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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宗教均有教规、戒律、禁令，它们往往通过一些或好或坏的说辞给人以概念。恐惧违反规矩，或疑虑自己违反了规矩，都可能构成强迫症的中心点。宗教指令在此刻并未得到满怀诚意又具有弹性的遵守，而仅仅被按照字面意思来解读。
就这样，一位吓坏的、不幸的、崩溃的女病人来找到我。她是犹太人，在她的宗教里，上厕所的时候不可以想到神。然而，每次当她去洗手间时，关于神的念头就会浮现。很明确，这就是强迫思维（非自主的、让自己不舒服的念头）。她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驱散这个念头，因为这让她觉得自己有罪。她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或精神上的强迫行为（例如，她没有通过一个好的念头来打消这个念头，也没有默默在脑袋里祈祷）。我向她解释说，人不该为不自主的念头负责，她并非是有意想到神的。这些念头是病情导致的：“它们并非你自己的想法。”她于是放下心来，开始理解慈悲的神灵是不会去惩罚一个病人的；神无所不知，因此，也会知道这些念头应归咎于病，而非人。如果认为神会因为一件我们无能为力且并不希望发生的事而惩罚我们的话，反而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如有需要，这位女病人不该为这些不自主的精神状况负责的证据是：她特意为了消除这些念头来问诊。这一症状得到了治愈，但多年后，当她处于妊娠期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强迫症（污染主题）。
我曾有机会在非斯与摩洛哥的精神病科医生开过一次关于强迫症的研讨会。在就宗教强迫症进行交流时，我获知在伊斯兰宗教里，如果一位信徒在祈祷过程中产生了“不合适的”想法，那么他可以借用一个托词，即他有权不在意这一亵渎宗教的想法。某些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的精神病专家指出，强迫症患者不会借助这一托词，而是从头开始祷告。
关于这一问题，应当区分清楚人们在宗教实践过程中希望进行的祷告和有权不做的祷告，如一些强迫性的、出于“为了感觉好一些”、为了减轻某种苦恼且具有必须性的祷告。
犹太教里的戒律名目繁多（不准食用猪肉、甲壳类动物，不能将牛奶和肉混在一起。于是乎，有的人家里有两套餐具、两个洗碗池，甚至两个厨房）。不幸的是，这些戒律均被从字面上解读，便更加升级了那些强迫倾向病人脑中的“强迫症软件”。
我有这样一位女患者，每当她做某道菜时，就会受困于这样的侵入念头（强迫思维）：“你有可能把奶和肉混到一起了。”这令人不安的疑虑和对于“犯错”的恐惧已经逼得她扔掉了上百个平底锅。另一位女患者向我讲述，在月经期间，她必须要到米克维（犹太教宗教仪式用的浴池）洗宗教浴。这一净化身心的沐浴要持续几个小时，而其他那些等待着洗浴的女士就非常不悦。未被合格净化的疑虑萦绕着她，于是她将沐浴时间一再延长。而经期过后，宗教要求在过正常夫妻生活时，要确保不再见血。但哪怕她仔细检查内裤长达一个小时，她也还是不敢肯定月经已经完全结束了。
尼古拉的案例是颇具启发性的，因为它在涉及宗教和道德强迫症的同时，又可被归入反复确认没有潜在危险或灾难一型的强迫症。
尼古拉第一次来见我时，有30来岁，是一名规矩的天主教徒，并娶了一名妇科医生为妻，育有三个孩子，他本人从事信息技术方面的工作，只在强迫症令其实在无法承受时才前来咨询。两周前，在他的工作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情况，是这一情况最终促使他来问诊。在他开车前往距离住所约50公里处的培训会时，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车子在拐弯处发生了侧滑。他没有折返以查看究竟，因为时间不允许。但是他在整个路途中以及随后的上午培训中，一直想着这件事直至茶歇：有可能道路上有油；有可能一位摩托车手或者自行车手在路过时侧滑并摔倒；有可能正在此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还可能撞了上去，这个骑摩托或者自行车的人可能会死亡。
在尼古拉看来，充分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却毫无作为的话，他就是有责任的。作为天主教徒，他信奉教规“决不可杀生”，否则他会下地狱的。他看不出蓄意杀人和不采取预防措施以规避可能的死亡有什么差别。
至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几幅认知图式，我会在本书后面的篇章中提及。一幅认知图式是一种内部规律，是我们“强迫症软件”的构成部分，它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并决定了我们对于信息的处理。它决定了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发生的事件和我们做出某种行为后可能招致的结果。在尼古拉的推理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少三幅活跃的“强迫症”认知图式：
1. 夸大责任（在非流氓亦非罪犯的大部分人不会自认为相关的某一情况下，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因为一摊假想出来、可能出现在道路上并且不是自己倒的油，而下地狱。
2. 高估想法的重要性（想法等同于行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去避免某人的死亡，等同于杀了他。再说，那是其他人也不会去采取的措施。
3. 高估危险性（在并无危险之处看到危险或者夸大突发风险）：所有臆想出来的负面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但病人却看不到这一点。
整个培训期间，尼古拉都无法集中精神。他没有利用茶歇同其他与会者交谈以自我放松，他无法阻止自己屈服于强迫行为：于是他驱车20多公里，开到他认为发生了侧滑的地方，确认路面上没有油之后又赶回去。不幸的是，培训的后半段，他还是迟到了。
这并不是单一事件。在尼古拉身上，随时可以发现需对他人的死亡负责的恐惧。例如，他为他的儿子涂抹面包片时，就会有“强迫的”侵入感觉，觉得自己撞到了装果酱的玻璃罐。这一撞击有可能产生了一块玻璃碎片，而他的儿子有可能吞下这块玻璃。由于他的失误，孩子有可能死去。而他，将会下地狱。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在他步行时。尼古拉习惯穿鞋底不滑且防滑纹路稍微深一些的皮鞋。他走路时出现的强迫推理如下：“也许你鞋底的槽里卡着一块尖利的玻璃。也许你刚踩过一根电线或一条电缆，也许你就这样给它剥了皮。也许有人会碰到它，而后触电身亡。充分意识到这一危险的存在，你要对他的死负责——你会下地狱的。”于是尼古拉认为自己该做出些强迫行为，即定期返回去确认没有这样一条电缆，以此来平息自己的不安。
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想要买一所房子。出于研究目的，他和他的妻子周末去看置业展会展出的独栋小楼。展览地距离巴黎较远。一回到家，一个侵入的、纠缠的念头便涌上心头且挥之不去：他认为自己记得（强迫思维的疑虑）参观过的房子中，有一套的楼梯的一个台阶是不牢固的。如果他无所作为，另一位参观者就有可能会摔下楼梯。也许会摔得很重，然后死去。而这，也要归咎于他的错误，他会下地狱的。尼古拉必须要回到现场以获得“精神上的安宁”。
他还患有其他主题的强迫症，这使我按照他的要求，给一位他完全信任且思想开放的神父写了一封信。我向他解释说信徒尼古拉患上了强迫症，有自认为该对一切负责的倾向。我向他所代表的教会管理机关申请免去他每日都要履行的义务：良知检查。在我看来，每日迫使自己自问对何事有过错并无必要，且会阻碍治疗的开展。另一项申请涉及尼古拉的另一种强迫症，一种我们可以界定为纯迷信的强迫症。当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时（买房子、订机票……），他的强迫思维便会引导他注意十字架形状的物件（喷气式飞机留下的十字形状的痕迹、公文包十字形的缝合、十字架、方砖的接缝处等），从这些东西上，他可以看到一种神的征兆，指引他放弃打算要做的事。就是这样，他没有买他喜欢的那栋漂亮房子。那本是桩好买卖。我请求神父用其大智慧来裁定这些征兆的神圣性：上帝难道会为了此等俗事频繁显灵吗？多亏了这位神父（我在此感谢他）让其完全安下心来，尼古拉开始接受认知行为疗法并配合药物治疗。在后来的好几年中，他都没有再出现强迫症症状。
尼古拉的案例很好地阐释了我们曾经称为“忏悔者症”的疾病：病人前来将所有的坏事归咎于自己，处在一种必须获得救赎的强迫症中。教士雅克-约瑟夫·杜盖于1717年在其著作《论迟疑症》（ Traité des scrupules ）中，以及此后教士格里姆在自己副标题为《用于阐明、指导、安慰及治愈多虑症患者的指南》（ Instructions pour éclairer , diriger , consoler et guérir les personnes scrupuleuses ）的论著中早已鉴别出了这一类型强迫症的病态特征，亦谈到了治疗与治愈。借此，让我们记住，对于忏悔和得到认可的绝对需求是一种强迫行为。在我第一本关于强迫症的书中，曾引述过一位患者的例子。他忘了拿我交给他填写的问卷，在返回去取时，他将大楼的电梯门挡住了一分钟。刚一到达我的诊所，他就立刻给他母亲打电话讲述该事件，就为了听到他母亲对他说：“这没什么的。”我们还需要记住道德强迫症可能独立地表现为宗教道德，比如我的一位患者总是不停地往后退，以确认他没有犯踩死蚯蚓之罪……
我们刚刚从尼古拉的故事中尝到了一点滋味。在我看来，迷信强迫症在国际上的著作中是备受轻视的。我认为一种强迫症越是得到大众传媒的宣传，患者就越能够自我认识并敢于咨询。相反，若某种强迫症从未被提及，该症的患者就不会知道自己生病了，需要治疗。回到半个世纪以前，人们认为强迫症是非常罕见的。因此，由于害怕自己疯了，或被看作疯子，所以除非特例，否则病人是不会接受治疗的。
当今，这一情况对于人们较少谈及的迷信强迫症来说依然存在。人们更多会去谈论清洗癖或检查癖。在参加一些电视或广播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我会描述一些不太出名，也较为少见的强迫症。我的目的在于让世人知晓这一疾病，以便让所有人都能得到治疗。就这样，当我开始在媒体中谈到宗教强迫症的存在之后，法国的精神科医生接收到了很多备受这一型疾病折磨的患者。
迷信强迫症在于做出某些举动以避免不幸降临，但不只是采取某种反常的举措，例如反复阅读一封信好几遍以确保没有拼写错误，迷信强迫症更应是：“如果我没有重读这封信七遍（不是六遍，也不是八遍），我母亲就会死去。”在询问成年的迷信强迫症患者时，往往不难在他们的童年里找到某些迷信强迫仪式的踪迹——例如，祈祷父母不会去世。
我们会在成年人当中看到这一类型的迷信强迫症，这正是奥利维耶的情况。他已婚，育有两个孩子，在银行工作。他来找我看病时，病情已经发展到了使他无法做任何事的地步。当他想在公司的餐厅吃点薯条，侵入念头立刻出现：“如果你吃薯条，你哥哥马克将会死去。”当他想穿某件西服、某双袜子，打某条领带，疾病就会命令他不要那样做，否则他就会失去他的哥哥。同样地，他不能去度假，不能喝可口可乐。当他买了一本书，念头立刻涌来：“如果你读这本书，你的哥哥将会死去。”甚至在电视上看某档节目或某场足球赛也能够触发这一念头：“如果你一直看到最后，你将会失去你的哥哥。”
在治疗期间，奥利维耶买过一辆汽车。然而，翌日他就想将它退了：“如果你留着这辆汽车，你的哥哥将会死去。”所幸，他挺了过来，最终没有那样做。
此后，多亏了药物治疗配合认知行为疗法，奥利维耶可以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来穿衣了，也不会再出于迷信，放弃想去某家商店或某个理发店的想法。他还可以购买他需要的鞋子了，之前可不是这样。他甚至可以做治疗初期在他看来无法想象的事情了：喝可口可乐。
他不再做出强迫行为，侵入念头反而成了例外。我们可以说，奥利维耶得到了治愈。
迷信强迫症患者会出于多种原因做出强迫行为，有时是出于某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有时又会出于一种很明确的恐惧。最常见的恐惧是亲人死亡或患病。有的时候仅仅是某位固定的亲人，其他亲人未被迷信强迫症涉及，就如同奥利维耶的例子，而其中原因我们尚未知晓。有一部分人会进行宗教仪式，祈求自己不要生病、不要患上癌症、不要变得失明或瘫痪；还有一部分人会有一些更为怪异的恐惧。我曾经跟踪过一个15岁左右的年轻男孩的案例，他总害怕自己会在恐龙时代醒来，于是他进行过上千次宗教强迫仪式以避免这一灾难。另外两位患者会做出一些强迫行为以保持热情，一位是对说唱，另一位是对F1方程式赛车。还有其他一些人，通过一些强迫性的行为希望不要失去恋人、不要是或者不要成为同性恋、不要做出让自己谴责的行为、不要成为神父……
我记得有一位患者，沉湎于一些宗教仪式，因为他很担心某天早上醒来时身高只有一米二了。然而此人是学高等数学的，他毫不怀疑地知道，从科学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做着他的强迫行为。我还认识好几个人，当有人触碰到他们时，他们必须触碰回去，因为害怕失去自己智慧或智力的一部分。我的另一个病人则会做出精神上的强迫行为。当他意识里出现一个“负面”的人物形象，他就必须要再看到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这种情况下，他所惧怕发生的是丢掉自己的个性，变成一个负面的人。还有这样一位演讲者，他不随身带手机，否则他会担心丢掉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游刃有余，在社交场合变得局促不安。
另一个让一些迷信强迫症患者惧怕的灾难是，总是想到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记得一位患有“疯牛病”强迫症的病人。起初，他为了不染上这种朊毒体病进行了一些宗教强迫仪式（当时对于这一疾病的恐惧已通过媒体扩大化）。随即，他开始出现精神上的和行为上的强迫行为，唯恐持续在意识中出现“动物骨骼”这几个词。
无论令人恐惧的灾难是什么，为了避免它，病人自己会感觉到被迫做出不同的强迫行为，例如触摸、重做某个动作，如脱衣服为了重新穿上，或多次穿过一道门、书写的同时一边数数或把字母重写一遍、吐痰、清洗、念词、不能走到线上或窨井盖上、使用电脑时要用某种方式点击、要用某种方法关电视、无法开始某项活动或无法中断一项正在进行的活动，还有其他很多。
在宗教、道德或迷信主题的强迫症当中，攻击性强迫思维对于患上此类强迫症却还不知情的病人来说，是尤为可怕的。除非伴随另外的精神疾病，否则他们所担心的事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在这类强迫症中，病人会感受到他要去做一件他并不想做的事。而往往，程度会更甚（怀疑症），疾病会给病人一种强迫情感，仿佛是他想要这样的。在部分情况下，疾病也可能导致病人害怕做了这件事。这些病人认为自己疯了，往往会非常惧怕谈及这些想法。
他们害怕弄疼自己，害怕切了自己的喉咙，害怕自己从窗户跳出去或跳下了地铁、怕把舌头放进了电插板里。尤其，他们怕弄疼别人——惧怕敲打，使人窒息、勒住，或用刀砍——而有时甚至只是害怕做了这件事（怀疑症）。他们还惧怕处于或者有过同性恋关系，与孩子或动物发生或发生过性关系，试图强奸或强奸过，试图炫耀或炫耀过自己，或者还有不经意说出猥亵或侮辱的话。我记得一位很热情的上了年纪的女病人，她很惊恐，因为当有他人在场时，她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侵入性的辱骂。辱骂的语言是她那个时代的——“臭嫖客”“臭婊子”“那该死的”。她需要通过一个强迫行为来打消这些想法，这个行为是在脑袋里说“不”。于是，我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治疗，让她在半小时内大声说出这些辱骂的话，而不要用“不”来打消它们……
还是在这一分类里，我遇到过很多次害怕看到性器官的患者。这种害怕往往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恐惧：惧怕对话者意识到这些想法，并把自己看成一个性障碍患者。我的一位病人，受到某种冲动的促使，害怕做变性手术。同样可能涉及的恐惧有，害怕书写有害的或者秘密的东西，害怕通不怀好意的、淫秽的或危险的电话。
阿尔贝是一名约75岁的男性，通常都由他的妻子陪伴左右。那是一位强健、热情的女士。阿尔贝无法独自去买东西，因为他怕自己在钞票上写出一些丧失理智的话。当他去购物时，出发前他会在嘴里含上一口水，回来后才吐掉，他这样做是为了确定自己无法开口要笔，也就不能在交到收银台的那张钞票上写下可怕的话了。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来临时，阿尔贝在广播里听到，企图通过谎报袭击来开玩笑的人有可能会被监禁。于是他要求他的妻子把电话锁上，唯恐自己会去通报一次袭击。如他所说，当他一个人坐地铁来的时候，他还害怕“打了孩子”。此外，由于总是退回去确认自己没有做出坏事，他常常会迟到。某日，当他怀疑自己打了一个孩子的念头特别强烈时，他甚至情不自禁地给警察局打电话，想知道有没有一个小孩在某个地铁站被痛打了一顿。警员回答他说，并未收到任何报警。不管他究竟有没有听清楚警察的回答，他还是再次打过去。接到最后这通电话时警察就没那么客气了。由于强迫怀疑持续缠绕着可怜的阿尔贝，他重新打过去时还要伪装出另一个声音。“您刚才打过电话来了。”警员不耐烦地说。“并没有！”阿尔贝回答道，他不知道哪怕拨号时隐藏号码，未知号码还是会在警察那里显示出来。愤怒的警员建议他快去接受治疗。
有的人害怕去做或者做过（受某种冲动驱使，但却不自知）一些结果令人不快的事。有这样一位女秘书，她反复读了一封信50遍，就怕自己写了：“亲爱的大蠢货……请您接受，大蠢货，我大写的鄙视。”有一位技术员，害怕自己有意地进行了错误的连接，然后导致了悲剧的后果；有一位工程师，害怕自己受到某种冲动驱使但却不自知，在计算中引入了一些错误，导致一个价值数十亿的项目以失败告终；一位民航飞行员害怕自己在最不应该的时刻切断了燃气，导致了空难……
所有这些案例都是在我30年来治疗强迫症的过程中遇到的，并且还有很多其他案例。这一分类的强迫症可被定义为对于去做、做了或者渴望做不正确（疯狂、糟糕或危险）的事情的恐惧。
玛丽患上的强迫症较为特殊：恐惧各类小物体（订书钉、曲别针、弹珠……）。每当她感觉某件小物体消失了，她的焦虑会达到最大值。在超市里，她可能会问她的丈夫：“刚才我们经过时，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烟头吗？”她总是力图确认，因为她不断害怕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拿了某件小物品并塞进了自己的阴道里。她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来数钱包里的硬币，以确认没有少任何一枚。无论到了哪里，她总是持续被这些念头纠缠着。
抗强迫药物治疗配合认知行为疗法，帮助玛丽走出了强迫症。
本书后面的部分，我们会看到精确、秩序、对称和完美主题下其他“渴望知道”的强迫症案例。而有些案例，出于它们的道德主题，更应该被归到这里。那是一些同性恋、恋童癖和恋动物癖的强迫症。
患有同性恋强迫症的病人会被一个问题纠缠：“我不是同性恋吗？”这里往往不涉及反对同性恋的态度，因为病人是针对自己来畏惧同性恋，并不针对他人。此处会发生的强迫行为是，必须要给这个问题一个否定回答，一切均为了这一目的。有这样一位男患者，他在地铁上盯住某位男性，为了验证自己不会勃起。还有另一位，他和朋友一起浏览情色网站，发现自己上到了一个同性恋网站，并对于男性性爱感到恶心。他记下网址，并感受到必须要再次登录以检查男性性爱是否仍然让他恶心。而这一点，随着习惯，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他可以停留在这个网站五个小时，力图去找回恶心的感觉。某一天，疾病发作，而他所有能让自己安心的尝试都无果。愤怒和焦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将手提电脑砸到了墙上。此外，在这位病人身上还伴随有迷信强迫症：如果做出某动作时，他想到“同性恋”，那么他就必须重做这一动作而不想到这一念头。
患上恋童癖强迫症的病人，经历更加痛苦。有部分病人向我坦言，若是没有遇见我，他们可能已经自杀了。“你可能有恋童癖”这一念头纠缠着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一种强迫症，认为自己是怪物。有部分病人甚至想让人把自己拘禁起来，因为这类强迫症往往会伴有一些攻击性的强迫观念。有这样一位女患者，就为此放弃了一套物美价廉、非常适合她的公寓。因为公寓位于一所学校旁，她怕自己会在放学时去骚扰那些孩子。另一位男患者则抑郁了：他独居且不能有性生活，跟一位年轻女性在一起反而会让他更孤独，因为每当他开始性行为，那些孩童、恋童癖的画面就立刻缠绕过来，令他感觉到必须终止房事。在治疗期间，他被要求必须舒服地待在家里，看一部色情电影，进行手淫，哪怕浮现“侵入的令人不快的画面”也不能停止。多亏了这一实践，渐渐地，那些侵入画面变少，最后全部消失了。
恋动物癖强迫症的特点是害怕自己渴望动物，或者出现一种对动物有欲望的强迫感觉。相比其他类型的强迫症，这类强迫症要少得多，但情绪上的折磨和怨恨可能会非常强烈。我的一位病人因为严重的抑郁状态而住院治疗了，那其实是源自一种因对狗有欲望而恐惧的强迫症。
在这些同性恋、恋童癖、恋动物癖强迫症中，强迫怀疑和需要确认自己没有这些怪癖构成了问题的中心。某些疗法让人理解到，这里面“有些东西可挖掘”，“关于这一主题，应在无意识中搜寻”，均是走错了方向。事实上，同性恋是跟同一性别的人睡觉的人；恋童癖是与孩童发生性关系的人；恋动物癖是与动物发生性行为的人。真有这些癖好的人是没有疑虑的，而有疑虑的人并非真有此癖。人会有这一类型的侵入念头是因为他患上了强迫症，而非其他。此外，有这些强迫症的病人往往（但并非总是）患过或正患着其他强迫症。
为何针对这一类型的强迫症，内省疗法
不是个好选择？因为它给病人留了一段空白时间，这段时间可以放任病人的强迫行为，即给那些纠缠的问题带来答案。然而我们知道，在强迫症中，强迫行为会加重病情，是有待打倒的敌人。治疗的目的更应该是停留在怀疑层面，不要去寻求“是或不是”的确信。
再者，若无偷盗行为，算小偷吗？若没有杀人，算罪犯吗？若不与同性伴侣发生性关系，算同性恋吗？若不跟孩童睡觉，算恋童癖吗？
这一类型的强迫症中的强迫怀疑有可能发展到：“或许我发生过这样的性关系，但是我忘了……”我们看到，这一侵入念头可磨灭所有常理。难道在发生过这样的关系后，我们会不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它发生过？这是不该有所怀疑，也不该不记得的。如若有所怀疑，那就意味着什么也没发生。
就另一近似主题而言，我有过一位女病人。她花了几个小时力图回答这个令人不安的强迫侵入问题：“我父亲没有多次强奸我吗？”她花了几个小时来试图回忆她童年时代的场景以求确认（精神上的检查），而这一举动让问题变得更糟。一方面，她越来越不确定，同时也因为自己这样去想自己的父亲而有负罪感；另一方面，她不敢将自己的女儿交给父亲（“谁也说不清……万一是真的呢”）。几场让患者想象自己置身于既现实又可笑的乱伦场景中的治疗帮助她减少了强迫疑问出现的频率，让那些疑问变得转瞬即逝且不那么让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