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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晚期到1980年代早期，是中国乡村生活很特殊的一段时期。温饱、团结、安全、礼数、亲情、适度紧密且不失人情的干群关系，以及受到家长高度信赖的小学教师，这些出现在同一个村里。这是一种贫穷但是紧密的共同体生活，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来说是比较理想的；但对于当家过日子的人来说，他们必须忍受物资匮乏和人际关系摩擦。社会转型广泛地消除了贫困状态，也普遍地瓦解了这种共同体。我出生在1970年代的乡村，也算是亲身经历过从小共同体到大社会的转型过程。
社会转型有的时候非常明显，比如19世纪中晚期的坚船利炮、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80年代的人民公社解体、1990年代的企业改制或者21世纪加速的城镇化，等等。有些变化却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如同在平静水面之下的深处涌动的暗流，悄悄地改变了乃至翻转了我们的生活。比如，信息技术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架构，人们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人的时空观念的改变，乡村高度老龄化，年轻人结婚和生育的意愿下降，国民身心素质的变化，城镇中个体经营单位的占比迅速提升，单位内部人际关系和政府行为的制度化，家庭内部语言交流的进一步减少，人际关系的个体化，不乱扔垃圾的习惯的形成，等等。有些变化的性质还难以判断，也有些变化对于国家来说明显是积极的，比如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年轻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明显加深，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大幅增强，等等。这样的转型没有明确的时间起点，起步的时候不明显，等到被人们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有相当的深度了。它们可以说是隐性的社会转型，不同于前面的显性的社会转型。
观察这些静水深流的变化是学者的重要责任。近些年的隐性转型出现了世界同步的趋势。这种同步的转型中有一个深刻的道理，可以这样概括：经济系统对于社会文化领域逐渐冷漠。在涂尔干的时代，当时的理论家都相信，经济基础会主动地对上层建筑或者社会文化提出要求，即要求它们做出改变来配合自己的发展。涂尔干相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社会整合，系统领域的社会分工就进行不下去，所以分工会催生道德。现在，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趋势：经济基础不再对上层建筑或者社会文化提出积极的要求，而是提出消极的要求，即不是要求它们积极地配合自己，而是要求它们不要妨碍自己就可以了。所谓的“脱钩”就是系统对社会文化领域提出新要求的方式。这是因为，新技术为系统力量提供了可以替代制度变革的便利。在发达国家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使得经济系统可以对于社会整合保持高冷姿态：主要的企业成了跨国公司，它们的社会责任感发生了变化。整个国家从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利。有些发达国家进口主要的工业品，并且引进人才，伴随着产品和人才被引进的，是其中蕴含的勤劳、守纪律和智慧等文化品质。如果文化品质可以进口，何必要给自己的教育和文化系统加压？
全球化使得分工和分化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国内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开始瓦解，如同市场经济在国内瓦解乡村社会一样。如果可以测量各国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就会看到很大的差异。国家内社会系统的不完整性首先出现在顶尖的国家中，它本身是全球化的发动机，必须首先将本国经济的部分功能转移出去，才能促动全球分工，并在分工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分工一开始只是经济上的分工，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产品背后内含的是人的文化品质，因此，社会系统的不完整性就会在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上同时体现出来。美国想要再次“伟大”，想要召回一些制造业，但是发现要找到适应这种制造业的劳动力很不容易，这不仅仅是劳动力结构的不完整，也是文化结构的不完整。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恢复自己的文化结构，它最想做的事情是继续巩固自己的全球霸权，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模式。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活法。一个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上进的后发国家，它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特征呢？我想，它既要获得全球化的好处，也要尽可能地弱化全球化对本国社会系统的瓦解。或者说，它要成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至少能够在关键领域保持基本的自给自足。需要保持基本自给的不仅仅是农产品和关键工业品，更有合格的劳动力和高品质的人才。有些后发的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似乎就擅长培养自己需要的拥有各方面文化品质的人才，只是数量上有所不足。一个完整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有保障，如在质量方面，不仅要强调能力和素质，还要强调身心的健康。反过来说，一种身心健康的方案，或者某种道德理想，也只有当它能够带来很现实的且不可或缺的好处时，它才不至于太过空想。我相信，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会给国家带来不可或缺的好处，因为国家的前进必须自给自足一些最关键的能量。这样来谈人，并不是抱着一种冷冰冰的功利态度，把人当成社会整体的工具。在本书中我想说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国家的生存与人的活法之间存在契合性。身心的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本条件，而这个基本条件不是个人或者家庭靠自己就能满足的，它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努力，既提升人民的身心素质，又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既提升人民的身心素质，又保障国家的持续发展，这是在强调治理体系的社会建设能力。在本书中，我讨论了治理体系的体系化结构、与特定的理想人格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根基、资源共享的倾向及其内容和方式、依赖人格化联系的运行机制。在这样的体系中，每个人都是作为实名制的人被联结在一起的，国家直面每个人的差异性。这样的治理体系的能力不限于维持秩序，它的理想也绝不限于长治久安。塑造理想的人格始终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如果一定要用功能主义的眼光看问题——这当然太狭隘了，我们会说，传统中国对教化的重视是为了维持秩序，今天，我们还要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这提出了一个内圣与外王之间关系的新角度，是否合适，就让读者来判断吧。如果理想的人格应该是既独立又完整的，我感到，从人格的完整性起步才是更有希望的。这是我对这种东方文明的自信。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