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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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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社会科学、同时也是社会政策刊物，在发刊或转手给一个新的编辑部之际，碰到的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是：它的“倾向”是什么。我们也不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对此，我们将根据“前言”中的意见，提出一些更为原则性的问题进行探讨。这将使我们有机会阐明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工作的含义，即便对专家们无所增益，也会有益于远离学术工作实践的读者，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涉及到的问题“不言而喻”。——
《文献》 （译者按：指《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 ［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 以下简称《文献》） 创刊以来业已表明的目的， 除了 扩展对“所有国家的社会状况”——即社会生活 事实 ——的认识之外，还包括训练对于实际问题的判断，因而也包括对于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工作、乃至于对立法工作的评判——就此目标而言，民间学者当然也会以非常朴素的方式做出贡献。但是，尽管如此，《文献》从一开始就坚持要办成一份专门的学术刊物，并且唯 科学 手段是用——这样一来，首先产生的问题就是：上述目的原则上如何才能与这限定的手段协调一致。如果《文献》要对立法与行政分立的规则或者诸如此类的实践性建议进行评价——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评价的 标准 又是什么？例如，评价者做出的评价，或者作者提出的实践性建议，其价值判断的 效力 何在？既然科学认识的标志就是必定会在它的结果中发现 真理 的“客观”效力，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它是建立在科学讨论基础上的？我们将首先就 这个 问题表明我们的看法，然后继续讨论更进一步的问题：在科学基础上为文化生活 提供 “客观有效的真理”， 究竟 是什么含义？——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因为我们学科中那些显而易见最基本的问题、它的研究方法以及它的概念建构和效力，都处于持续的变迁和激烈斗争之中。我们并不想在这里提供答案，而只是揭示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的刊物为了完成迄今为止和未来的任务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的学术，可以说，也许除了政治史以外的一切以人类文化制度和文化过程为对象的学术，有史以来都是首先从 实用性 观察视角出发的。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措施进行价值判断，是其最直接、往往也是唯一的目的。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门“技术”，犹如医学科学中的临床学科也是技术一样。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态度是如何逐渐发生了变化的，而对“实然”和“应然”的认识却没有做出 原则 区别。反对这种区别的意见首先是，存在着一成不变、一视同仁的自然规律，其次，经济过程受到了明确的发展原则的支配——要么，在第一种情况下都是不可变更的 实然 ，要么，在第二种情况下都是不可阻挡的 实然 ，因而都等同于 应然 。于是，随着历史意识的觉醒，一种伦理进化论和历史相对论的组合，就在我们的学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它试图解除伦理规范的形式特征，把全部文化价值都纳入“道德”领域以便规定后者的 内容 ，从而将国民经济学提升到经验基础上的“伦理科学”那样的尊贵地位。由于一切可能的文化理想统统被贴上了“道德”标签，道德律令的特殊尊严也就烟消云散了，对那些理想的效力“客观性”却毫无增益。不过，我们这里可以也必须搁置不论一场原则争议，我们仅仅是要指出一个事实：有一个暧昧不清的观点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从、也理应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出发产生出 价值判断 ，这种观点今天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实干家当中完全可以理解地日益流行起来。——
我们想立刻预先说明的是，作为专业化经验学科的代言者，本刊必须 从根本上拒绝 这个观点，因为我们认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确定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并借此开具实践处方。
但是此说意味着什么呢？绝对不是说，由于价值判断最终都是以某些理想为基础，因而都有其“主观”来源，所以应当完全被 排除 在科学讨论之外。本刊的实践和目的会始终拒绝这种定理。评判不会因为面对价值判断而终止。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针对理想和价值判断的科学评判，其含义和目的何在？这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