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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民经济网络是由各个产业相互交织、连接所形成的，在这个巨大的经济网络中，不同产业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其中，一部分产业属于经济网络中的“要塞”与“节点”，对周边其他产业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在整个经济网络中，具有较强的战略意义。因此，有效地识别具有关键带动作用的战略产业并大力支持其发展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国家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调整的大背景下更是意义非凡
。根据陈佳贵等的观点，结构失衡是制约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产业结构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优化升级将最终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
。刘友金和吕政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指出，随着处于高梯度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完成调整，创新主导产业的技术溢出会推动整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壮大，以产业梯度转移实现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辐射全局
。在这一过程中，具备创新主导作用的产业对梯度转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合理选择战略产业并进行针对性的扶持鼓励，能够有效地盘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局面。刘明宇和芮明杰也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进行分解整合，形成相互关联、协同发展、互利互惠的价值网络，充分基于产业间关联关系推进分工深化，才能有效掌握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权，并获取持续的国际竞争优势
。
关于战略产业的内涵，胥和平认为，战略产业的战略性主要体现为，其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据的关键地位和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的重大推动力，反映了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与规划。战略产业的定义是：“推动当前和未来国民经济运转和发展，支撑国家高层经济增长战略规划，反映国民经济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产业。”
胥和平所主持的“中国战略技术与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指出：战略产业通常是产业发展的“领头人”，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技术进步起到带动和推进作用、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能够保障国民经济战略安全、顺利实施的产业［
。不同于非战略产业，战略产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其渗透能力和扩散能力强大，能够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提高传统产业市场拓展能力，增强其自身竞争力，从而促进国民经济长期稳步增长；其二，具有多学科技术融合的性质，其中军民一体化的产业占到很大一部分。因此，在制订战略产业发展计划时，应当从军民协同的视角来考虑问题，从而促进战略产业中军民部分融合协调发展
；其三，一个产业或者企业的竞争力体现在持续动态创新的能力上，而不仅仅是静态的自身定位优势上，其发展需要在持续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提供优于竞争者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对于在国际市场中获得并维持核心竞争力而言至关重要
。基于上述认识，向东等认为战略产业涵盖原材料、纺织、电子制造、生物医药、钢铁冶炼、石油天然气、汽车制造、煤炭等产业
。
以上关于战略产业及其特点的讨论，表明战略产业的界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与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分工角色息息相关，会对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造成巨大影响，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关键性要素
。因此，在确定和发展战略产业的过程中，由于资本运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趋利且短视的，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还要考虑到国际竞争格局及发展趋势，以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为出发点、落脚点，坚持全局思维和前瞻思考，对战略产业的发展进行根本性的谋划。
除了战略产业的概念，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也提出或使用了一些与之相关或类似的概念，包括支柱产业、先导产业、主导产业、重点产业等
。关于战略产业与这些概念的具体边界，已有研究进行过一些探讨。例如，胥和平对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区分，认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又有不同的侧重：支柱产业是支撑当前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而战略产业则涵盖以下两方面：其一，支撑当前国民经济增长的产业，即一部分当前的支柱产业；其二，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未来可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产业，即潜在的支柱产业
。但在具体的选择标准和测量层面上，已有研究并没有将战略产业与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的区分，出现了交叉使用上述概念的情况。这种边界的模糊性，不利于对战略产业这一概念的独特性与重要性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不利于清晰地阐明战略产业对政府和企业的真正价值。
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战略产业选择标准和测量方法的研究处于初期阶段，而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选择标准和测量方法的研究则相对比较成熟。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战略产业这一概念在学术定义上未达成共识，其内涵与诸多其他概念相互交叉、重合。由于当前学界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概念的定义与战略产业存在着诸多交叉、重合之处，在本研究针对战略产业评判、选择的研究过程中，现有针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选择标准及测量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
对于战略产业的直接测量，当前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是Weaver-Thomas（简称WT）模型。Weaver-Thomas模型是一种较为有效和准确的战略产业评估模型，其原理是构建某一经济领域的工业竞争经济指标体系，根据该体系进行战略产业的测评和选择。这一体系通常由一系列可比、可算指标构成，包括弹性系数、技术水平、技术进步速度、工业总产值规模、固定资产规模、就业规模、利税规模、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出口规模和出口依存度等。国内有一些学者借助Weaver-Thomas模型，同时借鉴评判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等所采用的相关基准维度，对一个区域的战略产业进行测评。例如，罗泽举等利用该模型研究了中国特定城市的战略产业布局和结构
。
除了直接测量，许多研究者在评判、选择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时，所采用的标准和方法对本研究确定战略产业选择标准也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当前学界对主导产业的确定主要采取以下标准和方法：产业关联基准、需求收入弹性基准、比价优势论、生产率上升基准、边际储蓄基准等。筱原三代平较为清晰地界定了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即生产率上升基准和需求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基准的含义是综合比较国民经济体系中各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速率，以作为主导产业选择的标准。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则是立足于需求的视角，收入代表经济增长，需求代表市场容量，对于某产业而言，需求收入弹性越大，表明该产业发展所蕴含的潜力就越大
。以上两个标准对战略产业的选择和界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以及实证研究所使用的计量模型，在中国目前运用产业关联基准方法的较多。而这一方法为本研究将战略产业选择与产业链视角相结合提供了绝佳的理论和方法支撑。经济学中常见的基于产业关联的溢出效应不仅在不同企业之间适用，而且在不同产业之间适用
。目前学界测量产业间溢出效应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计量模型
；另一种是利用投入产出分析，即通过统计部门所制定的投入产出表来测量
。第一种方式可以很大程度地运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具有很强的灵活性，然而其缺点是，如果模型本身不够严谨，则会造成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偏误。相比较而言，投入产出法则发展得较为成熟，其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较为规范，所得出的结论的解释效力更强
。一些学者基于产业关联视角，对影响国家和地区战略产业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出了一系列影响因素，包括市场供需情况、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收入弹性、带动效应、增长潜力、技术密集度、可持续发展性、就业状况、短缺替代弹性、瓶颈效应等
。
对于本研究中战略产业选择模型而言，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然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予以解决：其一，以上所提到的战略产业影响因素数量太多，指标体系繁杂，同时，部分指标难以量化，因此，急需探寻方便测量、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关键评价指标；其二，以上指标多是站在整体层面提出来的，并没有站在企业和政府这两个关键性主体的立场上来进行分析，因此，需要将具体的情景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制定出针对性更强的指标。
本研究将引入产业链视角，借助产业链位置及产业间距离等分析工具，为战略产业选择模型的建立提供更加清晰、明确的思路。从产业层面建立起产业链位置与产业间距离变量，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某一个或多个关键产业对其他产业所形成的辐射、带动作用，本研究找到了战略产业选择标准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维度。进一步地，本研究选取科技创新能力维度以及进出口贸易维度，对特定产业的跨产业溢出带动作用进行测量，以反映该产业在具体不同维度的表现如何通过产业间关联关系向其他产业渗透，产生跨产业的影响、带动效果。其中，科技投入产业溢出能力指标和专利数量指标这两个维度基于技术和未来的视角对战略产业进行考察和衡量，反映的是战略产业影响的可持续性这一核心特征。而产业出口贸易溢出能力指标和进口贸易溢出能力指标则分别从正面的带动作用和负面的潜在安全扩散风险两个维度，考量战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反映的是战略产业关键的带动作用这一核心特征。上述四个指标所共同构建起的产业链视角下战略产业选择模型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能够从定量的角度进行较为充分、严格的推演和计算，有助于解决以往研究中选择标准缺乏实证分析、筛选过程较为模糊、难以形成有效体系的问题。
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分为功能性产业政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充分尊重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性作用，为产业发展建立合理、完善的制度基础；选择性产业政策则偏向政府干预，强调政府对产业发展的选择和引导。从狭义的角度来看，选择性产业政策就是通常所称的产业政策。在我国，计划经济曾经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存在很长一段时期，形成了较强的政府干预市场的传统和惯性，因此，我国较多地使用选择性产业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覆盖面很广，几乎所有产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引导，这种引导体现在对产业中某些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定向扶持和对产业的组织形态进行宏观调控，干预市场的特点较为明显。未来，产业政策的发展趋势应该是逐渐破除传统上“产业结构对标”的模式，减少政府部门的垂直管理所造成的产业融合障碍，降低政府对产业间要素流动性的干预和扭曲，进一步促进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国采取的产业政策着力点也应该更多地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因而对政府调控水平、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在选择产业政策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内容：其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始终都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话题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诸如《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等，这些政策无不极为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主要采取选择支柱产业和培养潜在支柱产业的方式，21世纪以来，政府则更加重视在产业内部进行结构调整。其二，抑制产能过剩，减少部分产业投资过热的现象。企业在扩张时期，有时会进行大规模盲目的投资，造成该产业的产能过剩。去产能政策便是在该情境下提出的，以便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来确保产业合理、健康地发展。其三，淘汰落后产能。2009年至今，政府对淘汰落后产能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并积极运用各种政策工具，重点使用行政问责机制来保证去落后产能任务稳步推进
。2010年2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淘汰落后产能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
在具体政策工具方面，中国产业政策通常采用目录指导、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与核准、供地审批、贷款的行政核准、强制性清理等直接干预市场的政策措施
。在21世纪以来的产业政策中，目录指导是一项重要措施。项目审批与核准和市场准入是中国推行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重要手段。2010年，中国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并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将上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成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并大力培育和扶持这些产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措施
。2016年，国家发布了《“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强调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强调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导目录、政策优惠、税收补贴等调控方式也被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