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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是国家根据教育方针、政策，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任务、入学条件、培养目标、学习年限等方面所作的规定。学校的产生是学制形成的前提条件。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学校的萌芽。《周礼·春官·大司乐》注引董仲舒“成均，五帝之学”之说。“成均”是部落联盟时期实施乐教的地方，这里有专门从事“教”和受乐教之“学”的人，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学校的萌芽。到夏王朝时期，已经有“庠”“校”“序”等学校类型。对此，孟子曾解释道：“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西周时期，出现了较为完整的“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官办教育体系，当时的官办学校分为国学与乡学两个系统，均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教育内容。其中，国学为中央官学，设在天子和诸侯的都城，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级，15岁以下的男性贵族子弟在小学读书，年满15岁后到大学学习礼仪、音乐、射箭、骑马等各项技能；乡学为地方官学，指设立在乡遂的学校。此时已对不同类型的学校的教学任务、入学条件、培养目标等有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西周时期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学制系统。从西周到19世纪60年代之前，我国古代基本上一直沿用这一学制系统，总体变化不大。清代末年，面对“天朝上国”一次次在“夷人”面前受挫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封建官吏和士大夫深感学习西方的迫切需要。伴随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的一次次变革，我国的教育也在一次次的变革中实现着从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蜕变，近代学制也在这一次次的蜕变中逐渐建立起来。
在晚清政府进行的第一次改革洋务运动和随之而起的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近代教育迅速发展，各类原先教育体制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式学校（如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科学技术学堂等）逐渐流行起来。作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开端的洋务运动，不仅堂而皇之地引入“西学”，甚至将“西学”与“中学”同考，极大地动摇、冲击着传统教育制度。然而，由于洋务运动中新式学堂的设置几乎完全是根据需要临时奏请设立的，且在学制方面缺乏全面、统一的规划，没有任何系统性科研，从洋务教育诞生的第一天起，这种“突破”就存在巨大的先天缺陷。
由洋务运动肇始的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在戊戌变法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面对此严重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把教育提高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他们认为，“中国之大患，在教育不兴”
，“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
。因此，维新派主张必须实行变法，且变法必须先进行教育改革。为此，他们在教育宗旨、教育内容、学制建构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构想，比如，康有为曾建议要“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
，这极大地影响了清末民初的三次学制变革；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包括不同学习年限（8年小学、2年中学、4年大学），并对各级学校有着具体培养目标的学制蓝图。总体而言，尽管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维新派关于教育改革的美好愿望只得到了部分实现，但相较于洋务派的教育改革，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不仅在内容上更加全面，在学制上更加系统，在程度上更为深入，而且他们的教育改革措施均是由当时的皇帝以最高命令的形式在全国颁布推行的，也更具有权威性，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更为广泛和深刻。毫不夸张地说，戊戌变法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惊世骇俗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教育改革运动。
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的教育改革措施大多被废止了。然而，仅仅两年多之后，经历了“庚子国难”的清政府再次面临严峻考验。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朝廷保守派主动改革，推行“清末新政”。这次新政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不仅包括在戊戌变法时期推行过但被清政府极力否定了的一些措施，也包括一些维新派尚未推行以及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尚不敢推行的措施，比如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等。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广泛、系统的改革，它彻底终结了封建教育制度，建立起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且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在内的颇为完整的教育系统，确立了近代以来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实质性推行的系统学制——“癸卯学制”，完成了由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正式确立。癸卯学制自1904年开始逐步在全国推行，尽管在辛亥革命后被废止，但它对旧中国的学制系统影响很大。无论是1912—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还是1922年的壬戌学制，实际上都是从癸卯学制演变而来的。20世纪前30年颁布的这三次学制，在分科立学过程中都涉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或学科雏形）的详细规定。在本章中，我们将从三次学制变革入手，对三次学制中与文学理论有密切关联的“文学研究法”“文学概论”“文学要略”“文学欣赏”等科目的具体设置、讲授内容、授课时数、教学说明、教学应注意之点、教科书审定等方面进行详细的个案解读，探讨学制变革与文学理论学科品格、范式变革、话语模式等之间的关系，分析文学理论学科化的教育制度基础，并试图揭示出文学理论是如何从癸卯学制中作为学科雏形的“文学研究法”，中经壬子癸丑学制中“文学研究法”与“文学概论”/“文学要略”并存，走向壬戌学制中“文学概论”课目学科化、话语专业化和教学规范化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