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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来，每当在电影里看到幸福的时刻、或多或少意料之中的重逢、慷慨的宽恕或其他圆满结局时，我都会不禁泪水涟涟，这一直都让我的两个儿子忍俊不禁，让我的两个女儿深表同情。以前，我总会克制自己这么动感情，压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冲动。现在，我不再给这些情感打上“痴汉死穴”的标签，而是学会了与它们和谐相处。因为，这种极度的多愁善感在我的工作中很有用，尽管它们在我问诊时从不会在无意间流露出来。因此，我感觉到的情绪就能够为我跟病人共同的治疗方案所用，并且被我自身有意识的那一部分带着善意和关注察觉到，并被用在手头的工作上。在诊疗的过程中，我会自然而然地采取一种不会令人痛苦的警觉性同情的姿态，并通过冥想来保持这种姿态，我们在后文中会再次述及。
乔治·德弗罗（Georges Devereux）解释道：“科学对象的选择已然是一份生平的招供。” [3] 成为认知-行为方向的精神科-心理治疗师，或许已经表明我站在建设性治疗角度上，对他人的善意关注和对人际关系的好奇，这种角度适合于我半情绪化、半理智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