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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随着各种文学理论教材的相继面世及壬戌学制对文学理论学科的进一步规范，以理论分析见长、可量化操作的现代体系型文学理论话语模式正式取代了传统文学理论评点感悟式的诗性话语模式，新的文学理论学科范式得以最终确立。作为一种知识/话语形式的文学理论，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学科范式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它经历了一个积累与飞跃、渐进和革命交互进行的过程，这是库恩的范式理论给我们的启示。这里，笔者以1912—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行的“壬子癸丑学制”为分析个案，从文学理论双重合法性身份的确认、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的确立以及文学理论学科范式变革阶段的不成熟表现等方面，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成熟的学科范式建立之前的成功探索与不成熟表现。
1912年（农历壬子）7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重点讨论了学制问题，并于同年9月公布了《学校系统令》。接着到1913年（农历癸丑）初，教育部又陆续颁布《大学令》《大学规程》《中学校课程标准》《师范学校课程标准》《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任务、目的、课程设置、教学设备、入学条件、教员任用等方面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学校教育系统，史称“壬子癸丑学制”。在《大学令》中，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完成了从传统“四部之学”到现代“七科分学”的转变。1913年1月颁布的《大学规程》，对学科设置进行了更具体的说明。19世纪后期，近代西方的分科观念和分科方法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传统“经史子集”知识划分体系与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关系。从清末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对中国现有学科划分的初步探索
开始，到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西方近代的分科观念在清末民初中国的学制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贯彻，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以“七科分学”的学科划分体系
得到了最终确立，这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在形式上完全被纳入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之中，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划分格局在近代中国基本形成。“文学概论”科目在这一新的知识格局中的首次明确亮相，则表征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合法性位置得到了正式确认。而文学理论与教育制度的结合，知识借助于国家政权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并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则标志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身份得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
文学理论作为现代学科划分格局中的一种知识形式，是在一个与其他知识形式的不断区分与差异认知之中被表述出来的。在1913年1月1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令第一号公布的《大学规程》第二章之“学科及科目·文学门”中，梵、英、法、德、俄、意等文学类和言语学类中均开设有“文学概论”课程，这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重要的科目首次出现在大学文学科的课程设置之中，其合法性位置在现代分科观念支配下的现代知识系谱中首次得到了明确确认。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文学概论”通过与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包括文法要略）、美学概论、哲学概论、伦理学概论、史学概论、社会学原理、外国史等科目的并列设置
，清除了作为文学概论科目雏形的“文学研究法”在清末癸卯学制中杂糅的言语学、文学史、文法学等内容，同时，在与美学、哲学、修辞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临近学科的差异对比中，表明文学理论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学科意识。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图景中位置的确立，使其开始逐渐挣脱传统以感悟见长的评点式理论范式，向以分析见长的现代体系型文学理论学科范式迈进。
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新时代的起点，如何重新规划文学理论学科的面貌，如何运用文学理论特有的宣讲方式来叙说新制度和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了重建文学理论话语所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重建新的文学理论话语的同时，历史的机遇使得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再次
与学制改革联系到了一起。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使得文学理论借助国家政权并以制度的形式得到确立。正如福柯所说，“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
。文学理论话语与教育制度的结合，使得文学理论话语在言说与被接受的过程中，言述传递的就不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在与政治话语言说的共谋中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形式，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身份正式得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
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的首次明确亮相以及与哲学、美学、修辞学等临近科目的并列设置，既表明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确立，也表明文学理论开始有了明确而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文学理论借助国家权威以学校教育制度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颁发推行，则使其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意味，这既使文学理论得以借助国家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并很快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同时也为以后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媾和共谋埋下了隐患。在常态范式确立期间这一“反常与危机”阶段，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身份得到现代知识秩序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认可，这为文学理论向新的范式转型创造了条件，为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合法性与制度性保证。
如果说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合法性身份的确认，为文学理论的现代生产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那么，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被规定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遍开设和专门性讲授，则标志着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的基本确立。这里的“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主要指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形成的“普及化/专门化”的现代生产传播模式以及与对学生成绩的考察、教材的审定等相联系的现代教育评价模式。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的初步构建，打破了晚清时期文学理论主要借助现代报刊（尤其是文学杂志与文艺副刊）进行生产和传播的单一模式，为文学理论这一知识形式的生产、传播开通了一个新的渠道；同时，文学理论进入高等学府的课堂，获得了一个特定的生存空间，使得“文学理论生产场”在文学创作与理论生产的空间中得到孕育，也使人们把文学理论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和研究成为可能。
科举制度的废除，尤其是中华民国的建立，为新式学堂在清末民初更广泛的普及创造了条件。文学理论借助新式学堂的现代教学模式和现代学制改革，逐渐摆脱了清末主要借助文学报刊进行运作的单一模式，开始步入以文艺报刊和以新式学堂为生产传播空间的双重运行模式并存的阶段。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文学理论科目被规定在从中学到大学、从初级师范到高等师范的各级各类学堂中普遍开设，使得作为新的知识形式的文学理论开始借助国家制度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学校进行专门性讲授。1913年3月1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令第十六号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规定在外国语科第四学年开设“文学要略”课程
，这是文学理论课程首次以法令规定的形式在中学课堂开设。同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令第十五号公布的《师范学校课程标准》，规定本科第一部第四学年英语科开设“文学要略”课程
，这是文学理论课程在师范类学校的首次亮相。在同年3月27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令第二十七号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之“预科教学”中，则有“国文部及英语部之预科，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的说明。
在《大学规程》中，除国文学门外，其他七门均开设有“文学概论”课程。
文学理论课程在学制中被规定从初级师范学校到高等师范学校，从中学到大学普遍开设，使得文学理论从借助报刊的单一生产和传播模式向与在大中院校进行普及化/专门化知识传授的学校教育模式并存的阶段过渡，为文学理论知识的现代生产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知识流通渠道，这为20世纪20年代大量文学理论教材的涌现创造了条件，同时开启了50年代以后课堂讲授运行模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先声。
尽管壬子癸丑学制已经为“文学概论”课程在中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大学课堂的开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在1917年之前，“文学概论”课程并没有真正进入课程教学之中。从1917年起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17年，刘永济任长沙明德中学国文教员，讲授文学概论，其所使用的讲义，1922年4月由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出版。在大学课堂，1917年也是一个标志性年份。是年，有着“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之誉的姚永朴离开北大，随其北大生涯一同结束的还有“文学研究法”这门课程。也正是在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主持北大改革。在革新的北大课程中，文学门的课程分通科和专科，其中，通科的课程首列“文学概论”。1917年12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第十五号公布《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必修课程中明确列有“文学概论”课程，且排列在第一位，与之同时为必修课程的还有“文史学”“文字学”和“中国文学史”等。
1917年12月9日及11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文科改订课程会议议决案修正》，重复了上述课程安排。
191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三十五号公布的《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之中国文学门课程设置中，“文学概论”仍作为必修课程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美学概论”“哲学概论”和“言语学概论”等课程并列。
1918年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三十八号公布的《文本科第二学期课程表》和1918年4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百零九号刊登的《文本科第三学期课程表》显示，中国文学门一年级学生开设有“中国文学概论”课程，每周授课时数为三单位时，授课教员为黄季刚。1920年对于“文学概论”来说是继1904年、1913年、1917年之后的又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鲁迅以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理论
；另据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记载，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
；到1922年5月，北京大学正式聘请张黄担任文学概论以及戏剧论等课程
。1920年7月12日至8月21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第一届暑期学校，其间留美归国的梅光迪（美国西北大学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同时开设的课程还有“西洋戏剧”“近世西洋短篇小说”“近代西洋文豪”）。
据《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暑期学校一览》记载，梅光迪先生当年开设的“文学概论”课程为“一学分，每周三小时，本学程征集中西言文学者之理论，以明文学真谛，修习者须于中国文学有根底，其能阅英文文学参考书者尤佳”
。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在《办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科报告》中说：“教员不备讲义者，由校派速记员临时记下，付印分给。”
在《暑期学校及本校服务员一览》中，杨寿增、欧梁为被指定记录梅光迪“文学概论”的“笔记学程者”。
2008年9月，新疆学者傅宏星在南通图书馆发现了由杨寿增和欧梁记录的梅光迪的《文学概论讲义》油印讲义。1920年，梅光迪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并开设“文学概论”课程，以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作为教材。笔者虽然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资料显示文学理论课程在当时更多的大中学校课堂教学中得到开设，但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在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科设计中，“文学概论”作为一年级的基础课程和必修课程已经得到了当时学人的认可并在大学课堂进行了专门性的讲授。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和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把“文学概论”课程纳入当时的学科格局中并作为专业必修课程进行讲授，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文学理论的现代运行模式还包括在教学上对学生的考核和教科书的审定等教育评价方面的内容。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学生的考核主要表现为学生成绩及试验事项两个方面。《大学令》规定大学设立教授会，“负责审议学生的学科课程和学生试验事项”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规定学生只要“修业期满，试验及格”，即可“授以毕业证书，得称学士”
。在教科书审定上，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有《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规定中学校和师范学校“编辑教科用图书，应依据《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同时在教科书出版之前，应“将印本或稿本呈请教育部审定”。对于已经审定的图书，教育部将“送登政府公报，宣布其书名、册书、定价及某种学校所用，并发行之年月日、编辑人发行人之姓名等”
。对学生的考核和对教科书的审定，使得学校教学进入规范化和有序化运作，从而为文学理论的规范性生产和传播提供了保证。
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在学制中的初步构建，使得新的“文学理论生产场”在民国初期基本形成，这为文学理论学科向新的范型转换提供了崭新的生产、传播、评价模式。自此，文学理论被作为一种专门性的知识进行讲授和研究开始成为可能。
文学理论双重合法性身份得到认可，文学理论现代学校式运行模式得以基本确立，这对处于范式变革阶段的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是具有奠基意义的。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我们知道，学科范式的变革阶段是一个反常与危机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新旧事物并存交织，而旧事物中又孕育着新的事物。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呱呱落地之际，在某些方面的不成熟表现，显然是文学理论学科初建时期的一道特殊风景，正是从这道风景中，我们才看到了文学理论在摆脱旧范式、重建新范式过程中的艰难蜕变。大致说来，文学理论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概论”这一新式命名与“文学研究法”这一旧名称在学制中并存；二是文学理论在学科命名上呈现出含混性特征；三是文学理论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笔者下面逐一作简单分析。
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文科大学下设的文学门分为八类，其中，在国文学类中开设有“文学研究法”科目，在其他七类中则开设“文学概论”科目。这里我们看到“文学研究法”与“文学概论”两种修辞方式在学制中并行不悖，在文学门下设门类中并列使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景观。“文学研究法”与“文学概论”两种修辞方式在学制中的并列使用，反映出当时新生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近代西方的学科划分观念的认同以及对“文学概论”科目的接受；同时，也表明传统的思想观念并没有随着新国家政权的建立而消除，相反，在中国这样一个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旧式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在保持传统知识的国文学类中，“文学研究法”仍然执拗地占据着首要而基础性的地位。在学科的命名上，文学理论在1913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和《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采用的名称是“文学要略”，而在《大学规程》之“文学门”和《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之“国文部”和“英语部”的预科中使用的名称则是“文学概论”。文学理论具有“文学概论”与“文学要略”两个名称，这表明当时在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命名上尚存有分歧。这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文学理论这一新生知识形式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新学科初建时期人们给新事物命名的焦虑感和惊喜感表现。新生的文学理论学科，面对庞大而复杂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从其诞生之初就依附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借助学校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及推广，这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由于其一开始就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捆绑到一起，这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形成有着推动和挤压的双向功能，既为20世纪20年代文学理论关注人生、道德、时代、国民性等内容开启了先声，也为3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长期与政治的媾和和共谋（对阶级性、党性、倾向性等的认同）埋下了隐患。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结合，是文学理论的大幸，也是文学理论的不幸。
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与哲学、美学、修辞学（文法要略）等科目的并列设置，既表明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确立，也表明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文学理论从借助报刊的单一生产传播模式到与在大中院校进行普及化/专门化知识传授的生产传播模式相并存，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现代知识运行模式，为以后文学理论在学校课堂进行专门性讲授这一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知识生产传播模式开启了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