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说起来真是很久了，不过，每当回想在昆明长途汽车站旁边那家小旅馆度过的夜晚，一切都那么切近，仿佛再次置身于清凉的风里，看见群星闪烁的蓝天，听到阁楼上黑猫发情的喊叫。那是1986年夏，我第一次孤身远行，坐火车从武汉到昆明，转悠了几天，接下来要去大理。因为长途班车天不亮就发车，只好住到车站旁边一家私人经营的小旅馆，一座嘎吱嘎吱、摇摇晃晃，感觉随时会散架的两层破旧木楼。晚饭是两三毛一碗的米线，吃完回到放有四张床的二楼房间。纠缠在蜘蛛网里的白炽灯昏黄黯淡，看不成书，于是到一楼，坐在门口的石台阶上，看街上的人们匆匆来去。不知什么时候起和住一楼的一个小伙子聊了起来，河南口音，说是周口或驻马店人（记不确切了）。这场聊天一定不是我发起的，我本来一直是敷衍着，有口没心的，直到他回答我一个随口的问题“你来云南做啥”——“买媳妇”，他说。

“我这是第三次了，去年秋天跟老乡来，是第一次，今年春天第二次。”小伙子非常朴实的样子，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

我那时没有联想到“贩卖人口”这一类的罪名，只是感到某种刺激，想知道细节。小伙子买媳妇的地方，是沧源佤族自治县。“那哈人穷呢，谁不愿出来？给一二百块就嫁人，家里摆几个菜，人就是你的了。”小伙子说，办完简单的婚事（似乎完全没有民政登记这类手续），就可以领着媳妇回河南了。回家以后，给她另说一个人家。“俺们家那儿，多少人都等着买媳妇呢。”这一转手，刨去所有路程盘缠和给女方家里的钱，他可以净赚两千块。第一次，赚的钱一半给带他来的老乡，第二次就全落自己兜里了。

我问，你把买来的媳妇转给别人，她会同意吗？

“劝劝就好了。那不能依她呀。”

我的兴趣迅速从河南移回到云南。佤族姑娘好看吗？说话听得懂吗？有什么特别的服装打扮吗？婚姻习俗有啥特点？……我这里不能记下小伙子的回答，因为我不能肯定那是他的原话，还是我自己当时及后来记忆中的添盐加醋。我那时肯定深深沉浸在中国特色的“东方主义”传统中，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特别是对那里的年轻女性，有一种异域的想象。听小伙子讲述买媳妇的经历，也没能把我从那种浪漫想象中拉出来，多年后我才能意识到他的故事背后有多么可怕的真相。

也许我的热情打动了他，小伙子说：“明天你跟我去吧，去那哈的人不多，可以买到车票。”过了一会儿又说：“啥都便宜。”

我一下子怔住了。毫无疑问，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机会出现了。我在云南的行程可以自己随意安排，去大理主要受金庸《天龙八部》的影响，但时间有限，这之后还要去桂林。如果跟他去沧源，意味着放弃大理。然而去大理的长途汽车票已经买好，退票很麻烦，甚至不可能，会是一大笔浪费。盘算了一阵子（也许不到一分钟），在我自己并没有打定主意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拒绝了。一边说“去不了”，一边想着“去也挺好的”。

第二天，当我乘坐的长途班车在浓雾里翻越无量山时，我还在想着那个前往沧源的河南小伙子。从谢绝他的提议开始，我一直在后悔。不过多年以后，我才理解这次错过的象征性意义：我总是错过一个又一个广历练、长见识的窗口。对于一个自少年时代就立志写作的人来说，这样的错过无疑是致命的，可以部分地解释我何以在青年时代就终止了作家梦。

无论如何，一个抓不住机会的人，甚至写不出好的旅行作品。

我旅行得并不多。当然多与少永远是相对的、比较而言的，声称或觉得自己旅行得不够多的，可能期待着将来有更多的远行，或是懊悔过去有机会时未能好好把握。对我来说，旅行得少倒没什么，写得少才是问题。收在本书里的各篇，都与境外旅行有关，主要写于这十来年，当然与此期境外旅行机会的大增有直接关系（对国人来说，一个罕见的黄金窗口），更重要的是我开始舍得把时间花在这类记录上。专业工作对精力和时间的要求是严苛的，我的旅行写作也只能浅尝辄止。就这些文章而言，平时惴惴不安于旁骛太甚，收集成书时才遗憾写得太少。

勉勉强强，略见一斑。

罗新
壬寅仲夏于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