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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精神病学的新看法，就是在这几年中形成的，这还要多谢新工作让我不得不拉开的相对距离。离开，会让你意识到自己曾经远离的东西多么难以割舍，而跟病人的联结就让我难以割舍。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塑了对精神病学的想法，这种想法不同于最初接触这门学科时的印象——它远远没有那么刻板。与其他一些日渐老练（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们也上岁数了）和心态更为自由的精神科医生的熟识，让我颇受启发。我欣慰地发现，成为一名有能力的精神科医生，完全不需要变成毫无人味、无所不能的机器人。在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时，我对业界始终都在强调的治疗距离感到十分困惑。反移情，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视为一种弱点，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视为一种错误。但是，我清楚地看到，病人在这种保留中体验到的是怎样一种令人不安的冷漠，尤其是在它以一种笨拙或过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经过这一番追根溯源，我看到了前辈们在表达自己的不确定时展现的那种轻松自如。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疑虑所代表的，是改善治疗方法的途径，而不是能力欠佳的不打自招。不得不承认，我有意回避那些把同门相争当成自己职业资本的精神科医生。死守理论，出于私心而挑起争议，却完全不顾及病人，这可不是我的爱好。法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曾写道：“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确信自己是对的。” [4] 现在，在给予我启发的同事中，很多人都能做到首先以自己掌握的实践方法为参照，同时也求助于其他的方法。万法归宗并不会让他们感到害怕，从本质上而言，他们在对自己情绪的管理中表现出朴素而真诚的人情味，在寻求临床有效性的过程中，则表现出雷厉风行的实用精神。这种模式很适合我，因为情感的缺位和无所不能，不是我生活的调性。但是，即便我在从事这个职业时追求某种程度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与放纵和冒失毫不相关。相反，我一直都是个“乖学生”，并且深深植根于我始终不曾偏离的临床知识，它们构成了我治疗实践的基石。为了获得最佳治疗方案而尽最大可能做出准确的诊断，一直都是我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正是我开始执业时学到的。同时，带着相互的尊重把良好的医患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始终都是我行医的原则。
我所接受的训练，是人们所称的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生物精神病学。不过，在我看来，药物疗法——如果有必要的话——应该与心理和社会跟踪治疗相结合。所以，“精神药物”并非洪水猛兽，因为我知道，开具得法的精神药物对拯救病人的生命有多么重要。然而，我还是惊讶地发现，经常会有精神科医师开起药来比参加晚宴的军火商还要浑身不自在，还总拿药物会让人更加疯狂来做挡箭牌！尤其是，我们知道现代医学已经取得了何种进步，如今，我们手上握着数十年研究得来的成果，可以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包括那些情况最糟糕的病人，这种耻于开药的行为就更加不可理喻了。很显然，研究人员和医生可是不太懂得推销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