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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科学的“不科学”发展史

极少有人会对量子物理学、脑外科、有机化学存在强烈的直觉,因为这些领域技术性太强,容不下幼稚的理论和误导性的见解。如果没受过相关的教育,便无法在这些领域发表意见,因为物理学家、外科医生和化学家关注的是类似夸克、弦、神经元和分子这样的抽象概念。相比之下,色彩学主题生动鲜明、无人不知,就算是新手,也能对颜色影响人类心理有一套基本的说法。20世纪40年代初,色彩科学的奠基人科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曾在演讲中说过:“颜色影响有机生命,这不需要特殊的证明。看看周围万物丰富的色彩,人立刻就能意识到这个事实。”

早期的色彩疗法与戈德斯坦的说法一样不科学。1938年,《马萨诸塞州职业治疗协会期刊》( Bulletin of the Massachusetts Association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把伍斯特州立医院的一位护士及其助手对患者的观察当成科学规律刊发了出来。他们称,洋红色能对烦躁的患者起到短期的镇静作用,蓝色有类似但更持久的效果,黄色和红色则会刺激抑郁、沮丧的患者。这种观察很有趣,但严格的实验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结论。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两名军队外科医生推出了一系列“极光电影”,这是针对抑郁症及炮弹休克症患者的一种新色彩治疗法。这种影片结合了千变万化的迷幻色彩和舒缓的音轨,其中一些还包括由宾·克劳斯比(Bing Crosby)专门谱写的歌曲。影片让患者如痴如醉,这可能是因为其色彩丰富,但更可能是因为电视刚刚走进人们的生活。

根据一份报告,伴着颜色纷飞的画面,克劳斯比唱着《走我的路》,观众完全沉浸其中。患者A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曾在北非和南欧待过。1944年12月,他受了伤,并在最初尝试“极光疗法”的医院里痊愈。在他看影片之前,医生形容他“非常困惑、激动、不安、不修边幅”。他爱哭,说话像个孩子,常产生“鲜明的幻觉和宏伟的幻象”。1945年10月,在负伤近一年后,两名看护将穿着拘束衣的患者带到医院播放“极光电影”的屏幕前。一路上,他试图攻击另一名患者,看护不得不用尽全力制服他,但等电影一开始,患者A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说话连贯而有礼貌,静悄悄地看完了电影,首次表达了想回家的念头。电影结束时,距离他先前暴力发作不过1个小时,他安静、自觉地回到房间。此后,患者B、C、D、E、F等也加入了,他们在看完“极光电影”后都镇定了下来,在治疗结束后进行总结时,他们每个人都说,自己因为电影“漂亮的颜色”而得到了抚慰。

影片中的一些东西的确发生了作用,但没人费心去核实起作用的到底是斑斓的颜色还是屏幕上颜色旋转的方式,黑白影片是否同样有效,或者,其实音乐才是主要因素。最终,“极光疗法”走上了和其他许多风行疗法一样的道路:失宠。

同一时期,医生菲利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描述了一连串引人注目的案例研究,把浑水搅得更浑。在一个案例中,一名来找他的女病人受心动过速和气短的折磨。她的静息心率每分钟高达112次,比每分钟72次的理想水平高40次。多伊奇将病人安排在一个红色房间里,进行了4轮简短的疗程。首轮疗程后,患者的脉搏从每分钟112次降到了80次。到4轮疗程完毕时,她的脉搏降到了74次,而且在治疗结束很久以后都保持了这个水平。她解释说,红色的房间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缓解了多日来折磨她的窒息感。多伊奇很高兴,但另一位血压极高的病人又为他的故事平添了几分复杂度。这名患者待在一间绿色房间里,但效果同样神奇。7轮疗程完成后,她的血压从250/130降到了180/110。虽然后者仍然不健康,但已经脱离了危险(正常指标是120/80)。红色的温暖安慰了一位病人,绿色的凉意却安慰了另一位患者,由于未能进行细致的检验,多伊奇无法解释为什么两种明显对立的颜色却带来了相同的治疗效果。有一种可能性:患者不是对治疗本身,而是对一位和善而虔诚的专家的关注产生了积极的响应。若干年前,其他心理学家曾将这种现象称为“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工人们在名为“霍桑工厂”(Hawthorne works)的地方工作,不管研究人员是调亮还是调暗车间的照明,工人们干活都更卖力、更勤奋了。

很明显,车间的照明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从前一直为管理层忽视的工人,突然成了注意的焦点,于是他们便给予了热情的回应。归根结底,多伊奇的发现并未确认红色或绿色房间能减缓心率、降低高血压,只能说明,如果患者希望病情好转,有时会对任何形式的治疗产生反应。

较之“极光电影”和单纯靠碰运气的色彩治疗时代,当今的色彩科学研究更为丰富、严谨。按如今的色彩心理学家所说,颜色能在人类作决定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原因有二。第一,颜色会从身体上影响我们,比如,锯木厂工人的生理时钟在蓝绿色灯光下比在黄白色灯光下能更好地得到调整。第二,我们把颜色与充斥着地球的每一种可想象的令人愉快和不愉快的事物相联系,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日本和苏格兰地方政府推出了模仿警灯的蓝色街灯后,犯罪率下降了。 VBZl1SZ35Bols0t5ao+RISGDJLVL3g02xi7W/BBIWN8qNn33l1KW15MhquArK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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