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的蒙多维，父亲是农业工人，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中牺牲。母亲原籍西班牙人，先在橡胶厂工作，后当女仆，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贫民区。1930年，加缪患肺病，被迫辍学；肺病对加缪的一生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很早就踏入社会，当过雇员和职员，曾创建剧团，既当编剧又当演员和导演。1939年，他任阿尔及尔的《共和晚报》总编辑，同年他发表散文集《婚礼集》。1941年，他发表了《局外人》。次年他参加抵抗运动，组织上派他到巴黎，他进入著名的伽里玛出版社。1944年发表了剧本《卡利古拉》和《误会》。巴黎解放那一天，他任《战斗报》总编辑。1947年，他发表了第二部重要小说《鼠疫》。加缪的作品还有剧本《戒严》《正义者》，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王国》、随笔集《反抗者》等。1957年10月，“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澈的认真态度阐明我们同时代人的意识问题”，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1月4日，他在从桑斯回巴黎的路上，因车祸去世。遗著有《记事册》和未完成的小说《第一个人》。

加缪的小说创作取得重大成就，虽然他的小说只有一部长篇、两部中篇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但每部作品都很有分量。他的小说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重大问题，即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

荒诞的概念并非由加缪第一次提出。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但直至20世纪，荒诞这个哲学概念才引起作家们的注意。马尔罗的小说曾经一再提及人生的荒诞。不过在加缪之前，荒诞并未成为小说作品的唯一主题。只有从《局外人》开始，荒诞才成为作者集中关注的对象。《西绪福斯神话》对荒诞的概念做出了最详尽的解释，这部随笔集的副标题是《论荒诞》。加缪以古希腊神话，对荒诞概念做了最通俗的阐释。巨人西绪福斯在地狱从山谷之底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但巨石一旦推到了山顶，便会滚落下来，如此无穷地反复。西绪福斯在下山途中，意识到他的工作的荒诞性，但是他平静而执著的个性表明了荒诞的人物的自由和明智，他从超越自然的希望中摆脱出来，同意生活在荒诞的世界中。西绪福斯的行动体现了主与仆的关系：西绪福斯是奴隶，巨石是主人。奴隶西绪福斯意识到荒诞，由于他能思索，显示了他略胜一筹。巨石以其偌大的体积，压迫着西绪福斯，但弱小的人却以其精神的优势战胜并超越了它。

《局外人》塑造了荒诞人的形象。首先，小说通过主人公默尔索的经历，写出形成荒诞的社会原因。默尔索是“面对荒诞的赤裸裸的人”，他是阿尔及尔的小职员，他对周围事物已经无动于衷，不再关心，他只有最基本的需要和冲动：饥渴、睡眠、女人的陪伴、夜晚的凉爽和海水浴带来的休息。对他来说，构成他周围人的道德准则的一切义务和美德，只不过是一种令人失望的重负，他统统弃之不顾；甚至连他母亲去世也引不起他多大的痛苦。他的内心非常空虚，平日像掉了魂似的无所适从，毫无愿望，毫无追求，以致在沙滩上盲目地对阿拉伯人开枪。他对社会生活的冷漠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动于衷，是这个荒诞人典型的显著外在特点。萨特正确地指出，小说对“荒诞的证明”，亦是对资产阶级法律的有力抨击。司法机构要求默尔索参与到预审法官、律师和报纸玩弄的、体现了虚伪价值观念的一出闹剧中。官方的道德由偏见和伪善编织而成，但在默尔索那里撞上了一堵由固有的真诚心态组成的墙壁，起不了任何作用。默尔索拒绝参与这出闹剧。在众人眼里，他变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危险的变质分子。默尔索被送上绞刑架，并非因他犯下的罪，而是因为他没有接受法律核定的信条和习俗。他的全部行动就是对这些信条和习俗的否定。于是强大的正统秩序压碎了这毫无防卫能力的心灵。加缪在《局外人》的美国版序言中说：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诚的激情”。默尔索是用沉默、无所谓和蔑视来对抗这个荒诞的社会和世界的，他身上有着激情，只不过这种激情隐藏在表面上显得麻木的态度中。他向阿拉伯人开枪好像是在烈日下的盲目行动，其实是他在荒诞现实的压抑下一种不由自主的发泄，是他愤恨于荒诞现实的一种激情流露。他对劝说他忏悔的教士和司法机构的推拒，也是不满于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他是无神论者，至死也不愿改变自己的信念。他对司法以可笑的逻辑推理来定罪也不作反驳，以一种无畏的态度迎接死亡。这个荒诞人具有一种批判现实的意识。

荒诞人的精神特点是与他人的隔膜状态，他无法与那些按照传统习俗思想的人找到共同语言。加缪认为这是僵化的道德和背叛这些道德的人之间产生破裂的直接后果。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话中说：“这个社会……在它的监狱和它的财政庙宇上写下自由和平等的字样，这并不令人惊奇。今日，最受蔑视的价值无疑是自由的价值。”加缪力图在《局外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做出批判性的审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社会在空喊自由和平等，或者以这类口号作为欺骗手段；因此，人的自由价值完全被抹杀了，他的生存成了荒诞的存在。

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认为，荒诞是普遍存在的，永恒的，它的根源就在于生活本身的根本荒诞中。人由于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一般不会觉察这是些无意义的事务。“起床、有轨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同样的节奏……”但是有一天，他思索起来，发现人没法获得绝对真理，宇宙只提供骗人的表面现象和相对真理，并不让人满足自身。荒诞由此而来，它是我们渴望获得明白无误的事物的意愿和宇宙不可探测的秘密之间互相撞击的本质。加缪写作小说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方酣，法国沦陷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下，人们对自身的命运、对历史的进程感到茫然无措，陷入到近乎悲观绝望的境地。这是存在主义及其阐明的荒诞意识产生的社会基础。

加缪的小说风格简洁而明晰。他追求为广大读者所理解的词汇和句子，语言具有古典文学风格，严谨而准确。这并不妨碍他的文字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表达复杂的感情。下面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加缪喜欢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在《局外人》中，加缪用的是复合过去时，而不是一般常用的简单过去时（全文只出现过四次）。但是，这个“我”具有一般的自传体作品所不同的特点。叙述者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乔装的“他”。批评家布朗肖指出：“这个局外人与自身相比，仿佛是他人在看着他和谈到他那样……他完全是外在的。”另一个批评家阿布也指出：“叙述者都以为像一个‘他’那样理解自我，他辨别自己的思想、矛盾和错误。”巴里埃在《〈局外人〉的叙述艺术中》指出，这部小说的文字是中性化的，口语只不过是用来抹去另一种语言。小说在第二部分中，运用越来越“典雅”的文体，但并不放弃口语。小说结尾重新使用文学性较强的语言。这种我与他的人称的微妙变化，口语与文学语言的交替使用，复合过去时与简单过去时的主次之分，造成了多变的效果，避免了单调，在平实中隐含丰富。《堕落》中的我为自己辩解，内心情感汹涌激荡，滔滔不绝地讲话，与默尔索形成对照；但他的语言也是平易通俗的。他也是将回忆与眼前现实交织起来，造成不单调的叙述效果。

结构主义和精神心理分析学者认为，《局外人》采用了神话原型的模式，即俄狄浦斯情结。默尔索和他的父母构成三角关系。他的母亲虽然死了，却在小说中一直存在，是她使默尔索被判处死刑。他的父亲虽然也死了，而且只提到过一次，但这是在关键的时刻：默尔索试图设想自我了结。在这个三角关系的中心，死神像一个看不见的人物，向三个人伸出了手。《局外人》的人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母亲及其女性代替者玛丽、摩尔女人，另一种是不出现的父亲及其男性代替者佩雷兹、法官和律师。这两种类型的人物分别以海（与玛丽和欢情相连）和太阳（三次在小说中打上死亡印记：母亲下葬、打死阿拉伯人、审判）为象征。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反常的”哀痛中，主体不能放弃所爱对象。默尔索选择了这种方式。他不能转化哀痛，便把它压抑下去。默尔索即使想忘记他的母亲，也是十分困难的。母亲的形象不仅在审判中出现，而且在其他时刻出现。至于父亲，他和替代形象与绞刑架联系在一起，儿子在和他争夺妻子。默尔索认为自己犯了弑父之罪，所根据的是，凡在精神上杀害了母亲的人，也能犯最可怕的弑父之罪，理应受到惩罚。这种分析虽然有点不好理解，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当代文学的哲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