进行了一场失败的战斗。他将尼德兰留在他婶母玛格丽特手中，他痛苦地被迫用武力镇压了他的出生地根特的叛乱（1540年）。在哈布斯堡家族的主要世袭领地——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他委托给他的弟弟斐迪南，他面对着本地领袖的持续反对，如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扬·扎波利亚和1546—1547年的第一次波希米亚叛乱。在任何地方，他都必须与地方议会、任性的贵族和派别的利益做斗争。在战略的规模上，他必须应付法国的敌对、土耳其的扩张和法国—奥斯曼帝国合作的威胁。

与法国的对抗酿成了五场战争，他们在所有的领土接触点上交战，在尼德兰，在洛林，在萨伏依，在比利牛斯，在意大利，并且间接地洗劫了罗马（1527年），这成为查理五世一生的大耻辱。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导致哈布斯堡家族接管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但是结果它们产生了一系列无休止的耗尽精力的纠纷，在巴尔干地区与地中海都是如此。 ［奥兰治］

在查理五世的最后10年，他或许有一些乐观的理由。但《奥格斯堡和约》是一个挫折，而且由于受到无休止的困扰，他退位了。他将西班牙和尼德兰留给他的儿子腓力，其余的留给他的弟弟。他在退隐中死于尤斯特。他是最后一位抱有全面统一梦想的皇帝，被当代的一些人看作一个统一的欧洲的支持者。一个感兴趣的人写道：“查理五世曾经被看作一次撤退行动的最后一位斗士，现在突然被看作一位先驱者。” ⁴⁰ 在查理退位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忘却了他的幻想。马克西米连二世（1564—1576年在位）作为雅盖隆家族的孙子，被推选为有名无实的波兰—立陶宛国王，从中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他的两个儿子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在位，是布拉格一位古怪的隐士）和马加什（1612—1619年在位），完全陷入互相怀疑与宗教不和中。在1607年多瑙沃思事件之后的10年中，发生了200多起宗教叛乱或骚乱，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在位）和利奥波德一世（1658—1705年在位）的精力被完全消耗在三十年战争及其余波中。随着在维也纳出现一个永久性和分立的首相府，他们的工作重心决定性地转向东方，而帝国似乎在即将瓦解的边缘摇摇欲坠。在《浮士德》中，歌德让小酒馆里的酒徒们唱道：

亲爱的古老神圣罗马帝国，

它是怎样团结在一起的呢？

根据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的观点，答案更多在于“文明”，而不在于政治领域，即一系列共有的观念和意识。 ⁴¹

皇帝鲁道夫二世在布拉格建立了一个宫廷，这真是一件奇妙的珍品。他选择的伙伴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这些人将自然和“超自然”的东西作为他们日常研究的重要部分。除了开普勒、布拉赫、坎波恩和布鲁诺，还有以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奠基者而闻名的朱塞佩·阿钦博尔多（1537—1593年，见插页图19），科内利厄斯·德雷贝尔（1572—1633年），一位魔术师和歌剧设计师，以永动机的发明者而闻名。德雷贝尔访问伦敦，答应给詹姆士一世一架望远镜，用这架望远镜能在1英里 远的地方读书。他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普罗斯佩罗，“着迷于神秘研究者”的原型，正如鲁道夫本人可能给《一报还一报》中公爵形象的创造提供了灵感。 ⁴² 鲁道夫极为丰富的艺术收藏成为三十年战争后期瑞典军队的一个战略目标。 ［炼金术］［戏剧］

西班牙在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从辉煌走向衰落。“在神话般的几十年中，西班牙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简直就是欧洲的主人” ⁴³ 。在查理五世（即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统治下，它度过了十字架、征服者和步兵团的时代，在美洲的黄金供应和在欧洲维持最好的军队之间有着清楚的联系。在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统治下，它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处于顶峰，直到被其内部的抵抗、法国和英格兰的敌对以及尼德兰的反叛破坏。在腓力的继承者腓力三世（1598—1621年在位）、腓力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愚病的查理二世（1665—1700年在位）统治下，它再也没有从衰败的王朝、贵族的派别纷争或它蓄意卷入的三十年战争中恢复过来。这个衰落是如此突然，以至于西班牙人自己往往都很奇怪：“最初的成就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吗？” ⁴⁴ ［弗拉门戈］

腓力二世必然是那些企图不离开他们的办公桌来进行统治的所有君主的模范（见插页图8）。他严肃、刻苦、不知疲倦，坐在马德里郊外荒芜高原上阴暗的埃斯科里亚尔宫一间单独的书房中，力求推行一种精神上和行政上的一致，但由于他巨大领地的多样性，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通过两个并行的委员会来统治，一个致力于主要的政策领域，另一个专注于六个主要领地的政府。因为在他父亲卡斯蒂尔、阿拉贡、意大利、勃艮第和美洲的遗产外，1580年，他又继承了他母亲在葡萄牙遗留的庞大领地。他对各个议会权力的蔑视在绞死阿拉贡的大法官这件事上达到极点。而“一个君主，一个帝国，一把利剑”的梦想在国王知道怎样更好地“为他的人民工作”的名义下无情地施行着。 ⁴⁵ 在这个过程中，他迫使他有病的、被囚禁的儿子死去；他促使宗教裁判所掀起火刑判决的浪潮；他逼迫格拉纳达受迫害的摩里斯科人在1568—1569年反叛；被激怒的荷兰人在1566年反叛；受侮辱的阿拉贡人在1591—1592年反叛。他的对手们像沉默者威廉，认为他简直是一个“杀人犯和说谎者”。从来没有一个敏感的人能如此完全地忽视其他人的感情。作为西班牙教会的绝对主人，他企图根除全欧洲教会的敌人。他发誓为纪念他的第二任妻子在英格兰复仇。他干涉法国以反对胡格诺教徒。他错误地将荷兰的新教徒看作尼德兰所有不满的根源。但上帝像腓力二世那样，没有给西班牙带来好运气。到16世纪90年代，一个总危机阴森森地逼近了。1588年，“无敌舰队”被风暴摧毁。荷兰人拒不妥协。瘟疫横扫了西班牙的城市。农村被税收榨干，遭到农业歉收的打击，人口开始减少。世界上最富有的金库空了。1596年，腓力二世第四次宣告破产。这是笼罩在辉煌中的悲惨状况，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幻灭感。腓力就像堂·吉诃德，一直在与风车作战。卡斯蒂尔的霸权为组成西班牙的其他各王国所深深厌恶。一个铭文中写道：“卡斯蒂尔造就了西班牙，而卡斯蒂尔也毁灭了它。” ⁴⁶ ［宗教裁判所］

在腓力死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徒劳地企图恢复他们的好运气。为此他们与奥地利的亲戚联合起来做了协调行动的尝试。加斯帕·德·古斯曼，奥利瓦雷斯伯爵和圣卢卡公爵，以“伯爵公爵”而闻名，他们在1621—1643年掌握了政策的制定权，运用了较早的卡斯蒂尔改革者的原则。但是他的事业在葡萄牙的脱离（1640年）和加泰罗尼亚的反叛（1640—1648年）中失败。西班牙卷入三十年战争，以丧失“联合省”——它最富有的一个资产——而结束。与法国的相关战争一直延续到签订《比利牛斯条约》（1659年）。西班牙被直线上升的战争费用、多条复杂的战线、缺少获得休整的间歇压垮，没能挽救自己，也没能挽救它的奥地利伙伴。由于“西班牙道路”有非常大的问题，它不可能支持得起在低地国家的军队的后勤供应。“把一个枪矛兵放到佛兰德”成为一个西班牙习语，意为“试图做不可能之事” ⁴⁷ 。一位研究政治后勤问题的史学家写道：“哈布斯堡集团提供了历史上战略过度扩张的一个最大例证。” ⁴⁸ ［流浪汉］［瓦尔泰利纳］

尼德兰的反叛 开始于1566年，结束于1648年，构成了一部范围涵盖从哈布斯堡霸权到法国霸权的长篇戏剧。在开始时，勃艮第帝国圈子的17个省在1551年转归西班牙统治，它们表现为一幅地方特权和社会与文化区域分化的镶嵌画。乡村的封建贵族与沿海城镇富有的市民与渔民形成鲜明对照。埃诺、那慕尔和列日讲法语以及主要是天主教徒的瓦隆人，与荷兰、泽兰和乌得勒支讲荷兰语并日益增多的加尔文教人口形成对照。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中央省份横跨主要的语言和宗教分界。200多个城市控制着大约50%的欧洲贸易，给西班牙带来的税收比西印度群岛的金银多7倍。确实，在西班牙统治的最初阶段，对地方的自由权利和贵族对教会收益控制的威胁，比起宗教裁判所的威胁，是使民众怨恨更大的原因。

在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摄政时期，即1559—1567年，对教会改革的不满达到了顶峰。三个抗议者，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埃格蒙特伯爵拉莫拉尔和霍恩伯爵蒙莫朗西，在摄政王的允许下向国王请愿。他们被嘲笑为“乞丐”，而在1565年，在《塞哥维亚敕令》中，腓力表示他拒绝批准变革。随着对改革的进一步请愿，以及1566年联盟贵族在圣特隆德的会议上要求宗教宽容，出现了严重的暴乱和破坏宗教圣物行为，联盟者帮助摄政王镇压骚乱的行动没有阻止腓力下令全面镇压。在阿尔瓦公爵的摄政时期（1567—1573年），一个戡乱委员会，即臭名昭著的“血腥委员会”被建立起来，以审判国王的反抗者。埃格蒙特与霍恩在布鲁塞尔的广场上被斩首，他们的头被砍下装在一个盒子里送到马德里。奥兰治的威廉逃脱，并领导持续的斗争。随着尼德兰的全体人口被教会作为异端判为死罪，南方与北方都开始反叛。

“海上乞丐”攻击了航船。哈勒姆被围攻并有条件投降。西班牙驻军放火和抢掠。数千人在任意逮捕、做样子的审判和暴力横行中死亡。

在卡斯蒂尔的总司令唐·路易斯·雷克森斯于1573—1576年、奥地利的唐·约翰于1576—1578年任总督时期，调解的努力失败了。在西班牙复仇期间（1576年），对安特卫普的洗劫使抵抗更坚决。在帕尔马公爵于1578—1592年摄政期间，分裂变得不可挽回。通过阿拉斯同盟（1578年），10个南方省份接受了西班牙的条件，并恢复了它们的自由。通过乌得勒支同盟（1579年），7个北方省份决心为它们的独立而战。此后是不间断的战争。西班牙的军事手段从来没能成功对抗荷兰人的堤防、金钱、战舰和同盟者。1581—1585年和1595—1598年，荷兰人得到法国人的援助，1585—1587年，得到莱斯特伯爵率领的英国人的援助。1609年，他们获得了12年的休战期，但1621—1648年，他们被迫在反皇帝同盟的阵线中继续战斗。他们的坚定获得了成功。一个新民族的精神被铭刻在哈勒姆的泽尔斯塔特一位市民的房子前面：“我将忠于亲爱的尼德兰，永不动摇。” ⁴⁹

“尼德兰联合省”的荷兰共和国（在英语中因误用为Holland而得名）是17世纪欧洲的一个奇迹。它的成功与自命为它的主人的西班牙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经过80年痛苦的诞生过程，它可利用的资源实际上一直在增加。在抵抗那时最大的军事强国之际，它就以自己赢得的权利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强国。它那坚强的市民社会广泛地践行着谨慎的经营、民主和宽容的理念。它的工程师、银行家和海员有当之无愧的名声。它的宪法（1584年）确保了7个省政府与仍在海牙的国家联省委员会分离。联省委员会由一位有执行权的执政主持，这一职务通常与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一同掌握在奥兰治家族手中。 ［奥兰治］

荷兰共和国很快成为宗教异见者、资本家、哲学家和画家的庇护所。较早的弗拉芒画派的鲁本斯和凡·代克被荷兰画派的哈尔斯、勒伊斯达尔、维米尔，尤其是伦勃朗（1606—1669年）超越。尼德兰并没有受到资产阶级的沉闷的损害。它的宗教事务由于阿明尼乌教派的争论而活跃；它的军事事务由于和平主义观点的有力表达而富有生气；它的政治由于一个极端共和主义的党派在扬·德·维特（1625—1672年）领导下，于1651—1672年成功地使执政职位空缺；它的政治力量由于在1651—1654年、1665—1667年和1672—1674年三次与英国的战争而衰落。尽管如此，尽管它有独特的非中央集权的宪法，它仍有充分的理由被视为第一个现代国家。 ⁵⁰ ［巴达维亚］

法国 也进入了一个恢复活力与辉煌的时期，它较少为遥远的殖民地拖累，在地理上结合更为紧密，是哈布斯堡家族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而法国在战略上一边被神圣罗马帝国包围，另一边被西班牙包围。北面是西属尼德兰，南面是西班牙的地中海属地。法国人企图得到他们自认为应享有的统治地位，但一再遭到挫败。

在将文艺复兴的法国与路易十四分隔开来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国王们一再在国内外陷入令人窒息的错综纠纷之中。查理八世在1494年发动了意大利战争，不切实际地要求得到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王权，结果使他的国家卷入了持续65年的一系列大规模斗争。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他的臣民之父”，维斯康蒂家族的后裔，也不切实际地要求得到米兰。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生于科尼亚克，是一位优雅的骑士，一个有教养的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君主，在1519年的皇帝选举中遇到了第一次挫折。第二次挫折是他于1525年在帕维亚被俘。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一切都完了，除了我的荣誉和生命。”他被释放，并与皇帝的姊妹结婚，这没有限制他继续法国与德意志的世仇之争，从此这场斗争在近代史的余下时期内支配着欧洲。他是一位有广阔视野的君王，是雅克·卡蒂埃远征加拿大的赞助者，是拉伯雷、达·芬奇和切里尼的庇护者，是勒阿弗尔和法兰西学院的创立者，是香波堡、圣日耳曼宫和枫丹白露宫的建造者。 ［阿尔科弗瑞巴斯］［鼻子］［酷刑］

在瓦卢瓦王朝最后四个国王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弗朗索瓦二世（1559—1560年在位）、年轻的查理九世（1560—1574年在位）、恶名昭著的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统治期间，法国因《卡托—康布雷齐和约》（1559年）从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得到休战机会，却又陷入了宗教战争的可怕泥潭（见上文）。玩世不恭的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将法国从宗教斗争中拯救出来，并与他野心勃勃的大臣苏利公爵（1560—1641年）一道，制订了恢复繁荣和国际和平的计划。他许诺说：“在我的王国里，将没有一个（农民）劳动者锅里没有一只鸡。”像他的前任一样，他也死于谋杀。 ［大谋略］

路易十三（1610—1643年在位）的长期统治和他儿子路易十四的幼年时代（1643—1651年），被两位强有力的教会人士阿尔芒·迪普莱西（即枢机主教黎塞留，1585—1642年）和朱里奥·马扎里尼（即枢机主教马扎兰，1602—1661年）的影响掩盖。法国在外部事务上专注于三十年战争，在内部事务上专注于中央集权的王权反对地方与贵族的特权。三级会议在1614年召开后被停止。黎塞留对地方贵族财富和权力源泉的无情打击，引发了绝望的反叛和1648—1653年的福隆德（投石党）战争。路易十四成年时代的日出打破了阴云密布的天空。

意大利战争通常被当作近代史的起点，并成为局部冲突走向国际化的模式。（两者都不是。）法国军队在1494年9月越过蒙热内夫尔山口，奔向那不勒斯，这是与帝国和阿拉贡的明文协议，前者事先得到了弗朗什孔泰作为补偿，后者则因获赠鲁西永而被收买。因而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法国人三次远征的结果，每次都引发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去击败它。查理八世在1494—1495年的远征，在胜利地扫荡过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后，夺取了那不勒斯，但是被迫以同样的速度撤退。路易十二在1499—1515年的远征，以同样的方式夺取了米兰，用列奥纳多雕刻的骑马人像做打靶练习。但是，它引起了教皇尤里乌二世发起的“神圣同盟”的反对。弗朗索瓦一世于1515—1526年的远征，以在马里尼亚诺一个漂亮的胜仗开始。它与其他事情一道，使瑞士转向永久中立，并促使教皇在1516年签署了《宗教事务协约》。但是，它被皇帝选举的惨败中止了。这使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成为死敌。1525年，后者在帕维亚报了马里尼亚诺之仇，弗朗索瓦一世被俘。皇帝的军队横扫普罗旺斯，直抵马赛。被释放后，弗朗索瓦一世促使一位新教皇组成一个反对过分强大的皇帝的新神圣同盟。接着发生了帝国军队在1527年对罗马的可怕洗劫，这次教皇成了俘虏。到此时，意大利战争已成为法国与帝国普遍化的斗争中的一条阵线。

法国与帝国的战争操纵着大陆的平衡。弗朗索瓦一世在企图打破帝国的包围时，毫不迟疑地从所有地方吸收同盟者。1519年，他亲自充当皇帝候选人。尽管豪华的“黄金布地”会见失败了，他最终赢得了英格兰亨利八世的同情。他与德意志的新教王公们制订了可耻的计划；1536年，在著名的《治外法权协定》中，他与异教徒苏莱曼一世合作，并与苏丹的北非臣属们，包括海盗王凯尔·埃尔·丁·巴巴罗萨合作。在意大利多变的势力格局中，他得到教皇和梵蒂冈的主要对手威尼斯共和国的多方支持。

结果是又进行了四次战争。1521—1526年，帝国军队首先进攻了法国的勃艮第，这发生在倾全力于在帕维亚结束的意大利战役和《马德里条约》（1526年）之前。1526—1529年，皇帝因过度扩张而丢了脸面，在康布雷签署了《贵夫人和约》（1529年）。1536—1538年和1542—1544年，他卷入了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德意志新教徒以及法国人的纠纷之中，被迫签订了《克雷皮昂瓦卢瓦条约》（1544年）。该条约创造了一个可以召开特伦特宗教会议的间歇，长期延迟了对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进攻。1551—1559年亨利二世在位时期，法国人与德意志新教徒合谋占领了洛林的三个大主教区梅斯、图勒和凡尔登，由此掀起了“向莱茵河推进”和一场边界斗争，直至1945年才结束。作为回应，哈布斯堡王朝在低地国家占领阿图瓦，并与英格兰结盟，这立刻刺激法国人忘记他们的宗教分歧，并占领了加来（1558年1月7日）。玛丽·都铎与腓力二世的委托式婚姻是这个短暂的哈布斯堡—都铎友好关系的代价，她宣称：“当我死去时，你们会发现加来刻在我的心上。”由于《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的普遍和平，法国保有了洛林和加来，哈布斯堡王朝保有阿图瓦、米兰和那不勒斯。英格兰被永远排除在欧洲大陆之外。主要的问题被搁置下来，没有得到解决。 ［诺查丹玛斯］

不列颠群岛 越来越为英格兰人主导，已经有一两次接近颇具诱惑力的统一。在丧失了大陆上的立足点后，英格兰王国将它的精力转向与其直接相邻地方的事务和海外冒险。这个时代一个典型的复合政治实体由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组成，它缺少苏格兰已经拥有的民族凝聚力。但是在都铎时期，它表现出很大的活力。尽管这是个宗教斗争的时代，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和他的三个儿女，爱德华六世（1574—1553年在位）、玛丽一世（1553—1558年在位）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创立了英格兰国教会，使议会和君主制长久共存，还创立了皇家海军。 ［莎翁］

斯图亚特王朝从1371年起统治苏格兰，在都铎王朝绝嗣后接受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位个人联合（1603年）。他们获益匪浅。由于受到大陆的同盟者欺骗，苏格兰自弗洛登战役（1513年）的血腥灾难之后就生活在英格兰的阴影之中。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被遭废黜的苏格兰女王玛丽（1542—1587年）的阴谋严重动摇，她死在英格兰的断头台上。但是，玛丽的儿子詹姆士一世与六世［1566（1603）—1625年在位］在普遍同意下得到了绕过他母亲的王位继承权。他及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和他的孙子查理二世［1649（1660）—1685年在位］在霍利卢德宫和白厅实行平行的统治。詹姆士一世在威斯敏斯特宫对他的第一次议会说：

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以我个人的名义联合起来了。就像两个王权血统上相传下来的那样，由此它现在变得像在它本身之内的一个小世界，被一个自然而可爱的池塘或沟渠环绕在周围防护着……

整合依附的公国进行得不那么顺利。威尔士被亨利八世设郡治理，没有异议地进入了英格兰政府组织。英格兰—威尔士的乡绅有理由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但是在爱尔兰，从玫瑰战争起，议会就脱离了英格兰的控制，只是艰难地被约束着。1541年，当英格兰教会和威尔士的各郡在1534年已经诞生后，亨利八世宣布自己为“爱尔兰国王”，他给他的继承者们制造了麻烦。将爱尔兰酋长转变为伯爵和男爵的政策不过是一种姑息手段，特别是当爱尔兰人的习俗和语言被废止时。对王权的怨恨不久就与对新教改革的怨恨混合在一起，燃起了一系列反叛。1592—1601年的“九年战争”，是围绕着休·奥尼尔，即蒂龙伯爵的阿尔斯特起义进行的。它在伊丽莎白女王的代理总督蒙乔伊男爵的毁灭性暴力报复中结束。他取消了英国辖区和本地人土地的区别，废除了爱尔兰人的法律，开始了一项系统殖民化的政策。17世纪30年代在斯特拉福德伯爵统治下和解的繁荣的10年后，跟着是17世纪40年代更大的起义的10年，当时爱尔兰人从英格兰的动乱中得到好处，引进了宗教宽容和一个独立的议会。1649—1651年，爱尔兰被克伦威尔野蛮征服，并被有实效地合并。 ［布拉内］

英格兰的力量和财富有可观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它的海洋冒险。在阿尔斯特的新殖民地，大部分移民是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他们寻找与大西洋彼岸的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的英国殖民地一样的庇护。马里兰建立（1632年）之后是牙买加（它是1655年从西班牙人那里夺取的）、卡罗来纳（1663年）、纽约［以前是荷兰人的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和新泽西（1665年）。1651年的《航海法》由克伦威尔的“残余议会”在荷兰独立的余波中通过。它坚决要求的各种事项包括荷兰船只向英国的国旗致敬。这是英格兰傲慢增长的一个标志。

苏格兰是剧烈的宗教与政治斗争的场地，它最终引发了17世纪中期的“不列颠内战”。诺克斯的长老会是按照日内瓦的模式建立，由它的加尔文教创立者按神权政治设计的。但是，一个对此不满的宫廷党一再地打击它。在1572年诺克斯去世后，一位摄政王迫使教会接受主教，因此引起了教会与国家之间无尽的斗争。1610年，为了保证主教继承的信徒传统，詹姆士六世要三名苏格兰主教由他们的英格兰同行祝圣。1618年，他将他的五项条款强制推行，坚决要求实行在圣餐式上下跪等许多宗教仪式。在每个步骤上，他都中止举行教会的总会议，直到它屈服，因此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1637年，查理一世颁行了英格兰教会公祷文和祈祷书的修订版。它是以国王个人命令这样做的，没有向教会总议会咨询，激起了一场反叛。当公祷文在7月23日首次引入爱丁堡的圣贾尔斯大教堂时，它引起了一场骚乱。结果，不久之后“会议”成立，这是一个所有等级的革命委员会，并在1638年2月签订了《国民圣约》。圣约派招募了一个武装同盟，他们以波兰的方式宣誓，誓死保卫它的章程。他们寻求保护长老会不受国王和主教侵犯，保护苏格兰不受英格兰人侵犯。保护他们不久就宣称得到所有真正的苏格兰人效忠，并在没有国王授权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议会。1640年8月，圣约派几支军队中的第一支渡过特威德河，入侵英格兰。

就这样，苏格兰的宗教战争和英格兰国王与议会之间同样长期的宪政斗争纠缠在一起。在都铎王朝时期，君主与各郡和市镇选举的代表之间的伙伴关系不能掩盖这个事实：英格兰的议会是国王政策的一个工具。亨利八世对一个议会代表团宣称：“朕的国王地位从来没有像在议会中这样高，在那里，朕如同首脑，你们如同肢体，结合为一个政治实体。”谁是首脑是无疑的，议会成员没有特免权，有理由对国王的愤怒感到恐惧。

在詹姆士一世时期，下议院赢得了政治主动权，然而这就结束了议会的助手作用。从长期来看，议会对税收的控制被证明是决定性的。1629—1640年，当查理一世决定实行无议会统治时，没有人有手段反对他。但1640年4月，当苏格兰战争的费用迫使国王召开英格兰议会以寻求经费时，风暴爆发了。宫廷对国王的神权的谈论被引证《大宪章》的议会律师们反驳。根据已故首席法官爱德华·柯克的著名声明，“这个王国的法律只能由议会改变”。一份《大抗议书》（1641年）摆在国王面前，有一份数量很大的指控目录。国王的首席大臣斯特拉福德伯爵遭议会弹劾，在国王不情愿的同意下被处死。

爱尔兰此时进入了双方较量之中。斯特拉福德对待阿尔斯特的长老会教徒像他的前任们对待爱尔兰天主教徒那样严厉。他已着手招募一支爱尔兰军队，用以对付国王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反叛臣民。但当他于1641年6月离开爱尔兰而没有给军队发饷时，他留下了一个公开叛乱的国家。一支苏格兰军队到达爱尔兰支持他们的新教共同信仰者，于是多边的战争无限制地进行下去。查理一世受到各方面的阻碍，于是企图以都铎王朝的好办法逮捕英格兰下议院拒不服从的议员。他失败了。“我看到鸟已经飞走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他别无良策，只有逃出伦敦并号召他的臣民武装起来。他不希望召集公然反抗的议会，他也放弃了国王接受咨议会劝告的传统，在诺丁汉升起了他的军旗。那是1642年夏天。这场斗争使他赔上了性命。直到1689年之前，英国都没有获得满意的宪政制度上的平衡。

因此，“英格兰内战”是个用词不当的名称，它不适用于描述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的性质。它不开始于英格兰，也不局限于英格兰。它包括三场分别在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内战，牵涉斯图亚特王朝统治区内所有互相关联部分的发展进程。不能孤立地看待英格兰在1642年8月的危机。国王对待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急躁行为无疑是由他在爱丁堡的不愉快经历造成的。英格兰议会派的好战精神由于他们所知道的国王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专制政策，由于他宗教强制的记录，由于斗争已经获得进展而高涨起来。这里毕竟是一场政治与宗教原则的斗争。将其依据社会群体式经济利益加以解释的尝试，虽然在有些问题上是有帮助的，但不能取代以宪政与宗教信念的混合为基础的较早的分析。天主教和英国高教会派教徒认为最大的忠诚是对国王的，他的君主特权正受到攻击。英格兰的清教徒和苏格兰的加尔文教徒给议会提供了核心支持，他们将其视为反对绝对君主制的屏障。乡绅们被分成了两派。

英格兰人被教导说，他们的内战没有像大陆上同时代的战争那种宗教的偏执和无情的屠杀。常被喜欢引证的材料之一来自议会军少将威廉·沃勒爵士的一封信，他是在1643年朗德维·唐战役前夕写给保王党西部军司令拉尔夫·霍普顿爵士的：

我对你的感情是不能改变的，敌意本身也不能破坏我对你个人的友谊，但是我必须忠实于我服务的事业。伟大的上帝是我的心灵的检查者，他知道……我完全憎恨这场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敌人的战争。我们两个都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必须在这场悲剧中演好分派给我们的戏份。让我们以一种荣誉的方式而没有个人憎恨地去做吧。 ⁵¹

如果这种克制占了上风，这些战争就绝不能继续下去。

因为有几个关键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准备表现出丝毫宽容。议会派的“低税收哲学”没有为国王提供有效统治的手段。占统治地位的英格兰权力集团也只对英格兰感兴趣，不关心爱尔兰和苏格兰各自的利益。尤其是在宗教事务上，双方都决心要迫害他们的对手，希望强制推行单一的宗教。这场战争“不是为宗教自由而战，而是发生在迫害者的两个敌对群体之间” ⁵² 。保王党们拥护《宗教划一法》。议会在获得军事胜利的时候，企图强制推行长老派的“圣约”。双方都发现绝对的宽容与划一是不能强加的。

这场战争也没有摆脱恐怖。有文件记载的暴行，如在博尔顿由莱茵的鲁珀特王子的军队所施行的大屠杀（1644年6月），或德罗赫达可怕的洗劫（1649年），在那里，克伦威尔屠杀了一个爱尔兰城镇的全部人口，还伴随有杀死俘虏、夷平村庄这些没有公开的行为。

四年的斗争经历了有本地和中央军队参与的大量战役。保王党人将他们的司令部设在牛津的基督教堂，最初在英格兰的大多数郡占了上风。但是，议会派的军队得到苏格兰的“圣约同盟”的援助，掌握着在伦敦坚不可摧的基地，因而也掌握了中央政府的机构。他们能够及时招募一支专业的新模范军，它的创建者、令人畏惧的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年），逐渐在政治事务上和军事上发挥了指挥者的角色。议会通常控制着市镇，而国王控制着乡村。没有哪一方的战斗部队享有任何普遍优势，直至议会慢慢从优越的组织、一位无敌的将军以及与苏格兰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最初的冲突在牛津以北的埃吉山（1642年9月24日），此后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约克郡的马斯顿荒原（1644年7月2日）和纳斯比（1645年6月14日）。一旦国王于1646年在纽瓦克向苏格兰人投降，保王党人的所有公开抵抗就停止了。

当战斗减缓下来，政治形势就以革命的速度加快变化了。议会派阵营迅速激进化了，包括它的共和主义者及与它有联系的极端福音派教徒，他们中有平等派和掘地派。由于不能将国王束缚在一个牢固的协议上，克伦威尔决定处死国王，于1649年1月31日在白厅宫前执行，由此开创了共和国。由于不能控制长期议会，克伦威尔清洗了它。由于不能用劝导赢得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他先后入侵爱尔兰和苏格兰。他在伍斯特战胜苏格兰人（1651年），在战场上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他从未能策划出与他的军事胜利相配合的政治解决方式。即使是由他挑选出的支持者组成的“残余议会”，他也无法掌握，因此他解散了它。他告诉他们：“必要性没有法律。”只有克伦威尔作为护国公通过11个军区的上校统治。议会派的事业在抛弃了议会制政府后，在政治上破产了。

“伟大的奥利弗”是一个有无比坚强意志力的人。他对他的肖像画家说：“我的莱利，我要求你……画一幅真正像我的画，表现出所有的粗糙皮肤、疙瘩和赘肉，否则我连一个铜子也不会给你。”但是，他没有设计出持久的解决办法，并且往往将一切事情，甚至德罗赫达的大屠杀都归因于上帝的裁判。在他死后，保王党的事业复兴了。除了恢复战前状况，没有其他选择，国王和议会都必须恢复。查理二世于1660年5月29日在《保障与大赦法案》的条件下从流亡中返回。国王与议会都必须重新学习小心共处的规则。

在某些方面，英国内战是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围绕现代国家成长产生的紧张关系的表现。但是它没有鼓舞任何大陆上的仿效者，因此必须被看作一场实质上只有区域意义的悲剧。

在北海的另一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向着脱离统一的相反方向发展。特别是瑞典长期对丹麦人的统治感到不安。从15世纪60年代起，它就拥有由四个等级组成的“议会”，从1479年起，它在乌普萨拉有了自己的大学。1520年圣诞节，一场叛乱在达尔勒卡里亚爆发，反对又一个丹麦人国王加冕。一场大屠杀在斯德哥尔摩的城市广场进行，在那里有100名叛乱的支持者以叛逆罪被处死，这只是煽起了怒火。由一位年轻的贵族古斯塔夫·埃里克松·瓦萨领导的反叛者驱逐了丹麦的军队。1523年，卡尔马同盟破裂了。瑞典在古斯塔夫·瓦萨（1523—1560年在位）统治下走上了自己的路。丹麦和挪威在腓特烈一世（1523—1533年在位）和他的继承者统治下，是路德教派的早期成员。这种结果形成的敌对态势，不仅笼罩了有争议的哈兰省，还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保持活跃。

瑞典 的命运此后与瓦萨家族，与寻求在波罗的海的霸权，并在略晚一些时候与新教的事业联系在一起。1527年，在韦斯特罗斯的国会上，古斯塔夫创建了一个埃拉斯图派的教会，比亨利八世在英格兰还要先行一步。他废除了天主教的仪式，但是将教会的土地财富转给他的支持者，创造了一个强大君主制的社会基础。他的次子约翰三世（1568—1592年在位）与波兰雅盖隆王朝的女继承人结婚，而他的孙子西吉斯蒙德·瓦萨（1592—1604年在位）当选为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被看作瑞典正在衰亡的天主教派的最后希望，而由他的继位引发的内战促使大多数贵族将国家独立与新教信仰视为一体。1593年，乌普萨拉宗教会议采纳了《奥格斯堡信纲》作为国家宗教。西吉斯蒙德被废黜，王位传给他的叔父南曼兰的查理九世（1604—1611年在位），新教朝代之父。此后在与波兰的连续战争中，瑞典在波罗的海的战略利益斗争上又有了王朝和宗教的动机。

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611—1632年在位）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形式。他拥有很高的才能、一个安全的政治基地、一支海军和一支甚至大大超过西班牙人的本国军队，他完善了自己筹资的军事远征的艺术。1613年，他从丹麦人手中收复了卡尔马；1614—1617年，他介入了俄国的“动乱时期”，离开时夺取了因格里亚和卡累利阿；1617—1629年，他进攻波兰—立陶宛，夺取了里加（1621年），并围攻了但泽（1626—1629年）。他曾经以一个急驰逃脱了波兰轻骑兵的俘虏，但是他榨取维斯杜拉河的过境税而得到了很多钱，所以他能下更大的赌注冒险。1630年，在法国的支持下，他大张旗鼓地进入德意志。他在吕岑战役中战死（见下文），中断了他那充满希望的事业。

克里斯蒂娜女王（1632—1654年在位）成长于大法官奥克森谢尔纳摄政时期，经历了瑞典由于征服哈兰（1645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上升到顶峰。但是她秘密地归信天主教，退位而隐居在罗马。她的表兄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担心俄国的野心和一支失业军队的花费，诉诸干涉波兰—立陶宛的老政策。他的英年早逝使瑞典得以有机会在《奥利瓦条约》（1660年）中全面解决问题（见下文）。

瑞典从未得到对波罗的海的完全控制，即成为多次预言的“波罗的海的主人”。但是在半个世纪里，它在欧洲事务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是北方的恐怖者、那个时代的军事奇迹、最活跃的新教强国。

波兰 — 立陶宛 是另一个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经历了“黄金时代”的国家。后期雅盖隆王朝的领地绝对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并且它避免了宗教战争和奥斯曼帝国入侵这些困扰当时许多国家的问题。齐格蒙特一世（1506—1548年在位）与齐格蒙特—奥古斯特（1548—1572年在位）是又一位斯福尔扎家族王后的丈夫和儿子，与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有着强有力的联系。克拉科夫是最富有文艺复兴氛围的宫廷之一。

“共和国”是由卢布林联盟（1569年）创立的，其创立部分是由于缺少一个王位继承人，部分是由于俄国扩张的威胁。它是波兰与立陶宛之间利益协调的一种早期形式。波兰王国接受立陶宛大公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虽然它夺取了巨大的乌克兰王室领地作为补偿。大公国保留它自己的法律和行政当局及军队。这个双重国家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和一个共同的国会统治。进行统治的贵族设计的这个贵族民主制体系保留了其统治者的地位。他们通过地区会议控制中央国会，管理税收和军事。通过“同意条件”，将它们附加在“加冕誓言”上，他们雇用国王如同遵照合同的经理。通过他们体现在武装同盟或联盟上的抵抗的法律权利，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地位，以对抗所有的国王阴谋。他们的所有协商遵循全体一致的原则，确保没有国王或派别能够践踏共同的利益。这不是盛行于18世纪的普遍无政府状态的体系。不管它有什么缺点，它是在绝对君主制和宗教斗争时代民主制的一个大胆实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选择。“共和国”在民主追随者中的名声不应依赖于它后来的暗害者有偏见的宣传。

从卢布林同盟到1648年大危机的80年中，“共和国”比它的邻居的情况更好。波罗的海贸易给许多贵族带来非同寻常的财富。这些城市，特别是但泽，在王家特许状下极快地繁荣起来。反宗教改革虽然有力地推行了，但没有引起公开的斗争。贵族虽然在1606—1609年“法律大反叛”中使政府暂停运作，但是通常不会把这种在较晚时代使政府瘫痪的行动推向极端。他们通常选举能对抗主教和教皇至上论的亲哈布斯堡派别的国王。对外战争在边界地带或外国领土上进行。

君主制起的作用虽然要依赖于国王才能的高下，但仍保有普遍的权威。确实，第一个选举国王亨利·瓦卢瓦（1574—1575年在位）是一个十足的祸害，但是他4个月后就逃走了，去危害他的祖国法国去了。没什么可惋惜的。下一个国王是有能力的特兰西瓦尼亚人斯特凡·巴托里（1576—1586年在位），他重获尊重，驱使复杂的国家机构有效地行动。他于1578—1582年对恐怖的伊凡作战获胜，夺得了利沃尼亚。第三位国王、瑞典人西吉斯蒙德·瓦萨（1587—1632年在位）遭遇了许多变故，但他经受住了“法律叛乱”和波兰对俄国在1610—1619年令人不安的干涉。他的两个儿子弗瓦迪斯瓦夫四世（1632—1648年在位，以前的沙皇）和约翰·卡西米尔（1648—1668年在位，以前的枢机主教）分别经历了平静和混乱。

灾难的连锁反应作为约翰·卡西米尔统治时期的标志，几乎是突如其来的。1648—1654年，第聂伯河哥萨克人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下掀起叛乱，赫梅利尼茨基带领一支由哥萨克和鞑靼人组成的凶残军队直上维斯杜拉河，横越乌克兰，留下一道被屠杀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血路。它将农民的愤怒与真正实际的东部省份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宗教上的不满联系起来，在绝望的赫梅利尼茨基转向沙皇救援时，它实际上被镇压下去了。俄国在1654—1667年的入侵，给立陶宛和乌克兰带来了死亡和破坏，引起了瑞典人战略上的担心。1655—1660年瑞典的两次入侵，在波兰被称为“大洪水”，蹂躏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迫使国王流亡，大贵族们被处以叛逆罪。只有在琴斯托霍瓦的雅斯纳古拉修道院，它的“黑圣母像”奇迹般地易于使瑞典的榴弹炮弹偏离，因而能够坚持抵抗。伴随着特兰西瓦尼亚人的入侵和勃兰登堡人的推进，这个国家几近崩溃。但是，波兰以奇迹般的复苏力量恢复了。俄国人被阻挡，瑞典人被驱赶到一起，普鲁士人被收买了。1658年，司令官恰尔内茨基甚至能有力量去日德兰与瑞典人作战。《奥利瓦条约》（1660年）解决了共和国西部邻国的要求，结束了瓦萨王朝的争斗，确认了公爵领地普鲁士的独立，承诺了一个更美好的时代。

此后，共和国看来有了一段时间处理它突出的问题。在17世纪60年代的历年战争中，波兰的骑兵稳步地将俄国人驱回俄国。然后，在已经可见的普遍恢复中，国王的宪政改革计划引起了贵族民主派异常强烈的反应。1665—1667年，军事指挥官卢博米尔斯基叛乱的兄弟相残斗争结束了所有阵线上的进展。它造成国王与他的反对者之间的政治僵持局面。与此同时，它迫使共和国签订了灾难性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1667年），将基辅和乌克兰左岸交给俄国人，在理论上是20年，实际上是永久的。国王退位并隐居到法国，在那里，他被葬于圣日耳曼德佩教堂。他统治时期贬值的铸币标有他的首字母缩写ICR（Iohannes Casimirus Rex，国王约翰尼斯·卡西米尔），这个首字母缩写也可以用来表示Initium Calamitatum Reipublicae（共和国灾难的开始）。

波兰不幸的开始与波兰的两个邻国普鲁士与俄国力量的激增在时间上正好一致。

普鲁士 在16世纪早期仍然保存着条顿骑士团国的遗迹。几十年来，普鲁士一直在衰败，迫切需要彻底的革新。由于立陶宛归信基督教，它已失去了使异教徒归信的使命，它的军事霸权在格林瓦尔德遭到失败（1410年）。它的商业突出地位由于波兰获得埃尔宾、托伦和但泽（1466年）而丧失。它的存在受到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威胁，它的最后一任骑士团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霍亨索伦匆忙将其转变为波兰国王的一个世俗封地。他归信路德教，解散了条顿骑士团，并于1525年为他的新公国在克拉科夫的城市广场举行了封臣效忠礼。在他的首府柯尼斯堡，他制定了最终将他的领地与他的亲戚在勃兰登堡的领地联系起来的战略。靠获得他的公国的合法继承权，他确保了自己在没有后裔时，可以自动地将领地留给柏林的霍亨索伦家族。这个政策在1618年得到了结果，此后，一个同是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享有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和普鲁士公爵的双重头衔，勃兰登堡—普鲁士国由此诞生。

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讲波兰语，并抱有成为“波兰第一君主”的意图，在1641年为他的公国举行了封臣效忠礼。15年后，在“瑞典人大洪水”的高峰，他的军队占领了华沙——他的封君的首都。普鲁士的军队初次登场了。此后只需要一种两面派的外交欺骗，尽力谋取首先是瑞典人，然后是波兰人对普鲁士主权地位的承认。它在奥利瓦得到了正式认可。普鲁士的精神步入正途了。

俄国 的伟大战略是由伊凡三世发起的，以不可思议的顽强坚持着它的宗旨。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以“雷帝”闻名，完成了他的前辈们准备建立的世袭父权制国家。一位早期的西方旅行者写道：“所有人民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奴仆，也就是他们君主的奴隶。” ⁵³ 通过建立“特辖军团”，后来所有俄国安全机构的前身，他能够将地方力量抛在一边，为自己个人的意志和势力范围服务，并放手进行无约束的恐怖统治。通过毁灭诺夫哥罗德，并在一场持续几个星期的血洗中几乎屠杀了全部人口，他巩固了莫斯科在俄国的统治。通过摧毁古老的大贵族家族的权力和他们的“缙绅会议”，他创建了一个严密的从属性的等级制社会。靠任命第一个莫斯科总主教，他得到了一个分离而依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从此切断了一切外来影响。通过吞并喀山汗国，在那里兴建宏大的天使报喜大教堂（1562年）作为基督教在穆斯林土地上的胜利纪念碑，他宣告了无限制的帝国野心。通过“兵役名册”与“衙门”，他严密掌握了所有的国家官吏和他们的任命。这是“户籍清单”的前身。在这种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移植术和截肢术后，病人变得更糟就不足为奇了。

“混乱时代”充满了从1598年伊凡之子费奥多尔死亡到15年后罗曼诺夫王朝继位的年代。随着中央权力的瓦解，敌对的大贵族派别连续推举了五个命运不幸的沙皇，其间既有农民反叛和哥萨克的袭击，国家也被瑞典人、波兰人和鞑靼人入侵。费奥多尔的首席大臣鲍里斯·戈东诺夫（1598—1605年在位），一位鞑靼人大贵族，在谋杀合法继承人的指控中被推翻。伪德米特里一世（1605—1606年在位）是一个冒充者，宣称他是伊凡被杀害的儿子，得到一位波兰大贵族耶日·姆尼什克和他的耶稣会朋友的支持。他与姆尼什克的女儿玛丽娜结婚，并向莫斯科进军。他短暂的改革性的统治结束于一声爆炸，当时他被下一个竞争者瓦西里·舒伊斯基（1605—1611年在位）的追随者在红场上用一门大炮轰出去。舒伊斯基又被另一个冒充者，伪德米特里二世——“图希诺的贼”推翻。他不知怎么设法说服了玛丽娜，他是她复活的丈夫。舒伊斯基在被波兰人俘虏后死去。之后，一位波兰加冕君主瓦迪斯瓦夫·瓦萨继任沙皇，他的候选资格一直为另一个大贵族派别坚决支持。

虽然许多像姆尼什克这样的波兰贵族私下卷入这场“混乱”，但“共和国”的官方政策是不介入。国王倾向于支持姆尼什克的计划，尽管俄国的谣传与此相反。而国会警告国王不得将金钱与军队耗费在重新夺取斯摩棱斯克等有限目标之外。因而当波兰军队在1610年进抵斯摩棱斯克，与此同时，瑞典人已到了诺夫哥罗德，波兰没有下令继续前进。但是，像指挥官后来向愤怒的“议会”所解释的那样，波兰人不顾训令推进了。当俄国军队在克卢申诺战败，通向莫斯科的道路无人防守时，他们没有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克里姆林宫。一支驻防军在那里待了一年才被迫投降。他们在被屠夫米宁、博扎尔斯基亲王和新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1613—1645年在位）召集的俄国爱国民众屠杀前，放火烧了莫斯科。俄国人建立了他们的王朝和国家之间的同一性。这是一个现成的歌剧主题。 ［苏萨宁］

莫斯科的复苏是缓慢而有条不紊的。波兰人在1619年被击败，弗瓦迪斯瓦夫亲王放弃了他的皇位要求。斯摩棱斯克被收复（1654年），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年在位）统治下，根本性的改革引起的内部骚乱只是部分从领土获取上得到补偿。一项法律改革使1649年的《法典》得以产生，包括1 000多个条款，将农奴制永久化和系统化，为斯杰潘·拉辛农民大起义创造了条件。牧首尼康（1605—1681年）的教会改革——他的目标是使礼仪现代化和减少国家的控制——引起了“旧信徒”脱离教会和沙皇的恼怒。按西方路线进行的军事改革先于没有很成功地抵抗波兰人的战役之前实行。据此看来，《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1667年）获得的大片领土是个意外的收获。

尽管如此，从波兰手中获得乌克兰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它给了莫斯科公国经济资源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而使其成为一个大国，并且它出现在将对西伯利亚的探险和征服推进到太平洋的同一代人中。“莫斯科公国+乌克兰=俄国”这个公式在俄国对自己的历史的论述中没有予以强调，但它是很重要的。如此看来，俄罗斯帝国的真正创建者是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而不是他更有名的儿子彼得。 ［闺房］

俄国、波兰和瑞典之间的长期斗争决定了东欧的命运。回顾过去，人们可以看出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打破了力量平衡。波兰—立陶宛作为这个地区的主导国家，被俄国在不知不觉中取而代之。但波兰与俄国有一件事是相同的：它们都没有让自己陷入三十年战争。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作为波兰和俄国的南部邻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同时达到了极盛时期。从穆斯林的角度看来，关键的进展在于奥斯曼人决定率领伊斯兰教的主要派别逊尼派反对什叶派。当苏丹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向波斯进攻时，他结束了攻占君士坦丁堡后长达60年的停顿，此后陆续进行了对大马士革、开罗和巴格达（1534年）这些以前哈里发领地的征服。“大帝”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将王国范围扩大到麦加的先知圣墓，就有了很好的理由以“伊斯兰皇帝”自居。许多纪念性建筑，包括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清真寺证实了这种豪华的现实性。

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当奥斯曼土耳其人用他们新获得的力量向西推进时，危险的信号就开始闪现了。他们直向多瑙河流域推进到匈牙利，并同时向北非海岸的海盗国家进攻。多瑙河战役随着1512年夺取摩尔达维亚开始。然后，当贝尔格莱德被攻占（1521年）时，宽广的匈牙利平原就为奥斯曼进军敞开了。1526年，当最后一位独立的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雅盖隆在莫哈奇战役中战死后，奥地利本身处于威胁之下。1529年，土耳其人对维也纳进行了第一次失败的围攻，三年后，他们仍深入阿尔卑斯山谷进行袭击。1533年的休战只是以瓜分匈牙利为代价取得的。匈牙利西部留给了它的新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匈牙利中部，包括布达佩斯，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特兰西瓦尼亚成为臣属于奥斯曼保护下的一个分立公国。小规模战斗沿着所有新边界猛烈进行，直至《哈德良堡和约》（1568年）签订，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答应交纳年贡。1620—1621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沿着德涅斯特河越过摩尔达维亚，只在霍奇姆受到波兰轻骑兵的打击。 ［乌斯科克］

在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再次扩张以攻击罗得岛以及医院骑士团的有条件投降为预兆（1522年）。奥斯曼帝国于1529年夺取了阿尔及尔，1551年夺取了的黎波里，1571年夺取了塞浦路斯，1574年在第二次进攻时夺取了突尼斯。马耳他在大围攻（1565年）中幸存下来。从天主教世界的观点来看，勒班陀海战（1571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那里，腓力二世的非婚生兄弟、奥地利的唐·约翰成功组成威尼斯、热那亚和西班牙的联合海军力量，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这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最后一次大规模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海战，也是几十年来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推进。 ［希腊人］

奥斯曼人的汹涌而来产生了几种后果。首先，它复活了古老的十字军精神，特别是在天主教国家中。伊拉斯谟提出的问题“奥斯曼人不也是人或兄弟吗？”——反映出对当时的一种异常狂热的反应。其次，它在新教宗教改革的高峰期分散了天主教的主要力量，有助于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保持下去。苏丹是路德最主要的同盟者。再次，在外交阵线上，它使西方强国更密切地考虑东欧，开辟了与东方的首次尝试性接触。它导致了法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兰—立陶宛的开放政策，以及神圣罗马帝国派使团去莫斯科。最后，它引发了对土耳其人的时尚和手工艺品的一种狂热，这是欧洲的第一次“东方主义”经历。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可以被看作年代久远的德意志皇帝与王公斗争的一个插曲。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可以被看作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国际宗教战争的延伸。它还可以被看作卷入了大多数欧洲国家与统治者的一场大陆争霸斗争的重要阶段。它产生于波希米亚斐迪南大公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争吵，分四个明显的阶段，且规模越来越扩大。研究它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写道：“几乎所有的（参战者），都为恐惧所驱使，而不是出于征服的欲望或信仰的狂热。他们需要和平，并为此战斗了30年。他们当时不知道，此后也没领悟到，战争只会孕育战争。” ⁵⁴

1618—1623年的波希米亚阶段，开始于1618年5月23日，当时一个捷克贵族代表团进入布拉格的荷拉德卡尼城堡，将哈布斯堡王朝的总督雅罗斯拉夫·冯·马丁尼茨和威廉·冯·萨尔瓦塔从一个高窗扔到了一个粪堆里（它阻止了他们落在地上）。他们抗议近来针对新教教堂的攻击，反对斐迪南大公对波希米亚王位有争议的僭取，反对他据称对1609年《王家宽容特许状》的侵犯。（这个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是对200年前挑起了胡斯战争的事件的精心模仿。）当时，斐迪南正在为当选皇帝而活动，德意志的宗教和平被动摇了。路德教的王公们不安地注视着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领导的福音派同盟与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连领导的天主教联盟对峙。波希米亚的反叛者袭击维也纳，并在奥地利发动了一场叛乱。1619年，斐迪南继承了帝国皇位，他们正式废黜了他的波希米亚王位，选举了加尔文教徒普法尔茨选帝侯为国王。这意味着公开的战争。

1620年11月7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战役中，波希米亚军队被帝国派击溃。然后在一场恐怖的复仇中，波希米亚本地贵族遭到了可怕的报复，被处死或没收财产。捷克社会在文化上被斩首。这个国家被系统地天主教化和德意志化了。加尔文教徒被驱逐。“冬天国王”逃走了。他在普法尔茨的领地被西属尼德兰入侵，并被巴伐利亚人占领。天主教徒的将军蒂利伯爵（1559—1632年），布拉格的胜利者，攻占了海德堡（1622年），在北德意志纵横驰骋，追击冯·曼斯费尔德伯爵（1580—1626年）领导的新教军队。没有供给的军队开始像许许多多蝗虫那样以掠夺土地为生。

1625—1629年的丹麦阶段，开始于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下萨克森帝国势力范围的长官介入这场斗争，以保卫他受到强大压力的新教成员。在英格兰、法国和荷兰的援助下，他必须与由波希米亚天主教贵族阿尔布雷希特·冯·瓦尔德斯坦（1583—1634年）募集的一支新帝国派军队对抗。在易北河上的德绍桥战败（1626年）后，新教军队企图与特兰西瓦尼亚的同盟者拜特伦·加博尔会合。曼斯费尔德经过西里西亚一直向多瑙河进军。接着帝国派的转机来了，在诺伊豪塞尔（布拉迪斯拉发附近）击败曼斯费尔德后，他们全力进军北方新教地区。蒂利在西班牙人的帮助下进攻尼德兰，瓦伦斯坦入侵不伦瑞克、下萨克森、梅克伦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日德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直到施特拉尔松德的郊区，宣称自己是“波罗的海与大洋的最高统帅”。根据《吕贝克条约》（1629年），丹麦人被说服撤军以归还他们失去的领地。依据《归还敕令》，皇帝命令新教徒交出自《奥格斯堡和约》以来获得的所有前教会土地。瓦伦斯坦的军队中有许多非天主教徒，他表示抗议并被解职。

1630—1635年的瑞典阶段，开始于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派出一支小部队夺取施特拉尔松德。1631年，由于与法国的《巴瓦尔德条约》加强了地位，他率领瑞典主要军队登陆，进行挽回新教命运的努力。1631年，他没能在帝国派无情地洗劫马格德堡之前收复它，但是在布赖腾费尔德，他击溃了蒂利，进入普法尔茨。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位以前支持皇帝的路德教徒，加入了他这一方。1632年，他进入巴伐利亚，慕尼黑和纽伦堡向他打开大门。由于瑞典人准备向维也纳进军，萨克森人到达布拉格，绝望的皇帝被迫召回瓦伦斯坦。在莱比锡附近吕岑的激烈战役中（1632年11月16日），瑞典人占了上风，但是古斯塔夫战死了。他赤裸的尸体在一堆尸体下被发现，一颗子弹洞穿了他的头部，一把短剑刺中他的肋部，另一颗子弹可怕地打在背部。新教的事业动摇了，直到结成海尔布隆联盟才又一次复兴。1634年，瓦伦斯坦开始谈判，只是他的辛劳换来的回报却是帝国的放逐和谋杀。帝国派在讷德林根取得胜利后，一位有病的皇帝与路德派王公媾和。《归还敕令》暂停实行。

1631年的一天，巴伐利亚城市陶伯河上游罗滕堡被帝国军队包围。根据传说，蒂利下令洗劫这座城市，除非有市民能喝光一只巨大酒壶里的酒。于是市长海因里希·托普勒喝干了这壶酒，拯救了市镇，他自己却倒下死去了。他的功绩在一部戏剧《喝酒的市长》中被纪念。每到圣神降临节星期一那天，这部戏剧都会在拉陶斯的凯泽萨尔剧院上演。

一个村庄的经历可以作为成千上万个其他村庄的例子。1634年1月，20名瑞典士兵骑马进入法兰克尼亚的林登，要求得到食物和葡萄酒。他们冲进13间农舍中的一间，强奸了农舍主人格奥尔格·罗施的妻子，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此后不久，他们被村民伏击，他们的衣服、财物和马匹被劫走。第二天，他们与一位警官一道回来，逮捕了4个袭击瑞典人的人。警官后来向霍恩将军做了一个报告，指出士兵中的一个芬兰人是强奸罗施太太的人。后来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不久后，这个村庄就被记录为无人居住。它的居民数量直到1690年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⁵⁵ ［女巫］

1635—1648年的法国阶段始于法国成为海尔布隆联盟的保护者，联盟中留下的加尔文教徒成员已被排除在《布拉格和约》外。黎塞留的战略此时公开化了。法国对西班牙宣战，给瑞典人以薪饷，并入侵阿尔萨斯。战争在三条阵线上展开，分别在尼德兰、莱茵河地区和萨克森。1636年，西班牙人向巴黎进军，但在侧面受到威胁时撤回了。1637年，皇帝斐迪南死去，唤起了持久和平的希望。从1638年起，当黎塞留的德意志同盟者送给他莱茵河畔的布赖萨赫大要塞时，法国人的运气上升了。年轻的当甘公爵、孔代亲王（1621—1686年）的到来给了他们欧洲最好的将军。1643年，他在阿登的罗克鲁瓦漂亮的胜仗结束了西班牙人自1525年帕维亚战役以来的军事霸权。从1644年起，外交家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穿梭于奥斯纳布吕克的新教代表与明斯特的天主教代表之间。当他们还在争执不休时，法国人和瑞典人蹂躏了巴伐利亚。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分为两个部分，为下个世纪乃至更久的中欧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它记录了法国的优势和哈布斯堡王朝对德意志王公的屈从。在宗教问题上，它通过给予加尔文教徒、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以同等的权利结束了在德意志的斗争。它确定1624年为教产归还的时限。除了上普法尔茨和奥地利家族的世袭领地保留天主教信仰外，它做了教派改变的规定。在宪法问题上，它通过准予王公们签订对外条约的权利，并使帝国的所有立法要以得到国会批准为条件，使王公们的势力大为加强。它建议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都取得选帝侯资格。在大量的领土问题上，它努力给所有主要的索取者一些东西。瑞士与联合省获得了独立。荷兰人要求斯凯尔特河交通封闭获得成功。法国得到了最大的收获：对梅斯、图勒和凡尔登，皮内罗洛、南阿尔萨斯的松德高，以及布赖萨赫的主权；在菲利普斯堡的驻军权；还有10个阿尔萨斯城市的“地方监护权”。瑞典获得了不来梅和费尔登以及包括什切青在内的西波美拉尼亚。巴伐利亚夺得了上普法尔茨；萨克森夺得了卢萨蒂亚；勃兰登堡夺取了东波美拉尼亚直至波兰边界的大部分，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和卡明前主教区，还有马格德堡的“候选权”。梅克伦堡—什未林、不伦瑞克—吕讷堡以及黑森—卡塞尔分别被赐予了一小块土地。最后的签字仪式在1648年10月24日进行。

战争结束得很慢。在布拉格这个战争开始的地方，他们仍在战斗。

僧侣、学生和市民守卫在查理桥上，对抗瑞典人将开始的进攻。但后来在耽搁了9天后，和平的消息到来了。“教堂的钟声淹没了大炮的最后轰鸣。” ⁵⁶ 但是，军队没有回家。1650年，在纽伦堡不得不举行第二次大会，以解决军队要求的赔偿问题。西班牙人一直在普法尔茨的弗兰肯塔尔驻军，直到1653年，直到皇帝用贝桑松与他们交换。最后一批瑞典士兵直到1654年才离开。威斯特伐利亚的代表们已经开始称它为“三十年战争”。事实上，自从在多瑙沃特发生第一起暴力事件以来，已经持续了47年。

教皇英诺森十世受到了凌辱。他终生的仇敌枢机主教马萨林曾企图否决他的当选。他被向法国和向新教徒做出的让步激怒。他命令在明斯特的教廷大使谴责这个和约。在他简短的《热爱神殿》通谕（1650年）中，他形容这个和约是“无效、无约束力、不义、不公正、该受诅咒、邪恶、空洞，在所有时代都是无意义的”。在他愤怒的背后，他认识到建立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希望永远破灭了。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人们不能再习惯于说“基督教世界”，而代之以说“欧洲”。

德意志变得荒无人烟。人口从2 100万下降到大约1 300万。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死亡。像马格德堡这样的一些城市成为废墟。一些地区的整个人口、牲畜和粮食都被掠夺一空。贸易实际上中止了。一整代人的劫掠、饥荒、疾病和社会瓦解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破坏，结果使王公们被迫恢复农奴制，限制市政自由，使一个世纪的进步化为乌有。西班牙、瑞典、意大利、克罗地亚、弗拉芒和法国士兵的英勇开拓改变了这个民族的种族构成。德意志文化受到如此大的损害，以至于艺术和文学在外国的吸引力，特别是法国风格的影响下，完全改变了。

德意志的战略地位大为削弱。法国人此时占领了莱茵河中部。德意志的三条大河莱茵河、易北河和奥得河的河口分别被荷兰人、丹麦人和瑞典人占领。帝国的共同利益屈从于较大的德意志国家各自的利益，如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勃兰登堡—普鲁士。贫穷伴随着屈辱。有些历史学家将它看作绝望的土壤，只能培养出恶意的德意志骄傲的种子，会在以后一个复兴的时代发芽。奥地利已经开始了一个被称为奇迹时代的时期，此时则沦落为众多德意志国家中的一个。

但是，在1648年以后的年代里，不仅是德意志处于苦难之中。西班牙与葡萄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反叛做斗争，另一方面仍然与法国作战。英格兰处于内战的余波之中。法国被“投石党”动摇。波兰—立陶宛被哥萨克叛乱、瑞典人“大洪水”和俄国的战争撕裂。这些大灾变的连续发生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总的“17世纪危机”的设想。那些相信存在一个全欧洲的封建体系的人倾向于赞成由全欧洲资本主义成长阵痛引起的一场全欧洲社会政治革命的看法。有些持相反看法的人认为欧洲存在“现代国家的危机”。在危机中，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不断增加的索求进行了猛烈的反抗。其他人怀疑所有这一切也许是个巧合。 QzDrShKnKuhOs76c61FFrxKIax4UVEYuO+c7JCRN1Au6vL5Pr5ImKXjQTEQkZw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