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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怡雯
摘要： 《星际战争》中威尔斯通过描写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分析对比火星人的非人伦理法则以及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人类伦理法则。拥有先进科技的火星人遵循弱肉强食的非人类伦理法则，而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人类虽然技术落后，但却在面对灾难时体现了关爱相守的人类伦理法则。前者使得火星人最终被细菌所打败，而后者让人类得以幸存、社会得以延续。两种结局的强烈对比传达出威尔斯对未来伦理秩序建立的警示：进入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人类必须避免被冷漠的科技理性思维所禁锢而遵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成员之间要构建互相关爱、共同协作的关系，建立充满温情与人性的伦理秩序。
关键词： 威尔斯；《星际战争》；伦理秩序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被誉为“科幻界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科幻小说为读者描绘了未来科学世界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中，他叙述了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对科学未来发展的担忧是与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交织在一起的”（刘熊 2011：84–87）意识使得威尔斯创作的科幻小说往往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而他本人也被冠以“预言家”的称号。《星际战争》是威尔斯于1897年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故事讲述了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成为世界霸主的19世纪末，火星人从天而降，带着先进科技武器入侵地球。面对火星人强大的攻势，人类几乎毫无抵抗之力，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然而，正当人类以为火星人即将要完全占领地球而陷入悲痛绝望之时，火星人却被地球上最低等、最微不足道的生物——细菌打败了。作为威尔斯科幻小说的又一力作，《星际战争》包含了他对人类与科技关系的思考，传达了他对人类先时与未来社会的担忧。目前国内外对于这部小说的解读主要从科技与人类的异化、道德范围以及对人类文明前景的启示等角度来切入，几乎无人对其中涉及的伦理法则问题进行剖析。但事实上，威尔斯在《星际战争》中探讨了以下问题：火星人的非人伦理法则与主人公的人类伦理法则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两种伦理法则之间有何区别？面对科技发展的未来，人类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法则？因此，本文将从伦理的角度切入，分别探讨火星人和以小说主人公为代表的两种伦理范式，从而解读威尔斯通过小说传达出的关于人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应建立何种伦理秩序来维护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预想，以期丰富对《星际战争》的伦理研究。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中，认为伦理“主要指社会体系以及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在现代观念中，伦理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聂珍钊 2010：12–22）《星际战争》描写了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战争，但实际上，小说反映了火星人与人类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和各自所遵循的伦理法则。“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伦理意识”（聂珍钊 2010：12–22）。科技水平远超人类的火星人在进化过程中丧失了人的外形，而变得形如怪兽。与此同时，火星人在与人类的科技战争中被侵略、霸权的自我欲望所控制，丧失了人的理性，从而导致其缺失了人性的伦理意识。“一个人一旦听凭原始本能的驱使，在理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道德规范就会被摧毁，人又将回到兽的时代，这不仅不是人性的解放，而是人性的迷失”（聂珍钊2010：12–22）。在非理性、残酷的兽性本能的驱动下，火星人对地球和人类乃至其族内同胞所做的一切都是与人性的伦理法则相悖的。
在小说的描写中，火星人的战斗力极强，他们凭借能够发射出热线的现代化战斗武器横扫地球。面对火星人强大的攻势，人类毫无抵抗之力。“赫胥黎抵制斗争的生存论，认为物种的进化及人类的发展需要一种合作的道德伦理的进化来使尽可能多的人生存下来，而斯宾塞恰恰相反，他坚定地认为人类不可能逃出自然界要求的个体竞争的模型。实际上，斯宾塞认为人类不应该干预这个模型。干预的结果只会导致弱者的大量繁衍，而这反过来将导致整个种族质量的降低”（Steven 2009：4）。在《星际战争》中，火星人和人类二者实力的悬殊决定了人类作为智商和科技水平都远远落后的“弱者”应当被发展极为先进的火星人所消灭。事实上，火星人与人类的战争可被视为一场发展先进的外来民族对发展落后的地球原住民发动的殖民战争。火星人经过反复考察后，证实了地球是适合他们生存繁衍的下一个完美家园。为了实现对地球这一片沃土的完全统治，并且预防人类的大量繁殖导致火星人种族整体质量的降低，火星人坚定地奉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对人类实施极端残酷的屠杀。从火星人对人类的暴虐行径和冷漠态度可以看出，善良、温情的人类道德伦理已经被弱肉强食的非人类伦理法则所取代而成为火星人社会内部认可和接受的伦理范式，从而约束并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在这样的伦理秩序下，火星人不会考虑人类作为弱者的意志，更不会为人类的悲惨遭遇产生怜悯、内疚等人性情感。
这种非人的伦理法则支配的除了火星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还有火星人种族内部的伦理关系。对于在战争中牺牲的同胞，火星人同样没有表现出伤心、悲痛的人类情感。相反，火星人将同胞的牺牲视为人类作为弱者对强者霸权的挑战、是对他们奉行的弱肉强食伦理法则的挑战。为了惩治人类、维护强者统治一切的伦理秩序，火星人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由此可见，火星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因子，不再具有人伦情感。他们的思想和意志完全被充满暴力与掠夺的兽性因子所控制，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与维护自己占领并统治地球的私欲、是在非人类的伦理法则支配下做出的行为选择。
由于火星人所处的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他们的生活极度依赖于科技发明与创造。火星人生活在机器内，他们的行动也依靠机器。在这样一个完全受科学与技术所裹挟着而运行的社会环境，火星人作为个体的欲望皆可以通过科技来实现，不再需要利用群体合作的力量。脱离了交往合作的人际环境，导致火星人人伦情感的缺失。“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人化的因素，当它脱离了伦理的约束，必然会走向异化”（于珊 2013：8）。当火星人带着他们先进的战斗机器入侵地球、大肆屠杀人类时，科技不再仅是一种工具，而成为火星人实现其统治欲望、任意操控人类与地球其他生物命运与生死的武器。科技的优势让火星人在战斗中无往不胜，使其更加沉溺在侵略欲望的疯狂中，从而完全丧失理性、漠视人伦道德。
“科学技术以及大机器的使用对人的主体性侵蚀，具有一般性。它在科学技术以及大机器的使用过程中，最初总是以对人的异化的形式出现。”（韩来平，陈璇 2022：99）在小说中，科技发展给火星人带来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火星人生理结构的异化。从外表来看，火星人的外貌已与人类相去甚远，硕大的脑袋和触须般的肢体组成了他们怪异的身体，而其他没有用的身体器官已经在进化中被去除或用机器来代替其功能。另一个层面的异化则体现在火星人伦理道德的非人化。“技术更加的本体化和根本化，技术的本质支配着科学，人和自然都为之利用，它支撑着现代发生的一切”（王格 2020：20）。科技支撑着火星人的社会，他们的生存生活无不依赖于他们所制造的机器。在火星人与科技的关系中，火星人是科技的绝对附庸，他们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却也在无形之中被技术支配和利用。科学和技术在火星人的广泛运用下，已从纯粹的工具延伸成为火星人称霸地球、实现独裁统治的武器。科技武器化的巨大威力让火星人陷入了占领地球的疯狂幻想，他们的人性成分完全丧失了，而被暴力的兽性和利益思维所支配。他们为了侵占地球而漠视人类甚至同胞的生死，严格遵守着弱肉强食的伦理法则。在这一法则下，火星人凭借科技力量的绝对优势，确立了自己在整个伦理世界中的霸主地位，拥有决定其他生物的生死、制定整个世界的法律和伦理秩序的权力。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韩来平，陈璇 2022：98）。在小说中可以看到，科技优势并没有能够帮助火星人长久维持他们在弱肉强食伦理秩序中的强者地位。科技异化导致火星人身体结构改变，他们无法像人类一样抵抗细菌的入侵，最终被地球上最微不足道、最低级的生物消灭了。这一刻，火星人的强者身份破灭了，他们所信奉的弱肉强食的伦理法则被彻底颠覆。而这一结局说明了伴随现代科技发展而来的一个伦理困境：人类一旦成为科技的奴隶而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理性，导致科技的使用超出伦理道德的范围、非人类的伦理法则被确立，科技带给整个世界的只会是不可逆转的毁灭与伤痛。在弱肉强食的伦理秩序下建立的霸权统治终会被颠覆，无法维护世界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威尔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类的不一定都是进步和繁荣，也会带来隐性的威胁。在他的科幻小说中，对科技进步带给人类未来发展的预测通常是笼罩着一种荒芜的气氛，所有的事物都营造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徐艺玮 2015：85–88）。在《星际战争》中，当人类面临生存的危机时，懦弱、冰冷、自私、贪婪等人性的弱点也显露无余。然而，故事主人公和其弟弟在身处险境之时，仍然不忘关心他人的生命安全、慷慨地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展现了人性中的温暖与关怀，他们所遵循的人类伦理法则与火星人的非人类伦理法则形成了鲜明对比。
“原始人类对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的认识，就是对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如何建立人类秩序的理解。这实质上就是人类最初的伦理观念”（聂珍钊 2010：12–22）。根据劳动起源说，劳动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而随着劳动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互相帮助、共同协作所带来的巨大好处，这种紧密关系的形成能够使得劳动效率大大提升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劳动中的合作关系逐渐发展为和谐友好的人际交往，并成为人类社会普遍认可并遵守的关爱相守的伦理法则。在小说中，当故事主人公带着妻子逃难时，他以“高价”两英镑向酒馆的老板租赁了一辆马车，并承诺半夜前必定亲自还给老板。在人类濒临灭绝的危急时刻，“马车”作为十分重要的逃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危机中人类生存的希望。主人公为借走了逃生工具而感到过意不去，因此他选择在金钱上补偿老板并做出亲自偿还的承诺。这说明主人公认为自己的行为尽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仍然导致他人的安危得不到保障。主人公具有善良的人性因子，因此这一举动对他来说违背了人伦道德，违反了关爱相守的伦理法则，导致他在良心与道德上备受煎熬。之后主人公冒着被火星人发现的生命危险将马车还给老板，却在途中发现酒馆老板已经在火星人的猛烈攻势下死去。那一刻，他的负罪感达到了顶点，他将老板的死归罪到自己身上。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对人类关爱合作道德的背离，而正是这一与人类伦理法则所不符的行为造成了他人生命的终结。作为一个具有理性并且一直自觉遵守和维护伦理秩序的人类，主人公的内心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谴责的旋涡中，受到震惊、悲痛、内疚、懊悔等多种消极情绪的折磨。
主人公代表着人类伦理秩序的坚定守卫者，为了维护彼此关怀、团结互助的道德伦理，也为了弥补自己良心上的过失，他在后面逃生过程中以更加坚决的意志遵守着这一人性的伦理法则。主人公先后偶遇了炮兵和牧师，在他们遭遇危险的紧要关头慷慨地与他们分享了避难场所和食物等。这体现了主人公对他人生命的关爱以及人性中的慈悲心和同理心。经过酒馆老板死亡的事件后，主人公对人类关爱相守的伦理法则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这一伦理道德的要求是得到人类社会的全体成员普遍认可并长期以来自觉遵守的，更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而对其的背离则会给人类带来惨痛的悲剧。正是对人类充满关怀的伦理法则的尊崇和善良的人性使主人公无私地帮助他人，为他人和自己争取了生存的机会。
在小说中，坚定地捍卫着包含温情和关怀的伦理秩序的除了主人公以外，还有他的弟弟。当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消息终于传到伦敦，主人公的弟弟也开始了逃生的旅程。途中，他与两个女人成为了旅伴。“他们的偶遇，其实是一段路见不平的故事”（陈胤全 2020：115）。当两个女人在逃生途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主人公的弟弟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帮助她们脱离了困境。正是由于主人公的弟弟同样坚定地信守着人类应当彼此关爱、团结互助的伦理原则，因此他无法对他人遭受的苦难视若无睹，而是勇敢地挺身而出、维护他人的安危。也正是因为他对这一人类伦理法则的信念的强大力量战胜了人性中自私、浅薄的一面，他并没有与趁火打劫的人同流合污，也没有成为冷眼旁观的众人中的一员。主人公的弟弟身上具有善良、慈悲的人性因子，这使他鄙视恃强凌弱的人和事。女人的马车在逃生途中被人趁乱抢走，这本质上是对人类关爱相守伦理秩序的破坏，造成了伦理混乱、给人类带来了危险。当主人公的弟弟遇见这样的情况时，他认为这违背了自己一直以来所遵守的伦理规范。对此，他感到十分愤怒，决心要给那些恃强凌弱的人一个教训，最后他成功抢回了马车，也成功维护了体现人类温情和关怀的伦理秩序。这样的情节安排暗含了作者对于人类在灾难面前丧失人性而互相倾轧的现象的讽刺，但作者也认为这种混乱的伦理秩序最终一定会被人类之间互帮互助产生的强大力量所战胜。
“人性指‘人区别于兽而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性，是人作为人而非兽存在的本质属性，因此人性就是人的本质。人性不是人的本能，而是人的道德属性，是决定人能够成为人的美德’”（王晓惠 2017：68–72）。人性作为一种道德属性，其内涵往往与人的善性、同理心相联系。在《星际战争》中，主人公和他的弟弟善良、温暖，他们富有正义感和同理心，关心他人安危，能够对他人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当灾难来临时，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保全自己和家人，而是尽自己的努力让其他人也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他们会为陌生人的无辜死去而感到悲伤，会和逃难的过路人分享狭小的藏身处和十分有限的食物，也会路遇不平而后出手帮助。主人公和他的弟弟遵循的是一种富有温情和人性的伦理秩序，在这一伦理秩序下，人具有人性，表现为人的善良，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一个伦理属性。人们始终将善作为为人处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种善最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的关爱、对整个社会的关怀。面对共同的挑战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帮助、共同协作，而非弱肉强食的对抗竞争关系。
“道德秩序也可称之为伦理秩序。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聂珍钊 2010：12–22）。威尔斯作为一名有预见性的科幻作家，他的作品包含了对未来科学世界的展望，而其中对于未来社会的描写实际上表达了他对人类科技发达社会的忧虑，他意在提醒人们不要被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便捷与美好蒙蔽了双眼，而要保持人的理性，警惕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包含了威尔斯对人类未来道德伦理的担忧，希望世人能够防患于未然。
《星际战争》中描写了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叙述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秩序：一种是火星人遵守的弱肉强食的伦理秩序，另一种是主人公遵守的富有伦理关怀的伦理秩序。小说中火星人和人类之间的战争，看似是两种不同物种争夺生存机会的竞争，但实际上是两种伦理秩序的博弈，胜利的那一方才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适应、能够促进美好生活实现的伦理秩序。掌握了最先进科技的火星人却陷入了科技发展的陷阱，在使用科技中逐渐丧失了人性，奉行着弱肉强食的非人类伦理法则，却最终遭到反噬。由此可见，火星人的非人伦理秩序是科技“异化”的后果，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崩溃。强者对弱者残酷压制、同类相互倾轧与残杀，社会成员缺乏对彼此的关爱，社会呈现一片冷漠、绝望的景象。与火星人形成对比的是，以主人公和他弟弟为代表的人类具有善的人性，富有同理心，遵循互相关爱、互帮互助、共同协作的伦理秩序，反对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具备这种品质的人类最终得以在灾难中幸存下来，恢复了社会秩序，人类世界也得以重建。从作者安排的结局来看，互相关怀的伦理秩序最终还是胜过了弱肉强食的伦理秩序。
文学伦理学“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聂珍钊 2010：12–22）。《星际战争》的创作背景是在19世纪的英国，得益于第一次科技革命，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但殖民的过程是充满血腥与残忍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在当地建立政权、掠夺资源，利用先进的武器强硬镇压当地原住民，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甚至造成了种族灭绝，小说中提到的塔斯马尼亚人便是一个例证。但英国殖民者对于残害人类同胞的行为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标榜自己是帮助当地人民摆脱落后生活、带来上帝福音的“救世主”。事实上，英国殖民者同样陷入了科技发展所导致的伦理困境，理所当然地认为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一方作为强者有责任推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向前发展，先进强大的后代必将取代落后衰弱的前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视弱者的意志，用战争和屠杀粗暴地推动社会的变革。但正如火星人的结局所示，弱肉强食秩序下建立的霸权始终不能长久，英国的霸主地位后来又被其他国家所取代了。
“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要研究虚拟化的社会，而且要对虚拟化的社会同现实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聂珍钊 2006）。威尔斯作为一名“预言性的作家”，他对于虚拟世界的想象和描写值得引起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思考和警醒，尤其是他对于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描写大多是负面的，毕竟人类对于科技进步的追求永无止境。通过对《星际战争》的分析，不难看出威尔斯是想借此为世人敲响警钟：人类不能只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繁荣与发展的一面，更要看到繁华掩盖下的危机涌动。当科技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人类的人性成分有可能随着四肢的解放而逐渐丧失，人类社会可能会出现自相残杀、人性淡漠等伦理危机，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结局。对于这一点，人类必须加以警醒。
《星际战争》通过描写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情节，展现了掌握先进科技的火星人却陷入科技“异化”所造成的伦理困境，遵从弱肉强食的非人类伦理法则而导致自我灭亡的结局。而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人类却能在困境中始终坚守关爱相守的伦理秩序，最终得以幸存，人类文明得以继续。“科学因人而产生，科学本身就是人类伦理选择的结果，人如何利用科学在本质上属于伦理问题”（王晓惠 2015：80–86）。在小说中，火星人与人类作为两个不同的种族，他们与科技关系的不同也将他们引向了截然相反的结局。火星人看似掌握了先进的科技，却在无意之中为技术和机器所操控而丧失了人的本性，走向毁灭。人类虽然被科技武器沉重打击，却能凭借人性伦理的温暖生存下来。小说将火星人与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人类作了对比：科技先进的火星人与科技落后的人类，火星人的非人类伦理法则和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人类伦理法则。通过对比，折射出威尔斯关于人类在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的未来应该如何构建社会关系的伦理表达：人类必须谨防变成科技的附庸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和理性，奉行冷漠、残酷的弱肉强食伦理法则。在掌握了先进科学与技术的情况下，人类社会仍要构建互相关爱帮助、共同协作的关系，建立充满温情与人性的伦理秩序。只有这样，才是人类社会延续与发展的终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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