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人们便通过市场竞逐各种生活机会。经验证明，在资源配置上“市场”较“计划”具有更高的效率，但在“社会”效应上，市场经济推动了高流动（横向的空间流动与纵向的地位流动）的同时也促成了社会高分化（从一般的贫富分化向两极分化的自然演变），且在伦理上推动了以个人责任（对家庭、对单位、对国家承担责任）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向以更加注重个人权利或利益的方式演进。相互冲突的意向和利益导致大量社会失范行为的产生。如何认识这个曾被单位体制全部吸纳，又随单位体制的解体而自发形成的“社会”，以及如何管理或治理这人人卷入其内且急剧变动又模糊不清的市场经济社会，使之稳定有序，并且赋予其新的生活意义，便成为朝野关注的大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也变成了我国社会学界必须承担的学术责任。

一代人的学术研究方向便是研究者对身处其内的时代问题的探讨与回答，目的是理解给其造成内心困惑的诸多“社会”问题。于是，各种有关“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学术论文、论著涌现。熊万胜的新著《江山与人民：中国治理体系解析》，乃是在综合文献资料和作者十余年到全国各地调研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为理解“治理”问题提供一些新思考、新观点、新贡献。本书立意甚为宏阔，希望通过宏观社会学的比较法和历史法，解析社会治理问题的中西之别与古今之变，以期用宏大的视野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若干特质——它的历史沿革与创新、它的优势与依然存在的问题。重点是想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地处理人民之间的差异性，或者说作者反复强调的“上下联结”的中国特色问题。

该书的主旨是回答“系统力量是如何联结生活世界的”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现已形成的上下联结模式有三大特征，并内存治理优势：一是系统力量主动介入生活世界；二是直面有差异的具体个人；三是系统生活化要比群众政治化更为契合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实际运行。这些学术化概念的实际指涉与内容，在该书内有具体的说明。其大意是将民众所急之事、所难之事、所愁之事、所盼之事，通过基层政府的积极主动行为以及其与各社会组织和民众自身的“共建、共治”，在基层社区内得到有效的处理、解决（共享）。从“治效”的角度看，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比西式民主有效得多。说实在的，西式民主制度设计本身并不在于“治效”，而在于西方一再鼓吹的“政治合法性”，在于限制“行政权的集中”，即防止“行政集权”干坏事，然而，这样的政体也难以为民众办好事。中国的政治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中国的治理体系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方面我们已有成功的经验），又能“集中力量办小事”，即基层民众各种急难愁盼之事（分而言之皆是小事，合而言之便是大事）。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易，但集中力量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小事”更难。如何促使中国基层政府在对上负责的同时更多地对下负责，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办好（群众满意）而不办坏，这依然是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大问题。

希望回答当代中国治理问题，这是作者的宏愿；至于是否有效地回答了该问题，只有交给学术界同行与读者判断了。在我看来，具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和14亿多人口的超大型社会，各地区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且改革开放以来因市场化而形成的“社会”，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相区别的领域边界向来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领域处于急速变化之中。黑格尔有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密纳发的猫头鹰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之神），意思是只有当一个历史过程终结之后，才能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并获得对它的理解。如今，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迫使密纳发的猫头鹰在清晨就起飞，这对一切关注社会变革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勉为其难的努力。该书叙述宏阔，论述疏失甚至过于武断在所难免；至于“具象社会”与“抽象社会”之分、“框架性国家”与“榫卯结构”概念之用，或存商榷空间。若该书能引发学术界同行与读者的讨论与批评，我想这也是作者的期待。

曹锦清
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