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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心理医生，是因为我之前想要成为夏令营的辅导员。我母亲常常叮嘱我：“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呢，我有好些个篮子，有几个几乎是空的。我的学业还算顺利，在碰上满腔热情的老师时，甚至称得上是很好。但我总是期待假期和参加夏令营的日子，因为我可以在那里跟朋友们重逢，还有我心爱的女孩。在我们那个年代，中学里还没有实行男女混校，跟女孩子打交道只能等到假期。（除了我姐姐的那些女伴，她们都比我要大三岁，所以在她们的眼里，我基本是个透明人。）
夏令营的日子既紧张又充实，那里的辅导员基本上都是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在那里，我学会了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认识自我，也懂得了团体的游戏规则。在消遣游玩、跟同伴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人的内心存在着种种矛盾，他在与人单独相对或身处团体之中时会有不同的表现。我体验了友情、忠诚、懦弱和背叛。
十五岁时，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住得离巴黎很远的女孩。我们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见面。在假期之外的时间里，我们会时不时地通电话。因为那时候的电话费很贵，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在20世纪60年代末，电话还没有包月服务，打电话必须通过“内网”。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的大哥自杀了。我不认识她大哥，后来也没说两句就挂了。直到今天，我还后悔没有耐心地去倾听她、安慰她，消除她的负罪感。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我一直都难以原谅自己当时没能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和共情（她从来都没有为此而责怪过我）。将功补过，是我想要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与哲学的接触，尤其是有关弗洛伊德和大众心理学的课程，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同时，我也在高中跟“五月风暴”之后的极右风潮擦肩而过时，被动地学习了什么是反犹太主义。我被那些自己根本不认识、连话都没说过的人当成是“布尔什维克”和“未来的暴发户”。我当时实在弄不懂，这些极端主义者怎么能成为全科医生，简直荒唐！我当时怕极了人群，因为它会让我想起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纽伦堡（Nuremberg）纳粹党大会的画面。我无法在一种意识形态中认识自我，在那个年代，我大多数的朋友都成了活跃分子。所以，我决心投身一项可以帮助个人、帮助年轻人的职业。我认为自己的全身心投入是个人性的，而非集体性的。就像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所做出的区分，这将是真正意义上的投入，而不是那种我觉得被迫卷入其中的运动。或许，我也因此而错过了一些有价值的作为。
我很快就意识到，夏令营辅导员是个季节性的工作（我在高中毕业后倒是满心欢喜地做了一阵子）。于是，我决心成为面向青少年的精神科医生，而且奇怪的是，我有几个最好的朋友也选择了这条道路。但是，在整个青春期，我都认为自己绝对不会学医。事实上，我姐姐的朋友们都是学医的，还经常抱怨这门学科不仅学习时间长，而且很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