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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规模分工协作的演进，不同产业之间的合作与连接日益紧密，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产业间直接或间接的复杂的网络连接关系
。为了有效地描述这一现象并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产业关联理论以及产业链相关研究逐渐流行起来。
产业关联描述的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中，各个产业部门、经济结构之间相互协作、彼此制约关系，其被准确定义为经济活动之中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里昂惕夫最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利用投入产出表，将不同产业间的经济联系进行量化计算和表征
。在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基础之上，后来的学者又提出了产业关联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经济体系当中各个产业部门投入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这种数量关系所造成的产业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主要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
与产业关联相近的一个更为具体的概念为产业链。产业链的概念虽然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容易与价值链、供应链等概念混为一谈，或者同时包含上述概念的内容。因此，一些学者针对产业链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与边界及其与价值链、供应链等概念的区别进行了具体的探讨，从而为本研究基于产业链这一核心概念构建战略产业选择与投资模型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概念基础。
产业链本身是一个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融合了产业关联与产业组织相关内涵的产业经济学概念
。中国的一些学者在产业组织理论关于产业关联问题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产业之间的链接方式和内容，从投入产出关系、技术经济关联等角度对产业链的概念加以界定。
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角度，学界普遍认为产业关联是产业链的内核
，而产业关联所表现的则是各产业的投入产出以及供需关系
。例如，孙坚强等关注到产业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价格联系与传导机制，认为基于产业链理论，上游商品作为投入品构成了下游商品的成本，上下游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构成了商品价格沿产业链进行传导的经济基础
。芮明杰和刘明宇认为，产业链表达的是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为生产最终交易的产品或服务所经历的增加价值的活动过程，它涵盖了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所有阶段
。杨公朴和夏大慰认为，产业依据前、后向的关联关系组成的一种网络结构称为产业链
。
基于技术经济关联的角度，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链本质上是产业内部的技术经济关联链条，具体包括以下几种形式：某节点产业生产销售过程涉及到的产品链，某节点产业生产过程所涉及的技术链，与某节点产业生产销售过程有关的全部业务链，此外，还包括供应链、物流链、研发链、风险链、销售链、需求链、信息链等
。基于这一角度，龚勤林认为，产业链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形态
。谢莉娟等给出的产业链定义是，一个产业在生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通过产业内部的经济活动、生产阶段、经济过程和经济业务按照一定顺序连接起来的链状形式
。
从以上有关产业链的定义及其具体形式的论述可知，多形态、多层次是产业链具备的特征之一。产业链应界定为某产品从最初的自然资源形态到最终消费产品形态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全部环节所组成的整体生产链条
。一些学者进一步关注产业链所包含的多重层次，把产业链分为不同的维度和层次加以分析。邵昶和李健提出，研究产业链应该重点关注“产业链条”，以“企业链”为落脚点，并且注重二者之间的结合
。他们将产业链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广义上的产业链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企业层次，重点表现为企业之间的关联性，其研究对象为企业链条；其次是产业层次，重点表现为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其研究对象为产业链条；最后是处于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层次，也称为“夹层”，其研究对象为产业链条和企业链条的结合。狭义上的产业链是指处于企业和产业之间层面的产业链。吴金明和邵昶认为，产业链是产品从生产环节到销售环节，供需链、空间链、企业链和价值链四个维度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链条
。尽管产业链是多层次、多形态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不同层次和不同形态的产业链形式都是一种价值纽带，能够将不同节点产业的关键价值纽带，能够将不同节点产业的关键价值部分进行联结
。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产业链形成与演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相关特征进行了讨论。例如，程李梅等认为，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并获得知识的聚集溢出效应，会建立起促进分工合作关系的产业链，这一产业链具有空间演化的特征，体现为由纵向拓展向横向延伸，由区域内向区域外拓展，由点向线、再由线向网演变的动态特征
。
基于现有研究对产业链概念的讨论，本研究认为对产业链概念的界定既需要包含链接的方式、链接的内容，又要区分被链接的主体的不同层次，以更好地识别产业链所涵盖的不同层次和维度。与此同时，也要基于产业链的形成过程和演进规律，对其内涵进行动态把握，并基于此认识到产业链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经济和企业自身发展所起到的关键性影响作用。
产业关联效应和各个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如何合理评估和测度，是关乎选择和发展哪些产业作为战略产业、促进各产业均衡发展乃至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问题。因此，许多学者聚焦于此，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发展和完善了相关指标体系，并使用这些指标更为客观地揭示了各国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的演变和发展。
里昂剔夫率先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以量化的方式来研究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与经济联系
。Chenery和Watanabe提出了产业关联程度的具体测量方法，即通过中间投入率和中间产出率来衡量产业间关联度
，但这一方法仅考虑了产业之间的直接关联而忽视了间接关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完全测度问题。Guitton和Rasmussen提出的完全需求系数矩阵方法（里昂剔夫逆矩阵）则避免了不完全测度问题，囊括了产业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联效应
。此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采用上述方式来测度前向产业关联效应也存在一定问题，提出从产品分配角度出发，基于Ghosh模型的完全供给系数矩阵来测算前向关联效应
。此外，随着产业关联测度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一些研究关注到测度指标与现实经济现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杨灿通过对中国产业关联现象的研究发现，尽管根据指标测算，某些产业具有较大的产业关联系数，但由于其产业规模很小，事实上这类产业并未在整个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指标测度的设计并未考虑产业规模因素的影响，有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和支持加权的测度方式，即包含边际意义的加权测度
和考虑绝对强度的加权测度
。杨灿和郑正喜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常规不加权和各种加权测度方式所反映的经济内涵，并利用中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考虑规模因素的加权测度指标更为客观地揭示了产业关联的实际效应
。
产业链是与产业关联息息相关的概念，一些学者基于产业关联视角和投入产出分析法对某一国家或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加以测度。Fally在Dietzenbacher等所提出的平均传递步长概念的基础上
，通过测量平均生产步骤数的方式构建了最终使用距离这一指标，其内涵是从生产端到最终需求端的距离
。Antras等则测算了中间品使用产业与最终产品之间的距离，基于产出流向构建了上游度指数，并基于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各产业的上游度指数测算
。这一测算方式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一些国内学者借鉴上游度指数，利用海关贸易、世界投入产出表等数据，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定位进行了定量分析
。
此外，国内外学者不仅借鉴上游度指数这一指标展开了对各国和全球产业链的广泛应用研究，而且对上述测算方式和度量指标进行了发展，试图更为全面且精确地测算出某一国家或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例如，程大中的研究综合了中间品关联、增加值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三个角度，更为全面地测算了中国与全球产业链的关联程度及其演变趋势，研究表明，无论是产出供给渠道还是投入需求渠道，中国均表现出较高程度地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
。周华等则进一步优化了Antràs和Chor的等间距产业上游度和贸易上游度指标，突破了以往研究将生产过程划分为离散的生产阶段的局限性，将其视为一个连续的价值创造过程，基于这一变化设计了非等间距的产业上游度和贸易上游度测算指标，并验证了其优越性
。Miller和Temurshoev着重关注了产业链的两大环节，并区分了产出供应链（output supply chain）和投入需求链（input demand chain），采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和上游产出指数、下游投入指数度量，分别量化了40个国家和地区35个产业在全球产出供应链和全球投入需求链上的相对位置
。吴永亮和王恕立在Miller和Temurshoev研究的基础上，综合了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同时基于上游度和下游度指数，测算了中美两国在全球和国内视角下的产业关联，更为完整地分析了中国各产业的产业链位置。这一研究通过计量结果的对比分析发现，相比美国而言，中国的产业上下游渗透程度更高，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挥了更强的衔接作用，但也意味着处于“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环节，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分工和获益之间的角色“错配”现象，中国产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具体表现为：目前中国为下游产业衔接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低技术密集度产业，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更多地表现出对上游产业的依赖
。
一些学者从微观经济层面出发，探讨了产业关联和产业链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同时，基于竞争力角度对其加以解读，探讨了产业关联和产业链对宏观经济层面，如价格预期、产业升级、产业融合分化等的影响，以及从更大范围的全球视角而言，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通过“引进来”促进产业链和产业结构升级，如何通过“走出去”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些研究均凸显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产业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应用价值。
产业关联和产业链对于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Normann和Ramirez指出，产业链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重塑作用，为了实现竞争优势，企业需要从产业链的“增值者”转变为“设计者”，从而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Dekker指出，企业通过产业关联和产业链活动，构建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网络，从而加强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嵌入性，提升资源流动效率
。Cao和Zhang指出，产业链合作有助于企业实现竞争优势，并对其绩效施加积极影响，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合作能力，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影响力，强化自身优势地位
。Mathews指出，产业链存在“溢出效应”，即产业链中相邻的企业间会产生资源交流，从而缩小产业中后来者与先发者之间的差距，帮助后来者进行产业赶超，实现后发优势
。Wu等指出，产业链中的企业存在着价值传输，通过科技手段，企业间可以实现价值流动，从而提升自身绩效
。产业关联和产业链不光会影响企业活动，与此同时，企业活动也会施加反向影响，从而实现产业链内部的良性循环。例如，Rai和Patnayakuni访谈了110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发现：数字化的产业链整合战略可以构建更为系统和智能的产业链结构布局，从而使产业链中的信息流与商品流剥离，发挥更为重要的协调和梳理职能
。
产业关联和产业链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孙坚强等认为，产业链构成了物价传导的经济基础，并且基于对PPI和CPI的产业链传导机制分析，提出了宏观经济下的价格预期传导预测模型
。刘冰和周绍东从产业链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沿“产品价值节点—产品价值片段—产业价值链条—产业价值网络—国家价值空间”这一条完整、从微观至宏观的产业升级路径，并强调这是建立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
。一些国际学者，如日本学者宫泽健一把信息化条件下存在于企业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称为“联结经济性”
。植草益认为，产业与产业群之间有着丰富的连接关系，甚至在一定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能够发生产业的融合或者分化，而这种融合的形态也是产业间深度连接与产业延伸的产物
。例如，伴随着技术升级和革命，信息产业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二、三产业中的各行各业都起到了重大的改造作用，改变了这些产业的传统运作模式和产业链的构成环节
。日本学者今井贤一也以信息产业为例，进一步论证了产业关联视角下产业政策的制定思路
。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很长一个阶段里，日本始终将信息产业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产业来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案、扶植国内电子计算机厂商。之所以当时的日本产业政策重点选择信息产业进行扶植，很大程度上看中了其技术革新的巨大空间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能够沿产业链向其他产业进行渗透的综合性技术革新，由此带动了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整体提升。很多企业的生产与流通环节都离不开电子信息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信息系统技术的发展成果能够借助产业与产业、企业与企业之间连续性的关系，或者借助企业之间所持续进行着的技术交流传播开来。
如何基于全球产业链视角有效地“引进来”和“走出去”，也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许多学者在测算指标的发展和应用上做出了很大贡献，通过计量方式展示了各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分布。此外，一些学者则关注中国各产业应如何融入全球产业链并提升角色定位的问题，同时，也关注全球产业链如何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业和企业层面产生影响。在“引进来”方面，葛顺奇和罗伟从全球的产业链视角出发，分析了跨国公司的进入如何通过影响企业的产业链环节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状态
。在“走出去”方面，王岚和李宏艳从产业链视角，对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苏丹妮等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了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和上下游环节参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分工地位越高的企业生产率越高，但也由于战略的隔绝导致了本地产业集群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弱化；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上游环节参与度与本地产业集群空间关联度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下游环节参与度的效应则与之相反，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表现出“上游嵌入者—下游嵌入者”与国内生产体系互动的二元分割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