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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洗涤者，有洁癖的人与总是反复检查的人一起构成了最常见也最广为人知的强迫症。事实上，他们这种“政治正确”的主题，为这类病人更容易承认这一障碍做出了贡献。确实，比起肮脏混乱，社会更加认可整洁有序。当众讲述自己被恋童画面困扰，或害怕自己会做出强奸行为，自然要更加困难。
在感染这一范畴，恐惧可以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有可能涉及恐惧自己被感染，但有时也会出现恐惧感染他人。大多数人表现出针对感染的某些焦虑，如惧怕传染病等，但其他一些焦虑则显得奇怪、反常。例如，有一些人，害怕自己被某一概念感染，如吸毒成癖、同性恋、贫穷。有一部分人，恐惧被某个特定的人——某个亲戚、某位办公室的同事——或是一些他们认为负面的或令人反感的人感染。还有其他一些人，恐惧被非传染性疾病感染，如癌症或阿尔茨海默病。在部分情况下，由于患者的一些念头，他会认为自己是污染物。一般情况下，患者自己也十分批判这种感染强迫症，可他却无法阻止自己进行清洗和去污染强迫仪式。
丽塔是一名教师，她和她的丈夫及两个孩子在巴黎生活。她在图尔度过了她的童年，她的父母仍然住在那里。强迫症始于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记不清当她初中还是高中时，在宗教学校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自从孩子出生，这件事便又在她记忆中复活了：从那时起，所涉及的初中或高中就成了感染源，一切来自图尔的东西均是感染物。这导致了她和父母间的很多问题，她非常爱他们，可是避免去看他们。事实上，每次她从图尔回来，所有人都必须立刻去洗澡，所有的物品必须清洗或清洁。必须给汽车、童车消毒等等。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然，她是绝不可能让她父母来家里的，那完全无法设想。
我们采用了使用抗强迫药物的药物疗法，也进行了认知行为疗法，她勇敢地配合治疗。丽塔带来一些被污染物件（一些在她家里但是她从来不碰的东西），例如她想读给她女儿听的她童年时代的书。有一天，我受邀参加一个在图尔的洗礼仪式，我没忘记带回一包糖衣果仁，丽塔也勇敢地碰了它们。随后，她能够使用她父母给她的钞票了。要知道钞票通常是被视作重度污染的。最后，她甚至能跟那些受污染的物件一起在她的床上睡觉了。到了某一阶段，强迫症被瓦解、击溃了。她又能在参加完在奥尔良或布卢瓦举行的家庭聚会后返回巴黎，且不做出任何“去污染”举动了。再然后，她在自己家招待了整个大家庭。她甚至能够让父母在她不在场时待在自己家里了。
目前，丽塔已不再受强迫症的折磨。
我有机会治疗过好几例认为会被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感染的污染强迫症。对于某一位患者来说，她姐姐是污染源；对于另一位来说，则是其父亲——弗朗索瓦·勒洛尔（François Lelord），曾在他的书《一位精神科医生的诊疗故事》（ Contes d’unpsychiatre ordinaire ）中清楚地描写过一个类似案例。有时候，我们会在发生冲突之后把对方视为“污染源”。这正是我一位女病人的情况：她和她的上级领导有过一次争论；渐渐地，这位领导和她所居住的城市，还有所有跟她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事物都成了污染源。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病人所惧怕的是他很喜爱的一个人，而其中原因仍未知晓。
显然，相对于细菌或健康有关的强迫症的发病数量，这些惊人的污染强迫症算是较为罕见。在细菌或健康强迫症中，与“污秽”的、被视为脏或受到污染的东西的所有接触，都会引发极大不适，并促使病人用不同的去污剂来清洗或消毒，有时甚至会用强腐蚀性的去污产品。由于过度清洗，皮肤磨损严重，甚至会看到有血渗出。同样还需经常给家里的物件甚至是亲人去污。所有这类强迫症患者都惧怕灰尘、肮脏和细菌，洁癖是人们反复看到的明显特征，以至于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就是强迫症的典型。
有时候，污染也会指向人体分泌物（小便、大便、精液、鼻腔分泌物、唾液、耳垢、汗液……）。最后，在部分情况下，有的患者会担心非传染疾病变得具有传播性。
R先生曾认为癌症是会传染的。他采取过上千种预防措施，进行过上千次强迫仪式为了不“被感染”。例如，他不去餐馆吃饭，因为害怕被传染。由于他的一位合作伙伴死于癌症，他便让人销毁了所有家具并重新粉刷了办公室。起初，对他使用的疗法是逆机能推理法，方法如下：我母亲死于癌症，她曾接受一位肿瘤科医生的治疗，所以说肿瘤科医生什么也不懂，还搞错了；他们说癌症不是传染性疾病，但是既然他们搞错了，那么它就可能是有传染性的。
他当时每个周六上午来内克尔医院找我。经过旨在帮助他批判其错误想法的工作之后，他同意参与到设定情境的行为疗法治疗中。他带来了一些酸奶和果泥，我们将它们在一个盘子里混合起来。病人、护士、前台工作人员和我本人都在这个盘子里品尝这一混合物。R先生参加了这个治疗品尝，即使有部分前台的安的列斯人也参与其中，且未造成任何后果，但仍丝毫没有让他对他们的健康状况放下心来。
很容易理解，在这一类感染强迫症中，目前最常见的，构成了强迫症精神病科医生的“日常盘中餐”的，是艾滋病强迫症。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娜塔莎穿着打扮很特别。她穿着一件非常干净、平整的女士衬衣，一套剪裁得很好的女士套装，露出了修长的腿，配上黑色细网丝袜显得很好看。出乎意料的是，与这身总体很女性化的打扮形成对照，她的脚上却穿着军人的半筒皮靴。
娜塔莎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出租车。她不能走在自己住的那条街上，无法光顾公共场所，无论是咖啡馆、餐馆、火车站、电影院、夜总会……对于她来说，只能开自己的车去上班，且条件是要将车正好停在公司大楼前，而返回时，要正好停在家门前。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每天收到的违章罚款迫使她辞了职——工作仅是为了缴纳停车罚款，这可构不成令人愉快的工作动机。
娜塔莎的症状学
让人想起旷野恐惧症的症状，病人试图避免处于这样的情境：感到不适时无法得到救援或无法逃脱。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无法出家门。然而娜塔莎并非旷野恐惧症，她所惧怕的是艾滋病。可为什么惧怕艾滋病，会想要避开所有这些场所呢？
娜塔莎害怕的是踩到注射器，从而使血清化验呈阳性。如果你没有这种不合理的恐惧，你就会清楚，你所住城市的街道上是不会布满注射器的。你会想，要是偶然有一个吸毒分子丢弃了一个注射器，你是看得到的。你会意识到，就算出于分心，你没注意到它并踩了上去，你被针头扎到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几乎不可能，但就算你还是被扎到了，你不会不知道扎到静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可对于娜塔莎，这一系列的不可能也完全不能让她安心。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总是在避免可能出现的情境。她无法工作、见朋友、娱乐、正常生活。她几乎被禁闭在了自己家里，那是一套她祖母留给她的小小公寓。她的情况不断恶化，直至这个严峻的阶段才最终使她来找我咨询。
起初是在海滩上：无法赤脚行走，害怕被注射器扎到。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海滩上确实会有发现注射器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赤脚在沙子上奔跑。而娜塔莎则需要更加注意观察沙滩上的哪些位置可以踩上去，其他地方当然也一样。来自脚部和腿部针刺般的侵入感觉随之而来。这些感觉让她无比焦虑，并促使她折返回去：她需要检查确认没有注射器才能放心。她越是检查，就越觉得必须检查，而针刺感也越加强烈。例如，在她的思维里，若偶然地经过了那些“高危”地带（同性恋经常光顾的街区、药店附近、夜店、公厕……），就会反复有针刺感受。这很可怕，因为恐惧不断升级，检查无法停止，她开始避免去这些让她焦虑的地方。
有时，她会使用一些计策来试图让自己安心。她觉得自己必须要回到她在前一夜有过“感觉”的地方，以重新检查。她会以一种无害的、天使般的方式询问她遇到的路人：“打扰您一下，请问您昨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注射器？我是糖尿病患者，我把我的胰岛素注射器落在这个街区了。”在那个时候，她还不清楚强迫症行为疗法的规则。她不知道当她这样做：回避、检查、提问以求放心，实则是在加重她的病情。
清洗衣物，尤其是清洗内衣也带来严重问题。在她住的小公寓里，没有洗衣机。由于患有强迫症，她无法光顾洗衣店，必须拿到距离巴黎50公里的父母家进行清洗，这会耗费掉她的整个周末。因为她要先放入漂白剂让她父母的洗衣机空转一遍。随后，要将衣物逐件洗涤——绝不可以将它们混在一起以至互相污染！她在阅读了我的第一本关于强迫症的书之后，前来找我咨询。那次阅读于她很有益，她对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决定接受治疗。她选择了认知行为疗法，即使她仍然非常惧怕这一方法。我让她放心，我提醒她，在进行行为疗法过程中，我们从不勉强病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我强调说如果治疗太让她痛苦，她可以随时中断。我还建议她配合药物治疗一起进行。由于她的恐惧症焦虑和精神药物的负面影响被扩大化，她坚决拒绝一切以精神治疗为目的的药物。即使我让她见了一位同样患有艾滋病强迫症，但服用抗强迫药物后已经大为好转的女建筑师病人，也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决心。因此我们决定目前先停留在认知行为疗法上。第一次治疗时，还绝对不能拿出注射器，否则她很可能会立刻放弃治疗。于是一件情感负担没那么重的物品是必要的。作为行为疗法派精神科医生，在我的“阿里巴巴洞穴”里，除了除垢剂、利洁时
、灭鼠药、房屋灰尘、杀虫剂和其他凝结了我们现代人的恐惧的物件或产品之外，还有着与血清呈阳性相关的几件物件（一管口红、预防艾滋病与肝炎组织的资料、红丝带，还有年轻女性用来束头发的彩色皮筋，或者叫发圈）。正是借助这一发圈，我提议开始治疗。
▹ 您同意我去取来发圈并放到桌子上吗？
尽管露出了恶心的表情，但娜塔莎并没有反对。不过目前还不可能让她触碰。我在她面前把玩发圈。
▹ 您瞧，我碰了它。您认为我们触碰了某些物件就会染上艾滋病吗？在您看来，我是否没有意识到，并做出了一些危险的举动？您同意与我握手吗？
▹ 不！
▹ 可是您来的时候已经与我握过手了。
▹ 是的，但是您那时候还没碰过发圈。
▹ 也许我在治疗另一个人时已经碰过了。
▹ 确实。
▹ 如果现在我摸了这张白纸，您可以也摸它吗？
▹ 我会试试。
▹ 很好，棒极了！把您的手放上去。0到10之间（0：完全不焦虑；10：从未有过的最焦虑状态），您认为您的焦虑等级在多少？
▹ 我不知道……4或5吧。
▹ 很好，您可以拭目以待，焦虑会减弱的。很好！您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您看，焦虑并非很严重，并非难以承受。
▹ 确实是，但我过后又会想起来。
▹ 或许会，但焦虑程度不会更甚。现在，焦虑等级在承受范围之内。继续这样做，您的恐惧会越来越弱，您会重获自由。可是通过您的那些强迫仪式、回避，您是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宁的，您仍旧会感到焦虑甚至更焦虑。您还是不想握我的手吗？
她勇敢地向我伸出手，我握了她的手。
▹ 很好，太棒了！我非常高兴。您的焦虑等级现在是多少？
▹ 6 ！
▹ 您等着瞧，它会下降的，这非常好，您非常勇敢。
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在一次次的治疗之后，我们在我诊所的候诊厅里关上灯，触摸了注射器，还脱掉鞋子走路。随后我们触摸了我诊所洗手间里洗手池上的水龙头，然后是冲厕所的按钮，甚至擦手毛巾。所有这一切并不因为一丁点儿的义务感，仅仅是出于对进步的渴望。
接着在我的街区，我们走到室外进行治疗。我让娜塔莎走在我旁边，下巴下顶着一份档案夹以阻止她朝地上看。如果有“感觉”她也不能返回。再然后我们开始借用树木的围栏来治疗。在娜塔莎看来，莫扎特大道上这些围着树木的围栏简直就是朝天竖着的注射器针头的窝点，就像一些导弹似的。路人大概在寻思这两个人在做什么。手牵着手，伸出胳膊，四目相对，围着树转圈。娜塔莎觉得背部有针刺感，想要查看的倾向很强烈，这很艰难，她抵抗着。当她下了公交车并看着车走远，那是尤为艰难的时刻：永远无法检查了，她不得不待在怀疑中。这是要好起来所要付出的代价。治疗继续着。那些军事用途的装甲鞋被脱了下来，她换上了更加优雅、女性化但却没那么大保护作用的皮鞋。针刺感变少了。娜塔莎又可以搭乘地铁，和朋友去餐馆吃饭，甚至去灯光昏暗的夜总会了。
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们会去罗丹广场旁小公园的草地上散步。当然，禁止查看。在拉内拉格街上洗衣店的一两场治疗之后，娜塔莎已经可以正常地将衣物混在一起洗了。最棒的是，那是在一台公用洗衣机里！
现在，娜塔莎正常工作，已婚，育有一个孩子。尽管她仍有一些强迫症，但都在容许范围之内，强迫症不再糟踏她的生活了。
在惧怕患上或者传播艾滋病的强迫症之外，还有其他传染性疾病也会前来增强我们的“强迫症软件”。随着时间流逝，我遇到过疯牛病强迫症、弓形虫病
强迫症和包虫病
强迫症。我的一位女病人在道德强迫症尤为严重的前提下，惧怕巨细胞病毒。在她看来，巨细胞病毒是引发严重胎儿畸形和妊娠终止的罪魁祸首。她避开孕妇，在家里给一切消毒，且一有机会就洗手。
有的病人不怕肮脏，却正相反，他们怕肥皂或去污剂。我的一位男病人在洗澡时可以花上一个小时来漂洗。他不停地产生“没有洗干净”的强迫感觉。我也有机会见到过洗发露强迫症、洗洁精强迫症（在年轻女性中最为常见，她们怕伤害眼睛），利洁时、杀虫剂、洗涤液及很多其他产品的强迫症。
同样的，有人总是要多洗五分钟，多刷牙五分钟，多漂洗五分钟。强迫症患者淋浴或者盆浴花费的时间可以是惊人的。
埃莱娜是奥尔良一所高中的体育老师，已婚。来见我时，她的生活已经十分艰难。她的公寓里有几间房间是禁止使用的，她无法踏足一步。厨房是尤为令她不舒服的。在厨房橱柜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把剪刀，该剪刀用来剪过从一家商店里买回的花，而这家商店的售货员可能是同性恋，可能艾滋病检查血清呈阳性。另一间房将会在以后成为她儿子的房间，同样被禁用了。房间里有埃莱娜曾经负责过的一个协会的资料。她已经无法再常去该协会，因为有一名会员可能是同性恋。
埃莱娜大量使用漂白剂来给手或她认为感染了的物品消毒。例如，她去看她的妇科医生时，被带领着路过一家同性恋经常光顾的餐厅，她回家后就忍不住要用漂白剂洗一遍鞋子。当她进入一家商店，而店里正在播放皇后乐队的音乐，她就必须将她所有衣服送去洗染店。治疗初期，如果我给她打电话并提到了“乔治男孩”“佛莱迪·摩克瑞”“皇后乐队”“同性恋”或“艾滋病”这些字眼时，她必须把电话听筒用漂白剂洗一遍。
既然恐惧的是被感染，那么除了艾滋病强迫症，她还患有与之紧密相关的攻击性强迫思维或者说冲动恐惧症。她后来向我承认，当她第一次同她母亲一起从奥尔良过来时，她特别请求她母亲不要让她和我独处（这一点对其他男性也适用）。面对一名男性，她害怕受到某种冲动驱使，她会不由自主地想发生性行为。正如我们上文中读到的攻击性强迫思维的例子一样，这显然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当我去候诊室叫她时，她并未思考，独自跟着我走。埃莱娜很聪明，她可以流利地陈述她的困难，于是一种合作关系立刻得以建立。在经历必要的教学评估、治疗意愿评估阶段，并确定好配合的药物治疗后，我们便着手进行认知行为疗法。很快她便能够触摸我留存的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物品，而不需要立刻洗手。当然，我本人会在她之前先把玩这些物件。她知道我们并不会因为碰这些物品而染上艾滋，无论它们是何种物品。起初，焦虑略显强烈，随后逐渐减弱。她可以听皇后乐队的歌而不把衣服送去清洁了。她成功地把皇后乐队的CD放进汽车的行李箱，随后是驾驶室，跟着是手提包，后来是放在饭厅的餐桌上，然后是床头柜上，再然后是她的床上！她触摸《执拗》（ Têtu ）杂志上或者同性恋网站上的男性和艾滋病病人图像时，起初感到非常焦虑、恶心，随后不适感逐渐减弱。治疗末期，埃莱娜能够接受同一位艾滋病女患者握手了。
渐渐地，埃莱娜重新获得了如从前一般什么都能做的自由。她可以正常地使用厨房，又能重返她的协会了。她甚至同意去她曾经如此畏惧的同性恋餐馆用餐。如今她有一个15岁或16岁大的儿子，住着那间曾经被污染的房间。她一直感觉良好。
起初，她的强迫症表现为害怕感染艾滋病，但逻辑牵强。每个人都明白这些恐惧是错误的，我们完全清楚该疾病的感染途径。此后，强迫症“扩展”成了一些忧虑，一些连病人自己都百分之百批判并承认其荒谬性的反常行为。她很遗憾无法换一种行为方式。比如，因为某人在120公里以外的地方说出了污染性的语句就要用漂白剂给自己的电话消毒，或者因为听见了与艾滋病或同性恋相关的音乐就要把衣服送洗……
病人自己百分之百批判的强迫症，也同样存在，表现为：认为会受到某一概念，或某种个人特性的污染。
我有过一位女病人，是位证券交易从业人员的妻子，为了照顾三个孩子，她没有去工作。她患有“毒物癖强迫症”——一切与毒物癖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事物都是具有污染性的。如果她在广播里或电视上听到了毒物上瘾者这个词，她就必须洗手。如果在她阅读的文章里出现了毒物成瘾者这个词，就必须扔掉报纸，打扫所有报纸接触过的地方，然后以一种“强迫症的方式”洗手。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尝试过一个过于困难的练习，初次尝试时患者都未能成功完成。那是什么练习呢？精神病科医生经常收到与他们职业相关的、主题多样的各类邀请函、折页、小册子。我自己收到过一个毒物癖研讨会的折页。和这位病人一起，我们决定将折页放到她汽车的后排座椅。她需要将它留在那里直到我们下次见面。但她没能做到，并且忍不住把整个驾驶室都用酒精擦了一遍。
所幸，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她成功地将毒物上瘾者的药盒留在车里，而没有给车消毒。
我的另一位男病人患有“贫困和社会失败”的强迫症。在涉及迷信强迫症的同时（他进行一些强迫仪式以祈求不要变得贫穷）也属于污染强迫症：一切与贫困有着或近或远关联的事物都是具有污染性的。
我的一位朋友曾送给他自己已经不再使用的一张小桌子。几年后，这位朋友失业了，这张桌子突然变成了污染源，这位病人做出了与治疗相悖的错误举动，将桌子处理掉了。
毒物（石棉、放射性产品、灭鼠药、二噁英）在这一章里占据重要地位。
古德龙是奥地利人，她在林茨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在地质学和矿物学方面的深入学习，引导她写了一篇关于石棉的论文。然而对于绘画更加浓烈的兴趣促使她去上了相关课程，并在几家通讯社里找到了好几份工作，成为一名美术图案设计者。她嫁给了一个在林茨遇到的、当时正在某企业实习的法国人，没有孩子。
两人都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她对这个来自蒙托邦，有着橄榄球运动员般身材的小伙一见钟情。而他则被这位聪明且有着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顶尖模特般外貌的年轻女孩深深吸引——红棕色长发、星星点点的雀斑、无可挑剔的三围。
不幸的是，当我在我的诊所第一次见到古德龙时，这段婚姻关系已经从美好的蜜月发展到了最糟糕的冷战。需要说明的是，古德龙患有一种她自己称为强迫性神经症
的强迫症，因为她接受精神分析法治疗
已经六年了，每周三次。她一点也不后悔接受了这一内省性的方法，认为这让她受益良多。我不去评论这一疗法，但古德龙的精神障碍完全没有得到治愈，才迫使她前来咨询。
古德龙同我分享她精神分析疗法中的“发现”，我对其中某些部分持怀疑态度。例如，她将德语中的“ asbesth ”（石棉）与“ das best ”（最好的）进行联想。对于古德龙来说，她父母希望她成为最好的，这可能是她出现问题的原因。在我看来，如此处一般，试图理解病人为什么患的是这样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强迫症（为什么我对石棉而不是灰尘或者细菌有强迫症）的需求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与那位“勒死人者”宪兵的强迫症案例同理（见“引言”）。
无论关于什么，精神分析工作都会加剧过度理智化，加剧针对某种焦虑的强迫性疑问，运用抽象概念，却牺牲了具体概念、行动，但这对于病人来说不无乐趣——精神分析学家们谈论思想的色情化。然而，最好要击败这些倾向——不允许怀疑、对强迫性细节怀有忧虑、反复思考——这些倾向在心理学家那里拥有肥沃土壤，可以让人不慌不忙地钻牛角尖，然后无休无止地纠结于涉及强迫观念的、并无效果的疑问。那么这种分析工作可以被视为加重强迫症的强迫性实践。这一点在“渴望知道”强迫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见第二章“道德层面的‘渴望知道’强迫症”，及第四章“‘渴望知道’和‘需要记得’强迫症”。）
无论如何，关于古德龙，没有任何理由来劝阻她继续内省心理治疗，尽管障碍的严重性、发病的频繁程度、夫妻关系的恶化、无论是个人还是职业方面社会化能力的完全丧失，都确实给这一治疗的效用打上了问号。或许多亏了这个方法，古德龙尚未轻生，即使她已经多次有过这个念头，因为她犹如活在地狱一般。她一周只出三次门，去见她的精神分析医师。当她外出时，她非常害怕石棉。她无法去电影院、大型商店等所有可能用到石棉的场所。她也害怕含有石棉的石棉水泥。某些墙面、某些人行道让她恐慌，尤其工地、残砖碎瓦及各类工程现场。但同样还有花盆，因为有的罐子或有的花盆也是用含石棉的石棉水泥做成的。古德龙是不可能从这样一个花盆旁边经过的，她会选择走到街的另一边，如果街道太窄，她就必须掉头。
尽管着装得当、外加采取了一些无道理的预防措施，并回避所有“有风险”的情况，身处室外时古德龙的焦虑仍然非常强烈。以至于每当要回家时，她都担心会污染自己的公寓，或者说污染得更严重——因为在古德龙眼里，公寓已经被污染了。
她的住所也不是平静的避风港，因为在她看来，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石棉的污染，她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甚至无法从容地走动。她已经多年无法进厨房了。这起源于一台疑似含有石棉的烤面包机，尽管夫妇俩已经把它扔掉很长时间了；鉴于此，她的丈夫不得不去采购、做饭。她只能坐在某把椅子（她的那把）上；其他的则禁止入座；对于沙发也一样。除了塑料多格食盘或她丈夫留给她果腹的三明治，她无法触碰任何东西。她只能通过一把叉子去使用遥控器。她的病使得她只能阅读某几本书，那几本“完全污染的”德语书都被“流放”到了一个紧锁的橱柜里，任何情况下均不会触碰。古德龙的生活就像我在某些养老院里见到的老年人的生活一样，从早到晚地窝在扶手椅里，等待着第二天来临，而这新的一天又总是与过去的一天没有什么不同。
古德龙与世隔绝了：她既不能打电话，也不能接电话，因为在她看来，电话被污染了。她没有朋友。夫妻关系处于困境，她的丈夫指责她长胖了，并说她是疯子。他要工作，还要负责家里的一切。她想要一个孩子，而他不想跟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生孩子。
我详细地告知她，目前就她的疾病取得的研究进展。当然，针对她的“困难”她有一位女邻居十分推崇心理动力学。古德龙与父母间的关系构成了她精神障碍的基石——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
das best”
（最好的）的解读……关于那些障碍，她很难赞同别的猜想或其他的疾病原因论
模式。我强调过，如果说精神分析模式算是有趣的话，很不幸，它目前却没有改善她的状况。而她在该模式之外，再同时尝试其他国际知名且已证实有效的疗法，并无任何风险。我交给她一份我当时写的一本关于强迫症的书的打印版初稿。在历经几个月的思考和疑虑之后，古德龙又来见我了，并决定跟随我进行治疗。我给她开了氟西汀，一种治疗强迫症的有效药物，并且我们开始了行为疗法。这一疗法主要在于，在几场治疗中，在非被迫的前提下，她将被带去触摸那些她惧怕的东西，而不能进行任何强迫仪式。
从第一场治疗起，她就成功用食指尖触摸了我诊所地上的割绒地毯。我让她给她的焦虑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评分，10是她所感受过的最糟的不适感，而0是完全的平静从容。当然，事后是不能立刻洗手的，因为在古德龙的症状学中，清洗强迫仪式非常严重。每次回到家她都觉得必须洗头，此外每天晚上也必须洗头，哪怕她在白天已经洗过了。她在晚上的洗漱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因为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有时直到深夜，带着某种确实悲壮的“去污染”意图。她的丈夫十分小心地监督她以确认她在洗漱过程中没有碰到墙，否则全部都得从零开始。一场又一场治疗后，古德龙能用手掌触摸地板了，再然后可以坐在地上了。当然，所有的操作都会由我本人先做一遍——在情境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是不应该要求病人做他本人做不到的事情的。随后，我们用我出于治疗目的而保存在一个盒子里的灰尘来工作。最初她接受用指尖触摸，一段时间之后，她可以单手抓一把，再然后可以双手一起抓了。我们可以坐在割绒地毯上治疗了。有一天，我把我的电话，包括听筒洒满灰尘，我提议让她打电话到奥地利的林茨，联系某个她乐意与之说话的人。尽管深感焦虑，她还是选择打给她母亲。她们已经多年未说过话了，情绪很激动。古德龙非常高兴取得了这样的胜利。她能够打电话了。她付出的努力给了她第一份愉悦。我热烈地祝贺她。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接到了古德龙打来的电话，这让我相当激动和高兴。她找回了打电话的自由。这是孤立她的强迫症高墙上的第一道裂缝。她终于可以沟通了，可以打电话、接电话、说话。她很快利用起这一进步来，甚至有点过度使用：电话账单并不能帮她改善和丈夫之间已然糟糕的关系……
我们有时在诊所进行治疗，有时则在室外。她能够碰鞋子了。后来我们通过一块隔音材料来治疗，是我诊所用的隔音材料的样品。这块岩棉做的隔音材料看上去像石棉，使古德龙很痛苦，在好几场治疗后她才能够靠近、触摸、拿在手里。有一天我们去一家大型商店，那必然是能够隔绝火源的地方，于是也代表着一个危险场所，一个很长时间以来她避免来的地方。进步日渐加速。她重获去电影院、去逛FNAC（法国文化和电器产品零售企业，主要销售文化、电子、游戏类产品）和商店的自由了。在家里，她也可以触摸越来越多的东西，并且不需要每次回家都洗头了。夜晚的洗漱仪式也同样减少了。她住的楼房隔音很差，之前夜晚下水道里的水声曾引发过邻里间的严重冲突，现在邻居的报复行为也停止了。古德龙带来了一些德语书和一台相机。相机被她丈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小心地封了起来，以便在治疗过程中训练她去触摸。很快，她又可以重新拍照了，也把她的书带回了家中阅读。她又能够绘画了。她不停进步着。忽然有一天，她可以进厨房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可以为丈夫分担做饭的“苦役”了。她在家里可以做的事越来越多，夫妻关系也日渐好转，甚至重新开始了抛弃多年的性生活。不久之后，我们可以在街上工作了。我们借助花盆来治疗，对于一位新信徒
而言这还是略微有些不可思议和惊人的。拉内拉格街上，距离我诊所不远处有一家中餐馆。我清楚记得里面的员工在看到两个人在橱窗前徘徊了一小时，又时不时乱动花盆时，脸上猜疑的神情。
一直在逐渐减量的药物治疗也停止了。几个月后，古德龙所取得的进步已经足够令她重新找工作了，我们决定停止治疗。
P太太是一位约70岁的可爱女士，身材娇小。她的强迫症是老毛病了，始于她20岁时。她的病情起伏不定，但促使她来问诊的最后一次发病是较为顽固的。她痛苦地忍受着她的强迫症，并把它看作上帝的惩罚。为何而惩罚呢？我们不得而知。她记得的重大罪行仅有两宗。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轻轻地掐过一个小婴儿，想把他弄哭，这样他母亲就能让她推童车了；第二宗反人类罪则让她遭受神的处罚：在国土解放战争中，她拥抱过一个美国人，她不确定，但这或许让她从中得到了愉悦。除了这两桩“极坏的恶行”，她并未犯过其他罪。
P太太只要做事，问题就会出现。她只有躺在床上时才感觉良好。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几乎什么都不做了。如果她勉强去调配沙拉醋，就算她看了十遍“葵花子油、红酒醋”，她还是无法确认她拿的不是毒药。有时候，当她调配完，怀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不得不倒了重新开始。一段时间以前，她尚能去超市采购。有一天，当她的小推车被装满时，侵入念头便出现了：“如果有人买了灭鼠药并把它放到了这个推车里……”于是小推车受到了污染，进而污染了她刚挑选的商品。由于她把她买的东西放到了提包里，现在轮到她的提包受污染了，于是她想扔了它。可是她那摩擦过提包的大衣也同样被污染了，必须把它送去洗衣店，只不过把它送去清洗有可能会害死洗衣工人，应该把它扔掉。但是如何丢弃才能确保不污染他人呢？最好把它保存到一个袋子里，再也不要碰。当然，她把所有买回来的东西都先洗了一遍才收了起来……
偶尔，在P太太的脑海里，会猛然出现“我没碰过毒药吧？”这样的念头。当然，她家里既没有毒药也没有灭鼠药，但出于怀疑她得去洗手。动作完成后又会出现这样的想法“你确定洗过手了吗？”，出于怀疑，她一遍遍地重新洗。她需要数数才敢肯定。
当她12岁的孙女娜塔莉来看望她时，简直就是乱作一团。哪怕已经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她仍旧觉得有中毒的隐患。那几天，她甚至会去舔冰箱的把手，如果她没有死，那么她的孙女碰到它也不会中毒。
P太太在过去已经尝试过很多药物治疗了，可是没有任何一种疗效显著。她定期去内克尔医疗中心，在那里，她接受了针对白天住院病人的集中认知行为治疗。不幸的是，没有配合上适宜的药物帮助，P太太在进行练习时十分艰难。她经历着一些极度抑郁的阶段。在给她使用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的治疗中加入心境稳定剂后，抑郁症有了明显改善。但很不幸，P太太找不回欢乐无忧的生活了。
阿尔贝独自住在离我诊所不远的一套漂亮公寓里。他很聪明，尽管上学时成绩优异，也并没有就业。他家境殷实，就算不工作也能生活宽裕。他几乎每天都在离家不远的埃迪亚尔美食精品店采购。他的家里堆着数千本书，他对量子物理学、高等数学、哲学都感兴趣。他有很多爱好，知识面也广。
他患上强迫症的生活变得很复杂，目前的强迫症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当时，有过一次严重的二噁英逸出事故——赛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然而阿尔贝和他的父母在那一时期刚好乘火车穿越了那个地区。从那之后，尽管已进行过了去污染，阿尔贝仍然觉得公寓里存在受到严重污染的东西。
他的强迫思维创造出了一个等级划分。他划分出一些区域，尤其针对他的书堆，分为完全纯净未受污染的、中度污染的和重度污染的。他的很多书都是同一册两本甚至三本。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些有时会堆到天花板的书山中间，他不知道他要找的那一本在哪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坚持一定要有一本是处于完美状态的，不能有丝毫受到污染的痕迹。这是在污染强迫症里常见的案例，阿尔贝创造出了两个世界：一个“被污染的世界”和一个“未被污染的世界”。存在被污染的衣服和未被污染的衣服。要从一个世界去往另一个世界，则需要进行无休止的清洗强迫仪式。
我已经不记得出于何种原因，阿尔贝无法受益于合适剂量的抗强迫药物，这本该在他的练习中有所帮助的。因此，在来我的诊所进行了初期治疗，却没有一点儿疗效后，我同阿尔贝达成了协议。他要在他的公寓里选出两样他认为污染程度最高的东西，拿去测量二噁英的含量。如果含量并未超过普通环境中的正常值，那么他就要接受在他家里进行治疗。目的在于逐渐“污染一切”并生活在“污染了的环境里”。含量测定的费用昂贵，且只能在里昂完成，但钱不是问题。当阿尔贝看到结果后（当然没有一丁点儿二噁英），就无法阻止拉马涅尔医生去他家了。起初，他的焦虑感强烈，而且这绝不是件乐事。这些置身于情境中的治疗带来了一些好转，但还没有完全治愈他的强迫症。
我遇见过很多放射性强迫症的病例。因为众所周知，高频率及长时间置身于有放射性物质的区域会提高患癌的概率，这一恐惧自然可以在我们高估危险性的“强迫症软件”中发展壮大。
Y先生是一名化学研究员。他最大的烦恼是他的某些同事工作时要使用到放射性产品，且要求他跟他们一起分享教室。这些教室对于他来说是具有放射性的。强迫症开始于他还在上大学时的一次实践课上操作某种放射性产品。在用吸管吸取的时候，他有一种产品进入嘴里的感觉。随后，慢慢地，伴随他那些回避举动和强迫仪式，他的强迫症扎了根。
Y先生一定给人一种高傲的印象，在工作中，他会避开那些他认为有放射性的人。他不与别人握手，只是远远地打个招呼。去上班时他穿特别的衣服，回家时他径直开始“去污染”，洗一个时间长得不正常的澡。若是在他不得不使用被污染了的教室的那几天，洗浴时间还要格外长些。
在他的公寓里有一块铺着割绒地毯的区域是他不能够再触碰的，因为他记得自己曾在那上面放过一件不凑巧曾掉落在地铁上的物品。然而那一天，他注意到有一些来自东方国家的人。在他看来，这些人神色可疑。很肯定，他们应该是做钚生意的（这最常见不过了……）。哪怕到了今天，他已经好很多了，但还是不能碰地毯的这一部分。他也知道自己有些可笑，因为他的猫有时会躺在这个区域，而他会抚摸它。
在某一时期，他的妻子曾买过一盆植物，并将它放在车的后备厢里拉了回来。Y先生的脑海里突然闯入了一个侵入念头：“这盆植物吸收过切尔诺贝利的云。”于是后备厢变得有放射性；不能够再使用它了。他以突然特别想换车为借口，准备把它处理掉。
尽管他如今的情况已经很令人满意了，可是Y先生还是不喜欢他妻子最近买的一样东西：一块带有磷光指针的手表——意味着放射性强。所幸的是，这块表价格昂贵，否则我猜想它可能会莫名消失吧……
如果说惧怕众所周知的毒害产品（各类毒药、灭鼠药、石棉、放射性物质……）还算得上有点儿伪逻辑关系的话，那么惧怕其他不具备任何危险性的东西就较为让人惊讶了。病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不适、恶心、被感染的感觉是为何故。
我有过一位特别的女病人，她患有软木强迫症。对她而言，所有与软木塞或近或远的接触都是无法忍受的。她不再工作了；她甚至因为有人提出安装一个软木板来张贴通知的坏主意就辞了职。她的状况曾一度严重到无论白天黑夜都必须带着外科手套。由于她从不取下手套，而皮肤又需要透气，她的双手呈现出一种可怜的状态，发黑，还带着栗色，指甲的情况也很可怕，大概是受到了厌氧细菌
的感染。
这类强迫症虽并非最常见的，但仍然存在。我遇见过对以下物品表现出强迫症的，明胶、所有带黏性的或油腻的东西、烟头、大麻、干净的卫生纸、虱子、昆虫……应该还存在很多别的类型，只是我还没有机会碰到。
所有这些污染强迫症往往会造成时间和频率上都不正常的洗手、淋浴、盆浴、清洁物品，以及对亲人的专制蛮横。他们会要求家人也必须在回家后洗澡、脱鞋、换衣。有位男病人要求其妻子在每次换房间时都必须换衣服。
这些强迫症往往会要求一些保护措施：戴手套，如同害怕软木的那位女病人的情况一样；或无法让别人进入自己家，这就有可能导致复杂的后果——比如水管漏了、坏了或者家里发生其他难以预料的突发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