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王雨洁
摘要： 《无声告白》是女作家伍绮诗所著的印有美籍华裔精神图腾的一部力作。小说以女主人公莉迪亚身亡之谜为焦点，描绘了跨族裔家庭中父母、兄妹以及社会伦理秩序对女主人公伦理身份建构的影响。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家庭与社会对莉迪亚伦理身份的期望是无法实现且相互矛盾的，这些期望导致了一系列伦理压力、伦理困境与伦理矛盾。莉迪亚的伦理身份建构总体是无力、无方向、无助的，她的伦理诉求也被迫“无声”，而最后做出自杀的伦理选择是莉迪亚一种强有力的“发声”。该作品传达了作者对不合理的家庭教育与美国社会具有种族、性别歧视的伦理秩序的控诉，因为它们阻碍了个体伦理身份的建构。
关键词： 伦理身份建构；伦理压力；伦理困境；伦理矛盾；《无声告白》
伍绮诗作为继谭恩美后又一位惊艳欧美文坛的华裔女作家，其小说处女作《无声告白》（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一经出版便广受青睐，勇夺2014年亚马逊最佳图书奖。《赫芬顿邮报》认为：“该作品的观察与洞见像社会学家一样犀利”。该小说围绕女主人公莉迪亚的身亡之谜，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小镇上一出跨族婚姻家庭的悲剧，堪称又一部印有美籍华裔精神图腾的力作。当前，国内学界主要从创伤理论、文化身份等视角解读该小说，主要的研究聚焦于“中美文化差异与反思”（陈韩、韦虹 2022：89），或认为“其悲剧的产生以原生家庭创伤为根源”（莫银丽 2020：136），忽视了作品对未成年人伦理身份建构问题的探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伦理压力、伦理矛盾以及宏观的社会伦理秩序与个人伦理身份意识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视角，先分析莉迪亚在家庭成员和社会秩序对其伦理身份过限的期望下承受的压力，到她在互相矛盾的期望下陷入的伦理两难境地，再到她在伦理身份建构过程中遭遇的伦理矛盾，最后到小说作者借莉迪亚之死发出的伦理诉求的强音。本文通过对主人公伦理身份建构失败前因后果的阐述，探讨作品传达的对不合理的跨族裔家庭教育与美国社会伦理秩序的控诉与启发，为新千年来美籍华裔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伦理身份是伦理秩序在个体上的标记（聂珍钊 2014：263），而伦理秩序是社会秩序合理化的表现，规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表面上，《无声告白》似乎讲述的是混血女孩莉迪亚在性别对立、种族歧视、学业压力、家庭失和等多重原因的作用下走向死亡的故事，但潜伏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其实是女主人公莉迪亚在成功建构伦理身份前遭受的一系列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伦理压力。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期望莉迪亚建构的伦理身份能迎合他们的标准，成为他们的“回声”，这形成了使她无法表达出真实心声的巨大伦理压力。小说中，家庭对莉迪亚伦理身份过限的期望尤为突出，而她有限的个人能力以及美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使这些期望无法实现，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伦理压力。
首先要明确，个体在建构属于自己的伦理身份之前已经存在伦理身份意识，而伦理身份意识趋向于遵从家庭、社会建立的伦理秩序，合理的伦理身份建构标准是个体学习的模板。而相较于迎合社会的期望，个体往往更为积极地迎合家庭中与自身关系尤为亲密的重要成员的期望。在《无声告白》中，母亲玛丽琳对女儿莉迪亚的伦理身份期望是未来的医生、独立女性、母亲的骄傲，而莉迪亚回应最为积极的也是母亲对她的期望。究其原因，母亲与莉迪亚的伦理关系最为紧密。母亲不仅仅与她朝夕相伴，甚至异化成了她唯一的朋友。而且莉迪亚错误地认为实现母亲前两种期望是实现最后一种期望的前提：她要留住母亲的爱，就要建构让母亲满意的伦理身份——女医生。于是她拼命学习，希望实现母亲对其职业的规划。这种奇怪的认知其实根源于母亲玛丽琳在莉迪亚幼年时的一次出走。那时，怀揣医生梦的玛丽琳无法与家庭主妇的命运和解而选择离家。当玛丽琳回归时，女儿莉迪亚欣喜若狂，同时她开始有意迎合母亲，她天真地认为母亲对她的种种要求是“一个承诺：明天她会陪在她的身边（伍绮诗 2015：146）。”即使莉迪亚后来发现自己很难达到母亲对自己学业的要求，她也选择了沉默地忍受。因为对母亲的爱，她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声音，只为能成为母亲失落医生梦的“回声”。哪怕她在迎合这种期望时陷入了长期的迷惘与痛苦，她也无意识反抗，因为她将其视为身为母亲女儿的必要义务。由此可见，当个体建构伦理身份时，亲子关系作为一种极其亲密的伦理关系，往往成为个体遵从的重要样本。而当“密不可分”的亲子关系中悄然夹带长辈对后辈伦理身份建构的过高期望时，其危险性常常难以被发现，而其影响又是深远持久的，久而久之，这些无法实现的期望催生了伦理压力。
本文所谓的伦理压力，指的是伦理层面上，压力源和压力反应共同构成的一种认知和行为体验过程。莉迪亚压力的源头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从莉迪亚的个人角度出发，她的能力不够支撑她去实现母亲对她的伦理身份期望，即她无力成为母亲失落梦想的“回声”。这在文中有多处体现，“莉迪亚的测验得分越来越低，就像一张阴晴不定的天气表（伍绮诗 2015：159）”。但莉迪亚无法想象在不愿妥协、绝不放弃的母亲的殷切期望下，除了成为女医生，她可以有别样的未来，她只能选择催眠自己，也欺骗母亲：她足够聪明，她可以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同时，她对来自母亲的压力的回应如此无力，也因为年幼的她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力量都处于较弱的水平，莉迪亚完全不懂得表达自己真实心声的重要性及表达的正确手段，即无力“发声”。
另一方面，宏观上美国男权社会的性别伦理秩序约束也使莉迪亚无力构建母亲理想中的伦理身份。男尊女卑的社会只希望女性能成为现有伦理秩序柔顺的“回声”，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母亲对莉迪亚成为独立女性的期望无法轻易实现。社会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聂珍钊 2010：19），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小说《无声告白》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这是美国历史上变革最快的年代之一。自由经济学登上大雅之堂，经济危机伴随着妇女大量进入劳务市场，拉开了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序幕，但没有一个女性不仍在规约之中。这种规约不仅来自男权，还来自美国另一部分女性：中西部小城镇的家庭妇女，她们坚决捍卫传统的妇女美德——勤劳顾家。而书中这种性别伦理秩序对个体的压迫，一方面体现为教育权的不平等，例如当玛丽琳选修物理（一门由男性掌握话语权的学科）时，她遭到同班男性的排挤；另一方面潜藏于保守的集体伦理意识中，莉迪亚一家生活的社区就传达着一种反多元化的意识，当玛丽琳离家追梦时，警方安慰她的丈夫詹姆斯时所用的话术值得玩味：“有的人就是这么特立独行（伍绮诗 2015：121）。”警方其实是将玛丽琳定性为“不合群”。而女儿莉迪亚的女同学们大多也将心思放在玩乐、交往男友上，像莉迪亚这样每天按时回家学习的乖乖女反而成了集体中的怪胎。大多数女性成为了失去文化价值的生产工具，沦为性别上的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条件下，莉迪亚作为一名未成年女性要“发声”是难以实现的。
由此可见，如果家庭给予的伦理身份期望过高，以至于超出了在现有社会伦理秩序的约束下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能实现的高度，个体无力回应期望，就会遭受伦理压力，个体的伦理身份建构便无力正常进行。小说中，年幼的莉迪亚无力通过“发声”来摆脱过限的期望，只能在迎合母亲无法实现的期望、充当母亲梦想的“回声”的过程中逐渐凋谢。可见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伦理身份建构的引导应该有节制，家长不能将子女作为复刻自身未达成的理想伦理身份的工具，家长应该充分考虑宏观的社会秩序和子女的个人情况是否允许子女实现过高的期望。而且不同家庭成员对同一个体的伦理身份期望也不尽相同甚至彼此矛盾，这会使个体无所适从，陷入伦理困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困境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聂珍钊 2014：301）。伦理困境有多种形式，例如伦理两难，就是伦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果说，母亲玛丽琳作为男权社会性别伦理秩序压迫的受害者，期望女儿能冲破束缚，那么身为美籍华裔的父亲詹姆斯则是20世纪美国种族伦理秩序矛盾下的苦行僧，他对女儿的伦理身份期望是去除华裔标签完美融入白人世界的“普通人”——父亲的宠儿。但这种伦理身份的期望不可避免地与母亲对莉迪亚的期望矛盾，两种期望“齐声”叫嚣，仿佛一曲不和谐的二重奏，几乎盖过了一切声音，将莉迪亚打入了无声的深渊。换言之，因为父母截然不同的伦理期望，莉迪亚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
父亲对莉迪亚的伦理身份的期望源于他自身在东西方两种伦理秩序的冲突中难以适应。一方面，他因为移民身份而自卑但又从东方伦理秩序中寻求慰藉；另一方面，他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的伦理秩序，无法完成伦理身份认同。人的伦理身份等同于社会身份。在西方的伦理秩序下，詹姆斯是体面的大学教授，社会地位并不卑微，但他始终因为肤色而不安、自卑。在女儿莉迪亚死后，他想：如果她是个白人女孩，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他甚至为寻求自信而挣脱伦理身份的枷锁，投向女助理路易莎的怀抱，路易莎的黄皮肤和与白人妻子不同的温婉性格，给了他一种伦理身份自信重建的短暂错觉。他在华裔情人那里可以说出几十年没有说过的母语，吃到同他母亲类似的手艺，他父亲的最爱——叉烧包。他甚至认为情人才是他当初应该爱上的女人，他与白人结成的家庭只能成为社区中的“异样风景”。与其说，他出轨了一个女人，不如说他将西方的种族伦理秩序和所负担的伦理身份视为枷锁，出轨了另一种让他有安全感的伦理秩序。而詹姆斯与白人妻子的冲突，与西方社会秩序的格格不入都使他对女儿融入白人社会的期望趋于疯狂。所以，他压根没法为莉迪亚提供正确的模板来引导女儿成为一名能适应东西方两种伦理秩序，自信地接受自己伦理身份中东方特征的华裔青年。他的期望只能通过反复暗示的方式呈现——每年生日都送女儿有关人际交往的书；记住每一个女儿“朋友”的名字；鼓励女儿去追求当季的潮流。
而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夫妇是人伦之始（冯亚利 2021：229）。父母一起承担引导子女建构伦理身份的责任，而当父母对子女伦理身份期望的标准互相矛盾时，子女往往会陷入困惑，逐渐迷失伦理身份建构的方向。父母对莉迪亚期望的“矛盾”在书中有多处体现。例如，一家人用餐后，母亲喜欢打断父亲对莉迪亚的“白人朋友们”与社团事宜的问询，将话题尽量控制在她的成绩变化。而在莉迪亚死后，警察指出莉迪亚不合群时，父亲感到悲伤，也联想到自身作为黄种人的不幸。但母亲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她认为父亲不该相信莉迪亚自杀的可笑说辞，母亲对警察说：“她很忙，她在班上非常努力，有很多功课要做（伍绮诗 2015：107）。”由此可见，父母的期望不仅遵循不同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背离的。母亲希望她追求卓越，无视普通人的眼光，超越庸碌众生，取得突出的人生成就；而父亲却希望她能融入人群，摆脱肤色赋予的标签，做一个普通的“美国女孩”。身为父母心肝、家庭中心的莉迪亚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她没有出路：无论她只听从父亲还是只听从母亲，都会间接伤害另一方。于是，她只能默默地承受两股互相矛盾但又“齐声”折磨她的压力。一方面，她因为离群而羞耻；另一方面，因为困难的课业而抑郁。她的人生无目标、无方向、无出路，因为她的声音完全被父母的二重奏盖过，鲜少被人听见。
伦理身份代表伦理秩序对个体伦理选择的规约，如果家庭与社会对个体伦理身份建构的导向是互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往往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父亲对莉迪亚的期望不仅与母亲的期望是矛盾的，也与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种族伦理秩序是矛盾的，这加重了莉迪亚的伦理困境。在20世纪的美国，跨族裔家庭始终面对着异化的外部伦理环境，例如，在弗吉尼亚的乡村地区，莉迪亚父母的婚礼甚至是违法的。而莉迪亚是这种冲突的直接受害者，她外出时经常感受到周遭人群对她华裔长相不友好的探究，这种“异类”感让她形成了孤僻冷淡的性格。她在学校没有朋友，这与父亲期望中的莉迪亚被白人朋友环绕的美好画面相差甚远。由此，莉迪亚陷入了另一种两难，如果她进行真正的“告白”，就会伤害父亲，辜负父亲对她这个宠儿的爱，从而刺破这个跨族裔家庭虚伪的美好表象；但隐藏自己真正的“告白”，她便要继续承受父亲对她伦理身份的不合理期望。于是莉迪亚不惜用欺骗的手段应付父亲：她在家中假装和那些不存在的“朋友”煲电话粥。借此她便能暂时逃避矛盾——父亲的期望与移民社会之间的激烈矛盾。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人会在伦理意识的推动下做出行为选择，这就是伦理选择（王晓惠 2017：69）。在父母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期望下，莉迪亚最终做出了自杀的伦理选择，即直接放弃构建伦理身份。尽管她的死是带有意外色彩的突发事件，但也是一出必然的悲剧，因为她没有能力去实现父母的期望，男权社会和移民社会的伦理秩序也没有支持她去实现这种期望。相反，她左右为难：她成为不了母亲的完美的“回声”，并且在父母“齐声”发出却又相互矛盾的期望下，她愈发失去了前进方向，而无方向的努力注定是徒劳而痛苦的。因此，她懵懂的伦理意识驱使她想方设法地逃避给她带来痛苦的家庭，促使她选择自杀来实现自我救赎。由此可以说，她没有预先宣告的自杀象征着她那一直被父母、社会“齐声”发出的喧嚣声掩盖而无从“发声”的伦理身份诉求。
综上可知，父母对莉迪亚的伦理身份期望是无法实现且相互矛盾的，那么莉迪亚是否能向家庭内的同辈人寻求帮助呢？兄妹关系作为家庭伦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莉迪亚的哥哥内斯、妹妹汉娜同样对莉迪亚抱有伦理身份上的期望，但他们的期望只是加剧了家庭伦理矛盾，没有给困惑而纠结的莉迪亚带来实质意义上的帮助。伦理矛盾是文学作品中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兄妹对莉迪亚的期望相对于偏激的父母是正常且合理的，但他们的期望与父母的期望相矛盾，也不符合莉迪亚渴求倾诉对象的需要，于是折磨莉迪亚的伦理矛盾产生了——兄妹失和。至此，莉迪亚彻底无助，她向同为家庭受害者的兄妹倾诉自己的困境和压力的声音逐渐熄灭，走向了“无声”。
兄妹对莉迪亚伦理身份的期望是与他们平等地分享父母的关注与爱的亲人。这种期望并不过分，也符合普世秩序。但身为父母的詹姆斯和玛丽琳，在亲子伦理关系的选择上给予了三个子女完全失衡的爱，导致了子女间激烈的利益冲突（冯亚利 2021：230）。兄妹对莉迪亚伦理身份的合理期望无法实现，使得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嫉妒与仇恨的情绪。小说中，父母全身心栽培大女儿莉迪亚，根本不去求证莉迪亚是否需要；同时他们轻视长子内斯成为航天员的梦想，内斯不仅没有得到父母的教导，还备受羞辱。父亲只因为从儿子身上看到曾经内敛安静的自己便对其彻底失望，而母亲对儿子的聪慧视而不见，反而全心全意地教授女儿莉迪亚各种知识；小女儿汉娜则完全被父母忽视，仿佛家庭中的透明人。于是，兄妹都渐渐不愿与身为家庭中心的莉迪亚沟通，更无心去帮助她：如果你承受的“爱”都算是痛苦的话，那不被需要、不被关注的我们又算什么呢？
同辈人间的伦理矛盾慢慢滋长，而莉迪亚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化解矛盾，她错误的应对方式甚至加剧了矛盾。小说中不少情节都刻画了兄妹、姐妹间的争执和莉迪亚幼稚的应对方式。比如，当哥哥内斯天天盼望来自哈佛大学的佳音带他逃离家庭时，莉迪亚偷藏了哥哥的录取通知，因为她无法接受家里唯一理解自己痛苦的哥哥离开自己，但在哥哥看来，这种行为不可理喻，兄妹关系由此降至冰点。而当姐妹争抢一条漂亮的项链时，莉迪亚直接出手打了妹妹，妹妹汉娜感到委屈，以至于根本没有心思去理解姐姐生气的真正原因。
如果父母对子女的伦理身份期望不合理，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压力与困境，那么，其子女很可能向家庭内的同辈人倾诉来解压和脱困，但是，兄妹、姐妹失和的伦理矛盾一步步地切断了莉迪亚可能的发声渠道，莉迪亚人际上的孤立无援，使她微弱的求救声逐渐转变为最后的“无声”。小说中，压死莉迪亚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哥哥内斯对她倾诉的冷淡拒绝。当莉迪亚与身在哈佛的内斯通电话时，疲惫而繁忙的哥哥直接讥诮她又要向他抱怨父母给她的过分关注。“他似乎害怕别人听见他们的交谈，她的哥哥已经彻底变成了陌生人（伍绮诗 2015：160）”。而小妹汉娜比姐姐莉迪亚更加懵懂，年幼的她根本无法理解姐姐面对的恐怖压力与可怕处境。在姐姐悄悄溜出家门的那个夜晚，妹妹汉娜其实听见了异常的声响。但她没有细想姐姐深夜出游的古怪，反而幻想着姐姐这个宠儿消失的“美好”画面。
同时，兄妹失和的伦理矛盾也延伸到了莉迪亚对外的人际交往中，这甚至对莉迪亚向家庭外的同龄人寻求安慰的行动造成了致命打击。小说中有一个家庭外的角色也对莉迪亚最后作出自杀的伦理选择施加了影响——哥哥内斯的同学杰克，一个特立独行的“坏小子”。莉迪亚下定决心接近杰克，固然是因为杰克本身的吸引力和她自身的苦闷，但对哥哥内斯的报复也是她的重要动机之一，因为她知道哥哥与杰克不和，哥哥并不希望妹妹与杰克交往。但不幸的是，当她在车里对杰克示好时，杰克断然拒绝，因为杰克不想与内斯交恶，所以他要和不懂事的莉迪亚保持距离。当莉迪亚发现这一事实时，她认为自己的愚蠢导致自己失去了和杰克做朋友的机会。她迷茫地回到家，并在当晚偷偷地走到湖边，最终不幸身亡。虽然莉迪亚与杰克的口角不能归为她死亡的真正原因，但通过亲近家庭外的同龄人来逃避自己在家庭内面临的压力和矛盾的行动的受挫，同样是她最终情绪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综上所述，家庭内的同辈人以及家庭外的同龄人，对莉迪亚微弱的求救声要么听到而没有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要么听到而不能真正理解。无人帮助她“发声”，她只能“无声”地独自消化。背负的伦理压力，深陷的伦理困境，无法处理的伦理矛盾，都死死地掐住了莉迪亚的喉咙，让她不敢也不能用言语去告诉她的父母、兄妹有关她的一切真相，而这种无助感是促使她自杀的重要动因。正如小说的英文标题： 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那些没有被听见、没有被认真对待的声音才是莉迪亚之死真正的拼图，而故事的高潮即莉迪亚之死也将是女主人公以及作者伍绮诗振聋发聩的“发声”。
经历长期的压抑后，莉迪亚选择死亡作为她最后的“发声”，尽管她的死亡同样是静默无声的，但却惊醒了整个家庭，让亲人正视了她的伦理诉求。死亡是莉迪亚送给家庭最后的礼物，让母亲明白了女儿根本无法承担医生梦这一重压；让父亲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伦理身份并改正犯下的过错；让哥哥懂得了逃离家庭是无法修复伦理矛盾的。她的“发声”也表达了她真实的伦理诉求：“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她在活着的时候无法用有声的言语去表达自己的痛苦与迷惘，只能用死亡来传达对家庭教育罅隙的不满。然而以亲人之死为代价的惊醒与重生无疑是相当惨痛的，如果她的伦理诉求能更早被听见，她也许能完成伦理身份的建构，拥有光明的未来。冰冷的死亡带走了这个女孩的一切可能，但作者伍绮诗在故事的结尾也书写了对莉迪亚家庭涅槃重生的美好期望。《无声告白》的作者伍绮诗如此生动地描绘了严酷的伦理环境下无法实现且互相矛盾的期望导致的伦理压力与矛盾，很显然，作者不仅仅是要写一个跨族裔家庭的内外交困与涅槃重生，还要借此强调不合理的家庭教育和社会伦理秩序对个体的影响，进而向这个时代传达一种强有力的伦理诉求：在人与家庭的关系中，人要建立“自为”存在；在人与社群的关系中，人人自由且平等（缑园园、缑悦 2021：130）。
而《无声告白》作为伍绮诗的处女作，何尝不是她从美籍华裔女性的视角出发，朝向充满种族与性别歧视意味的美国社会伦理秩序的“发声”，因为它们阻碍了个体伦理身份的建构。作为香港初代移民，伍绮诗的家庭坚持用筷子，说中文。她小时候会因为自己的亚裔身份感受到来自白人小伙伴的敌意。但她通过接触和学习西方文化，心理上认同了自己是西方青年，同时她也不避讳自己身上难以去除的东方特征（李澜 2022：56）。借莉迪亚之死，伍绮诗发出了理性而有力的控诉：种族与性别歧视迫害了莉迪亚的父母，也将悲剧传导到了混血女孩儿莉迪亚身上。虽然少数族裔和女性的社会地位相较于从前确实有所提升，但美国社会隐性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仍在迫害着弱者，尤其是广大未成年人，社会应该去聆听这些所谓“异类”遭遇压迫的故事。真正平等的社会不应该使个体承受这样的压力。广大女性应该更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志向，但同时也要避免在女性群体内部互相施压，制造焦虑。特别是在亲子关系中，家长不应以对伦理身份建构的期望来操纵甚至阻碍后辈合理的个人选择。而在种族伦理问题上，无论是主流白人社会还是跨族裔家庭内部都应该以更包容、更开放的眼光审视、接纳这个日益多元的社会，接受自身多重的文化身份和伦理身份，同时尊重他人建构不同但合理的伦理身份。这将有助于良好家庭伦理氛围的形成，也有助于美国社会伦理秩序裂痕的弥合。
总而言之，《无声告白》通过描述莉迪亚在家庭和社会对其伦理身份无法实现且相互矛盾的期望下承受的压力，以及她陷入的伦理两难境地和遭遇的伦理矛盾，引发了人们对个体应该如何在家庭教育和社会秩序的控制下正确建构伦理身份的思考。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不合理的家庭教育带来的恶果：母亲无法实现的期望造成了家庭伦理压力，父母双方、家庭与社会两相矛盾的期望导致了伦理困境，兄妹的合理期望与家庭伦理矛盾相交织，莉迪亚缺乏力量、方向和帮助去实现期望，最终做出了极端的伦理选择。这警示着我们：来自外界的无法实现且相互矛盾的伦理身份期望通常会“无声”地毁灭一个人，而不是塑造一个人。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小说强调了家庭与社会对个体伦理诉求的不当压抑：家庭和社会要么希望个体成为自己伦理诉求的“回声”，要么以相互矛盾的期望“齐声”向个体施压，要么以拒绝帮助的态度致使个体最终无奈息声。小说结尾也描述了莉迪亚的“发声”对其家庭起到的积极作用，传递着作者对新生代华裔美国人和独立女性的期望。莉迪亚之死不是个别问题，新时代的少数族裔和为性别平等而奋斗的女性应该以莉迪亚一家的悲剧为警示，学会与家庭的期望以及社会伦理秩序和解。我们可以说，要想提升整个族群的伦理身份和社会地位，老一辈的少数族裔应该在一定标准下有限地干预后代的伦理身份建构，并且在对子女关注的分配上做到公平公正，同时新生代华裔要学会超越家庭的期待，寻找真正的自己。而女性要突破不合理的性别伦理秩序束缚需要斗争的勇气，也需要妥协与和解的智慧。小说启示着我们，当社会和家庭对个体的伦理身份的期望并不合理时，我们要敢于“发声”，提出自己的伦理诉求，并勇敢而不失智慧地为自己打造一个新的伦理形象，以此来对抗家庭“以爱之名”实为压迫的期望以及社会秩序和主流群体对弱势或少数群体的歧视。
[1] 陈韩，韦虹.文化差异与反思——论《无声告白》华裔群体身份重建[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22（3）：89–94.
[2] 冯亚利.跨族婚姻中家庭伦理选择的涅槃重生——评伍绮诗的《无声告白》[J].海外英语，2021（17）：229–230.
[3] 缑园园，缑悦.伦理线·伦理结·伦理意识——《无声告白》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名作欣赏，2021（3）：128–130.
[4] 李澜.从迷茫到顿悟：《无声告白》中内斯的成长突围[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20（3）：56–59.
[5] 莫银丽.肤色之殇——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小说《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悲剧人生[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36–141.
[6]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8] 王晓惠.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若干关键术语的辨析[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7（147）：6872.
[9] 伍绮诗.无声告白[M].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