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是分化的科学领域。我国古代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学术大致包括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系统之中。汉代以后，经学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并逐渐成为知识的主要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书籍的大量引介和分科观念传入中国，中国学者逐渐走出传统四部分类的知识系统框架，开始以近代西方的知识分类标准统摄学术，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进行重新分类和配置。近代西学分科系统以学科为划分标准，以考试、评分、书写为教育实践方式和教育评价机制，由相配套的学科规训制度而组建成以分科立学、分门设目、分目研读为分科原则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门类的知识体系。近代中国学界，按照西学分科原则，以学科为划分标准，以近代西方尤其是日本学制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知识系统进行重新分类和配置，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对中国现代学制影响深远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教育改革的呼声日高。在部分热心教育的汉族高层官员（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张之洞、礼部侍郎陈宝琛、工部侍郎孙家鼐、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和部分基督教传教士[如李佳白（Gilbert Reid）、狄考文（Calvin W.Mateer）等]的推动下，清廷开始推动兴办新学，参照西方学科体系重新进行知识分类。1896年，孙家鼐在《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主张“学问宜分科也”，在其所拟十科中，“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
。1898年，《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据称由梁启超拟订）建议开列“学生皆当通习”的“溥通学”十种，其中，“文学”位列第九。1898年之后，清廷多次派官员赴日本考察学务，考察内容包括大中小各级学校的学制、课程、考试办法等。同时，国内也出现介绍日本学制的刊物（如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
，自1901年起刊载了数十篇有关日本学校规程的文献）。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订并以朝廷名义颁布的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有系统的学制的肇始。在壬寅学制中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均开设有“文学科”。其中，《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置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等七科，而文学科又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目
，这是学制意义上我国近代最早的分科观念和文学课程。然而，由于制定仓促且本身存在不足，加上清廷内部的权力竞逐，壬寅学制未能付诸施行。尽管如此，借助于壬寅学制“大学堂章程”的不断修订，“分科观念”和“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日渐得到承认。
1903年，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统称为《奏定学堂章程》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因该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实施的全国性法定教育系统。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讲习所、译学馆、进士馆章程
及《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奖励章程》和《各学堂考试章程》等文件二十九件。其中与“分科立学”观念和文学学科相关的是《高等学堂章程》和《大学堂章程》。就像《学务纲要》中所说：“高等学堂、大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储养任用之人才。”《高等学堂章程》包括立学总义、学科程度、考录入学等五章共二十九节内容，学习年限为三年，“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学科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入经学科、政法科、商科的预备；第二类为入格致、工科、农科的预备；第三类为入医科的预备。”在这三个大类的课程中，又各分为“主课”和“通习课”两类。其中，“中国文学”课程在三大类别的“通习课”中均有开设。《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分为八科：一、经学科大学分十一门，各专一门，理学列为经学之一门。二、政法科大学分二门，各专一门。三、文学科大学分九门，各专一门。四、医科大学分二门，各专一门。五、格致科大学分六门，各专一门。六、农科大学分四门，各专一门。七、工科大学分九门，各专一门。八、商科大学分三门，各专一门。”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九门。这一设置尽管仍然保持了经学的尊崇地位，但文学科已从经学科中分列出来进行了单列。同时，《大学堂章程》具体规定了各分科大学所包括的学科门类及各学门课程的讲授内容、方法和时间量等。中国传统的经学、理学被置于经学科之下，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自然科学各学科被置于格致科中，史学、地理学、诸子学、词章学（改名为文学）被归置于文学科大学中，医科、工科、商科则纯粹是从西方移植来的近代知识分类科目。在癸卯学制中，对学科进行了分门别类，大学分科（八科）、科下分门（四十六门）、门下设目，各学科被安排到以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为标准建构的新知识系统之中，学科建设初具近代学科体制之模型，新型知识系统的面貌基本呈现。癸卯学制作为我国近代第一项由国家颁布并施行全国的学校教育制度，第一次系统地引入了西方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和分科立学的观念，把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史部、子部、集部纳入文学科大学之下，促进了学校课程布局和教学内容的变革，标志着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专业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初步形成。
与壬寅学制中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相比，《奏定学堂章程》不仅突出了文学科的设置，更以西式的“文学分门别类研究”取代了传统的“文章流别”。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分为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等九门
，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科目分为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
文学科大学去掉了壬寅学制中经学、理学、掌故学等科目，增设了地理学，保留了史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及诸子学的部分内容。虽然中国文学门仍然是保持传统知识系统和“中学之体”观念的重要方式，新学制系统蕴含的仍然是史地文杂糅的大文学观念，但在中国文学门下设的科目中，文史哲不分的混沌状态已经得到了根本改观，文学已经从壬寅学制宽泛的大文学观念中独立了出来。虽然主课科目中仍然设置有“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传记和杂史属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中的史部，诸子属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中的子部）等课程，但位居主课之末，且在三个学年中总授课钟点数最少；“周秦传记杂史”所列举的《左传》（属四库全书经部之春秋类）、《战国策》（属四库全书史部之杂史类）、《吴越春秋》（属四库全书史部之载记类）、《东观汉记》（汉代刘珍等撰，属四库全书史部之别史类）、《水经注》（属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之河渠之属）、《洛阳伽蓝记》（属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之古迹之属）等书籍多文学色彩相当浓厚，且讲授说明亦强调“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
。对周秦传记杂史的研读，一方面是作为学习“历代文章流别”和“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等课程的辅助课而设置的，其主要功能是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一种背景资料；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为史而读史”设置的，在阅读或研究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可以获取更多的文学涵养。对周秦诸子的研究也不再是从哲学或政治等角度而是从“论其文”的角度来切入文学作品的。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中国文学学科伴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从传统经史子集文史哲不分的大文学观念中独立出来并向具有现代分科性质的文学学科转变。“中国文学门的主课科目”近似于今天中文系的专业必修课，“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和其他的补助课则近似于今天的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限选课。“文学研究法”类似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历代文章流别”“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类似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史和与文学史配套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古人论文要言”类似于今天的文学批评或文学批评史，“说文学”和“音韵学”则类似于今天的包括文字、声韵、训诂在内的语言学课程。至此，今天大学中文系“文学语言”二元互分格局在癸卯学制的“中国文学门”中已初显端倪，“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构筑的文学学科“三位一体式”结构框架也已初具规模，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在癸卯学制中均已开始萌芽。在传统知识系统裂变转型的过程中，各门学科的学科品质渐趋明朗，学科规模渐成气候，作为文学科二级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开始从“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浑融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逐渐摆脱对传统经史子集知识系统的附属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依附地位而走向自立，开始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品格风貌。癸卯学制的颁行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知识生产空间。在癸卯学制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知识谱系学中的位置得到了最初确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雏形的“文学研究法”，不仅位居主课科目之首，而且在主课课程三年的授课钟点数中也是最多的。可以说，“文学研究法”课程的设置，标示出晚清知识界意识到：在文学研究领域，需要一门统摄性的学科去总结文学的基本规律，为具体的文学研究确定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判断标准。下面着重对“文学研究法”的授课说明做出个案分析，从而说明其在哪些方面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总体风貌，在何种意义上形成并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品格。《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列出的四十一条研究文学之要义，可以说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品格的总体把握和对学科方向的整体规划。这里分列如下并做细读分析。
第一条，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第二条，古今音韵之变迁；第三条，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
此三条原则从字体、字音、字义的历时变迁来研究文学：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以文字为文学最基本材料的观念，又显示出近代中国学者对传统目录学的认同（与《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文字、音韵、训诂三部分相对应）；既从“言”这一微观机制层面来探讨文学的发展，又注重对“言”在历时层面上的考察；既与中外文学作品层次论（“言”“象”“意”或文学语言层、文学形象层、文学意蕴层三层次论）中从最微观的“言”之层面来分析文学文本的策略相契合，又与中国古典传统中“文由积字而成”的观念密切相关，同时也透露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具有文学本体论命题的最初萌芽。
第五条，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条，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
这两条是从文学创作的层面对文学的探讨。从第五条看出，创作要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和趣味，从其心性出发，并最终通过言辞表达出来，是一个“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心而言于形”的创作过程的论述。第六条之“言有物”是说写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写文章要有条理、有顺序、有层次、有技巧，也要体现出对形式美的追求；“言有章”是说写文章要有章法。“言有序、言有章”深刻揭示了汉语语法主要依靠语序来表达语法意义和语法关系的特点，反映出明确的语法观念。此两条原则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文学进行规范，强调文学创作要发之于心然后形之于言，既要注重内容又要注重形式，已然触及文学创作论的核心。
第七条，群经文体；第八条，周秦传记、杂史文体；第九条，周秦诸子文体；第十条，史汉三国四史文体；第十一条，诸史文体；第十二条，汉魏文体；第十三条，南北朝至隋文体；第十四条，唐宋至今文体；第二十二条，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与古文不同之处；第二十三条，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用。
这里的十条，基本是从文学文体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的形态分析。例如第七条到第十四条既按照经、史、子等类型对文体进行分类（因文章须辨体明用），又从文体历时发展的角度来考辨文体（因学史须以时代为次）；第二十二、第二十三两条则从文学体裁和文学表现内容的角度来分析文体。从文体的不同角度对文学作品形态的分析，显示了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发达。虽然在文体的区分归类和形态分析上，尚显粗糙，尚待完善，但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体论观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二十四条，东文文法；第二十五条，泰西各国文法；第二十六条，西人专门之学皆有专门之文字，与汉艺术志学出于官同意。
这三条从西方文法的角度对文学做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采用了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十七条，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第二十八条，文学与国家之关系；第二十九条，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第三十条，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第三十一条，文学与外交之关系；第三十二条，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通汉学者笔述较易）；第三十三条，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
这里的七条通过文学与人事世道、国家、地理、世界考古、外交、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世事等的关系，规划了文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图景，重视外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是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与从语言、文体、文法等着手的内部研究方法相对应，在方法论上显示出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态势。
第四条，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
；第十五条，骈散古合今分之渐；第十六条，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第十七条，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第十八条，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区别；第十九条，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第二十条，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第二十一条，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第三十四条，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如隋胜陈、唐胜隋、北宋胜晚唐、元初胜宋末之类，宜多读盛世之文以正体格）；第三十五条，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忠厚正直者为有德，宜多读有德之文以养德性）；第三十六条，有实与无实之别（经济有效者为有实，宜多读有实之文以增才识）；第三十七条，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根柢经史、博识多闻者为有学，宜多读有学之文以厚气力）；第三十八条，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第三十九条，文章习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第四十条，六朝、南宋溺于好文之害；第四十一条，翻译外国书籍函牍文字中文不深之害。
这里的十六条对文学的发展规律、作品的价值评判和读者的阅读方法做了归纳。在文学发展规律上，认为治化之文与词章之文的合分演变，形成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为文风气，认为骈散古合今分，而骈文又有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在文学价值评判上，认为文章出于经史子三部可名家，而出于集不可名家；认为文章有体裁之别，有古今之别，有开国与末造之别，有有德与无德之别，有有实与无实之别，有有学与无学之别；同时反对文学中的险怪、纤佻、虚诞、狂放、驳杂、空疏、好文、文不深等弊病，避免文学在形式上流于华丽藻饰，在内容上流于空洞肤浅。在指导阅读方面，认为宜多读盛世之文、有德之文、有实之文、有学之文，同时在专集与总集的选取上不可偏废。可以说，这里在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和读者接受论等方面的论述已相当完备。
在癸卯学制中，狭义的“文学学科”基本上形成了“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位一体”式的结构框架，“中国文学门”基本上构成了当今大学中文系以“文学/语言”为主要课程设置的二分格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也开始从原先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混沌胶合的状态中分离出来。通过上面对癸卯学制“文学研究法”课程说明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学研究法”不仅从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文体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读者接受论等角度全面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总体品格风貌，而且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与文学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又注重中西比较、古今并举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品格在癸卯学制中已经形成并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