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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书之前，我想了很久。我甚至疼痛得无法下笔，因为那个叫史家河的村庄老了，老得只剩下了红岩河那涓涓细流，在悄然无息且孤独地流淌着，就像我的父母。他们在史家河生活了一辈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后来却从村庄里慌忙地逃离，眼泪汪汪地望着养活了自己一生的土地，被荒草慢慢地包围。
2015 年 9 月 7 日，三十五岁的我迎来了自己的儿子。他在母体里孕育了九个月，来到了这个世界，从此我的肩上就多了一份叫作父亲的责任。从他在产房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到今天和我有了表情和语言上的交流，我是幸福的。自从有了他，我一个大男人坚硬如铁的心，顿时变得棉花般无比柔软。
儿子出生后，母亲又成了照顾孙儿的人。她先后给我们姊妹几个带大了孩子，孩子们也都和她十分亲近。2015 年 11 月 1 日，我开始了与母亲的第一次对话。她生于 1954 年 12 月 29 日，农历腊月初五。她出生的那年，全县掀起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热潮。
后来，我决定给家乡再写本书。这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即将消失的村庄的缩影。不了解农村，何以了解农民？尤其是以父母为代表的农民。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这代人老去后，这些历史可能就会被完全尘封在岁月的尘埃里。
我的家乡属于彬县
。彬县原属雍州，后公刘率部落人马，在泾河边以水为傍，垒土成墙，围而成城，率周人居而安之，从此就有了公刘豳国。秦时设漆县；西汉后隶属左扶风，班固《汉书·地理志》（上）载，右扶风“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东汉设立新平郡；唐为豳州，在泾河南岸的石崖峭壁上，太宗李世民主持开凿的大佛寺，今天已成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世界遗产之一；公元 725 年改为邠州；公元 730 年，三十岁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长安自夏至秋，通过各种关系求仕途未成，且囊中羞涩，遂于暮秋时节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游邠州的道路。他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来实地感受《诗·豳风》及周人的创业圣地，借以排遣仕进无门的苦闷；二是来探望一下担任邠州长史的堂兄李粲，另谋他途，以求仕进。到达邠地后，一日诗人登上了矗立于新平原上的城楼，四周眺望，触景生情，写下了后来收录于《李太白全集》的《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等三首诗。李白在游览期间，还去了大佛寺，并留有书法“觉路”二字，至今镶刻于寺内。民国时废州设邠县；1949 年 7 月 24 日，全境解放；1964 年，邠县改为彬县。村庄的历史有多久，这是我想核实清楚的事。我又翻起了县志。
《彬县志》记载：
秦制，郡辖县，县辖乡，乡辖亭。唐代，县以下区划为乡、里、邻、户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在城称坊，在乡称里。宋设十乡。元为村社，里甲。元以前区划详情失考。
“明代，邠州直辖四乡二十七里。”二十七里，只有盘龙里辖五村，有“史店”；亭口里辖三村，有“史家村”。其他乡里均无史姓村庄记载。
“清代，全县为五乡九里，辖二百二十一村。”在“祥发里”所辖的三十七村中，第一次出现了“史家河”这个名字，这令我振奋。和史家河同属“祥发里”的，还有今天同在红岩河川道里的高渠、阎子川等。
1950 年 5 月，彬县区、乡整编，全县设龙高、新民、永乐、义门、永平、太峪、城关 7 个区 55 个乡，辖 336 个行政村。史家河属义门区六乡之一的里村乡所辖七村中的一个。1958 年 10 月，史家河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生产大队，隶属北极公社。
彬县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泾河自西北向东南斜贯中部，将全县分割成东北、西南两塬夹川道的地貌格局，有“山大沟多塬窄长”的特点。泾河是渭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在北极镇雅店村进入彬县境内。河道蜿蜒曲折，曲流发育，沿岸有26 条支流汇入，其中泾河左岸一级支流红岩河就穿村而过。史家河的祖祖辈辈就在这河川道里，一代代地繁衍了下来，村庄里人口最多时达到了两三千人。
在村庄里生活到十三岁时，我有了第一次进城的经历。当时父亲带着我去县中医院看病。选择去中医院，是因为村子里有人在那里当主治医生。其实我没什么大病，就是消化不良、面黄肌瘦。母亲担心起来，就催促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去看医生。我们走了几十里的羊肠小道才到城里。医生看了看我，说应该是营养不良，至于是不是肚子里有蛔虫，待到学校发放药品后就知道了。这是我第一次顺着红岩河，在曲曲弯弯、高低不平的小路上，看到红岩河两边连绵起伏的小山丘，和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沟沟壑壑。我和父亲一直顺着川道上所谓的路走着，直到踏上高渠村与泾河入汇口的柏油路。
到了上初三那年，我在镇上读书，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板书，我即使睁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我知道，我近视了，突然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就花了三元钱搭车去县城配眼镜。那时的北极镇上，还没有一家能够验光配眼镜的店铺；只有每逢阴历三、六、九日，在镇上百货大楼门口的眼镜地摊才能够买到眼镜。地摊上的眼镜大多是老年人戴的石头镜，还有老花镜，近视镜少得可怜，且度数都在二三百度。我初次一个人到县城的汽车站，走在大街上，不知所措，直到遇见一家眼镜店才了事。其时我很担心走远了找不见返回汽车站的路。
三年后，我收到了去河南上大学的通知书。父亲忙前忙后，去镇上的派出所办户口迁移证明，去亲戚家借学费……完成了我踏上外省路途的所有准备工作。我先是跟着村里骑自行车的人到了县城车站，然后从县城车站到了西安的城西客运站，再从城西客运站坐公交车到西安火车站。在某路公交车上，我背着被褥、带着行李好不容易挤上去，却遭到了售票员的白眼。她大声地喊：“背铺盖的，再补一张票。”我才明白，我的行李要占据一个人的空间，但是我确实没有占座位，我的被褥和行李就在我腿边的地上放着，安安稳稳。我的学费用针线缝在内裤里，外面的衣衫口袋里仅仅装着两百多元零钱。我带走的学费，是我们整个家庭几年的收入。为了我去上学，母亲卖了一头牛，还卖了些粮食。那头下猪仔的老母猪，母亲没有舍得卖，因为还得靠它繁殖猪仔，换取下年的学费。离开家之前，家人就告诉我，在人多的时候，要保持清醒，如果丢了学费，我就只能外出打工。我还没有掏出补票的钱，嗑着瓜子的售票员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了，焦躁地喊着我，好像我是这个车厢里唯一逃票的人。她不仅喊我，而且口里声声不断地说着：“一看就是农民，农民就应该回到农村去。”售票员絮絮叨叨的脏话不断。我吓得不敢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元钱，战战兢兢地递过去，再顺从地从售票员手里接过票。在我的心中，西安城里的人大都说普通话，他们浸淫在这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唐皇城中，见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而我，一个刚踏进城市门槛的人，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仅来自书本，这次算是初次对西安城实地的窥探，新鲜且战战兢兢。
在火车上，因为我的车票是无座，所以我就在火车的连接处蹲着，和秋收之后外出打工的农民们挤在一起。他们和我一样，背着铺盖，提着大包小包，包里无非是需要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他们和我一样，在夜晚呼啸的火车上，吃的是从家里带出来的鸡蛋。吃完后，两眼不断地向外望着，看着那些瞬时而过且已经安静下来的村庄。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我无从知道，但火车每到一个站点，他们都会兴奋起来。我初次出远门，也是激动和好奇着，一个个在书中知道的地名，在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中掠过。他们说这里就是华山，马上要出陕西了。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渭水绿溶溶，华山青崇崇。”可是夜已漆黑，华山的雄姿无法进入眼帘，只有火车站台上微弱的灯光在无精打采地闪着。火车到了巩义，他们说这里是“河南蛋”的地盘。我突然想起了“诗圣”杜甫。他流传千古的“三吏”“三别”等名作在课本上早已学过，且背得滚瓜烂熟，他笔底波澜，经历了年少优游、仕途不顺、西南漂泊、江舟长逝的一生，他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啊。我不由得伸长了脖子，隔着车窗向外望着，想在长河远去的岁月中闻到现实主义诗歌的味道。
有人说，在城市里向上数三代，他们的祖上都是农民。其实，在城市里，所有的人都来自农村。我的文化知识，都来自书本；我的生活常识，都来自农村。每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包括我的同龄人，现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我们的生存生活方式，我们与他人的交际礼仪，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的父母这一辈人，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后一代农民。
我决定开始写这本书，记录以父母为代表的农民走过的历程，于是在闲暇之时开始了和他们的聊天。陈年旧事，酸甜苦辣，更多的是勾起了他们对疼痛的回忆。每当母亲的眼泪在打转时，我就赶快把话题打住，因为她的内心，在我的提及下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闸门，引起了她对往事的再次回忆。在和父亲说起这些事时，他总是以简短的话语回答我，不愿多提及，且不停地叹息。我知道，他有自己的苦处。
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还是孩子，记忆中不是放羊，就是拾枣。还有隐隐约约间，在某些年份，大人们整天空着肚子还得下地。他们的没有欢乐的童年，已经在时光的蹉跎中远去，留下来的印象已经变得若隐若现，支离破碎。
60 年代，父亲开始上学。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背着花布书包，从村里庙门的土台子教室转到西头门，再到后来镇上的“地窝子”，总算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在村子里还算是有点学识的人。而母亲，作为外公的长女，没有读上几天书，就进入了那个时代女人应该承担的角色——烧火做饭、养猪割草、做针线活，不仅要伺候常年有病的姥姥，还要招呼一大家子人穿衣吃饭的日常琐事。
70 年代，他们在媒人的介绍下结了婚。自古以来，关中地区男女青年的婚姻大事全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前，母亲只见过父亲一面。即使相亲这种双方见面的事情，都由外公和媒人做主，我们当地人叫“看过活”。这是媒人给母亲介绍的第二家人。第一家在今天的曹村，属于塬上。外公和媒人去吃了半碗玉米汤面条，半夜里睡在炕上被冻醒后，此事就不再谈起。后来，经过媒人穿针引线，母亲就嫁给了父亲。这事情也是外公和媒人的决定。母亲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外公回家来啧啧赞叹父亲家牛马满圈、粮食满仓，虽然在一条偏僻的山沟里，但是不缺吃穿，不缺柴火烧，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80 年代，父母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家长，且已经独立过日子了。正好赶上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和姐姐虽分到了土地，但种下的粮食仍旧解决不了温饱。母亲就进入了开荒种地的模式。我后来统计了下，沟沟洼洼的荒地，数十亩都是父母开垦出来的。就是这些荒地种的土豆、油菜、小麦，才让家里有了余粮，才解决了全家人的温饱问题。但是，吃上蔬菜还是个奢望，每天都是辣椒面儿和醋水水。
90 年代，我们四个孩子都上了学，有读中专的，有读中学的，有读小学的。学费成了父母亲最挠头的事儿，常常让他们夜不能寐。家里的地，也不全部都种麦子，开始种一些经济作物，这才有了大片的油菜、黄豆、荞麦、胡麻和要忙活大半年的西瓜。每年到了暑假，我们就跟着父亲，去南北二塬赶集卖瓜，待到开学时才有了一沓沓毛毛钱积攒而成的学费。
2000 年后，我们姐弟都逐渐走上了工作岗位。父母亲不再为学费发愁，但是他们种了半辈子的田地，越来越赚不到钱。父母亲开始了“后分居时代”，父亲常年进城打工，母亲给姐弟带孩子。2008 年，家里的大门永远被锁上了，地也开始荒芜起来。这是母亲的心病，她一辈子和田地为伍，突然就这样离开了村庄。直到 2013 年，她带大了孙子，来到西安城里打工，有了每月不到 2000 元的收入后，她埋在心底要回家种地的念头，才慢慢灰飞烟灭。
2010 年，红岩河水库工程开始启动，村庄里打工的人都不曾回来。
我走在偌大的村庄，空旷无声，剩下的人仅靠双手就能数得过来。他们有的已经年老，无依无靠，住着已经破烂不堪的半边窑，院落周围荒草萋萋，如果不是在傍晚，那孔半边窑上空冒起烧炕时呛人的青烟，我甚至都不相信他们还在这里。白天，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去下地，就眼巴巴地坐在太阳坡里，晒着暖烘烘的太阳。这是他们心中最温暖的事情。有的虽然算得上壮年，但是早已妻离子散。曾经的妻子跟着谁跑了？现在和谁在哪里生活？本来应该去上大学的儿女，如今在哪个城市过着最底层打工人的生活？这些好像都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他们总是闷着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地在那几亩薄地里刨着。那几亩靠天吃饭的土地算不上肥沃，但是被收拾得平整无比。这些地就是他们的生命，就是靠着这些地，他们在风调雨顺的生活中显得很是丰盈，但是在天旱不雨的年景里就显得捉襟见肘。能干些的人、能下苦力的人、稍微活泛一些的人都去了城里，就剩下这些低矮的窑洞、残破的土墙、打不起精神的树木、长满杂草的院落和空寂无人的村庄。山无言，水空过，一切都显得那么落寞。
史家河村临红岩河而居，依山而生。红岩河的水绕山而过，遇沟而流。红岩河发源于子午岭西侧，系泾河左岸一级支流，从甘肃省正宁县到陕西省旬邑县，流经安家河村、红岩河村、马家河村、林家河村、史家河村、师家河村、阎子川村，在高渠村汇入泾河，干流全长近 80 公里。也就是这条河，滋养了祖祖辈辈的乡亲，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依河而居，依河而耕，延续着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农耕文明。多少年了，红岩河一直沿着村庄静静地流过。这些在村庄中生活的人，从祖先开始多是挖窑洞、傍水而居，直至今天，依旧少不了对河流的依恋。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一代代人老去，一代代人又在这里呱呱坠地。老去的人们在村庄里生活着，他们不知道在这河边地里走了多少次，犁地、割麦、种洋芋，从这片土地里刨着自己糊口的粮食，养育着儿女，直到老去进入坟墓，还躺在山根底的阳坡旮旯里，伴着不息的河流，看着高巍的大山，倾听着村庄的声音。
2012 年年初，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 51%，进城务工农民达 2.53 亿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人口的逐步减少，1995年我国有农村人口 8.6 亿，2010 年已降至 6.7 亿。这意味着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对具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道历史分水岭，也是一个大变局。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里已经不仅仅是少数人才能进城，而是成村、成镇地告别农村，我们正在经历从乡土中国的末梢出发，迈向城市中国的未来。
然而，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城镇化也加速了我国村庄的消失。随着红岩河水库工程的推进，在史家河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父老乡亲也将被挤进城里。相关部门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的村落有的被合并，有的被整体迁移。据统计，自 2000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间，中国的自然村落由 363 万个锐减到 271 万个，就是说平均每天有 200 多个村落消失。而就是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布局重组中，农民们的“异地困境”和“融城尴尬”逐渐凸显出来，史家河村等村庄仅仅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