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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理医生可以成为拉响警报的人，因为我们拥有察觉新型行为的先机，哪怕这些行为依然处于隐私范围，尚未流入公共生活。我们必须跟其他人一起进行反思，提出更为适合的新模式，以推翻已经变得彻底无用的社会习俗。心理医生往往被低估为次要的资源，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被召唤。心理医生身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决策者对他们的倾听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继续忽视我们这些心理医生的观察和经验，他们只会失去更多，相反，如果予以重视，则会受益无穷。现在，我想要做的，正是尝试在治疗和我至今为止撰写的书籍之间建立起这种联系：深受酗酒问题之苦的女性背负耻辱的十字架，这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7] 职业女性的精神压力，责任的不断加重和针对女性的仇视环境带来的后果； [8] 又或者众多长期备受煎熬的家庭，家中的孩子深受其苦，他们无法从专业机构那里获得任何帮助、信息和答案。 [9]
我们心理医生可以提供很多建议来重整引发各种精神疾病的职场环境。在法国，这类问题早已被验明正身，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一些简单却危害严重的事实做出解释。比如，就业中心的接待环境是如何严重影响失业者的精神状态，并带来令他们继续无所事事的风险的：缺乏私密性、对失业者的心理状态鲜有尊重……我们还可以证明，乘坐公共交通的时间，反映的不仅仅是城市规划，还有乘客的精神健康：每天在公交车和地铁上耗费四个小时，你如何才能不至崩溃？我们可以警醒世人，年青一代为什么会感觉被抛弃，感觉怀揣梦想却前途渺茫，感觉自己不过是公民选举的配角。我们会纠正这样的观念：夫妻间的暴力行为跟收入水平成反比。我们可以预防孤独引发的悲剧，这些悲剧往往真实地投射出这种你我都会有的难以名状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会在悲观和信任缺乏的大环境中持续下去。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移民儿童的痛苦，即便是二代和三代移民，他们在法国依然有找不到家的感觉……
所有这些社会的运转不良，都会表现为心理创伤，它们会形成滋生精神疾病的温床。在面对病人时，我们有时无法察觉任何个人或家庭的易感因素，但却看得到真实存在的痛苦：是社会的创伤促使这些人来向我们求助。所以，通过心理治疗，我们尝试跟病人们一起开垦一块危害没那么大的社会土壤，以便让他们能够实现个人的发展。但是，没有其他社会成员的帮助，我们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