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做心理医生”的一个困难之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处在生活的边上——自己的生活、他人的生活。这一点，我是在自己早年，尤其是在法国教育系统互助补充医疗保险联盟（MGEN）的从业生涯中发现的。我在那里愉快地工作了至少七年。那是一个生机勃勃又富有创意的团队，我有幸跟一些人美丽邂逅，就像今天所说的那样。活跃的机构氛围，常常饱含着情感，还有需要付出专注和精力的病人。我工作中这一部分的强度，让我忽视了自身剩下的部分。

然后，我进入了精神分析的另一个阶段，这是我当时所需要的。我的精神分析师很少开口，说起话来带着意大利口音，充满了人情味儿和尼古丁味儿，我觉得是米兰那边的。她跟我保证会平复我的愤怒，让我不再认为自己对父母的生存问题负有责任，不再评判他们，并且能够成为父亲（当然是在分析结束后）。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另外，她的文笔很好，字里行间充满灵气，研究的主题我也很感兴趣。《欢愉的命运》和《阐释的暴力》 ^[1] 这两本书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住院医生的经历让我与儿童精神病学渐行渐远，我在社会精神病学中找到了内心所依赖的形式。肯·洛奇（Ken Loach）的电影《家庭生活》（ Family Life ），尤其是约翰·卡索维茨（John Cassavetes）的《受影响的女人》（ A Woman Under the Influence ），以及米洛斯·福尔曼（Miloš Forman）的《飞越疯人院》（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最后一部对我的启发要稍逊于前两部），让我看到了自己想要拥有的人文主义视角。 y198eUKtpO8fnU/WHm3SlY4jio4JQ4oGizR9aE4L6BFZubGoiBsiPMtCSTwy/N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