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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专攻精神病学的头几年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跟大量深受精神折磨的病患见面。不得不说的是，我初次接触到这些病人，是在一家与精神病学界标志性人物皮内尔（Pinel）同名的医院里，这位先驱人物在1789年之后，解放了当时被强行铐上锁链的“疯子”。他在1809年写道：“精神病患者，远非应受到惩罚的罪人，他们是病人，出于苦难的人性，他们痛苦的状态理应受到各方的关注，而我们应该通过最简单的方式，竭尽所能地去重建他们茫然中的理智。” [2] 在我看来，这项工作的动机不言自明！
那以后，跟病人们在一起，让我懂得了语言的作用，它是精神科医生工作中的首要工具。当语言挣脱了疾病缄默的枷锁，并在面对生活的世界开始表达自我时，它就成了解放者。跟病人们在一起，也让我懂得了沉默的重要性，它是信息的载体，必须知道如何破解其中的密码。专业训练让我学会了观察，不是那种我天生就喜欢的观察，当然我也乐于承认自己的确得益于某种识人辨物的警觉。但我想要说的是严谨的临床观察：某种态度、某种行为，双手的握紧、头部的摆动、走路的方式、说话的语气……一整个符号学教育的世界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丝不苟的学界大师们都推崇这种教育，因为只有做出准确的诊断，才能找到适合的治疗方法。正是有赖于这样的教导，我才从未低估过任何一种症状，也从未轻视过任何一种病理表现。我总是耐心地查看歇斯底里症转换障碍的病例，这种病往往会被排在急诊的末位；我也会认真地对待缺药的多药滥用者，急诊医生往往会对他们采取踢皮球的态度。那时，作为一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我学会了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找出即刻生效的解决办法。这正合我意——必须迅速而有效。在那段接受训练的时期，我一边研习理论和临床案例，一边培养自己的共情能力，因为没有这种能力，就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精神科医生。
但是，在这段从医初期的日子里，我也有过不开心的时候。医院里的生活并不容易，肩上的责任很重，而年轻医生有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跟人们的想象相反，精神科医生的世界里规则森严，充斥着繁文缛节和偏见。比如众所周知的所谓精神分析式的不言而喻：“你成为精神科医生并非偶然”，也就是说“你有某种问题需要解决”，这种所有人都曾语带嘲讽张口就来的陈词滥调，让我无法忍受。再说了，我也没觉得自己的问题比其他人更多。我的神经兮兮也不比我那些满口指责的同事更严重。在我成为瘾症医生后，这些含沙射影的说法就愈演愈烈了，有些是针对我个人的，有些则是针对我家人的。任何的预后都是有可能的，而某些同行带着起哄心理的表态，我实难苟同，因为我尊重自己的病人，我也了解成瘾的后果。皮埃尔·德普罗日（Pierre Desproges）曾说过：“人们可以玩笑一切，但并非可以当着任何人。”人们需要心怀仁慈的对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