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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成了现在这样的心理医生？
首先，因为我没能成为精神分析师——尽管这是我们那代精神科医生的惯常选择。我曾无数次尝试躺在长沙发上，但我感到无聊至极，不得安生。其次，因为那些我经常见到的、在医院里坐诊的精神分析师，他们看起来太过安静，跟病人太过疏远，而大多数病人都为此而感到痛苦。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如果选择了精神分析的道路，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快乐的精神科医生。
再者，因为我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在我的生命中，曾有过停滞不前的时候，觉得自己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无法适应精神分析，于是我接受了催眠、家庭疗法、生物精神病学和化学医学的培训，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学派，但我既不觉得快乐，也不觉得有效。我不知所措、犹豫不决，开始寻找适合的诊疗模式，并通过对的人来实际体验这些模式的实效。他们让我获得启发。这些对的人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想说说其中最重要的几位。
首先是我的人文主义精神病学导师吕西安·米耶（Lucien Millet），他已经去世了。他是第一个在职业善意上为我树立了清晰榜样的人。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可以用名字来称呼病人但不会不分彼此的人。通过他们的症状，关注他们的个人；在疗愈他们的同时，为他们提供建议和解释，对他们表达出善意和热情。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而是相反，如果病人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意，就会更专注地去听我们说的话。而这并不仅仅限于医学领域，是可以推至所有领域的人类活动！
然后是我的两位精神病学同行帕特里克·莱热隆（Patrick Légeron）和弗朗索瓦·勒洛尔（François Lelord）。他们比我稍早进入这个行业，在我从图卢兹来到巴黎的时候，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的素养（专业上的，尤其是幽默感）令我深受启发，他们很信任我，让我参与他们的工作，也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开始写东西。在那之前，我会给病人写一些短小的文字说明，内容是针对他们病症的解释、采用练习方式的建议，等等。但多亏了这两个朋友，我才真正迈出了与他们共同撰写书籍的第一步。我们堪称幸运的作者，在著作出版后很快就拥有了一大批读者。因此我们又陆续出了几本书，接着又是几本，共同撰写或是单独撰写（因为我们走上了不同的研究道路）。在写书的过程中，我重新找回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使命感：事实上，我被定下的方向是科普系列，因为我是个好学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好学生的意思，就是觉得自己擅长数学，这种观念很可笑，但也很顽固。但实际上，我成绩优异、自己最感兴趣的科目，是文学、哲学、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我非常喜欢看书。多年以后的今天，投身写作让我找回了这种水到渠成和快乐欣喜的感觉，还有一份迟来的使命感。曾经的我，是个“不高兴的文学青年”，而我在年近四十、出版了第一本书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一点。自那以后，这种写作的乐趣伴随着读者不断寄来的致谢信变得越来越浓厚，帮助读者给我带来的幸福感和帮助病人带来的幸福感是一样的。这里并无自夸之意，我跟任何有良知的手艺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罢了。这并非自豪感，而是为能够远距离地与人为益，能够在寂寂无声的阅读中引发交流渴望的默契而产生的满足感。这种满足，也是源于一种归还了负债的感觉：我读大学念医科几乎没交什么学费，因为国家减免了我这个父母曾在小时候挨饿受冻的学生的大学学费。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公立医院执业，为什么我写的书一经出版为口袋书版本，价格跟一个三明治差不多。
之后，我结识了两位哲学家朋友——安德烈·孔特-斯彭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和亚历山大·若连（Alexandre Jollien），他们也对我成为现在这样的心理学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这种帮助，既非心有所知，也非刻意而为。他们令我对哲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哲学并非对概念的探究，而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好地驾驭人生而做出的思考和努力。对价值观的分享、谦逊、怀疑和对既成思考的诘问，以及澄清我们观念混淆的拳拳之心，所有这些，都是他们通过个人的行为操守言传身教给我的。我最先是从这两位的个人专著中知道他们的，之后，我有幸见到了他们本人，并亲眼见到他们是如何生活、思考和努力的，最后还跟他们成了朋友。这两位先生堪称不懈追求真诚、公正与和谐的典范。
还有一位无比和谐之人——诗人克里斯蒂安·博班（Christian Bobin），我最先也是通过他的著作了解他的，后来才见到他本人。虽然他不愿意被人理想化［比如他在《复苏》（ Ressusciter ）中写道：“人们在谈论我的书时提到的那个人，是不存在的。”］，但他确实是生活智慧和越舍弃越丰沛的模范代表。如果说真正的丰沛存在于幸福、爱和真实之中，那么克里斯蒂安就是这世上最丰沛的人之一。他那些充满智慧的话语总令我深思，如咒语般令我反复吟诵。他是我所知道的作家里最令人感到快慰的一个。他那言简意赅、富于诗意的字句总能直抵人心，不仅因为真实，更因为其简单和美丽。而在这种美的背后，是善意和仁慈。想让别人听到你说的话，只需说得简朴而优美——那种忘却自我的简朴，以及那种诞生在当下的优美，而不是对外表的念念不忘。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低调的非凡人物，比如皮埃尔（Pierre），我的岳父。皮埃尔是个幸福大师。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擅长品味生活的人。但那不仅是一种天赋，在他身边度过的数年时间也让我看到了他付出的努力——只为擒获生命和人性中光辉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渴望——不要陷入负面、阴暗和问题的泥潭。他拥有一种可以在任何情况中都乐在当下的能力——疾病，对他而言就是受益于精良医术的机会；意外，对他而言则是一睹消防员精湛技能的机会。诸如此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明白了，这一切全与天真无关，只关乎信仰。这个人，他对生活的美好坚信不疑。当生活不再阳光灿烂时，信仰可以支撑他等待阳光再来，等待雨过天晴——雨过之后总会天晴。皮埃尔去世后，我感觉自己成了孤儿。在葬礼上，我坚持在进出教堂时为他抬棺，好让自己在最后一刻再承继几分他的衣钵。棺椁很重，压得我脚步趔趄，仿佛在提醒我对皮埃尔欠下的巨额人情债，还有他离去之后的重担。他是个好人，对人满腔柔情、善解人意、充满好奇。他就是那种能在战争之后带来和平，能在争执之后促成对话的人。他让我懂得了，尽管忧伤的阴霾会时不时地遮住幸福的晴空，但幸福有着自己光明和持久的一面。
还有其他很多这样的人。我之前已经说过，他们中有我的病人，也有我的朋友、同事、邻里，以及所有给予我灵感的偶遇之人。从前，我总会首先盯住别人的缺点，而今，我第一眼已经开始关注优点了。我现在更倾向于专注好的一面，并对那一面反复加以咀嚼，而不是反之。过去，我的时间大多花在观察、讨论和思考人的缺点上。现在，我依然会看到人的缺点，但我更愿意从他们的优点中汲取养分，那可是养心愉情的金矿，是获得个人进步的源泉，能够使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我并不觉得这样会让人变成应声虫，或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人。即便如此，我也不在乎。这么着习惯了，我的目光就会牵引着我去尽享生活的欢乐。
在这里，我不会讲述我的三个女儿——她们愉快地将我“束缚”在了幸福与和谐之中，她们自身的优点给予了我种种灵感；我也不会谈论我的妻子——因为这不是恰当的时机。
奇怪的是，这些无异于老天恩宠的相遇，在我看来并不是了不起的机遇，而不过是平常的生活事件。我们一生中不断与给人启迪者相遇，而我们的问题，或许只在于眼睛睁得不够大，没能看到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