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主位”与后妃等级

明朝的后宫体系，皇后之下有“皇贵妃、贵妃、皇妃、妃、嫔、昭容、昭仪、婕妤、才人、美人、选侍、淑女”等。有学者指出，“明代后宫位号繁杂，几乎将中国历代以来之位号一网打尽，且位次混淆，进封亦无定序” 。不仅位次和晋封没有定序，每个位分的人数也没有定制，大约皇贵妃、贵妃一人至数人不等，其余数人至数十人不等。相较而言，清朝的后宫体系则简单而固定，自康熙朝宫闱制度定型以来，皇后以下只有7个等级，而嫔以上又有着1~6人的固定额数，且清代惯例，皇后健在的情况下一般不册立皇贵妃 ，更使后宫显得清简有序。

关于清代后宫的等级，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即嫔以上为“主位”，贵人以下则非“主位” 。“主位”地位较高，因此固定额数；非“主位”地位较低，因而不限人数。且清代礼制，嫔以上才由礼部正式册封，并拥有“册”（妃以上还有“印”或“宝”），贵人以下则无此，这也是形成“主位”之说的主要依据 。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嫔以上才能称为“主位”的说法究竟是否正确？第二，不固定人数的非“主位”大约有多少人？这两点，以往研究都未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清代后宫等级和规模的客观认识。

第一节
“主位”与“小分主位”

“主位”的提法，清代官书和档案中都有出现，但我们在研究中却并未发现任何官方史料对“主位”进行过明确的定义，即嫔以上为“主位”的说法没有找到确切出处。相反，内务府档案中的一些实例表明，“主位”似乎并不限于嫔以上的位分。

嘉庆元年的一份《内务府奏案》中，列举了康熙四十六年、雍正十三年以及乾隆二十年、五十三年和六十年的宫分银两清单，其中多次提到“主位”：

康熙四十六年

乾清宫： 主位 十六位，大答应十人。

景阳宫：大答应四十七人，小答应八十二人。

毓庆宫： 主位 三位，大答应七人，小答应二十二人，所内答应四十一人，学生三十八人，女子共一百三十二人。

雍正十三年

乾清宫： 主位 十一位，大答应二人，永安亭二处学生一百五十二人。

宁寿宫： 主位 十七位，大答应二人，所内学生十一人，女子共一百三十六人。

乾隆二十年

乾清宫： 主位 十七位。

宁寿宫： 主位 二位，大答应五人。

寿康宫： 主位 九位，大答应一人，女子共一百五十二人。

乾隆五十三年

乾清宫： 主位 十一位，女子共五十二人。

乾隆六十年

乾清宫： 主位 八位，女子四十四人。

此件档案中提到的不同宫殿，乾清宫是皇帝处理政务、生活起居之所，该宫的主位和答应等应系指当朝皇帝的妃嫔，宁寿宫、寿康宫是前朝皇帝妃嫔居住场所，毓庆宫则是康熙朝太子居所。依此逻辑，景阳宫很可能是康熙时期顺治朝妃嫔的居所。关键问题在于，档案中将“答应”（不含）以上的妃嫔全都囊括在“主位”之列，而“答应”又分为“大答应”“小答应”“所内答应”之别，且“答应”以下还有“女子”和“学生”，似乎也属于领有宫分银两的宫眷之列。这完全突破了我们之前对于清代后宫等级的认知。当然，这一史料因没有明确指出“主位”包含哪些妃嫔，因此尚不能直接证明“答应”以上的“主位”中一定包含了“贵人”和“常在”两个等级，还需进一步加以明确。

幸运的是，我们在同一年的《内务府奏案》中又找到康熙四十六年和雍正十三年宫廷主位的详细名单，具体如下：

康熙四十六年乾清宫的16位主位分别是：“贵妃（注：应为悫惠皇贵妃），惠妃、宜妃、德妃、荣妃四位，端嫔、和嫔、良嫔三位，苏贵人、仙贵人、尹贵人三位，布常在、牛常在、查常在、尧常在、新常在五位。”毓庆宫3位主位分别是：“妃一位、嫔一位、贵人一位。”

雍正十三年乾清宫的11位主位：裕贵妃，齐妃、谦妃，郭贵人、安贵人、李贵人、海贵人，李常在、马常在、春常在、吉常在。宁寿宫主位：寿祺皇贵妃（即悫惠皇贵妃），温惠贵妃，宪妃、成妃、密妃、勤妃，顺懿密太妃、纯裕勤太妃，通嫔、襄嫔、熙嫔、谨嫔、静嫔，尹贵人、老贵人、倩贵人、秀贵人、玉贵人、倚贵人 。

由上可见，康熙四十六年的“主位”显然包括了贵人与常在两个等级。雍正十三年乾清宫的11位主位中，贵人和常在更多达8位，是构成“主位”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该件雍正十三年宁寿宫主位名单共有19人，与第一件档案中宁寿宫主位17人有所差别。不过，细查此名单可以发现，其中的“密妃”与“顺懿密太妃”为同一人，“勤妃”与“纯裕勤太妃”为同一人。此二人均于乾隆元年加封号由“密妃”“勤妃”尊为“顺懿密太妃”“纯裕勤太妃” 。嘉庆朝的内务府官员在记载中出现了重复性失误，如果除去此二人的重复，也与上一档案中的17人完全相符。宁寿宫17位“主位”中也包含了6位贵人。

我们虽然未能在嘉庆元年的《内务府奏案》中找到乾隆朝后宫主位的详细名单，但可以尝试从其他档案的相关记载来考察乾隆朝“主位”的实质。乾隆六年五月，皇帝交给苏州织造安宁一项任务：在当地寻访“内廷主儿”柏氏的父母。因柏氏“祖籍苏州，着织造处访问伊父母来京相见。若寻着时，即便着人照看送赴来京” 。这位柏氏就是乾隆朝妃嫔中几位出身汉人民女者之一，根据实录记载，柏氏初入宫为贵人，至乾隆六年十一月才被册封为怡嫔 ，由此可知，当年五月时柏氏仍为贵人，但乾隆帝已称其为“内廷主儿”。如果说，“主儿”并不一定等同于“主位”，那么下一例中的常在则被明确称呼为“主位”。

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三日，总管内务府就马常在的安葬事宜请示皇帝：“臣等查田村暂安处现在奉安寿康宫马常在一位，设有副管领一员，披甲人十名，轮班看守，向来 小分主位 ，俱暂为奉安，不即单行送往，如奉有谕旨后，始行送往妃园寝永远奉安。查马常在系于乾隆三十三年送至田村暂安处，距今已及七年，应遵旨派员照例起送。” 此处，内务府官员将常在称为“小分主位”，可见后宫主位之间还有大小差别，但究竟从哪一级别起属于“小分主位”，抑或只有常在属于“小分主位”，由于没有更多的史料证明，一时难以确定。不过，“小分主位”也是“主位”。

嘉庆年间纂成的《国朝宫史续编》中，陈述皇后、内庭（廷）主位、皇子皇孙及其福晋逢生辰和诞育子女所给予的赏赐标准时，皆将“贵人”纳入其中，可见其时贵人被视为“内庭主位”之列 。《内务府奏销档》中载，道光二十年玲常在位下遣出宫女一名，该宫女因愚笨而常犯错误，被责打多次后遣出宫去，“均系主位自行责打的” ，可见内务府行文中也将常在称为主位。

由上可见，“主位”特指嫔以上的后宫等级的说法并不确切，从清宫档案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贵人、常在也可称为主位。

既然如此，学界为何一直将嫔以上视为主位？除了由于嫔以上后宫等级都有规定的额数之外，另一原因是宫廷之内除皇后居中宫 外，皇贵妃、贵妃、妃、嫔都可在东西六宫中单领一宫，而贵人、常在、答应则随嫔以上居住各宫偏殿 。既然不为一宫之主，自然不属于“主位”。那么，清代妃嫔的具体居住情况究竟如何？贵人以下是否的确只能居住偏殿？我们试图通过对档案资料的爬梳来证实这一点。

清代妃嫔的具体居住地点，史料中虽有反映，却零散而杂乱，且在不断变化之中，想要详细梳理出固定时间段内妃嫔在各宫的确切分布，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试着对内务府档案中记载相对较为详细的道光朝妃嫔居住的宫殿进行梳理，以厘清“主位”与妃嫔居住宫殿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内务府档案中共搜集到道光朝13位妃嫔的居住宫殿，其中包括1位皇贵妃（静皇贵妃）、2位贵妃（琳贵妃、彤贵妃）、2位嫔（成嫔、恬嫔）、3位贵人（祥贵人、佳贵人、常贵人）、3位常在（顺常在、玲常在、禄常在）、1位答应（李答应）和1位官女子（睦官女子），她们先后居住的宫殿包括永和宫、钟粹宫、延禧宫、承乾宫、咸福宫、翊坤宫（见表3-1）。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内务府奏销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

从档案记载来看，道光朝后妃的居住情况确实符合嫔及以上位分统领一宫，贵人、常在、答应等随居偏殿的规则。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同一宫殿中从未有两位嫔以上者同时居住的史实得到印证。其次，妃嫔晋封时移宫的档案记录也清晰地体现了该规则的实践。以咸福宫为例，道光十九年，琳贵人随彤贵妃居住此宫，次年，琳贵人晋封为琳嫔 ，遂迁出咸福宫而移至承乾宫。至道光二十四年，彤贵妃因故被贬为彤贵人，虽未见其有因贬降而移宫的记载，但次年由贵人晋为嫔位的成嫔 入主咸福宫。成嫔初入宫为贵人 ，曾被降为余常在 ，后又恢复为贵人 ，此期间一直随恬嫔居延禧宫，道光二十五年晋嫔位后移居咸福宫，此时彤贵人应已让出正殿，移居偏殿，而由成嫔主掌该宫。

档案资料还显示，妃嫔位分越高，随居的贵人、常在、答应等人数越少，宫殿的位置越优越。除皇后独居“中宫”外，摄六宫事的皇贵妃也可一人独享一宫。如道光二十年，静贵妃居永和宫，四月奉皇太后懿旨晋为皇贵妃 ，并于十二月正式行册封礼 ，档案显示，次年七月皇贵妃已然居住钟粹宫 。虽然永和宫当时也无其他妃嫔居住，但其外路的位置较内路的钟粹宫显然相差一等，晚清咸丰、光绪两朝皇后均住钟粹宫 ，可见静贵妃晋封皇贵妃后移宫的意义。地位低的妃嫔则相反，如主领延禧宫的恬嫔，她虽系道光帝潜邸旧人，但初封嫔位后一直没有得到晋封，也无生育，可见不受皇帝宠爱。延禧宫不但位置较偏，且最多时有五位贵人、常在等与恬嫔随居，居住空间大打折扣。进一步考察还可发现，延禧宫随居的常贵人、余常在（成贵人）、玲常在（尚答应）、禄常在、睦官女子等人，均系遭贬降者，难怪有说法认为延禧宫类似于冷宫。

从清代规定的妃嫔额数来看，除皇后居“中宫”外，在皇贵妃不常设的情况下，贵妃2人、妃4人、嫔6人，总数正好符合东西六宫共12座宫殿的数字，这可能就是统治者当初设定妃嫔额数时的考量依据。如此综合看来，虽然“主位”一词在清宫并非嫔以上位分所专用，但从一宫之主的角度而言，嫔及以上品级的确具有较高的宫廷地位。

第二节
非“主位”与后宫规模

如上所述，依照清代的宫闱制度，嫔以上的后妃数量相当有限，只有十余位，而低位分者，如常在、答应等，在史书中难以留下记载，因而常常被忽略，如《清史稿·后妃传》中对于常在和答应基本没有记入，王佩环《清宫后妃》的《清宫后妃年表》共收录183位后妃，也不包括常在和答应品级 。这导致我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即清朝皇帝的后宫规模不大，远逊于前朝皇帝，但这并非事实。本节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清朝皇帝的后宫人数是否严格遵守了康熙时所规定的各级位分妃嫔的固定额数；第二，从档案中所反映的“答应”及“女子”等人数考察清帝后宫的实际规模。

清代皇帝中，以康熙和乾隆二帝后宫规模最大，有学者根据墓葬情况统计出康熙朝后妃总数为55人、乾隆朝41人 。因而多位学者据此得出二帝妃嫔皆大大超过规定的额数的结论 。但问题在于，以上数字是两朝妃嫔的总数，并非同时存在的妃嫔数。也就是说，如果康乾时代同一时间点内各级妃嫔的人数不超过额定人数，那么二帝就遵守了宫闱制度的规定，与两朝妃嫔总数无关。因此，之前学者的统计方式是明显错误的。

关于后宫规模，康乾二帝皆自认非常“俭省”。康熙二十九年，皇帝宣布“朕以天旱，欲省减宫人”，因而对宫廷中的女性进行清查，最终的结果为“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老媪、洒扫宫女以上，合计止一百三十四人”。大臣们一致认为这个数字“可谓至少，不独三代以下所无，虽三代以上亦未有如此者。皇上节俭盛德，诚超迈千古矣！” 尽管从中无法得知当时妃嫔、常在和答应等位的具体人数，但我们可以看出康熙朝君臣以后宫人数“至少”相标榜。乾隆帝也是如此。乾隆二十三年，皇帝自称“今宫中自后妃以及侍御，统不过十五六人” 。至五十七年，更说“现在宫中妃、嫔四五人” 。五十九年则“现在宫闱，只有二妃二嫔” 。

那么，康雍乾时代的后宫人数究竟是超标还是如此之少？我们仍从上一节引用的嘉庆元年内务府呈报康、雍、乾年间妃嫔的宫分档案进行考察 。

康熙四十六年，皇帝的妃嫔共计26人，具体为“贵妃，惠妃、宜妃、德妃、荣妃四位，端嫔、和嫔、良嫔三位，苏贵人、仙贵人、尹贵人三位，布常在、牛常在、查常在、尧常在、新常在五位”，此外还有“大答应十人”。由于3位贵人、5位常在和10位答应，都属于“无定数”之列，不必纠结其人数，其余1贵妃、4妃、3嫔都没有超过定额。

雍正十三年，皇帝妃嫔共计12人，具体为：裕贵妃，齐妃、谦妃，郭贵人、安贵人、李贵人、海贵人，李常在、马常在、春常在、吉常在，大答应1人 。嫔以上只有1贵妃、2妃，无疑也在额定人数之内。

由于内务府档案中没有找到乾隆朝妃嫔的具体名单，我们主要依据《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永璘秘档》中《赏赐底簿》 所载乾隆朝12个年份中每年底赏赐后妃的年例名单来进行考证。一般而言，后妃不论位分高低，特别是嫔以上地位较高者，每年皆有相应的年例赏赐，再将《赏赐底簿》中的后妃名单与前述嘉庆元年档案中所记乾隆五十三年、六十年“主位”（常在及以上）人数相对照，五十三年人数只相差1位，六十年则人数相同，因而可以推测赏赐名单大体可以体现当年的妃嫔数量。

由表3-2可见，乾隆朝的12个年份中，只有乾隆三十七年和三十九年，妃的位数皆为5位，超过了额定的4位，其他妃嫔都在额数之内，也即是说，乾隆皇帝起码在其执政中后期还是比较严格地遵守了宫闱制度。再从嘉庆元年档案中所述乾隆二十年常在及以上妃嫔总共只有17人、乾隆二十三年皇帝所言“今宫中自后妃以及侍御，统不过十五六人”来看，乾隆朝前期也应该不会有严重超过额定人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康雍乾时代，虽然偶有略微超标的现象存在，但皇帝们还是基本遵循了宫闱制度所规定的妃嫔额数，没有严重超额的问题，在很多年份中，妃嫔人数甚至远少于额定人数。乾隆朝以后，皇帝的妃嫔数量明显减少，严重超额的情况就更难以出现了。

但是，不超额并不意味着后宫规模小。清代后宫规模的秘密主要藏在贵人、答应和常在以及官女子等“无定数”的群体之中。由于此类女性群体的身份、品级低微，史料中很少有关于她们的确切记载。嘉庆元年的3份档案中难得地体现了康雍乾时代3个年份中答应的具体人数，让我们得以一窥“无定数”群体的规模。档案显示，答应又有“大答应”、“小答应”、“家下跟来小答应”和“所内答应”之别，数量动辄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如康熙四十六年，景阳宫有“大答应四十七人，小答应四十人，家下跟来小答应四十二人”，总计答应129人。

针对答应的不同类型和较多的人数，杨珍曾提出该身份群体可能存在的特殊性：“清朝后宫中的答应不仅是后妃等级中的最末等，也是构成人员最为复杂的等级。它可能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皇帝之妾的答应，属于主位；另一类则‘供皇帝召对钦赐各项奔走之役’，虽然也属于‘宫眷’之列，但不是主位，她们又有大答应、小答应、答应之别” 。且不论杨珍先生此处“主位”的定义，她认为答应中的后一类型类似于前代的女官群体。吴美凤也依据《明史》的记载指出，明代内官的“御前近侍”中就有“答应、长随”这样的角色，因而清代的“常在、答应”也是承明遗绪的表现 。如此则不仅答应，常在也可能是“供皇帝召对钦赐各项奔走之役”。然而，清代宫闱制度定型之后，宫内并无专门的女官设置，一些大型典礼需要的女官人选，都是由皇族女性及内务府执事妇人等临时充任。且从前述常在于清代甚至被归入“主位”来看，这一品级无疑属于妃嫔系列，不属于女官。至于答应，乾隆帝在即位之初曾特意强调：“即内宫之宫眷，虽答应之微，尔总管不可不跪拜也。阿哥之家眷，虽官女子之微，尔总管不可不跪拜也。” 很明确，乾隆帝将答应和官女子视为皇帝父子的“家眷”，即便地位低微，总管太监也需要对其进行跪拜，这显然不是“奔走之役”应享有的待遇。

除了答应之外，宫眷中还包括数量不小的“女子”。嘉庆元年档案中，康雍乾三朝宫眷中都包含有“女子”一类，数量甚至超过答应，这里的“女子”可能系“官女子”，也可能是宫女，当然二者有时是指同一类人，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的论述，此处先讨论官女子。如果说答应是清代妃嫔品级中的最低级别，那么官女子地位更低，尚不能进入妃嫔之列，应系乾隆帝所说“自后妃以及侍御”中的“侍御”群体。“官女子”是很具满族特色的宫廷女性类别。清廷规定，皇子到达一定年龄，在娶福晋之前即会先给其进“官女子”：“阿哥等年至十二岁，每月赏月银一百两，至阿哥下进官女子时，每月赏月银三百两，娶福晋后，每月赏月银五百两” 。这样的官女子在阿哥家中普遍存在，数量1~3位不等。如嘉庆元年清点阿哥府内女眷数量，“仪郡王福晋一位，侧福晋一位，官女子二位；绵志福晋一位，官女子三位；成亲王福晋一位，侧福晋一位，官女子三位；绵懃福晋一位，官女子二位；绵总福晋一位，官女子二位；绵偲福晋一位，官女子一位；贝勒皇十七子福晋一位，侧福晋一位，官女子二位” 。嘉庆帝本人为皇子时，有“皇太子妃一位，家下女子八人；侧福晋一位，家下女子二人；官女子二位，每位家下女子一人” 。可见，官女子与福晋、侧福晋一样，属于阿哥的家眷，也有“家下女子” 服侍，因此前述乾隆帝要求太监对官女子行跪拜礼，也从侧面证明了官女子并非奴婢。

皇帝身边亦有官女子存在，但是清代史料中有时将“官女子”与“宫女子”、“女子”的说法混杂使用，导致人们很难厘清皇帝身边这些“女子”的类型。然而根据内务府的相关规定，皇帝身边仆役群体中并没有包含宫女，只有太监等服侍，宫女只分配在后妃名下，具体内容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的论述。因此，皇帝身边的“女子”应系“官女子”，是地位低于答应的宫眷群体。以道光朝睦嫔赫舍里氏为例，她于道光十年十二月晋封为睦嫔 ，但这位睦嫔似乎格外不得宠于道光帝，不知何故次年八月即被降为睦贵人 ，至九月初十日又被降为常在 ，其后再降为睦答应，至道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睦答应降为官女子 。两日后这位睦官女子即落水身故 。道光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西陵承办事务衙门为查明供祀睦答应一切祭品应如何办理之处事询问内务府 。由此可知，睦官女子死后，道光帝可能又恢复了她的答应品级。睦氏的嫔—贵人—常在—答应—官女子的贬降路线很清晰地表明，官女子是答应以下的宫眷品级，虽然属于“不入流”之列，但仍旧有着恢复妃嫔身份的可能性。再如咸丰五年六月十八日，皇帝谕令：“昨因珳常在凌虐使女，并伊与太监孙来福任意谈笑，已将伊之位分褫革，从重惩处，降为官女子，并将孙来福重责发遣矣。” 据于善浦考证，珳常在即玫常在，“徐佳氏，正黄旗人，领催诚意之女，道光十八年八月初五生，初封玫常在，四年晋玫贵人，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降为玫常在，五月十七日敬事房传旨降为宫女” 。此处，于氏就将史料中所载的“官女子”等同于宫女，但从史料中“降为官女子”的记载，且其在不久就恢复了常在的位分，之后又晋为玫贵人的情况来看，这里的官女子显然与宫女不可等同。

除官女子外，乾隆、道光时期的史料中还有“学规矩女子”。如乾隆二十四年，纯贵妃下学规矩女子封郭常在，皇后下学规矩女子封伊贵人，令妃下学规矩女子封瑞常在；乾隆二十五年，皇后下学规矩女子封和贵人；乾隆二十九年，愉妃下学规矩女子封那常在，颖妃下学规矩女子封武常在；乾隆三十三年，庆妃下学规矩女子封平常在 。滕德永认为学规矩女子属于“候补宫女”，即在后妃宫中“实习”的宫女 。但我们认为此类女子显然不同于宫女，一则以上“学规矩女子”所跟随的妃嫔都位分较高，清代宫女中聪明伶俐、办事稳妥者方可派往高级妃嫔处侍奉，因而“实习”宫女即可入侍皇后、贵妃等位，于理不通；二则我们对上述受封“学规矩女子”内家世背景较为明晰的瑞常在与和贵人进行考察，前者为内务府正白旗下索绰络氏“礼部尚书德保女” ，后者为和卓氏系回部“台吉和札赉女” ，二人虽均属内务府选秀的范围，但家世背景都较为突出，很可能出于对其母家的笼络，二人在选入宫中后即被分配至位分较高的后妃名下学习规矩，之后再酌情册封为妃嫔。另据赵玉敏考证，乾隆二十九年愉妃下学规矩女子中，被封为那常在者系小柏氏 。这位小柏氏为汉人柏士彩之女，其姊大柏氏于乾隆初年以汉女身份入宫，初封为贵人，乾隆六年晋封为怡嫔 。详见后文论述。次年，乾隆帝下令将柏士彩一家由苏州迁至京城，入于内务府正黄旗下。小柏氏是在全家入内务府正黄旗后于乾隆十年入宫 ，并被分派在愉妃下学规矩。对于其姊曾为妃嫔的小柏氏，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选秀中甄别后妃姊妹亲眷的乾隆帝应当不会以普通宫女待之，因而也是先令其在妃嫔名下学习规矩，之后再酌情册封。

另外，对于蒙古、回部入宫的女子，由于其不熟悉满洲宫廷礼仪和规矩，也往往先安排在后妃名下学习规矩，一段时间后再酌情册封位分。如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敬事房首领杨双全传皇后下学规矩女子封伊贵人、纯贵妃下学规矩女子封郭常在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总管王常贵传皇后下学规矩女子封和贵人 。伊贵人即后来的慎嫔，郭常在即后来的郭贵人，皆系准噶尔部归顺之后选入宫廷的女子 ，和贵人即后来的容妃和卓氏 ，系回部女子，她们都曾在后妃位下学习规矩，显然也有别于宫女身份。

嘉庆元年的档案中，宫眷群体还包括“永安亭学生”和“所内学生”。滕德永根据《清稗类钞》的记载，“凡选中者，入宫，试以绣锦、执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行当否。有不合者，命出，依次递补，然后择其优者，教以掖庭规程。日各以一小时写字读书，写读毕，次日命宫人考校。一年后，授以六法，俊者侍后妃起居，次为尚衣、尚饰，各有所守，决不紊乱”，认为“所内学生”也是学习规矩和技艺的宫女 。但是，从“学生”的宫分来看，她们显然也有别于宫女。根据档案记载，“所内学生”享有的宫分为：“每人云缎一匹，彭缎一匹，宫绸一匹，纱一匹，纺丝一匹，杭细一匹，棉花二斤，银三十六两”，与“（官）女子咏里等九人，每人云缎一匹，彭缎一匹，宫绸一匹，纱一匹，纺丝一匹，杭细一匹，棉花二斤，银卅六两” 的待遇完全相同。这个待遇并不比答应低，根据《国朝宫史》，答应的宫分为“银三十两，云缎一匹，衣素缎一匹，彭缎一匹，宫绸一匹，潞绸一匹，纱一匹，绫一匹，纺丝一匹，木棉三斤” 。不过，永安亭二处学生则待遇较低，只有“每人屯绢半，夏布一匹，深蓝布八匹，棉花二斤，银八两” ，与普通宫女的待遇相近 。由此看来，不同身份的“学生”之间待遇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综上，清代后宫女性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这与入关前满人家庭内女性有着多种身份的传统相一致。官女子和“学生”等宫眷，类似于定宜庄先生所说的“亦婢亦妻的女人” 。从表面上看，嫔以上有定额的后宫人数的确有限，但“无定数”的群体，如答应、官女子和“学生”的数量则可能相当庞大，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清帝的后宫规模。因此前辈学者无论根据清代史料还是墓葬情况所得出的妃嫔数量，并不能全面体现其后宫人数，而康乾二帝所标榜的后宫之“俭省”，也需要我们多角度客观看待。

第三节
清宫中的民女妃嫔

《清史稿·后妃传》称：“宫中守祖宗制，不蓄汉女” 。理论上讲，清代宫闱制度定型之后，后妃皆出自选秀，而秀女皆出自八旗，因而后妃都应系旗人。至清末虽然放开了满汉通婚的限制，但仍明确“如遇选秀女年分，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 。当然，旗人女性本身就包括了满、蒙、汉三个民族，因此史料中所说的“汉女”或“汉人”都特指八旗之外的民间汉女，与汉军旗人女性无关。因此，本节特用“民女”一词以指代民间汉女，以示区别。实际上，清宫并非没有民女，顺治、康熙、乾隆三朝均有民女入宫，成为清代后宫中的“特例”，也是三位皇帝都意图遮蔽的事实。

《清皇室四谱》载：“初，世祖稽古制，选汉官女备六宫” ，说明顺治时期曾公开选拔过民女妃嫔，但该朝的民女妃嫔可考证者似乎只有恪妃石氏。石氏是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澹余笔记》中说其于顺治十三年被选入宫，初封为贵人 。如此看来，顺治十二年时皇帝曾说：“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 ，所言并不能算虚假。顺治帝所说皇太后慈训，应为《清宫词》所载“顺治初年，孝庄皇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此旨旧悬于神武门内” 。那么，宫中无汉女祖制的转变应当就发生在顺治十三年。考之《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十三年皇太后谕内大臣公鳌拜等：“今闻乾清、坤宁、景仁等宫殿俱已告成。册封皇后，已颁册宝。妃嫔尚未册立，应照例举行。尔等启知皇帝” 。而唐邦治认为石氏就是在世祖“稽古制”遴选汉女妃嫔时被选入宫的。可见，顺治帝是在宫殿修建完成、册封各宫妃嫔时也选拔了“汉官女”。杨珍认为顺治朝后宫的“汉女”之位本为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所设，意在拉拢清初藩王的军事力量、笼络降清汉官和汉族士绅，只可惜孔四贞“自陈有夫”，因而由石氏取代了孔四贞留下的本属于“汉女”的后宫之位 。从石氏入宫后“居永寿宫，冠服用汉式” ，其家人也受到特别的优待，如母亲赵淑人被特许入宫，行家人礼，赐重宴 ，可见顺治朝遴选民女入宫的确明显带有在内廷建立满汉共存的文化、拉拢汉族官员的政治意图。石氏也因此成为清代唯一公开承认的民女妃嫔，《清史稿·后妃传》称“世祖以汉女为妃……附书之，以其仅见也” 。

如果说顺治朝毕竟属于宫闱制度尚未定型之际，因而有民女为妃的特例不足为奇，但其实在“典制大备”的康熙朝，宫中仍不乏民女妃嫔。

康熙朝的民女妃嫔，经杨珍考证共有10位，分别是：密嫔王氏、贵人袁氏、贵人陈氏、庶妃高氏、庶妃石氏、庶妃陈氏（陈玉卿之女）、庶妃陈氏（陈岐山之女）、庶妃张氏、庶妃王氏、庶妃刘氏。杨珍认为这些女子皆是汉姓，玉牒中对她们的生父只书姓名，并无官职，表明她们不是来自汉军旗，而是地道的汉人，母家属于一般庶民阶层 。

10位汉女妃嫔中，位分最高的是密嫔王氏，系知县王国正女，康熙二十余年入宫，其后分别于康熙三十二年、三十四年、四十年诞育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和皇十八子允祄，但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才被册为密嫔，在此之前，“宫中虽称妃嫔”，却“尚未受封” 。雍正二年六月世宗晋尊其为皇考密妃，乾隆元年十一月高宗尊为皇祖顺懿密太妃，乾隆九年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余 。密嫔应系江南人氏，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十六日，苏州织造李煦曾向康熙帝报告：“王嫔娘娘之母黄氏，七月初二日忽患痢疾，医治不痊，于七月十四日午时病故，年七十岁。” 由李煦向皇帝汇报密嫔之母的死讯，说明王氏之母家应在苏州，她很有可能是康熙帝下江南时带回宫中，或由李煦等任职江南的内务府官员进奉入宫的女子。如康熙三十二年，苏州织造李煦就曾上奏康熙帝：“今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皇上一笑” 。可见给皇帝进呈江南女子的做法是存在的。

康熙朝有封号的汉女妃嫔还有贵人袁氏、贵人陈氏。《小玉牒》载：“第十四女悫靖和硕公主，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十二月初七日亥时贵人袁氏所出。” 贵人陈氏则于康熙五十七年生育皇子，可惜皇子当日即殇 。剩下的7位民女妃嫔，《小玉牒》中皆记为“庶妃某氏”。“庶妃”应是清代宫闱制度未完备时对后宫未有名位女子的统称，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朝《小玉牒》中皆有出现，至雍正朝以后再未有“庶妃”的说法。因而康熙朝的“庶妃”应是指未有任何册封的、地位较低的妃嫔。她们当中，有的甚至生育多名子女，如庶妃高氏于康熙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分别生育皇子女；庶妃陈氏（陈玉卿之女）、庶妃陈氏（陈岐山之女）也皆于康熙五十年之后生育过皇子 。从生育情况来看，康熙帝晚年“奉御”的妃嫔中，民女处于优势。但即便如此，她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册封，直到雍正、乾隆帝继位之后，其中的几位才晋为贵人、嫔 ，但仍有庶妃张氏、庶妃王氏、庶妃刘氏皆生育过皇女，终其一生并未受封 。显然，康熙帝企图通过不予册封、压低民女妃嫔地位的方式，降低这些民女在后宫中的关注度，掩盖其后宫“蓄汉女”的行为。除这10位可考者之外，康熙朝后宫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因地位低而不为人所知的民女妃嫔，这也是影响到我们估算后宫规模的因素之一。

乾隆朝后宫也有民女妃嫔，但与康熙朝不同，乾隆朝有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不乏晋封高位者，即便没有生育子女的民女妃嫔也能晋封到贵妃甚至皇贵妃这样的高位；二是让民女妃嫔入旗，在后宫完成其由民女向旗人女性的身份转变。

乾隆朝民女妃嫔中位分最高的是纯惠皇贵妃苏氏。苏氏为苏召南女，在弘历为皇子时期即入侍潜邸，继位后封为纯嫔，乾隆二年十二月，乾隆帝命东阁大学士徐本为正使、内阁学士春山为副使，持节册封纯嫔苏氏为纯妃 。乾隆十年十一月，又册为纯贵妃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奉皇太后懿旨：“纯贵妃久膺册礼，克勷内治，敬恭淑慎，毓瑞椒涂。今皇子及公主俱已吉礼庆成，应晋册为皇贵妃，以昭令范。钦此。” 清朝惯例，皇后尚在时一般不轻易册封皇贵妃，苏氏的晋封原因应是罹患重病而给予的抚慰，因其被册封为皇贵妃之后不到一个月即病逝，谥为纯惠皇贵妃 。她一生共育有二子一女 ，从其一路晋封和生育情况来看，是乾隆帝较为宠爱的妃嫔之一。

庆贵妃陆氏，陆士龙女，生于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于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晋封贵人 。十六年六月，晋封庆嫔。二十四年十二月晋庆妃，三十三年十月晋庆贵妃，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卒。嘉庆四年正月，仁宗以受其抚育之恩追晋为庆恭皇贵妃 。陆氏为民女出身，并无显赫家世，也未生育子女，却在20年间从贵人晋升至贵妃，死后又被嘉庆帝追封为皇贵妃，在民女妃嫔中可谓幸运者。

婉妃陈氏，和纯惠皇贵妃苏氏一样，亦为乾隆帝藩邸旧人，嘉庆帝称其为“从前皇考在藩邸时，蒙皇祖（雍正帝）所赐” 。内务府档案显示“婉嫔母家姓陈，系汉人” 。《清皇室四谱》记载其为陈廷璋之女，生于康熙五十五年 。陈氏于乾隆二年五月十二日封贵人 ，十四年四月封婉嫔 ，五十九年十二月册封婉妃 。嘉庆六年因婉太妃在寿康宫位次居首，且“年跻八十有六，康健颐和，宜崇位号，以申敬礼，应尊封为婉贵太妃” 。陈氏卒于嘉庆十二年二月初二日，享年九十二岁，是乾隆帝妃嫔中最为长寿者 。陈氏的晋升速度其实较为缓慢，其最终能达到贵妃的高位，长寿是关键因素。

芳嫔陈氏，陈廷伦女 ，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封明常在 ，四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封明贵人 ，后不知何故复贬为明常在，至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仍封贵人 。不过被贬降的经历并没有影响到其之后的晋封，她于乾隆五十九年、嘉庆三年晋为芳嫔、芳妃 ，可见陈氏在乾隆帝暮年比较受宠。

怡嫔柏氏，柏士彩之女，初入宫为贵人，乾隆六年十一月册封为怡嫔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薨逝 。

乾隆朝位分最低的民女妃嫔是禄贵人陆氏，系苏州人 ，于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封为禄常在 ，四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与明常在一同封为贵人 ，于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初五日病逝 。

以上6位民女妃嫔，除纯惠皇贵妃外皆未生育，相比于康熙朝生育子女却没有位分而言，乾隆朝民女妃嫔的地位则高得多，6人中，当朝册封的有1位皇贵妃、1位贵妃、1位妃、2位嫔和1位贵人，其中的2位又得到继任皇帝的尊封，位号进一步提升。不过，册封民女妃嫔高位分，并不意味着乾隆皇帝不在意她们的族群背景，他通过另外一种手段来遮蔽这些妃嫔的民女身份——入旗。

乾隆朝6位民女妃嫔中除婉妃陈氏外的其他5位，我们都找到了其入旗的相关记载：纯惠皇贵妃苏氏，在乾隆二年被册封为纯妃之后，于乾隆四年奉旨将其母家迁入内务府正白旗，兄苏鸣凤、苏嘉凤皆赏给披甲钱粮 ；庆贵妃陆氏于乾隆十六年册封庆嫔，二十二年皇帝下令将其父陆士龙与亲丁15名、仆人男妇23名接到京城，入于内务府镶黄旗英廉佐领下 ；芳嫔陈氏在乾隆四十年被贬之后，于次年恢复贵人位分，再于四十三年七月奉旨入旗 ；怡嫔柏氏于乾隆六年被册封为嫔之后，乾隆帝即派江苏布政使安宁办理怡嫔家人从苏州入京事宜 ，次年十二月，安宁送柏士彩等亲丁11名、仆人男妇9名到京，乾隆帝将柏士彩父子入于内务府正黄旗佐领下 。《内务府奏案》中有一份名为《为正黄旗宜品常在娘娘及家人入旗清册》的记录，内载“正黄旗通源佐领下查得本佐领下宜品娘娘于乾隆七年奉旨入旗，于二十二年五月薨逝，常在娘娘于乾隆十年进宫，父柏士彩于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病故” 。从中可见，怡嫔的妹妹也于乾隆十年入宫，被封为常在。前文已述，乾隆朝的寿贵人柏氏应系这位“常在娘娘”。不过，小柏氏入宫的身份和姐姐并不相同，因乾隆七年柏家已经入旗，因此小柏氏已非民女身份，她应系乾隆十年内务府选秀时进入宫廷，因而不在本节讨论的“民女妃嫔”之列。最后一位禄贵人陆氏入旗的记载最为特殊，她于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病逝，该年十月初九日奉旨，禄贵人胞姐陆氏一家入内务府镶黄旗 。

乾隆四十年，皇帝从前赏给十一阿哥使唤之殷姓女子母兄来京探望，乾隆帝表示：“此等赏给阿哥女子，非有名号，自不便归入内务府旗分给以养赡。” 从这一史料中的说法似乎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赏给阿哥的民女如果有了名号，就可以归入内务府旗分，那么皇帝的妃嫔也应如此。不过从乾隆帝的民女妃嫔入旗情况来看，一位在册封为妃之后入旗，两位在册封为嫔之后入旗，一位在册封为贵人之后入旗，一位是在其死后家人入旗，似乎并没有一定之规。乾隆帝通过将其母家入旗，一方面是提高其家庭的待遇，即“给以养赡”，特别是禄贵人死后令其胞姐一家入旗，这一意图尤其明显；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样身份的转变来掩盖其民女背景，如苏氏在入旗后其姓氏改为“苏佳氏”，当她再晋封为贵妃和皇贵妃的高位分时，原本的民女身份就不再惹眼，后宫仍可在表面上维持其“满洲之道”。

除民间汉女之外，乾隆朝之前后宫还有其他民族的女性，如前文提到的蒙古和回部妃嫔，很可能数量也不止几人而已。乾隆二十五年规定：“回子佐领下女子，年至十二岁，令该佐领造册送会计司呈堂汇奏，交总管太监请旨引阅。” 乾隆四十二年又定“其住居健锐营之新旧番子，遇挑选秀女，著归入正黄旗满洲都统办理” 。“回子”与“番子”女子一度都参与了选秀，直至道光二年，才将此二类女子免于选看 。因此，类似前文提到的被选入宫在后妃位下“学规矩”的回部、番部女性可能还大有人在，只是那些未被册封位分者很难为后人所知罢了。 GFlqjY+dQkBrvC/sOhtDG91z5ZsBuz1z7vE6lWU+MRiJzDPoAs8ro5xNqd8ZTd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