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皮克先生:“我的小胡萝卜须,别去想幸福了。我告诉你,你再不会像现在这么幸福了,不会,永远不会。”
胡萝卜须:“就这么说定了。”
——朱尔·勒纳尔(Jules Renard)
该如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幸福观的显著差距?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或是天生的秉性?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经历是否会改变幸福观?
和所有的人一样,心理治疗师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只不过比其他人想得更多。和患者的接触,让他们看到更多或成功或失败的幸福故事,每一件都触动人心。我记得有一位最终战胜了恐惧症的病人,我们叫她弗朗索瓦丝。我清楚地记得她的回忆,她的幸福观和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以下是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出来的:
直到长大成人,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生来就是幸福的。从小就天天听妈妈这么说,但我没把这当一回事。其实,我的童年并不是很幸福,一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我被寄养在奶妈家一直到三岁。妈妈对哥哥姐姐都很凶,但却很疼我。我的笑声和眼神打动了妈妈。她总是对我说:“你这小家伙,真拿你没办法。”我想是我快乐的性格让她对我凶不起来,也离不开我。
不管怎么说,我曾经一直认为没必要自寻烦恼,而且觉得大家都和我一样。但是慢慢地,在跟朋友越来越多的接触交流中,尤其是参加工作后(我是名护士),我才发现,很多人经历不幸之后就很难恢复良好的状态,无法继续享受生活给予的那些美好。
我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人,我的性格也让我更有人缘。遇见我先生是莫大的幸福,但是他的去世曾经带给我深刻的伤痛。我们非常相爱。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从他病倒到去世,只相隔两个月。就算是现在,说起那段日子,我仍然觉得很痛心。不过现在谈到我丈夫,我不会再哭泣。因为我终于可以想着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妙时光,不再仅仅是他离开之前那几周的痛苦回忆。因为我最终认为——我只敢对你说,怕别人会觉得很震惊——现在孤身一人,没有以前那么幸福,但好过那些离婚的朋友,天天都是各种埋怨和不满。我有过深刻的爱,满满都是爱的回忆。虽然悲伤,但不苦涩。
所以,我感到继续幸福地活下去,对女儿来说也是一种小小的付出。随后渐渐地,我觉得只要活着,就没有必要让自己愁眉苦脸。如果想起我的丈夫,也不要想那些难过的事,不如回味在一起的美好……
八岁的朱莉正在给四岁的弟弟马丁讲故事:
“第一位仙女来到摇篮前说:‘我赐给你美丽。’第二位仙女也来了,她说:‘我赐给你智慧。’然后又来了第三个仙女,马丁,你猜猜她会给什么呢?”
马丁是一个很开心的小男孩,整天乐呵呵的,总是得到爸爸妈妈的表扬,他想了一会儿回答:“她会给他……她会给他……她会让他一直心情很好!”
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我觉得第三位仙女的礼物最独特,也是大家最期待的……
“她今天心情很好”“他又找到了生活的快乐”……
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性情描述,也叫作情绪,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状态,是我们对周边生活的感受和反应。 [1] 心情是一种不易察觉的现象,至少经常被当事人忽略(往往是身边人比我们自己更能感受到我们的心情变化)。心情是精神世界的一块背景板。我们经常把它比作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世界本身没有变化,是我们当下的心境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或暖色调或冷色调,或阴暗或明亮。
只是心理学比光学复杂多了,不像有色眼镜那么简单,心情从来不是中性的 [2] ,总是或者积极或者消极。
心情经常没来由地说变就变(美国人说out of blue,出乎意料),深刻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心情好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玫瑰人生”,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些开心的、让人感动的小快乐都看不见了。情绪不对的时候,对别人没有耐心,容忍度差,情绪对的时候就变得宽宏大量了。因为心情很少会走极端,和情感不一样,所以往往人们都不在意,大家都觉得世界观主要是个人的理性判断,实际上却与心情息息相关。
心情不会一成不变,可能像气温一样从上午到晚上会有剧烈的变化,会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的影响。研究表明,天气预报 [3] 或者是喜爱的足球队的赛事 [4] 都会影响到当下的心情。
不过,每个人心情的起伏变化都比较固定(围绕某个“基点”波动)。 有关情绪动荡变化最全面的一份研究,曾经记录了459位受访者至少35个连续天数里的全天精神状态变化。 观察期间,受访者每天准确地记录情绪变化,虽然每天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不论当事人处于积极或消极状态,大部分人的情绪基本保持稳定。从第四天或第五天开始就可以看出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时间越长越明确。当然,有些人的情绪波动更显著(英国人说这种人喜怒无常),但还是有一个基准点,情绪波动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下文谈及脾气时,我们将会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
关于天气对心情的影响,和研究者的预想大相径庭,一份最严谨的研究指出,从长期来看,下雨或天晴对我们的脾气几乎没有影响,气候宜人,阳光普照,对心情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貌似和我们所看到的不一样?而且人们通常会说,这个人像“月亮的脸变化不定”,或是这个人“很阳光”?也许的确如此,但是科学家的研究并不是为了证明显而易见的事。就算蓝天白云的好日子会让你觉得更开心,但是也驱赶不了你内心的小恶魔。即使生活在热带地区,也免不了心情郁闷……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会这么说呢?也许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天气和心情有必然联系,总是记得阳光灿烂、神清气爽的日子,或者忧伤的雨夜;记不住或者不愿去想那些不一样的日子,比如心情郁闷的大晴天,或是兴高采烈的下雨天。
如果没有个人因素,我们的情绪通常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连续几年的研究观察表明(对有些受访者跟踪长达九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通常比较稳定, [5] 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件(不论是稳定还是动荡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更全面的原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气秉性……
“他性格开朗”“她的脾气很好,乐呵呵的”……脾气指一个人面对日常生活琐事时的惯常表现,某些情感或情绪更外露,有些则难以察觉。 [6] 这种“基本情感”对心理学家来说,可以分为偏消极或偏积极两种。有些人的性情倾向于接受快乐的事,有些人则更容易伤感,至少在那些日常琐事方面是这样,并不是特殊事件。
在日常生活中,脾气秉性通过我们的心情流露出来。脾气和心情息息相关,我们可以用气象来比喻:心情就像天气,变化不定(同一天或几天里有可能下雨,随即又出太阳),脾气则像气候(温带或热带,地中海气候或大陆气候……)。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尤其对某些容易引发心理疾病的脾气感兴趣,比如神经质,容易焦虑或消沉。 [7] 这种性情的人,通常会有一些迹象,比如面对压力过分紧张,负面情绪居多(焦虑,敌对情绪,忧伤……),情绪不稳(喜怒无常)。高度神经质的人会因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加剧负面情绪,实验室里可以模拟这种现象。 [8] 比如一部伤感的电影,会让他们长时间深深地沉浸其中(还有可能反复纠结自己生活中的那些不快乐),而积极开心的喜剧却难以让他们情绪好起来。神经质的人一天的情绪像周期一样变化,人们往往会看到,一天下来,负能量又增加了。 [9]
如果说脾气秉性相对稳定,是否意味着对那些不够幸运、天生性情不好或生活环境不好的人来说,幸福的大门已经关上?
显然,某些气质的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频繁地稳定情绪。不过,根据心理治疗师们的经验,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天生懂得体会幸福”,而是一点点学会提高情商,缩短“幸福起跑线的差距”。同时,总是需要通过自我协调(个人努力或是心理治疗)来改善心性。
不管怎样,行动起来,让自己更幸福,才是实实在在的:
·明白生活并非“命中注定”(或者更直接地说,其实不存在“命运”);
·意识到幸福需要亲手去创造;
·懂得如何去做;
·最关键的就是——行动起来!
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孩子,
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们。
——纪伯伦
关于幸福和自在生活的神经心理学研究不胜枚举。比如前额叶皮层,会记录生活事件赋予的或乐观或消极的情感价值。 [10] 我们知道,左右脑半球对与幸福有关的情感具有不同的作用,右侧脑半球损伤往往会引起平和或者积极的情绪;相反,左侧脑半球损伤则会产生消极情绪。 研究人员观察到,开心的人左侧脑半球活动比右侧更活跃,忧伤的人则右侧脑半球活动更剧烈。目前没有更多的有效的应用手段,最让人激动的莫过于借助脑成像技术,客观地跟踪患者在治疗期的进展,不论是采用药物治疗 [11] 或是心理治疗 [12] ,而心理治疗本身可以引起大脑生理变化……
加布丽埃勒
我尝试着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我的责任之一就是要给他们留下美好幸福的回忆。有了幸福的童年,长大之后,他们也能懂得幸福。在我看来,这比文凭学历、雄心壮志更重要……
自蒙昧时代以来,首先是母亲随后是父亲一直操心下一代,只不过这种操心随着时代有所不同:起初是担心孩子长不高(史前时代一直到19世纪),后来担心孩子事业无成(从20世纪开始,至少西方是这样),再后来又担心他们不幸福(21世纪)。但自古以来,父母全都宣称“听我的话,我是为你好”。
应该说,有三种为孩子们打开幸福道路的方式:
·父母之爱永无止境,首先当然必须爱孩子;
·孩子会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直在观察),我们需要为孩子树立幸福的好榜样,向他们指出幸福道路的方向;
·孩子会听我们的话(偶尔听),必须严肃地看待幸福,和孩子们探讨幸福,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关于这几点,让我们分别展开探讨……
芭芭拉
曾经有一位女病人,她的童年很痛苦,缺乏爱,她对我说:“我羡慕那些童年充满爱的人,他们有着平和的心态。我一眼就能认出这些人:他们总是对生活充满信心,信任别人。他们不担心自己不被人接受或者没人爱。一旦幸福出现,他们就会抓住,好好享受。而我,和那些没有得到足够爱的人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表示,即使被人爱着,我也不认为是这么回事。生活给予我一点点小幸福,我马上会害怕失去它。我的根基太脆弱,感觉努力建造起来的一切随时会坍塌。至今我仍在责怪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算不上是真正的父母,只不过是两个有孩子的大人,这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从来不和我们谈论幸福,不论是我哥哥还是我……”
这位病人最终得以创造稳定、有保障的幸福,因为这之前她历经了很长的心理治疗,重新打造了自己的世界观。
幸福的童年让人相信自己值得去争取幸福,有权利获得幸福。父母的爱是最坚实的幸福调和剂。童年缺失(缺乏足够的爱)、不懂得爱(缺乏爱的表示)都会让幸福变得脆弱,不堪一击:不习惯爱,整天担惊受怕,甚至会觉得没有幸福的权利,产生一些自我毁灭的态度和习惯(毫无理由地与爱人决断)。
孩子看着父母的一举一动,学到了更多。
——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
(Pierre Drieu la Rochelle)
孩子看着父母为了幸福努力拼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生活中更多的是日常琐事,并非天天都有大事发生,孩子们观察我们对日常琐事的处理(比如周末傍晚遇到堵车),而对这些事的当下反应,我们几乎从不在意,只有遇到大事(如祖母去世),我们才会格外注意表现,知道“孩子们都在看着”……
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两个重要的问题:“当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怎么说的?”“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做、怎么说的?”
当幸福来临时,我们是否能够知道,并享受幸福,加强幸福的感受?或是无视幸福,漠不理会?更糟糕的是特意隐藏幸福,完全无视它,这是否因为我们觉得烦恼更让人操心?
有些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如周末、假期、用餐或家庭聚会时,会自如地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达快乐,孩子能够很容易地感受到快乐(唱歌、开玩笑……)。有些父母则几乎不会表露开心,总是一副严肃的大人模样,一到周末就想着马上要结束了,觉得下馆子吃饭很贵,诸如此类。这样的父母不懂得享受当下。当然,日后他们也能回忆起美好时刻,只是在那一刻,他们只顾着因为服务员慢吞吞而生气,不是心平气和地享受全家聚餐……
生活中遇到烦人的事,我们是怎么做的?能否轻松应对,甚至还会开玩笑?面对苦难和不公,是否所有人都必须态度严肃,深感悲痛?
伊莎贝尔
很奇怪,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在全家去度假的路上,车子刚开出没多远就没油了。爸爸一直很粗心,从来不注意油量表。这本来有可能变得更糟,也许我爸妈就是这么想的,炎热的夏天,尾气冲天的堵车,一堆孩子在车子后座吵吵闹闹。但是爸爸妈妈依旧满脸笑容(我觉得妈妈有点勉强,爸爸则发自内心),马上商量解决办法,根本没有争吵。抢修人员提着油桶来的时候,我们欢呼雀跃,不一会儿就唱着歌儿再次启程了。就像爸爸说的,我们不过浪费了两小时的假期。我想正是因为从小就有很多类似的小事件,所以后来遇到意外或烦恼我都不会手足无措。
父母的言行对孩子幸福观的影响
第一章提及的幸福的四种体验——情境、情绪、构建和幸福观,父母是否能够帮助孩子去体验呢?
·情境:投入所需的财力物力,为孩子创造快乐时光。
·情绪:教孩子享受快乐时光(言传身教)。
·构建:帮助孩子成为幸福的创造者,寻找并制造快乐,为人处世通情达理。
·幸福观:和孩子谈论对幸福的理解,有追求幸福的信心。
在日常生活中,父母的一言一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心目中的重点,虽然有些是无意识的。遵纪守法,按部就班,努力赚钱,还是开心幸福?
当然,这些下意识的生活计划很显然与时代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小说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的好几部作品都写到了缺乏快乐的悲惨童年。《广场》( La Place ) 是一部相当感人的小说,主角是一位从未亲历过幸福的父亲。安妮在书中描绘了生活在战后偏远小镇的父母——一对贫穷的小商贩,他们是被时代牺牲的一代(“他们的存在只不过证明了:我属于这个将我忽视的世界”),他们竭力不让下一代经历物质匮乏的苦痛,努力让下一代摆脱贫穷(“小家伙什么都不能缺”)。安妮·埃尔诺描写这对父母放弃了太多的幸福和快乐(“这已经够幸福的了”),他们努力让自己知足(“还有比我们更不幸的人”)。安妮尝试去理解这位父亲和他的世界观,在书中她写道,父亲“唯一保留的是回忆”,是关于两个孩子的环法自行车赛的记忆。安妮提到很重要的一句话:“学着知足常乐。”这位父亲被诊断出患有重病之后,终于决定“稍微享受一下生活”了,但其实离真正的享乐还差很远……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幸福是否一样?不同年纪所感受到的幸福又是怎样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幸福有何变化?又应如何一点一滴地营造幸福?
童年时代的幸福是想说就说、手舞足蹈、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儿童天生懂得享受幸福,日常生活里那些对大人们毫无意义的小事都能让他们很快乐,比如看到下班后回到家的爸爸妈妈就特别开心(大人已经失去了这份激情,问问自己,还记得上一次看到老公/老婆欢欣雀跃是什么时候吗?)
大部分孩子比大人更快乐,很显然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活在当下。作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写道:“孩子们无忧无虑,眼前的快乐就能很开心,大人往往做不到这一点。”这种能力与幸福的感知力息息相关。
看着眼前嬉笑开心的孩子,回忆童年往事,也是大人的一种快乐(对没当过父母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遗憾)。
的确,从很多方面看,童年是幸福的聚宝盆。不只是因为童年载满幸福的回忆,让我们遭遇挫折时得以寻求心理慰藉,而且幸福的童年可以培养日后对幸福的感知力,有能力分辨幸福的真伪。
桑德里娜
我的童年还算幸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我更加懂得何为幸福。因为曾经被爱过,知道被爱的感觉,在后来的几段情感经历中我知道哪些会顺利,哪些会遇到困难。但我还是会犯错,也会直觉感很强地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想象的那样。不过,相比其他女友,我没有那么难过,遇到情感问题也更能泰然应对……
不过,也有一些孩子总是很忧郁消沉,不懂得如何感受快乐。儒勒·凡尔纳的杰作《胡萝卜须》( Poil de Caro e )是震撼人心的例子(书中多处均是作者亲身经历)。小主人公胡萝卜须是一个缺乏爱的小孩,不懂得快乐。这个红头发的男孩,受到脾气恶劣的妈妈的百般刁难,以至于他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当孤儿的。”
大家永远都认为“幸福属于那些更接近于本源、更纯真、更朴实、更无邪的人”, [13] 想象中的童年拥有纯洁无瑕的幸福,这种想法其实偏激了。孩子也和大人一样,会经历苦难、焦虑和不幸……那么对于幸福的童年典范来说,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幻的?
首先,童年无疑是一种理想化幸福的对象,被称为“幸福基石”。很多人把童年视为唯一的幸福,这是错误的,因为童年的幸福完全不同于成年人的幸福,儿童感到幸福往往是无意识的,也并非刻意的,成年人正好相反。当然,“童年乃人类之父”[伍兹·沃思(Woods worth)语],但是,在不由自主地把童年作为理解幸福、追求幸福的典范之前,仍需谨慎。
童年在何时结束?从什么时候开始,童年的幸福戛然而止,或者说不同于以往了?
每当看到女儿渐渐长大,童年的印记逐渐模糊,大孩子的样子开始展现时,我总会感到难过。比如,当孩子们不再碎步小跑的时候,他们就长大了。碎步小跑,不是因为赶时间,是因为开心。大孩子不再碎步小跑,他们或者走,或者跑,像大人一样。还有家长为之欣喜若狂的阅读,当孩子沉浸在阅读中,那就意味着童年的游戏玩乐渐渐远离。他们还留着玩具,但其实未来很多年里,他们都不会再玩了。感受到这些时刻所意味的一切,让人感伤,又妙不可言。当然,还有那些不再相信的小信仰、小老鼠、圣诞老人。孩子们仍然努力着去相信,或者装作相信,似乎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快乐正在远离。童年幸福的消逝,显然是忧伤、幸福或不幸思绪的来源……
作家阿兰·雷蒙(Alain Rémond)的一部自传体小说用大篇幅描述幸福的童年,他讲到一个小故事:“一天,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我正在同玛德莱娜和贝尔纳做游戏,他非常惊讶,很不屑地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玩游戏?’没错,我还在玩游戏。我发自内心地抱怨他竟然忘记了如何玩耍。是的,当我们跨过了那个槛,越过了童年的界线,就再也回不去了。” [14]
菲利普·德莱姆讲述毕业班那年,哲学老师在课上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幸福吗?”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不幸福”,搞得老师有点儿措手不及,于是他开始“费劲地劝说,像生活大师那样苦口婆心,但我们根本听不进去……幸福这个词有点儿沉重,接近圆满境界”。
如果问青春期的少年关于幸福的问题,他们通常不关心:“那是上了年纪才想的事……”他们更关心带劲的、完美的、有结果的事,而且他们不轻易放弃,尤其是快乐的事。
剧作家让·阿努伊(Jean Anouilh)笔下的美丽少女安提戈涅 [15] ,就是一个怀疑幸福的典型。下文是少女正在和舅舅克雷翁抱怨:
安提戈涅:“幸福啊……”
克雷翁:“很难说,对吧?”
安提戈涅:“我的幸福在哪儿呢?我会变成什么样的幸福女人?还要经历多少磨难才能抓住那点儿幸福?告诉我,我该对谁撒谎,对谁微笑,又该委身于谁?谁可以让我转身不顾,无须怜惜他的死活?”
克雷翁:“你疯了!快别说了……”
安提戈涅:“我没疯,我还要说,我想知道怎样才能幸福……”
……
安提戈涅:“您的那些幸福让人恶心!要逼着自己去爱才能接受您这样的生活。就像是看到什么都舔的狗!不夸张地说,每天都在乞求那一点点小机会。而我,我要的是全部,马上就要,必须是全部的幸福,否则宁缺毋滥!我才不要委屈自己,才不要乖乖地接受那一点点幸福。今天就要确定一切,而且必须是像小时候那样美丽的幸福,否则我宁可死去!”
克雷翁:“既然如此,那就去做吧,去吧,去吧,像你父亲那样……”
读者们,别忘了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和母亲约卡斯塔的女儿,她一辈子都没有找到幸福,最终以悲剧收场。
所以,青春既不懂得和关心幸福,也没有能力去领悟其中的道理。不过青春时代的我们切切实实地抗拒,不让快乐远离……
那么,青春时代何时结束,又是如何纠结幸福问题的?有些人从来不纠结……有些人只在提起的时候才纠结……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一味地思考“我是谁”,而是更在乎“我这样的人会做什么”?
埃迪特
我是什么时候长大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还在长大,成长的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应该是从30岁开始,当我开始有所建树,为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打下一定基础的时候。渐渐地,我从基本需求转向更深层的需求,不再追求刺激,而是寻求宁静,不再整天高声尖叫,而是学会低声细语。总之,不再一味自恋,开始有了自知之明……
只有到了成年,才会思考幸福的大问题:爱上幸福,还是别把幸福当一回事?等待幸福,还是去创造幸福?是不是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就长大了,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幸福原则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时候?第一次经历重大失败或是希望破灭之后,第一次意识到人生成功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或是着手打造家庭、社会和职业生活的基础的时候?不论是哪一种,人生中的某一天,关于幸福的疑问就这样突然间冒了出来……
尤其是关于如何创造幸福的疑问。我们厌倦了追着幸福跑,或者茫然地等待幸福,我们想要抓住幸福,掌控幸福。只是这种培育出来的幸福,是否和不期而遇的幸福一样令人心满意足?这是问题所在……对成人来说,面对幸福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分幸福和舒服。关键在于如何能够感受自然而发的幸福,同时又能营造其他幸福体验?正因为可以这样拥有不同的幸福体验,才称得上是大人的幸福。
成为大人之后,我们才明白,幸福生活的各种规划不能高估,也无法低估。幸福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信念。同时要意识到每个人既有强项,又有弱点。
莱拉
我很在乎幸福,因为我的童年不快乐,没有人教我如何幸福,我以为幸福不是我的天性。对于快乐,我近乎迟钝。我必须学着让自己快乐,从20岁到40岁,我从失望变得焦虑,从焦虑变得不满,从不满变成郁郁寡欢……如今我已经40岁,我知道幸福能让我变得更好,我希望通过努力不断地培养幸福……
现代社会(西方社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态老人”,生活相对舒适,身体健康。尤其是新一代老人有要求幸福的权利,而在以前,年老意味着放弃。也许正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最为强烈地感受到需要幸福。人到晚年,真正深感遗憾的是什么?是否后悔为自己和亲人的幸福做得不够?早知如此,何不及早努力呢?
不久前有一项很有意思的心理学研究,研究对象是美国180位修女。这些修女进入修道院时平均年龄为22岁,入院时应主管嬷嬷的要求,她们每人都会写一篇自我介绍。60年后,通过研究这些60年前的自我介绍,研究者们发现,那些在自我介绍中展现出积极正面的幸福观的修女(正面表达和正面词语的使用数量、积极情绪的表述次数多),明显比其他修女的寿命更长。
众所周知,年龄是一把杀猪刀,念旧、辛酸、妥协、退却,留给幸福的空间只剩下一点点。虽然人们总说年龄没什么大不了,有些明星一边口是心非地在杂志上说青春可以永驻,一边悄悄地定期去整容。
是的,年老是一种衰退。作家孔特-斯蓬维尔一针见血地说道:“我从来不相信年龄会带来好处……更加深谙世事,更加成熟,或是更为渊博?与其说是年龄,不如说是生命的馈赠,而生命无关年龄……生命是一种财富。时光是一种财富。变老无关财富,唯有时光值得珍惜,岁月不等人……” 当然,也有很多人证明即使岁月流逝,幸福依然留存。作家弗朗索瓦·努里西耶(François Nourissier)在一次医学杂志的采访中,当记者问及他的帕金森症时,他淡淡地回答说:“持久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 [16]
如何解释即使日渐年老色衰,依然可以幸福,甚至更加快乐?因为生活历练往往使人变得智慧,脾性日渐平和……
很多研究表明,随着年纪的增长,人的情绪更加稳定(情绪起伏越来越少),会有更多正面积极的情绪。
另外,有阅历的人不会重蹈覆辙。一些年长者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很多新活动,再次拥有年轻的心态:“年轻人就是不管在哪里,都有更广阔的未来,至少原则上比过去拥有更多的希望。” 医学教授让·贝尔纳(Jean Bernard)则说:“既然无法再为生活争取更多时光,那么就为余下的时光争取更多的生活。”
这句洋溢着活力的表述,无论在哪个年龄段,显然都是通往幸福的关键……
注: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的平均值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跟踪80位女性的研究结果)。 [17]
[1] R.E.塞耶(R.E.Thayer),《每日心情的缘由》( The Origin of Everyday Moods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D.沃森(D.Watson),《量化心境:结构模型》(“Measuring mood:A structural model”),《情绪与气质》( Mood and Temperament ),纽约,Guilford出版社,2000年,31—61页。
[3] N.施瓦茨、G.L.克洛尔(N.Schwarz et G.L.Clore),《情绪,错误认定和幸福的判断:情感状态的信息和指令功能》(“Mood, misattribution and judgments of well-being:Informative and directive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年45期,513—523页。
[4] N.施瓦茨(N.Schwarz)等人,《足球、房间以及生活质量:情绪对普通生活或特定方面的生活满意度评判的影响》(“Soccer, rooms and the quality of your life:Mood effects on judgments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general and with specific domains”),《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7年17期,68—79页。
[5] P.T.科斯塔(P.T.Costa)等人,《环境和性格对幸福感的影响:一份长期跟踪的美国病例》(“Environmental and dispositional influences on well-being:Longitudinal follow-up of an American national sample”),《英国心理学》杂志(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7年78期,299—306页。
[6] D.沃森,《情绪与气质》( Mood and Temperament ),同前,144—173页。
[7] H.J.艾森克(H.J.Eysenck),《个性的生物学基础》(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Personality ),Springfield,1967年。
[8] W.冯·德·杜斯(W.Van Der Does),《不同类型的实验性悲伤情绪诱导》(“Differents types of experimentally induced sad mood”),《认知行为疗法》杂志( Behavior Therapy ),2002年33期,551—561页。
[9] C.L.洛斯汀,R.J.拉森,《不愉快情绪的昼夜变化:神经质、抑郁与焦虑》(“Diurnal patterns of unpleasant mood:Associations with neuroticism, depression and anxiety”),《人格》杂志(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8年66期,87—103页。
[10] R.德·博勒佩尔(R. De. Beaurepaire),《剖析幸福与不幸》(“Anatomies discrètes du bonheur et du malheur”),《抑郁症》( Dépression ),2000年18期,51—53页。
[11] A.F.路希特(A. F. Leuchter)等人,《安慰剂治疗期的抑郁症患者的大脑作用变化》(“Changes in brain function of depressed patients during treatment with placebo”),《美国精神病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2年159期,122—129页。
[12] A.L.布罗迪(A. L. Brody)等人,《采用帕罗西汀或人际心理治疗的严重抑郁症患者的局部脑葡萄糖代谢变化》(“Regional brain metabolic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treated with either paroxetine or interpersonal therapy”),《普通精神病学档案》(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01年56期,631—640页。
[13] L. 普里奥雷夫(L.Prioreff),《幸福》( Le Bonheur ),巴黎,Maisonneuve et Larose出版社,2000年,222页。
[14] A. 雷蒙(A. Rémond),《每日都可能是末日》( Chaque jour est un adieu ),巴黎,Seuil出版社,2000年。
[15] J. 阿努伊(J. Anouilh),《安提戈涅》( Antigone ),巴黎,La Table ronde出版社,1946年。
[16] 《医学碰撞》( Impact Médecin e),14期,2002年10月31日,6—8页。
[17] R. 赫尔森、E. C. 洛登(R.Helson,E.C.Lohnen),《少年早期到中年时期受个性影响的情绪研究》(“Affective coloring of personality from young adulthood to midlife”),《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通报》(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8年24期,241—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