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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礼记·昏义》
近年来，学界内外对清代宫廷的关注度不断增加，不仅专业的学术研究得到一定发展，科普、文学和影视领域也是热度不减。但从学术角度而言，清代宫廷史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各类宫廷女性群体和规范其宫廷生活及等级的宫闱制度的研究都还有广阔的空间。
清代号称“宫壸肃清”，的确，相较于明代的多位后妃干政（有学者甚至指出，“明朝之所以能够跌跌撞撞地延续近三百年之久，与后妃的作用和影响密不可分”
）、后妃之间爆发激烈矛盾冲突并导致多次废后，以及与后宫嫡庶密切相关的数次储位之争等问题而言，清代宫闱则显得相对安静与稳定。清代只在初年和末年涌现出两位太后，这是在新帝年幼且皇权尚未稳固及走向衰落前提下的特殊情形，在政权稳定的主体时段，基本没有出现后妃参政的现象；除顺治时期宫闱制度尚未定型，其他朝也基本没有废后重立的现象（乾隆朝的皇后那拉氏并没有明确宣布被废，且之后并未再立皇后）与妃嫔之间宫斗的记载。可以说，从史料角度而言，清代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平淡而“无情”的宫史。这是清代宫廷的第一个重要特点。
清代还施行了严格的宫廷内外隔离制度。正如本书所论述的，无论后妃、公主，抑或宫女和嬷嬷妈妈，都被严防与宫外发生联系，任何人不得将宫外之事向内廷转述；公主、宫女等一旦离开宫廷即不得轻易回归，也不得将宫廷之事向外界传说。因此，清代宫廷相较于前代显得尤为神秘，外人，包括一些朝廷重臣，对于内廷之事皆无从知晓。这从一些大臣在奏折中将妃嫔的封号、公主的排行都写错即可看出。而清代的笔记，包括一些曾在机要部门任职官员的笔记，记述的宫廷轶事常常并不符合事实，甚至完全系杜撰，也就属情理之中了。外臣对于内廷之事无从知晓，自然也就无缘置喙。这是清代宫廷的第二个重要特点，也是清代之所以“宫壸肃清”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辈学者指出，清帝力图打造一个满人的宫廷，这一说法不够确切。以宫廷女性而言，尽管个别朝（如康熙和乾隆朝）有民间汉女或其他民族女性入宫，但主要来自满、汉、蒙八旗，因而“旗人宫廷”的说法似更为妥当。无论如何，清代宫廷的族群属性无疑是其不可忽略的重要特点之一。特别是过去20年来美国“新清史”学派在海内外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关注，更加促使我们不能忽略清朝的民族特性。但是我们在研究宫廷女性的过程中发现，虽然清代宫廷的一些制度的确带有明显的民族烙印，但也有不少制度是在总结明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结合自己的民族特色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清代宫廷制度中有些看起来属于改革或者创新的地方，其实都建立在明代皇帝与大臣奋力抗争的基础之上。不了解明代宫廷的发展变化，就无法全面理解清代后宫一些制度的建立基础和改革渊源。因此，联结与断裂的矛盾统一，是清代宫廷的第三个重要特点。
本书的目的，就是力图揭开清代宫廷女性群体的神秘面纱，呈现她们的具体面貌、群体特征、相互关系、在宫廷上下和内外的流动，并探讨皇权的加强与衰落、日趋严格的宫闱制度、满人的民族特点和作为立国之本的八旗制度，对宫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壸化肃雍”的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揭示在背后掌握着清代宫廷女性命运的无形之手。
受史料等原因所限，已有的清代宫廷女性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制度史层面的研究，包括对清代的后妃制度、满蒙联姻制度、选秀女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代表作如王佩环《清宫后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焕力《中国后妃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单士元《关于清宫的秀女和宫女》（《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等。以上研究对于清代宫闱制度中的某一方面进行了考察，为我们对清代宫廷及相关制度的基本认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研究程度的不均衡，有些著作如杜家骥先生对满蒙联姻的研究，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该制度在清代的产生背景、实施范围、时代变化和政治意义，将该研究推向很高的水准，但也有不少研究只停留在对相关制度规定进行梳理和罗列的层面，即对实录、会典等官书中的记载进行归纳总结，而对于这些制度的产生背景、具体实践及其于有清一代的兴衰嬗变等，都讨论不足。形成这种不足的原因之一是档案资料的缺失，导致人们只看到官书中的规定，而对这些规定的来龙去脉和具体实践无法深入了解。本书写作之际，正值清代宫廷档案次第开放的好时机，我们有机会看到前人所未见或未能系统查阅的珍贵档案史料，使得本书在这一方面能够有较大的突破。
（2）特定宫廷女性群体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后妃和公主两个群体。专著中，满学研究会编《清代帝王后妃传》（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王佩环《清代后妃宫廷生活》（故宫出版社，2014）等，对清代后妃群体的身份与来源、入宫后的等级和生活等，进行了宏观论述；孙继新《康熙后妃子女传稿》（紫禁城出版社，2006）、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2003）则对康熙朝的后妃和公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该朝的后宫结构、家庭关系、女性地位等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王树卿《清代公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王硕（Wang Shuo）“Qing Imperial Women: Empresses, Concubines, and Aisin Gioro Daughters”（《清代的皇家女性：后妃与皇女》，载Anne Walthall主编 Servants of the Dynasty: Palace Women in World History ，加州大学出版社，2008）等，对后妃和公主群体的等级及其对清代皇权稳固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必要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下层宫廷女性群体研究尤为不足，至今只有寥寥数篇论文发表，代表作如刘小萌《清朝皇帝与保母》（《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马怀良《皇帝与乳母、师傅关系发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对清代宫廷乳母群体的遴选、待遇和册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赵玉敏的博士论文《清代后妃与宫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0）对于宫女的来源、宫廷生活、服役期限等做了基础性的梳理。而除乳保之外的各类嬷嬷妈妈、宫廷中的内务府执事妇人等下层女性群体，至今仍少有人问津，她们的来源与归宿、称谓与职责、数量与等级等问题皆尚需基础性的研究。因此，下层宫廷女性群体的研究，无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有待深入挖掘，甚至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
（3）与皇帝及皇权紧密相关的个别女性研究。此类女性由于与皇帝关系密切，或居于权力之核心，而在史料中留有较多记载，也由此引起较多关注。太后群体中以慈禧与孝庄的研究最多，代表作如左书谔《慈禧太后》（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何国松《孝庄皇后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等，对清代两位太后的身世背景、宫廷地位及其对皇权的影响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近年来，乾隆帝生母崇庆太后受到台湾学者的关注，陈葆真《乾隆皇帝对孝圣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显示的意义》（《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31卷第3期，2014）、赖惠敏《崇庆皇太后的万寿盛典》（《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台北］第28期，2016），对乾隆帝奉太后南巡及隆重举办万寿盛典等史实及其背后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独到的分析。后妃方面，对乾隆朝两位皇后有所研究，如刘桂林《孝贤皇后之死及丧葬余波》（《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2期）、邓庆《清初马齐、马武、傅恒与孝贤皇后关系考辨》（《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1期）、李寅《乾隆乌喇那拉皇后剪发事因新证》（《紫禁城》2009年第5-7期），其他历朝妃嫔则只有较为零散的研究，如于善浦《珍妃》（紫禁城出版社，1989）、陈圣争《慧贤皇贵妃高氏生平与家世新考》（《满族研究》2017年第3期）、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等。后妃之外的女性很少有受到单独关注者，个别研究如刘源《乾隆幼女和孝公主》（《北京档案》2005年第2期）、曹振卿《溥仪乳母王焦氏》（《紫禁城》1988年第10期），都属于较为初步的基础性研究。可见，多数的宫廷女性，即便太后、皇后，由于研究视角和资料所限等原因，都没有得到过特别的关注。当然，如何充分查阅和利用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个体与群体、族群与阶层、人物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本书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综上可见，现有的清代宫廷史研究，多为某一方面宫廷制度的基础性著作或某类宫廷女性群体的研究，既缺乏对于清代宫闱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性的梳理，也没有深入探讨清代宫闱制度的发展沿革及其与皇权及时代之间的关系。而导致该方面研究相对薄弱的原因无外乎以下两个：第一，以往研究侧重于制度规定，而忽略了清代宫闱制度所要规范的对象——宫廷女性本身，导致只见制度不见人；第二，宫廷史的史料琐碎而零散，需要大海捞针式的搜求，一点点补缀起来去尽量还原制度的起源和实践、变化过程及原因，以及制度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极易事倍功半。特别是前些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内务府等宫廷档案进行数据化整理时暂不对外开放，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导致研究者望而却步。本书力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宫廷史料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同时力图将官书中的制度规定与档案所体现的制度实践结合起来考察，构建一部动态的清代宫廷女性史。
本书分为五编，按照宫廷女性的不同群体以及女性在宫廷中的生命历程这两条主线来建构本书的篇章。
第一编“初入宫闱”，讨论清代独特的选秀制度。清代无论后妃还是宫女皆不采自民间，而在旗人内部选出，分为外八旗选秀和内务府三旗选秀两个各自独立的系统，前一类系挑选皇室妻妾，后一类多充宫女。以往学者多关注选秀的流程与范围的变化，对选秀女之于皇权和旗人女性本身的重要意义少有论及。事实上，规律而盛大的选秀活动是清帝加强对八旗掌控，并借此对旗人女性灌输族群观念、增强其民族向心力的重要契机。对于旗人女性而言，原则上讲，即便是底层家庭的女儿，也可以通过选秀的机会进入宫廷、面见皇帝，可能成为皇室的妻妾，使其本人及家庭的身份地位得以彻底改变。清代民间向有旗人家“姑奶奶”地位高、婚前不跪拜任何人的说法，据说即源于此。清代选秀范围经历了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从一定程度而言，这种缩小也从性别的视角体现了皇帝对于八旗管控不断放松的过程。
多数宫廷女性，包括后妃与宫女，都是十几岁时通过选秀而进入宫廷，不同的是后妃为东西六宫的“主子”，宫女则系为其服务的仆役群体；后妃从此将终老宫中，宫女在服役期满之后则可归家婚嫁。但二者的身份差异并非固定不变，宫女一旦受到皇帝临幸，即可能步入妃嫔行列，清代不少妃嫔甚至皇后都是包衣出身。因此，选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形成后宫的内外和上下流动。
第二编“宫壸肃清”，主要探讨清代的后妃制度和“宫壸肃清”的主要原因。通过选秀入宫之后，妃嫔就开启了她们的宫廷生涯。清代的宫闱制度至康熙时最终定型，即所谓的“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等级结构。起码相较于明代而言，妃嫔等级的确减了不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首先，以往学界一向有“嫔以上为主位”的说法，但我们在史料中并未找到这一说法的确切根据。从档案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常在以上皆可称为“主位”，并有“小分主位”的说法。由于贵人和常在无定数，导致主位的数量因此明显增加。其次，尽管清代多数时期的后宫人数都符合或接近制度规定的额数，但宫中可能存在大量的“无定数”品级妃嫔和“官好”等地位更低的“亦婢亦妻的女人”，以及一些违背祖制入宫的民间汉女。这导致清代宫廷的构成和规模更加复杂和庞大，其中仍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
清帝主要通过“集体晋封”和“逐级晋封”两种策略维持后宫的平静，即一般不为单个妃嫔晋封位分，而是逢重大喜庆之机进行集体晋封，且每次每位妃嫔只能晋封一级位分，鲜有越级晋封者。这样的方式有效减少了妃嫔之间因位分晋封而引起的竞争，其位分的高低主要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或皇帝的宠爱，而是取决于集体晋封的频度和自身寿命的长短。妃嫔每晋封一级位分，其个人和家族的地位及相关的待遇皆有提升。但清帝力图切断后妃与家人的联系，将后妃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定于宫廷之内。本编以清帝对后权的压制为例，呈现皇帝如何逐步切断皇后与家族、朝臣以及命妇的联系，让后权无法延伸至宫墙之外。稳定缓慢的晋封制度和严格的宫廷内外隔离制度，是清代得以实现“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的根本保障。
第三编“金枝玉叶”，讨论唯一一个降生在宫廷之内的女性群体——公主。从某种意义而言，诞育子女是后妃进入宫廷的根本使命，生育行为不仅加强了她们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也有利于稳固和提升她们的宫廷地位，尽管诞育公主所受的重视程度不及诞育皇子，但女儿对于皇室家庭的重要性不可忽略。前人对清代公主的关注多集中于满蒙联姻这一制度的影响和变化，或者对公主的品级、待遇和册封等问题进行制度层面的讨论。本书拟将关注点转移至公主群体本身，通过考察公主的家庭关系，探讨公主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状态，揭示皇权、制度和皇女身份给这些天之娇女所带来的人生困境。
清代公主分为“固伦”与“和硕”两个品级，决定其品级的因素一是生母的身份，二是皇帝的宠爱，尽管前者是主要决定因素，但因受皇帝重视而破格晋封的公主更容易在史料中留下记载，因此也更易于引起后人的关注。公主自出生至薨逝都享受到来自皇室各方面的照顾和封赏，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无须面临人生的挑战，远嫁的悲苦、皇女的使命和制度规定所导致的婚后家庭秩序的错位，使公主很难拥有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她们在矛盾的人生设定中辗转挣扎，多早早离世。
第四编“暮年生活”，讨论前朝后妃，即太后、太妃嫔等的宫廷生活。只要当朝皇帝崩逝，其后妃即进入“未亡人”的生涯，而对于那些在皇帝崩逝时年纪尚轻的妃嫔而言，“暮年生活”来得格外早。在这一时期，除个别掌握权力的太后仍旧忙碌之外，多数太妃嫔在宫廷中度过寂寞而漫长的晚年。她们的居住地点将由位于紫禁城内路的东西六宫迁往外路的宁寿、寿康等宫。按照规定，除太后之外，其他太妃嫔如果年龄未过五十岁，将不得与当朝皇帝见面。尽管康熙朝规定后妃有子嗣者晚年可出宫就子女处颐养天年，但从乾隆朝的档案记载来看，这一改革并未严格执行，绝大多数前朝妃嫔仍生活于宫内直到死去，而那些没有生育子嗣的太妃嫔晚年生活则更加寂寥。
本编的重点，一是梳理未受前人充分关注的太后及太妃嫔等的尊封制度及其发展变化，以及她们作为“未亡人”在宫廷的生活状态。值得指出的是，部分宫廷女性在“暮年阶段”才迎来她们人生的“巅峰”，比如原先是妃嫔者可能被嗣皇帝尊为太后，原先位分低微者历经新帝的累次尊封可达贵妃以上高位，因而与妃嫔一样，长寿也是影响太妃嫔位分晋封的重要因素。二是讨论清帝如何在“庆隆尊养”的同时，防止太后擅权。太后往往是皇帝对外宣扬孝道的主要象征，康熙、乾隆、道光等皇帝都对太后极尽孝道，“庆隆尊养”，但是为了防止太后擅权，皇帝同样着意培养其“内外”意识，让太后安分守己远离外事，与其他后妃一样生活在隔离封闭的宫廷之中。
第五编“承值侍应”，讨论宫廷女性仆从群体，包括宫女和各类嬷嬷妈妈。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职责，对宫廷的运转和内廷文化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相较于其他宫廷女性，她们受到前人的关注最少，主要原因是缺乏关于该群体的完整史料和明确的相关制度规定，因此本编需要从零散细碎的史料和一些事例所体现的规则实践中总结该群体的大致面貌和总体特征。与后妃不同，女性仆从是宫廷中的流动群体，有一定的服役期限，期满出宫。除内外流动之外，她们的仆从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帝王登基后给予乳（保）母很高的待遇和封号，受到宠幸的宫女也可能摆脱仆从身份而跃居妃嫔群体，从而形成阶级的上下流动。
清代康乾二帝一再标榜所用宫女乳妪数量远远少于前代，从我们所掌握的史料来看，从清代中期起，宫女人数的确一直稳定在百余人的范围，嬷嬷妈妈因种类繁多而史料稀少，人数难以确切统计。虽然同属仆役群体，其内部也有着鲜明的等级差别，宫女中的不同等次意味着不同的地位和待遇，“大宫女”对新宫女具有相当的权威，动辄随意责打，甚至致死；嬷嬷妈妈中，以乳母地位最高，其次为近身保母、精奇尼妈妈里，再次为水上和灯火妈妈里，等等。由于仆役群体是围绕皇室成员服务的，越近身侍奉之人往往地位越高，譬如用乳汁哺育皇子女的乳母、后妃身边贴身侍奉饮食起居的“头等女子”等。清代皇帝一方面力图在内廷塑造一个和谐的主仆关系，即位后往往大肆颂扬和封赏自己的乳保，也鼓励妃嫔善待仆婢；另一方面又防止宫廷女性之间形成稳定的主仆关系，一再缩短宫女的服役期限，禁止所有出宫的仆婢再与所侍奉的主子发生任何联系。因此，后妃不得不面临每隔数年就更换一批仆婢的境况，不停适应和调整自己在宫廷中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
由上可见，本书不仅是一个性别史的研究，关注宫廷女性群体本身，并从她们的视角来推进论述，也格外注重考察性别与制度、皇权之间的关系，挖掘清代宫闱制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皇权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不同类别的宫廷女性群体与皇权、制度之间产生怎样的互动，并最终形塑了清代的宫廷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