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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儿童的精神生活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无论接触它的哪一方面，都会让人着迷。也许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为了理解某一个特定行为，我们必须了解孩子的全部生活历程。儿童的每一个行为似乎都传递着他的整个生活和人格特征，因此，如果我们不了解隐含的背景，就无法理解他的行为。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格的统一性（unity of personality）。
这种统一性的发展，即把行动和表达协调成一个单一的模式，从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生活的种种要求迫使孩子以一种统一的模式做出反应，而这种应对环境的统一模式不仅构成了孩子的性格，而且使他的所有行为个性化，从而与其他孩子相区别。
人格的统一性这一事实，通常被大多数心理学流派所忽略。即使它没有被完全忽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心理学理论和精神病学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特定的手势或一个特定的表达被挑选出来进行研究，就好像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有时，这种表现被称为一个情结，而且假定可以将它从个体的整体行为中分离出来。但是，这样的过程就好比从整个旋律中挑出一个音符，然后试图抛开整个旋律而只去理解这一个音符的意义。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适，但不幸的是，它是普遍存在的。
个体心理学不得不站在反对这一普遍存在的错误的立场上，尤其是当它应用于儿童教育时，这种错误将会对儿童带来很大的伤害。这种错误的做法可以在惩罚理论中找到。当孩子做了会招致惩罚的事情时，通常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诚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通常会考虑到孩子的个性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但这通常是不利的，因为对于一个经常犯错的孩子而言，老师或家长在接近他时容易产生偏见，认为他是屡教不改的。相反，如果孩子在其他方面表现很好，基于总体印象，人们往往倾向于不那么严厉地对待他的错误。尽管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因为我们需要在全面理解儿童人格统一性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这种根源。我们的做法就好像是，试图理解从整个旋律的背景中分离出来的几个独立音符的意义一样。
当我们问一个孩子为什么懒惰时，不能指望他明白我们必须了解那种根本联系的原因，也不能指望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撒谎。千百年来，对人性有着深刻理解的苏格拉底的名言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认识自己是多么困难！”那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一个孩子回答如此复杂的问题呢？即使对心理学家而言，回答这个问题也是相当困难的。为了理解个体某一行为所表达的意义，我们首先需要有一种理解整体人格的方法和理论。这并不意味着要去描述儿童做了什么和他如何去做，而是要去理解孩子面对他面前的任务时所采取的态度。
下面的例子说明了我们理解孩子整体的生活环境是多么重要。有一个13岁的男孩，他是家里两个孩子中较大的一个。5岁以前，他一直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日子过得很美好。然后，他的妹妹出生了。以前，身边的每个人都非常乐意满足这个男孩的所有愿望。毫无疑问，母亲十分宠爱他。父亲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很喜欢儿子对他的依赖。因为父亲是一名军官，经常不在家，所以儿子自然和母亲更亲近。他的母亲是一位聪明而善良的女性，她试图满足这个对她依赖而又顽固的儿子的每一个突发奇想的要求。尽管如此，她还是经常对儿子表现出的没有教养或威胁性的手势感到恼火。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这种紧张主要表现在男孩不断地想要欺压他的母亲，比如对她发号施令、戏弄她。简而言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他都会让自己变得令人讨厌。
男孩的行为使他的母亲非常烦恼，但由于没有其他特别坏的毛病，母亲就顺从了他，给他整理衣服，帮助他完成功课。这个男孩始终相信，他的母亲会帮助他摆脱任何困难。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与普通的孩子一样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在小学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直到8岁那年，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和父母的关系恶化到令其父母难以忍受。他对自己的自暴自弃和粗心大意使母亲无法忍受，而且只要母亲不给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扯母亲的头发。他从不让母亲安静下来，总是捏她的耳朵或掰她的手。他拒绝放弃自己的恶作剧，而且随着妹妹的长大，他更加固守自己的这套行为模式。他的妹妹很快就成了他这些恶作剧的目标。虽然没有真的伤害妹妹，但是他对妹妹的嫉妒是显而易见的。从妹妹出生并开始在家庭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开始，他的表现就开始严重恶化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孩子的行为开始变坏或者某些新的不良行为开始出现，我们不仅要考虑这种情况开始的时间，还要考虑刺激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原因”这个词在这里只能勉强使用，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妹妹的出生会成为哥哥变成问题儿童的原因。尽管如此，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原因是哥哥对妹妹的存在有着错误的认识。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讲，这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我们不能说，一个更小的孩子出生了，年长的孩子就一定会变糟糕。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一块石头掉到地上时，它必定以一定的速度朝一定的方向下落。但个体心理学所做的研究使我们有权宣称，在一种心理“掉落”的过程中，严格的因果关系并不起作用，反而是个体所犯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错误会影响个体未来的发展。
毫无疑问，在人类心理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错误，这些错误及其后果会同时出现，并且会在某个失败或错误的方面自行暴露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源于个体所设定的心理目标，因为目标设定涉及个体对各方面的判断。也就是说，一旦涉及判断，就会存在犯错误的可能性。这种目标的设定或确定始于童年早期。通常，儿童在两三岁时就开始为自己确立一个有优越感的目标，这个目标将永远在他面前引导他，激励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之奋斗。通常，确定目标会涉及一些错误的判断，尽管如此，这个确定的目标还是或多或少地约束着儿童。儿童将在自己的具体行为中把自己的目标具体化，并且安排好自己的整个生活，以便不断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因此，我们要牢记两个重要的事实：儿童的发展是由他对事物的个性化理解所决定的；儿童在面对新的困难时，总是会重复自己的错误行为。我们知道，某个情形给儿童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或者带来了什么性质的影响，并不取决于客观现实或环境（如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而是取决于这个儿童如何看待客观现实。这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来反驳因果关系论：客观现实及其绝对意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我们看待客观现实的错误看法与客观现实之间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
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而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决定我们行动方向的是我们的观点，而不是客观现实本身。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的个性也是在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恺撒大帝登陆埃及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人类行动中发挥主观思想的经典例子。当恺撒跳上岸时，他绊了一跤，摔在地上，罗马士兵把这种情况当作一个凶兆。尽管他们很勇敢，但如果不是恺撒伸出双臂大喊“我得到你了，非洲！”，他们还是会转身回去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现实是多么地缺乏因果联系，以及它的主观效果是如何由一个有组织的、完整的人格所塑造和决定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从众心理及其与理性的关系。如果某种从众的心理条件符合公共常识，那不是因为从众心理或常识是由情境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而是因为它们的观点刚好自发地达成了一致。通常，只有在错误的观点得到验证和排除之后，常识才会出现。
回到这个男孩的故事上来，我们可以说，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发现再也没有人喜欢他了，他在学校里也没有任何进步，但他依旧我行我素。他仍然不断地干扰别人，这种行为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他人格完整性的一种表达。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每当他干扰别人时，他就会立即受到惩罚。他的成绩单评语很差，他的父母不断收到老师的投诉信。情况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的父母接到学校通知，要求把他从学校接走，因为他似乎并不适合学校的生活。
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恐怕没有人比这个男孩更高兴了。他不想要别的解决方案。他行为模式中的逻辑一致性再一次在他的态度中呈现出来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但是一旦形成，就会始终如一地表达出来。当他为自己设定了始终处于关注焦点的目标时，他就已经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如果他因为犯了错误而必须受到惩罚的话，那么，这个目标才是他受到惩罚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他不断地试图让他的母亲迁就他。也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他的行为表现就像一个国王，在拥有了5年的绝对权力之后，突然被赶下了王位。在他被剥夺王位之前，他是母亲唯一的存在，而母亲也是他唯一的存在。但这个时候他的妹妹出生了，他拼命地挣扎着想要夺回失去的王位。这种做法使他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错误并不涉及任何本性的恶劣或邪恶。当一个孩子被带到一个他完全没有准备好的环境中，并被允许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进行抗争时，邪恶就会滋生出来。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原本只习惯于面对一个全身心地投入于他的母亲，但突然之间，他要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因为他开始上学了，而老师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到许多人身上；当这个孩子要求老师给予自己的关注超过他应得的份额时，老师就会很生气。这种情况对娇生惯养的孩子来说是充满危险的。但尽管如此，孩子还远谈不上是本性邪恶或不可救药的。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就这个男孩而言，他个人的生存策略与学校对他的要求和期待之间产生了冲突。通过描绘孩子个人的人格方向和目标，以及学校生活设定的目标，我们可以用图示来呈现这种冲突。这两种目标指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在孩子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的目标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他的整个人格中，除了朝着这个目标的方向前进之外，就没有别的目标了。而学校会期待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计划和目标。因此，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所学校没有试着理解这种情况下儿童的心理现实，而且既没有考虑到这种冲突，也没有试图消除这种冲突产生的根源。
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生活是由一种愿望所主导的，那就是让他的母亲为他操心和服务，并且只服务于他一个人。在他的心理图式中，可以说一切都集中在这个想法上，即我必须支配我的母亲，我必须是唯一拥有她的人。但别人对他还有不同的期待。人们期待他可以独自学习，保管好课本和作业，整理好自己的物品。这样的期待就好像把一匹性子暴烈的赛马拴在一辆马车上。
在这种情况下，男孩的表现自然不是最好的。但当我们了解了他真实的处境后，我们更倾向于同情他。在学校里，惩罚这个男孩是没有用的，因为这只会让他确信学校里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当他被学校开除，或者当学校要求父母把他带走时，这个男孩就会觉得自己离目标更近了。他错误的感知方式就像一个陷阱。他觉得自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因为他现在真的把他的母亲掌控在手里了。母亲必须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身上，而这正是他想要的。
当我们认识到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后，就必须承认，挑出这个或那个毛病来惩罚这个孩子是没有用的。例如，他忘带了一本书，如果他没有忘带，反倒奇怪了，因为当他忘记的时候，他就相当于给他的母亲找了一些事情做。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人格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心里牢记，一个人的人格的所有表达都会与整体人格相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男孩的行为完全符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为始终如一，并且与他自己的人格逻辑相一致。这一事实同时也驳斥了那些认为他不能完成学业是由于智力低下的假设。一个智力低下的人是无法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这个高度复杂的案例引发了另一个观点。我们所有人的处境都与这个男孩的处境有点类似。我们自己的计划、对生活的解释，从来都不会与公认的社会传统完全一致。在过去，人们都把社会传统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在人类的社会制度中，并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动力来自社会中个体的努力。社会制度的存在是为了个体，而非个体为了社会制度而存在。个体的救赎确实存在于他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情感，但社会意识并不意味着强迫个人进入一种循规蹈矩的社会模式中去。
这种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是个体心理学理论的基础，特别适用于学校系统，特别适用于对那些不适应学校生活的儿童进行治疗。学校必须学会把孩子视为具备某种人格的独立个体来看待，视为一个需要培养和发展的有价值的人来看待。同时，学校还必须学会运用心理视角来判断儿童的某些特定行为。正如我们所说，学校不能将这些特殊的行为视为单一的音符，而应视为整个旋律的一部分，即当作整体人格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