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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塔森先生是一名律师，他面部线条粗犷，从未露出过微笑。他情感内敛，交流时冷漠、寡言、局促。他瘦高个头，缺乏活力，沉闷阴郁，但有时不知怎么的也让人觉得可爱。好友相聚的时候，一旦酒对了他的胃口，他的双眼就会流露出异常柔和的温情，这种温情在他平日的言语中是一丁点都感受不到的，但却能在他酒后沉默的面容中悄然体现，当然，他平日里的所作所为、为人处世中也时时流露出敦厚、温情的一面。他生活朴素，自我约束极为严厉：一个人的时候若想念葡萄佳酿了，会喝点杜松子酒
解解馋；他非常喜欢看戏剧，却有整整二十年不曾光顾过剧院。但是对别人，他却宽容得不能更宽容。有时候，他会好奇地想，那些整天胡作非为的人怎么会拥有那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呢，对此他甚至还有点嫉妒。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选择去帮助这些人，而不愿加以指责。他常常略带异趣地说：“我并不反对该隐的邪恶
，我的兄弟要是选择堕落，我是不会阻止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对于那些走向堕落的人，他往往会成为他们生命中遇见的最后一个值得尊敬的好人，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最后一点正面影响。对于这些人，只要他们登门造访，他都一视同仁，从不表现出一丁点的异样。
正因为厄塔森先生天生性格含蓄、矜持，而且他也以宽容、温厚与人交友，对他来说，待人以宽就是一种本能。其实，一个处事谦恭的人往往会接受命运为他安排好的朋友圈子，厄塔森先生就属于这类人，律师一般都这样。他对交友对象，并无特殊倾向。与他关系亲厚者，要么是亲戚，要么是结识已久的熟人。他与朋友的感情也如常青藤一般，时间越长久，感情越浓烈，这不，厄塔森先生与他的远亲理查德·恩菲尔德先生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恩菲尔德先生是镇子上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很多人都难以理解，这样性格如此不同的两个人，究竟互相看中了对方的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共同点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呢？每个星期天下午，他俩都会出去散步，据碰见他们的人说，他俩散步的时候从不说话，气氛非常沉闷。若是途中还能遇见个朋友聊聊天，俩人都能轻松一截。即便如此，这两人却格外重视他们的这次散步，把它当作每周最重要的活动。为了保证这次散步能顺利进行，他们可以取消其他的娱乐活动，甚至会将公务抛诸脑后。
事情就发生在他们一次散步途中。那天，他俩来到伦敦闹市区的一条窄巷里。因为是周末，巷子里生意不像平时那样红火，显得有些安静。这里的住户看上去家境都不错，但也还能感觉到他们都很卖力，着实想要再富裕一些，于是把剩余的钱都用在打点自家商铺门面上了。你瞧，巷子两边的商铺，就如两排笑容可掬的女服务员，热情邀请客人进店光顾。即使是星期天，巷子里行人稀少，与平日里的热闹景象相比稍显逊色，但比起周边那些脏兮兮的街道，这条巷子依然光芒四射，好比森林里烧着的一团火那样亮眼。百叶窗刚刚新上过漆，黄铜把手擦得锃亮锃亮，窗明几净，色彩明亮，路过的客人看上一眼就会觉得赏心悦目，还能不进去光顾光顾。
在一个街角处，顺左手边向东拐，走过两个门面，有一座院子。院子里竖立着一栋阴暗神秘的二层小楼，楼的外横墙紧紧挨着街边。底楼除了一扇门外，别无其他。门上没有安装门铃，也没有门环，表面的漆皮起了浮泡，脏兮兮的。门楣上的墙体已经脱色，因为没有窗户，乍一看好似没有眼睛的额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栋楼都让人觉得厌恶，满满都是肮脏、长期无人照看的痕迹。流浪汉晃悠着走进去，倚在门板上划火柴；小孩子们在台阶上摆起小摊；凸起的椽上有小刀的划痕，应该是上学的孩子在上面试过小刀。差不多有一代人了，这里从没有主人出现去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修一修这破败的房子。
律师厄塔森先生和恩菲尔德先生当时在对面的街上走着，当他们走到院子入口的正对面时，恩菲尔德举起手杖指了指门问道：
“你注意到这扇门了吗？”得到厄塔森的肯定回答后，他接着说：“这扇门总能让我想起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哦？什么故事？”厄塔森问，语气稍微变了下。
“好吧，我给你讲讲。”恩菲尔德讲起了他的故事。
“那是在一个冬日凌晨，当时大约三点钟的样子，天漆黑漆黑的，我从很远的地方回家。穿过城区的时候，路上什么都看不见，一条街挨着一条街，只有一排排点亮的路灯，所有人应该都在酣睡中，空旷的街面犹如空荡荡的教堂。我边走边仔细听周围的动静，听着听着，逐渐非常渴望有警察马上出现。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两个人：一个个头矮小的男人，正快步向东走，还有一个差不多八到十岁的小姑娘，正使劲从前面的一条横街上跑过来。然后，在转角处两个人一下子撞到了一起。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矮个子男人踩着女孩的身体走了过去，竟然显得若无其事，留下小女孩躺在地上大声哭叫。你听起来好像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眼睁睁地看到这种事情发生简直太可恶了。那矮个子简直不像个人，倒有点像那该死的印度教神车
。我大喊几声，几步追了上去，抓住那家伙的领子，把他拽回原地。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小群人，围着还在地上尖叫的孩子。那家伙异常冷酷，不作任何反抗，只是狠狠地朝我看了一眼。他的眼神简直太可怕了，就那么一眼，看得我浑身冷汗直流。闻声赶来的人都是小女孩的家里人，很快，还来了一名医生。原来，小女孩正是被家里人派去请这位医生的。据医生说，小女孩受伤并不是很严重，主要是受到了惊吓。到这儿，你会认为事情就结束了吧。然而并不是这样，后面还有稀奇的呢。看到那矮个子的第一眼，我就感到无比厌恶，当然，小女孩的家人肯定也是这种反应，这很正常嘛。但是那名医生的反应却让我感到吃惊。他就是一名普通的药剂师，看不出年龄有多大，相貌平平，说话带着很浓的爱丁堡
口音，听上去很容易动感情，像是在奏风笛一样。他竟然也跟我们一样！每次他看一眼那家伙，马上就脸色惨白，露出厌恶的表情，好像恨不得杀了他。我知道医生当时在想什么，他应该也明白我的心思，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既然杀了那家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把能做的事情做好。于是，我们跟那家伙说，我们能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而且会把他的这桩丑事宣扬出去，让整个伦敦都知道他那臭名昭著的名字。如果他还有朋友圈子或者任何与信誉相关的东西，那么我们敢肯定，他一定会因此而失去一切。整个过程中，在我俩愤怒地指责、威胁那家伙的时候，我们尽量把在场的女人拉得距离他远一点，那群女人当时情绪太过激动，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同时露出那么愤恨的表情。那小矮个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居然还是露出一副嘲讽、冷酷、阴森的表情。我能看出来，他也害怕了，但是又很快就战胜了那点恐惧，真真像个恶魔一般。他冷冷地说：‘如果你们想拿这件事来敲竹杠，我自然也没有办法。没有人愿意撞上这种事，开个价吧。’既然他这么说了，我们就让他出一百英镑给小女孩的家人。他显然不愿意出那么多，但是看到我们人多，生怕一起对他下手，于是就同意了。接下来就是去拿这笔钱了。你知道他带我们上哪儿去了吗？就是来到这扇门前！他拿出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拿来十英镑金币，其余是一张开给顾资银行
的支票，上面写着‘持票人即收款人’。支票上的签名虽说也是我整个故事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我不方便告诉你。我可以说的是，这个名字几乎人尽皆知，而且经常出现在各类报纸上。支票上写的钱数确实不少，但那签名其实更值钱，可惜那并不是真的。于是，我向那位‘绅士’直言，说自己对这张支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很可能是伪造的。我的理由是，不可能有人在凌晨四点钟闯进一所地窖一样的房子，拿出来一张支票，上面签着别人的名字不说，还足足有近百英镑。但是，那家伙却从容一笑，嘲讽地说道：‘放心吧，我会和你们一起等到银行开门，我自己拿支票去兑现。’于是，我们都离开了。那名医生、女孩的父亲、一些朋友和我，一起先回到我那里等着天亮。第二天一早，我们吃完早饭，一起去了银行。我亲自把支票递进去，告诉工作人员说我敢肯定支票上的签名是伪造的。可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那张支票居然是真的。”
“啧啧。”听完，厄塔森惊叹起来。
“看来你的感觉跟我一样。”恩菲尔德说。接着他又补充道：“没错，这是个很糟糕的故事，故事里的小矮个真真是个该死的混蛋，这世上估计没有谁想跟他打交道。但是，在他那张支票上签名的人，却是个极守规矩的典范，在社会上也是声名显赫。而且，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你们那个圈子里的熟人，是大家公认的怀善心、行善事之人。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一起敲诈勒索案。一个老实人，因为他年轻时候闯下的祸事被敲竹杠了。因此，我把这扇门里头的房子称作敲诈室。可是即使这样，很多事情还是解释不通。”说完，恩菲尔德陷入了沉思。
“那你并不知道开支票的人是不是住在这儿，是吧？”厄塔森突然这么一问，倒是把恩菲尔德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可能住在里面吧，不是吗？”恩菲尔德答道，“但是我碰巧又注意到了他的住址，他住在一个广场附近。”
“你难道就从来没有打听过这门里头住的是什么人吗？”厄塔森问。
“没有，先生，我做事情是有分寸的。虽然我也很想弄明白，但是提太多问题，就跟审判犯人一样。你提出一个问题，就如同从山头推下一块石头，你静静地坐在山顶看着石头往下滚，这颗石头又撞上其他石头，于是接二连三地开始滚落。那么过不了多久，一个平日里行事非常谨慎的人，也有可能在自家的后花园里无缘无故被砸中脑袋，然后这一家就得改名换姓。你可能永远都想不到这么谨慎的人竟然也会出事。所以说，先生，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越是古怪的事情，越不多问。”
“真是一条好规矩。”厄塔森称赞道。
“但是我自己确实研究了下这个地方，”恩菲尔德继续说道，“它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一栋房子，除了这扇门，就没别的门了，除了我故事里讲到的那位小矮个偶尔来这里以外，也没有其他人出入。二楼倒是有三个窗户，从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的院子。窗户擦得很干净，但却常年紧闭。楼上还有一根烟囱，多数时候都冒着烟，所以里面肯定有人住。不过呢，也不能完全肯定，因为这院子周围楼群密集，一栋紧挨着另一栋，很难分清楚哪栋是哪栋。”
俩人沉默着往前走了一段，厄塔森突然打破沉默说：“恩菲尔德，你那条不多提问的规矩真是条好规矩。”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恩菲尔德回答。
“尽管如此，”厄塔森接着说，“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想知道那位从小女孩身上踩过去的小矮个叫什么名字。”
“好吧，”恩菲尔德回答，“告诉你也无妨，此人名叫海德。”
“哦，那他看上去是怎样一个人呢？”厄塔森继续追问。
“不太好描述，他的相貌好像哪里不对劲，看上去让人很不快，甚至相当可憎，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厌恶过一个人，但是我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他身体什么部位一定是畸形了，虽然我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但这种感受很强烈。总之，这个人样子非常奇特，可我就偏偏描述不出来。是的，先生，我真的无能为力，我无法向你描述他的样貌。这绝不是我记忆力不好，我敢说此时此刻他的模样还浮现在我眼前。”
厄塔森先生又沉默了，很显然陷入了沉思，他俩继续向前走了一段，他终于再次开口问道：“你能确定他当时是用一把钥匙开的门？”
“我亲爱的先生，瞧你问的……”恩菲尔德一脸诧异地开口道。
“对，我知道这问题问得很奇怪，”厄塔森解释道，“但是你想，我并没有问你支票上的签名是谁，因为我心里已经有数了。理查德，你这离奇的故事既然牵涉到了熟人，如果你哪儿讲的不是很精确，就得更正一下嘛。”
“我觉得你应该早点这么提醒我，”恩菲尔德有点恼怒地答道，“但是我讲得分毫不差，非常精确，一点没有瞎讲。那家伙确实有一把钥匙，而且钥匙现在还在他手中，前两天，我还看见他用它打开过那扇门。”
厄塔森长长叹了口气，没再说话。恩菲尔德有点不依不饶地继续说道：“这又是一次教训，还是少说为妙。都怪我太多嘴多舌了，咱俩说好，以后不再提这件事了。”
“我非常赞同，”厄塔森说，“理查德，来，咱们握握手，一言为定，绝不再提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