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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耀葵
摘要： 《革命之路》以20世纪年代中叶的美国社会为背景，中产阶级家庭生存状况为对象，对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的处境进行深入剖析，塑造了爱波在被压制的婚姻中追求自由、勇于革命的女性形象。本研究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从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选择三个维度解读女主人公爱波在父权制社会下，受到来自社会、家庭与社区伦理环境压制，从迷失自我到否定自我最后找寻自我的心路历程，以及在顽强的抗争中做出了具有“革命性”的伦理选择，以期揭示作者耶茨通过文学作品传递的伦理道德启示和提倡的理想婚姻伦理道德观。
关键词： 《革命之路》；文学伦理学；伦理困境；伦理选择
《革命之路》（ Revolutionary Road ）是作为美国“焦虑时代”最伟大作家之一的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于19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称为“我们这一代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美国“焦虑时代”的作家，耶茨巧妙地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困境为焦点，描绘人物的日常生活境遇，并折射出美国战后社会的混乱与危机。《革命之路》并非如字面意义那样指政治或暴力革命事件，而是指小说主角弗兰克和爱波夫妇的居住地，也是爱波关于婚姻的一场革命和逃离之路，因此“革命之路”有双关之用。具有“革命”精神的爱波所走的“革命之路”是试图逃离压抑和枯燥的婚姻生活，前往巴黎寻求解放和自由。
国外学界对《革命之路》的研究较早于国内，从性别空间角度分析《革命之路》中的“郊区男性气质”的建构与意义（Moreno 2003：5）。Richardson（2010：6）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阐释男性与女性是由具有等级差异的社会权力关系构建的社会身份。国内学界对《革命之路》的研究日趋丰富，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对《革命之路》的女性角色处于“他者”地位进行剖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进行反思（王晓文 2010；屠献芳 2011；王杨琴 2015；李静 2015；韦杰 2020）；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对《革命之路》男性角色被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机制异化进行批判（盛钰 2018：118）；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爱波荒诞的行为及原因（潘晓燕 2012：5）。然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对《革命之路》的研究还未得到足够关注。
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重回美国20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的历史伦理现场，分析《革命之路》女主人公爱波所处的社会、家庭和社区伦理环境对其伦理身份建构的影响，面临父权制带来的伦理困境和做出的伦理选择，探讨作者耶茨对待传统父权社会、婚姻和家庭伦理的质疑，给予读者在婚姻伦理道德层面的多重启迪，为《革命之路》的伦理研究拓宽新的视角。
文学伦理学批评尤其注重对文学伦理环境的分析，主张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伦理现场，站在特定历史背景和伦理环境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探讨文学作品中影响人物命运和导致社会事件的伦理因素（聂珍钊2010：14）。耶茨在《革命之路》中构建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家庭所面临的伦理世界，回归《革命之路》所呈现的伦理语境和伦理现场可以发现，小说主人公爱波的行为和选择是受到社会、家庭和社区伦理环境交织影响的结果，爱波的命运紧密地呼应着美国20世纪60年代所折射出的伦理环境。
《革命之路》创作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是美国战后作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头号强国的黄金时期。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主义悄然在美国社会盛行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美国民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金钱变得比人性更重要，家庭纽带关系被逐渐淡化。随后美国社会所爆发的民权、反战和女权运动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革命之路》中，耶茨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为背景，精心建构了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伦理环境。回归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探讨当时的美国社会环境造成了怎样的伦理混乱，以及伦理环境如何驱使惠勒夫妇做出违背伦理身份的伦理选择。
首先，伦理环境混乱主要体现在失序的伦理环境导致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异化。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斯诺克大楼里，员工们除了每天领取支票外手指头也懒得动弹，到银行排队领取薪水时却像贪婪的猪等待着奶头，排起长队时要避免互相拥挤，怕别人看到支票的金额”“弗兰克坐在工位仿佛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等待死亡的过程，在那一刻他仿佛步入了中年”（耶茨 2009：31）
通过对中产阶级工作、婚姻和生活的描写，耶茨鲜明地勾勒了美国社会追逐物质与金钱，将人性消磨殆尽，人们宛如螺丝钉一般在社会机器里机械地工作，只能依靠日复一日重复性的工作换取薪水，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被压制。其次，伦理的混乱也反映出当时的美国民众精神上的空虚。耶茨笔下的弗兰克作为广大中产阶级的缩影，白天在纽约高耸入云的楼宇里的狭小写字间里进行着机械式的工作，下班后通勤数小时回到位于郊区的家中回归乏味、枯燥、缺乏激情的家庭婚姻生活。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消磨着弗兰克对于工作、婚姻和家庭的热情，与年轻时充满激情与活力地前往西部探险和淘金的形象天差地别。以此洞见，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历史和社会的创伤记忆已经渗透至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强烈影响着传统的价值观。对金钱崇拜的社会风气日益蔓延，中产阶级男性被限制于狭小的工作隔间中，女性被限制于婚姻家庭中，精神世界的空虚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异化和亲情关系的疏离。
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开始在美国这个战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兴起。在这个过程中，妇女的独立性被唤醒，她们开始要求在高等教育、工作、婚姻和家庭中获得自由、平等和独立。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妇女能够离开家庭，接受高等教育并建立事业。然而，这种平等是表面的。女性受到来自于传统的男权社会施加的道德约束和压制，导致她们追求自我独立和发展的道路上仍然面临诸多困难。美国社会期望新一代女性是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并愿意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丈夫和孩子身上。
“哪怕在现实层面，这一选择无疑也极具诱惑力：对于她而言，作为一个刚刚从戏剧学校毕业，仅仅有些许表演天赋和激情的毕业生，无须陷入沮丧现实的无限循环，屈就于一份普通办公前台的兼职工作使她内心平静且不会觉得屈才”“我正在等待着弗兰克找到他真正喜欢的工作”。（耶茨 2009：46）
爱波是由于父母的意外结合才降临在这个世界上，这导致她的童年缺乏父母的教育与关怀。爱波的父母在她幼年时期选择离婚，使得爱波长期辗转寄居于各个亲戚篱下，长期饱受寄人篱下的滋味。爱波没有接受过来自父母言传身教的正确家庭伦理道德。在婚前，爱波孤独无依，缺乏家庭关爱，缺乏安全感，这为她之后在家庭婚姻中情感失调，最终酿成悲惨的伦理结局埋下伏笔。童年的家庭伦理环境使爱波的性格变得独立、高傲和坚忍。”
“她努力使自己慢下脚步，高昂着头，很正常的将毛衣系在腰间，即使路过教室有人从窗户伸出头来，也只会认为她在执行老师布置的正常差使”。（耶茨 2009：19）
学生时期的爱波经历了一次未曾预料的月经来潮，身上的裙子沾上了血渍，此时的爱波全然不顾周遭同学投来的惊讶目光和小声议论，她淡然地将毛衣系在腰部，离开教室，笃定地走在阳光普照的草坪，昂首挺胸地走回家，这暗示着爱波内心坚忍的反抗，以及坚毅的性格，为之后爱波“革命性”的伦理选择做好了铺垫。
当爱波和弗兰克将他们移居巴黎的计划兴奋地告知同社区最亲近的邻居坎贝尔夫妇时，坎贝尔夫妇展现出貌合神离的态度，即在当下表现出的是惊讶、艳羡、钦佩和祝福。
“啊？什么时候？怎么去？为什么要去？坎贝尔夫妇两张嘴像机关枪”，“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决定，我一定会很想念你们的。”（耶茨 2009：137）
在传统的婚姻伦理观念和认知的影响和熏陶下，邻居夫妇无法接受爱波追寻自由，突破桎梏的婚姻伦理选择，坎贝尔夫妇在背后对惠勒夫妇进行源源不断的质疑，呈现出恐惧、担忧、嘲讽的复杂心态。
“我认为他们的计划非常理想化且不诚实，哪有爱波外出赚钱养家的家庭分工呢？怎么会有男人厚着脸皮去接受这样一个幼稚的安排啊？”（耶茨 2009：138）
在文学文本中，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可以分为：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聂珍钊2014：50）。女主人公爱波具有妻子、母亲和业余演员三重伦理身份。然而，这些伦理身份全都从属于婚姻家庭而缺失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在家庭婚姻的桎梏中，爱波成为了丈夫的附属品并且压制了自我个性与发展，逐渐失去了个人事业与理想。伦理身份的多重性让爱波产生了伦理身份的认同危机，最终促成了她在面临伦理困境时的伦理选择。
“她似乎是在用自己的每一个神态和动作向弗兰克表明：她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而她对丈夫所要求的爱不过就是他能够偶尔修剪一下草地，而不是一天到晚蒙头大睡。”（耶茨 2009：41）
可以看出在当时，美国父权制的伦理道德规范压制下的已婚女性经历了自我的抽离和个体思想的束缚。女性试图借助婚姻突破阶层壁垒，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选择。长期受到父权制社会婚姻伦理环境的压制，大部分女性被认为只有在婚姻和家庭中才得以实现自身的价值，默认接受失去自我的伦理身份，自身的个性与理想被压制。而且所谓的女性“伦理价值”体现为她们对丈夫的依附与顺从和对孩子的抚育。
以贝蒂·弗里丹为代表的女性领袖掀起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在其《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概述了女性在工业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存处境，描绘了全职家庭的主妇备受禁锢的人物形象。（弗里丹 1988：46）但是当她们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不满足于相夫教子的生活，想要进入职场、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时，社会的伦理道德压制了已婚女性的追求独立的欲望和个性。贝蒂鼓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建立一番事业，激励女性摆脱在经济、情感和智力上对男性的依附。作为一名家庭主妇的爱波是女权运动的响应者，她开始探索自己的现实存在，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爱波开始以业余演员的身份参加柱冠剧团社舞台剧《化石森林》的演出，这标志着她的伦理身份开始发生转变。
“爱波煞白的脸色和红色眼眸闪烁着悲伤与失望的深情，当幕布缓缓降下，她向观众强装出一个假笑”。“镜子里那素面朝天的面容，暗淡消沉，没有一丝血色，看起来像四十多岁的人。”“孩子无法作为婚姻维系的牵挂，不能填补她空虚的灵魂与生活，家庭对她而言是贫瘠的荒漠”。（耶茨 2009：14）
由于话剧演出失败，爱波作为业余演员的演艺之梦破碎，像是松开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使得爱波刚刚燃起对生活的希望破灭，觉得自己又将与社区里的家庭妇女一样深陷家庭婚姻的泥潭之中。在心灵与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之后，爱波试图摆脱现在乏味的婚姻生活和伦理身份困境，开启追求独立女性身份的觉醒之路。
“弗兰克，你以为我会忘记你打了我一耳光吗？因为我说过我不会原谅你么？”“我知道我是你的良心和胆气，还有你的出气孔，就因为你已经牢牢地把我困在泥潭里了”（耶茨 2009：27）
受女性主义的影响，爱波意识到父权社会的家庭婚姻伦理对女性的束缚，她必须找到一条摆脱当前被压制的道路，确立女性自我意识，不再做男人的附属品。爱波开始追求独立女性的伦理身份，并有别于在父权制社会婚姻伦理关系中保持沉默的女性，爱波向弗兰克提出计划秋天移民去巴黎并提议由自己通过做速记员赚钱养家，丈夫弗兰克则可以有时间实现年轻时的梦想，重燃对生活的激情，实现伦理身份的转变。
“她精心规划着移居巴黎的工作生活计划，她计划着凭借打字和速写技能能够赚足一家人的生活开销，甚至还有余钱雇用钟点工在她上班时间照料孩子。”（耶茨 2009：51）
爱波自认为的完美计划却无意识地打破了父权社会男性的中心地位，超越了父权制社会的女性伦理身份，却遭到社区邻居表面的迎合和背地里的嘲讽。最初弗兰克对爱波的想法感到惊讶，并在爱波的强烈的说服和理想化的劝说下勉强同意接受了前往巴黎的提议。但当弗兰克得知自己即将得到升职机会，立即打消了去巴黎的念头。
爱波经历了话剧业余演员、家庭主妇和计划成为独立女性三重不同的伦理身份，可惜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爱波勇于跳出当前家庭婚姻的舒适区，前往巴黎实现人生价值的设想预示着爱波逐渐唤醒女性自我意识。但是当梦想破灭，爱波受到腹中胎儿的牵绊，无法逃离家庭婚姻的桎梏，而且无法回归之前麻木空洞的婚姻生活状态，爱波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坚韧的性格促使她义无反顾的走上了“革命之路”，最终选择以带有自杀性质的堕胎方式结束了生命。此时的爱波与伍尔芙一样，与自己的命运进行斗争。但是爱波与伍尔芙相似的悲剧性命运表明：女性在被压制的婚姻伦理环境中，无论选择顺从还是反抗，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顺从意味着女性放弃自我，反抗则意味着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伦理困境有多重表现形式，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聂珍钊 2014：258）。在《革命之路》中，弗兰克通过有意图地压制爱波在婚姻中不断觉醒的独立意识，使得他们陷入伦理选择两难境地。作为家庭主妇的爱波，在经历女性主义意识觉醒后，无法继续忍受单调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她想去巴黎做一名职业演员，这是她梦寐以求的职业，她想改变自己，实现经济和人格独立。正当爱波憧憬着巴黎生活之时，弗兰克意外获得晋升加薪的机会，颓废的弗兰克无法鼓起勇气拒绝这个机会，从对金钱至上社会的厌恶者到维护者的身份转变使得弗兰克对举家搬迁巴黎的态度发生转变。于是弗兰克抓住爱波意外怀孕的时机，准备通过孕育腹中胎儿为由劝说爱波延后甚至放弃移居巴黎的计划，以此来巩固其在家庭婚姻中的男性主导地位。然而，弗兰克还未搬出提前精心准备的劝说言辞就发现爱波偷藏计划用于堕胎的工具，这使得他瞬间感受到爱波私自做主的背叛与隐瞒，以及他的男权中心地位被蔑视。弗兰克被点燃了怒火：
“如果你那么去做，就是在对自己犯下罪行，不仅伤害了你自己的肉体，也伤害了我。”（耶茨 2009：13）
弗兰克企图利用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将爱波推入自责的旋涡，运用看似无可辩驳的男性话语给爱波造成思想混乱，让她感到流产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致使爱波处于两难的伦理困境。弗兰克用他在大学学到的生理知识，强行将堕胎与爱波的心理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堕胎是缺乏母性的体现，断定爱波童年缺乏母爱是导致她缺乏母性的根源。弗兰克炮制出各种理由说服爱波继续接受重复性的生活，并使其受到母性生育的束缚，而且意图让这种困境一直维持下去。爱波处于艰难的伦理困境之中——不“革命”，便在平庸中沉沦；“革命”，就必然有所牺牲。
聂珍钊指出，“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人物存在，就必然面临伦理选择的问题。伦理选择按照某种社会要求和道德规范进行选择，按照做人的道德目标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语境中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在教诲和学习过程中进行的”（聂珍钊 2020：75）。当爱波向弗兰克表明自己想要并按原计划前往巴黎时，弗兰克对爱波进行了父权制婚姻伦理道德的灌输以及精心组织的男性话语，劝诫爱波留下胎儿，放弃前往巴黎这一不切实际的幻想。爱波在沉默和顺从的表象之下仍然选择执著地反抗，弗兰克也察觉了爱波的无声对抗，“他赢得了胜利，却丝毫没有胜利者的感觉”（耶茨 2009：220）。爱波纵然选择对弗兰克缄默，表面应允了不再选择堕胎，愿意维持婚姻家庭现状，但心中并不放弃对自由和解放的执念。一方面，爱波选择与一直爱慕她的邻居谢普·坎贝尔发生性关系，这意味着爱波在父权制社会伦理道德和男权话语的压制的伦理困境中选择用身体出轨的方式进行“革命”，想要冲破父权制传统社会对于女性追求自我发展的压制，从而产生了与自己伦理身份相悖的伦理冲突。另一方面，爱波在家中继续扮演着遵守家庭伦理道德的家庭主妇角色，对弗兰克维持着表面的和谐关系，但是依旧进行着无声反抗。爱波变得冷酷、漠然与麻木，仿佛失去了喜怒哀乐的能力，甚至连弗兰克歇斯底里地向爱波坦白出轨情人莫莉，她也没有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内心毫无波澜，只是淡然地接受事实。然而看似平静、沉默的爱波背后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耶茨借助患有精神病的邻居约翰之口说出爱波“她不同于其他的女人，她性格要强，极具女性特质”（耶茨 2009：285）并且抨击弗兰克在即将搬迁巴黎之前的临阵退缩，“他只能在制造小孩的时候，才敢确认自己有一对睾丸。”（耶茨 2009：285）弗兰克作为男性的尊严被侮辱，一场激烈的争吵在弗兰克与爱波之间爆发。弗兰克嘶吼道，“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孩子打掉？你有机会做的。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祈求上天你已经把孩子打掉了”（耶茨 2009：289）。此时，爱波的女性意识彻底觉醒：依靠弗兰克这个虚伪的男人来改变自己的伦理困境，争取女性的自我独立是徒劳无功的，只有通过一场“革命”才能从婚姻的桎梏中解脱。爱波对自己面临的伦理困境逐渐清晰，也影响了她随后做出的伦理选择。
身处伦理困境之中，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都会影响伦理选择。当自由意志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们会丧失理性判断，按照原始冲动做出伦理选择，导致违反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规范。理性意志是社会规范约束力量的体现，受理性意志的主导，人们按照社会道德伦理规约，遵循公序良俗，自我约束其行为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相一致。
“她再也不需要更多的建议和指导。她现在平和、冷静，她清楚地意识到一件很久以来她就知道的事实：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件真正忠于自己内心的事情，那么往往只能一个人独自去做。”（耶茨 2009：284）
很显然爱波在面临伦理困境时选择了听从自由意志。当弗兰克以留下爱波腹中的胎儿为由宣布巴黎计划的终结，将维持之前的婚姻生活状态，延续空洞的中产阶级生活之时，爱波最终听从内心的自由意志，不再将生活的憧憬寄托于男人，并预谋着一场“革命”。在一个清晨，爱波一如常态面带微笑地送弗兰克出门，将孩子送到邻居吉文斯太太家照顾后，她冷静地拿出事先准备的堕胎工具，毫无波澜地在浴室进行了“自杀式”流产行为，坚定地做出了女性独立、自主的伦理选择，将自己从女性生育的束缚和家庭伦理环境的压制中解放出来，即使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面对来自父权制社会、家庭和婚姻的伦理环境压制，爱波用“自杀式”流产的伦理选择宣告了一场女性追求自由和独立的“革命”，爱波的“革命之路”是如此悲壮和勇敢，展现出女性解放的新生力量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抗。
《革命之路》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追求自我时所面临的伦理困境。爱波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身份的确立和追求女性独立的道路上面临着来自社会、家庭和社区的社会伦理困境。从被压制到无声反抗，最后彻底觉醒，坚定地走上了对于家庭婚姻的“革命之路”，跟随自由意志，做出了“革命性”伦理选择。耶茨对于爱波选择的“革命之路”和心路历程的细腻描写表达了对于20世纪中叶美国父权制社会冷漠的婚姻伦理关系的斥责。爱波做出身体出轨和“自杀式”流产的伦理选择，颠覆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纯洁的要求，违背了道德伦理规约，对父权制社会婚姻伦理进行了无声控诉。爱波勇于在被压制的婚姻关系中进行反抗和革命的行为体现了耶茨鼓励女性追求独立和谋求发展的美好愿景，同时反映了耶茨主张互相关爱、尊重和自由平等的婚姻伦理观：女性要想在父权制社会追求自我发展，需要实现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独立，对自我的价值有清晰的认知并积极寻求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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