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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我应邀加入了精神病学（广义上的而非观念学派的）月刊 Synapse 的编辑委员会，并负责主持“文化”专栏。我乐得为之。我遭遇了个人的挑战——写作。我撰写影评，这倒是跟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恋没什么关系。
我和马克·阿比（Marc Habib）一起创建了以“精神病学与电影”为主题的电影俱乐部。我们乐在其中，并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我们甚至在电影和精神分析学百年纪念之际，和《电影手册》（ Les Cahiers ducinéma ）一起，在法国电影资料馆（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举办了为期两年的巡回活动。到今天，我们都会感叹：太有意思啦！多少个激情洋溢的夜晚，而且活动大获成功。
我们，依然是我和马克·阿比，获得了必要的资助，从而推出了法国家庭治疗协会（Société française de thérapiefamiliale，1993年成立）的刊物——《世代》（ Générations ）。我们二人为这本杂志担任了逾十年的联合总编，共出版了近四十期。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自己参与过的活动，是因为它们滋养了我的临床工作，而临床工作反过来又为这部分我自愿为之的活动提供了养分。
在没有真正意识到的情况下，我的职业思维方式变得有若犹太教法典一般。但是，在民俗学之外，我并没有接受过如此的教育。我坚决地保持着世俗的立场，我尊重上帝的存在，就是那个他人的上帝，那个我并不相信的上帝。
犹太教法典式的思维，是一种推理和辩证的思维。这种思维始终处于提问和归因的状态中，再带点儿“我有一个答案，谁有问题？”的趣味，这种思维方式就成了一种当时我们这帮半大孩子所钟爱的游戏。艾莉叶特·阿贝卡西（Élie e Abécassis）这样写道：“这是一种成问题的思维，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假设演绎，更不属于理性主义，但却具有推理性和革命性，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是具有创意的。”
在对怀疑的运用中，我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治疗途径。我并不觉得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优于他人，我们是在一起努力，好让对方找到自己无处安放的资源。
这种对怀疑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怀疑一切。怀疑一切避免了思考，我们会因此而变成看问题过于简单化的人，甚至变成偏执狂（乃至阴谋论者）。但怀疑有助于更好地思考和提出疑问，而且往往会令人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