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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姐姐在二十三岁因癌症过世时，我才明白过来，我实现了一个她未曾说出口的愿望。我还体会到，我无法成为满心哀悼的父母的心理治疗师。
在20世纪70年代，精神病学就相当于精神分析。我很快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对理论非常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又常常对观念派精神分析学家的刻板大为光火。
我决定不去参加住院实习考试。我觉得自己会无法忍受如此辛劳的工作。我最好的朋友一心想着怎么能成功地通过考试，以便偿还对他父亲的欠债，这对他如同生死关卡，那种几乎不近人情的意志让我心生恐惧。我们生活的乐趣在两年中大大减少。在得知考试通过之后，他自杀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亲朋好友，都没能阻止他这个早有先兆的举动。我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精神分析师，或许是为了让对方产生负罪感吧。对方回答我说：“啊？他要是去服兵役就好了。”这句话，说得毫不在意，而且毫无责任感，也让我整个人都乱了阵脚。再一次，我对某些精神分析师远远背离理论之美的言论深感失望（这是委婉的说法）。还有一些人呢，则跟我解释了一大通较之正统观念具有更多自由的共情临床学。我难以想象自己在实践中如何能不把理论联系于某个治疗目标，或至少是病情的改善——我是在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的。
我通过了精神病学的住院实习考试，然后是助理医师考试。
以一种良性的强迫状态，我在电影中找到了一种在某些体验和自己之间拉开距离的方法。我还记得第一次造访精神病院的经历。作为一名年轻的见习医生，我来到了百瑞-弗克律思精神病院，在皮埃尔·贝里-萨林（Pierre Bailly-Salin）医生负责的科室工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站在桌子前面。她打量了我几眼，突然开始唱起了《启程之歌》（ La Victoire en chantant ），就像在影片《纽扣战争》（ La Guerre des boutons ）里那样。那情形真是吓人，既让人印象深刻，又让人忍俊不禁，有种讽刺漫画的风格！贝里-萨林重新激起了我对电影的兴趣，并提出担任我医学博士论文的导师，研究主题是《科幻电影中的精神病专家》。我花去了近两年的时间寻找和观看对精神病学家有所描绘的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的影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 ）里的卡里加里，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作品《马布斯博士的遗嘱》（ Das Testament des Dr. Mabuse ）里的马布斯博士。我还遇到一些满腔热忱的人。吕西安·博纳菲（Lucien Bonnafé）曾在他的家中接待过我。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了最早的电影俱乐部，并跟我解释说，精神病学处在一个分界面上，对于观众来说，它代表的是疯狂（由此诞生了比病人还要疯狂的精神病医生，或是危险的妄想型学者等刻板的人物形象）；对病人来说，它代表着令人窒息的标准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