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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一个夏令营的女伴西尔维·安热尔（Sylvie Angel），在克劳德·奥利温斯坦（Claude Olievenstein）的帮助下，凭着果敢和坚韧，创建了欧洲第一个针对药物成瘾者的家庭治疗中心——蒙索中心（Centre Monceau）。多亏了她，我有幸参与了这一非凡的创建过程，我至今仍对此心怀感激。
我们醉心于跨代传递，醉心于家庭忠诚的概念，也醉心于兄弟姐妹这个至今甚少有人研究过的主题。因此，我们发展出了家族秘密这个概念。我有幸认识了将“无声传递”的概念理论化，并撰写了《灰烬中的犹太人大流散》 [2] 一书的女士。
如何帮助不同的家庭找到面对困境和悲剧的力量之源？如何放手让孩子获得自主？在独立与自由之间，如何对每个人的心理自助进行自我定义？
通过表象，我首要的体验是，感觉到跟这些反叛的年轻人很亲近，然后一点一点地感觉到跟这些经常想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的父母很亲近。至少他们愿意寻找自身的原因。他们常常在遭到我们同行的不公对待之后来到这里，那些治疗师不管是不是精神分析师，都让他们心怀负罪感。他们总觉得一个“好的机构”能让人知道“真正的好家长”能够怎样更好地养育和爱自己的孩子。
让他人产生负罪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常常是无用之事。还好我没有走上这条弯路。
所以呢，我们最常采取的治疗方式是协作治疗，两位治疗师接待一个家庭。这种安排可以让共振派上用场。共振这个概念，是由莫尼·埃尔卡伊姆发展出来的，指的是家庭与我的主观性所共有的元素，这些元素在治疗时会产生共振。一位治疗师帮助另一位治疗师寻找自身在治疗的那一刻发挥作用的元素。作为对我们提供帮助（我希望我们确实做到了有所帮助）的回馈，受诊家庭无形之中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在家族历史、关系历史和这个世界中自己作为人的位置。
这也让我明白了自己当时对父母所采取的姿态——“多方向偏袒”。轮流站在其中一人的一边，在保持联系的同时免于态度过于鲜明地站队。这种姿态可以培养共情的能力，但应该将这种姿态区别于伪君子的姿态。
与此同时，我也体验到了恋爱独立的喜悦与痛苦。那些亲密无间的激情时刻令我懂得，在鼓吹戒断药物成瘾之前，必须了解渴求欲望的命定。
如今我还懂得了，我一心想要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的滋养之源，而“生之喜悦”的概念依然离我很遥远。为了拥有它，我仍需要时间，需要美妙的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