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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渐渐地，一些我从未真正揣测过的家族秘密浮出了水面。
精神分析的过程表明，我之所以觉得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完成了自我实现，是因为我难以对自己的个人历史和集体历史加以区别。我的个人历史充满了空洞、未说和我从未提出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容易用集体历史，那些“大屠杀”（Shoah）幸存者孩子们的历史来填补，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屠杀”这个说法。
那个时候，我未曾真正对自己的家庭、我父亲的家庭和我母亲的家庭感过兴趣。当然，我也没有义务有那种好奇心，去做那个擅入者。别人不跟我说，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也不想无故打扰。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母亲是在1942年她十二岁的时候成为孤儿的，她父亲被法国警察逮捕并送到德朗西（Drancy），然后是奥斯威辛（Auschwitz）。她的母亲在1939年去世，家人跟我说死因是肺结核。我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外祖母曾经多次在精神病科住院治疗。这也是为什么在得知我的职业选择后，我母亲会那么恐惧，就好像在担心某种疾病的传染。而母亲的恐惧，正是一种对补偿的担心。慢慢地，我终于意识到母亲童年时的孤苦伶仃，因为她那时有着那样一位经常不在身边的冷漠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