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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沟通环境中肯定不只有沟通双方，“背景环境”是先于双方在场的。意义在双向交流过程中不断漂移，环境则提供了某种约束力，试图将意义吸附在特定范围，沟通的媒介、交往场所、双方的认知背景和所处的集体文化形态，都对意义生成有重要的影响，由此，我们引出了“语境”这个概念。
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认为，虽然符号有无限衍义特征，但那是一种潜在特性，不必过分追究，日常生活中的表意行为，是一种“封闭漂流”
。这个封闭漂流的空间被称为语义场，意义在其中凝结之处，叫作意图定点。在特定语境中，我们开口说话，以达到自己的企图，这些带着企图的话语，则在合适的语境中被解出意义。这正是语言学中语境、语用和语义三要素的基本关系。
在上图中，我们可以发现两条基本线索：
（1）语境无处不在，但隐而不显；
（2）语用生成于说话人，语义生成于受话人。
在交往活动中，一个成熟的受话人会执行一个基本理解策略——“根据语境臆测语用，根据语用推断语义”。
比如，“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这两句话只有在被理解为“你到底想干吗？你背后的用意是什么？”时，符号的无限衍义活动才会暂停，沟通才会被推进，这是因为受话人在直接追究说话人的语用。
受话人会进一步追究，思考对方是在何种处境下，基于何种假设/信念产生的这些目的和用意，从而说出这些话。这是在追究语言背后的语境。“当真”与“玩笑”的分寸感往往来自对语境的理解。
不在语义层面纠结，而是关注语用和语境，这个理解思路无论是在对抗性辩论还是助人式沟通中都很常见。在对抗性辩论中，受话人通过这个路径发现并攻击对方的前提假设；在助人式沟通中，受话人通过这个路径揭示对方的限制信念，改变他的固有观点。
那么，我们怎么确保能找准这些假设和信念，从而推断出真正的意图呢？事实上，你经常会找不准。有时差之毫厘，有时谬以千里，“你说的我都懂”“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可以用来表示理解，但也常常是误解甚至是争吵开始的信号。我们觉得争吵和误解属于非理性的无效沟通，其实如果对误解和争吵进行分析，就能更清楚地揭示我们沟通时心智运行的默认模式。
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在吃晚餐时，丈夫抱怨了一句“这菜我都吃腻了”，妻子突然愤怒，丈夫一脸困惑。
“怎么为这点小事发这么大的火？”
“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你心里没数吗？”
“我心里有什么数？”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吗？”
“我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你心里最清楚！你根本不是吃菜吃腻了，你是看我看腻了！不是菜没有新鲜感了，是你对我没有新鲜感了！”
“你又开始了，每次你都能把芝麻粒大的事升级成我们的关系问题，你已经被自己的思维模式困住了！”
……
发现了吗？在这场争吵中，双方充分用到了前面提到的理解策略，穿透了彼此的语言，抵达了背后的意图。
这里我们不关心男方是不是真的没有新鲜感了，也不关心女方是不是真的被自己的思维模式困住了，无论如何，新的冲突语境被建构起来，亲密关系语境被破坏。
不管真实情况怎样，揣度、臆测的话语一旦被说出，怀疑、敌对的语境就不可避免地生成了， 意义的漂流空间会被新语境逐 渐锁死，我们一定会朝着特定的方向解释接收到的一切。 此时揣测得准确与否已经不重要了，“真实情况”就在这些交互中实实在在地生成了。
我们总在寻求说话人意图和话语意义的确定性，但很多时候，我们区分不了某个意图、意义是被我们的理解探究出来的，还是在探究过程中被构建起来的。
复杂性魔咒再次出现，这是我想揭示的第二重复杂性：“ 共构 语境下的解义困境 ”。
第一重复杂性（无限衍义下的表意困境）是基础性的，反映了语言活动中的表意困难；第二重复杂性是衍生性的，我们试图克服这种表意困难的解义策略反而制造了各种冲突和龃龉。在前一种情况中，意义居无定所；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尽管意义有了居所，却是个危楼，被不停地摧毁、重构着。
我们需要一种比语境更具约束力的东西来克服表意与解义的双重困难。在生活中，我们把那些东西称作集体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