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通”安特生和他的《龙与洋鬼子》

李雪涛

01　安特生生平述略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大家并不陌生，他是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名字一直跟“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等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联系在一起。

安特生出道甚早，早在1906年他就担任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地质学教授，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第11届世界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安特生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各国合作进行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其成果是两巨册《世界铁矿资源》和一本相关的地图册。 ^[1] 由于安特生是这次铁矿调查的组织者，中国政府邀请他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进行合作，调查中国的铁矿和煤矿。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侵略中国的时候，瑞典被认为是少数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因此，北洋政府于1914年邀请瑞典人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1913年1月，曾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的丁文江（1887—1936）被任命为农商部地质科科长。 1915年春，两位地质学家在北京相识， 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丁文江去世，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地质史乃至中国史前史研究上的诸多奇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史前史的发端是中外考古学家合作的结果，安特生在史前考古方面的专业素质与丁文江的远见卓识成就了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这番伟大事业。

安特生与丁文江一起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由于成功地勘探到了北京北边丘陵地带龙关的铁矿，1915年春天，在农商部总长周自齐（1869—1923）的安排下，安特生有机会见到了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

在勘探矿产的过程中，安特生发现了中原很多地层中蕴藏着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安特生与丁文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这也是安特生真正的兴趣所在，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促成了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河南渑池的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真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以及田野考古学都是从安特生开始的。而在仰韶村、马家窑等遗址发现的中原彩陶，让世界真正认识到新石器时代丰富的东亚史前史。

1925年安特生回到了离别11年的瑞典。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v V., 1858—1950）非常重视安特生从中国运回的彩陶，于同年底特别拨出专款筹建“远东博物馆”（Östasiatiska samlingar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还给它起了一个中文名称——东方博物馆。安特生担任了首任馆长。其后，安特生于1926年10月，随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道夫（Prince Gustav Adolf, 1906—1947）来中国进行过短暂访问。1937年，安特生在战火硝烟中再一次来到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希望接续上他20年代的考古工作。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更为不幸的是，他所尊敬的好友丁文江早在1936年初就因中煤毒去世。此时的安特生唯有感慨“物是人非事事休”了，他于1938年辗转回到瑞典，那年他已经64岁了，至此再也没有踏上让他刻骨铭心的第二故乡——中国，只能隔岸观察这边的云起云落。安特生是20世纪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包括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多元政治、袁世凯称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多个科学机构的创立等等。1960年，这位86岁的中国史前文明的见证者悄然离世。

02　《龙与洋鬼子》的不同版本

安特生一生写了多本专著，其中《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I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Peking] 5（1923）, pp. 1-68）、《中国史前史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5（1943）: 7-304）是我们所熟悉的名著，但这本《龙与洋鬼子》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不过在一般西方民众的心目中，他更为大家所熟知的身份却是一位曾经在远东生活过多年，对中国文化的观察细致入微的“中国通”，可能是因为北京猿人、仰韶文化这些文化史的概念对大部分西方民众来讲太过抽象。

我手上的这本《龙与洋鬼子》的德文译本，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版本， ^[2] 品相也相当好。这是我多年前在德国留学时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旧书店中淘到的。本书是布面精装，黄颜色的封面中间是一条红色的龙，其间穿插着“龙与洋鬼子”的德文书名以及“安特生”的瑞典语名字。环衬是18世纪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时期的壁纸图案，其中有亭台楼阁、轿子、人力车、华表和天安门、五塔寺等等。预扉的背面是丁文江博士（Dr. V. K. Ting）的照片，留着分头和八字胡，带着无框眼镜，身着缎面马褂，双手抱胸，神态怡然自得。在献词一页，安特生特别将这本书献给“我亲爱的朋友丁文江博士和拉格莱留斯”。安特生的朋友、实业家拉格莱留斯（Axel Lagrelius,1863—1944）为了支持安特生博士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于1919年成立了“中国委员会”（The China Committee），为安特生在中国从事科考活动募集资金。1919—1922年间拉格莱留斯以个人和“中国委员会”的名义，为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活动募集了30万瑞典克朗的捐赠。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子也曾经担任过这一委员会的主席，并积极筹措资金资助当时瑞典的科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学、古生物学的发掘与研究。1926年这位王子曾经在安特生的陪同下参观过周口店发掘现场和太原、浦口等遗址。

这本书的瑞典语版出版于1926年： Draken och de främmande djävlarna. 452（2）p., 2 portraits,1 map. Stockholm: Bonnier。一年后出版了德文版，两年后的1928年出版了译自瑞典语版的英文版： 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 . Transl. from the Swedish by Charles Wharton Stork.With Illustrations, Boston, 1928。原书出版45年后的1971年，又出版了日译本：アンダーソン著，松崎寿和訳『竜と惡魔』，東京：學生社，1971年（Ruu to akuma/Andason cho; Matsuzaki Hisakazu yaku. Tokyo:Gakusei-sha Showa 46 [1971]. 215 pp., ill.）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主体部分译自美国小布朗出版公司1928年出版的英译本，对此的详细介绍，可参阅本书译后记。

根据当时中国和瑞典两国的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安特生将陶器运回瑞典整理研究，之后再将其中的一半归还中国。于是安特生将他在仰韶发掘的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器和陶片运回瑞典。1926年，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创建了东方博物馆，这些仰韶文化陶器也成为博物馆的初始馆藏。安特生曾常年担任此博物馆的馆长，直到1939年被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所接替。本书的前言写于1926年8月的斯德哥尔摩，是安特生此次回国之后撰写的。

03　安特生对中国文明的整体认识

由于安特生的考古发掘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加之他当时所接触的都是中国学界最优秀的学者，因此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是准确的。他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华帝国》中指出了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国度优越感的问题：

中国的相对封闭，使得中国人一直到最近依然拥有这样的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亦即中国是唯一的文明民族，是天下（普世的帝国），要优于所有蛮夷的国度。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时刻记住这一事实，因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知识，才能理解中国的政治家们在上个世纪末由于欧洲不可战胜的机械文化（我在下文中称作“白祸”）的入侵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混乱和深度的忧虑。（67页）

安特生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前提，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反应。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批判态度称某些在东亚的白种人为“白祸”，这当然是从在欧洲盛极一时的“黄祸”（die gelbe Gefahr）一词来的，它宣称黄种人是对白种人的威胁，从而号召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人和日本人。“白祸”的到来使得革命在中国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第十章《满人与革命》中，安特生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辛亥革命虽然向着艰苦的复兴之路迈进了一小步，但同时也摧毁了许多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象征皇权的所有物品一扫而空，其高超的艺术价值无人顾及。精妙绝伦的龙旗被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穿戴传统民族服饰的前朝官员如今也身着礼服，头戴高帽。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当数建筑，不洋不土，奇形怪状，没有一人敢为这怪物一样的建筑物的存在来担责。

审美品位退化，以往对旧式风格的自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商铺中各种华而不实的装饰。我认为，这些比内战和政府缺位更糟糕。

但艺术、建筑和手工业势必会迎来复兴，人们必将高喊重拾伟大民族传统的口号。（187页）

因此，在安特生看来，中国有无数的优秀文化传统，在革命时期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中国人在精神上蕴藏着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宝藏：他们会种植牡丹，养金鱼，或者在树荫下打坐，而西方人却在努力追求装饰，或者为了发现一个微小的‘科学真理’而奋斗不已。”（70页）他对失去中国传统审美和中国精神的担忧，其实在经济腾飞之后的中国也成为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安特生认为，是一种“挑战时间的力量”（70页）。“人们怕时间，时间却怕金字塔”是埃及人的一句古老谚语。拥有肉身的我们，害怕时间，是因为时间会带来死亡；时间害怕金字塔，是因为不论过去多少年，金字塔仍然矗立着。在金字塔面前，时间似乎失去了它的力量。但安特生却有另外的看法：

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palaces of Crete）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pyramid）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70页）

在安特生看来，包括金字塔建造者在内的人类文明早期成就仅存的硕果便是早期的中国文明——这一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

在安特生有关中国的书中，很少有那些所谓异国情调的猎奇式描述，或将中国人归为人种学意义上几种类型化的样式。尽管他在中国一直是一位“洋人”，但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一种热爱。他在《龙与洋鬼子》中写道：“一般来说，中国男人瘦而结实，女人的肩膀强壮而宽大，孩子们长得胖乎乎的，他们的眼睛清澈、明亮。”（105页）

最难能可贵的是，安特生总是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方式对待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悲悯之情，因此他的情感让人感到格外真诚、感人。即便在有关中国强盗的问题上，他也会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和了解来予以说明：“中国人天生是不爱惹事的，他们本质上就是农民和商人，因此成为土匪的人必然有充分的理由，这是跟上述两种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113页）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讲，抢劫是万不得已才从事的“工作”。一位负责护送安特生一行到山西去的警官曾经向他解释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强盗是由于行窃的恶习而成为强盗的，而其余百分之九十都是迫不得已才去作恶的。”（114页）因此，在安特生看来，即便是盗贼四起的时代和地区，大部分的土匪也都是被迫的。

安特生并不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完全不为西方所理解的陌生之地。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由于较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很多的风俗习惯依然是早期遗留下来的，安特生写道：

截至目前，我所列举的现代中国物质生活中的一切古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或者某一早期历史时期（譬如带角楼的农场可以追溯到汉代）。然而，感兴趣的观察者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的乡村地区还是受到外来影响相对较少的内陆城市，人们的生活都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的民间生活描述为活的中世纪，毕竟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就像是生活在中世纪一样。（144页）

对于当时西方比较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以及很多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化是神秘且不可理解的说法，安特生并不认同。他认为，中国并不特殊，只不过有些不发达地区依然停留在中世纪而已，并且有很多地方与欧洲旧时代的生活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作为一个欧洲人，他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一切。中国工匠的很多方法都让这位谙熟科学和技术的欧洲科学家惊叹不已。安特生在看到中国木匠如何“破解”一块巨型木头时写道：

木匠和棺材匠把木头放在锯木架上，使木头一端支在地上，另一端则以一定的角度翘起。然后，一个人站在木头上，另一个人站在地上，两人使着一把大锯，精准无误地将原木切割成木板或托梁。（148页）

中国人以巧妙的方式，不仅解决了大型工具的缺乏问题，也可以使锯头不偏不倚，得出最高的出材率。为此，德文版专门配了一幅照片：在一家名为“义兴木厂”的店铺前，两个中国木匠在锯着比他们俩都高大的木材。（149页）

有关近代中国的落后，安特生更是以同情的方式梳理了从1840年至1912年间的历史。在谈到两次鸦片战争时他写道：

欧洲人对当权的理解与天朝上国的理念截然不同，天朝上国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大地上发扬光大，但却在面对来自现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战时败下阵来。虽然欧洲的外交官理论上在为所谓正义而努力，但遗憾的是，那些“正义”的理念却由于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在北京的野蛮行径而损毁了。（177页）

他试图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之所以到处碰壁的原因，同时在道义上对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的野蛮行径予以了谴责。

04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与中国文化西源说

《龙与洋鬼子》记载了很多考察中的有趣故事，以及在当地拍摄的珍贵照片。今天如果我们提到中国彩陶文化的代表——彩陶的话，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仰韶”“马家窑”“马厂”“辛店”“齐家”“半山”等名称，这些史前文化断代分期的名词，都是与安特生1914—1925年间在河南、甘肃等地的史前考古发现分不开的。因此，本书可以作为《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1925）、《河南史前遗址》（“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 1947）等重要考古著作的注脚来阅读。

1918年2月，在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美籍化学家吉布（John McGregor Gibb, 1882—1939）的邀请下，安特生第一次到达北京西南的周口店进行考察，不过这次收获不大。 ^[3] 之后他曾邀请乌普萨拉大学的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维曼（Carl Wiman, 1867—1944） ^[4] 前来北京，但维曼当时正带着几个博士生，并且手头上也有自己的研究工作，于是他派了自己的得意助手、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A.Zdansky, 1894—1988）来到北京，协助安特生的考古工作。1921和1923年，安特生与师丹斯基两次前往周口店进行发掘工作，他们发现了后来被称为“第一地点”的化石地点，即北京猿人洞穴。在堆积物中所发现的一些白色的带刃的脉石英碎片，安特生认为很有可能是石器时代人类用来加工肉类的工具。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后来被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 1884—1934）证明是两枚人类的牙齿，并命名为“北京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 ^[5] 1926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子访问北京时，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公布了在周口店发现的两颗人类的牙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之后，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签订了关于合作研究、系统发掘周口店的协议，并成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早在1918年12月，安特生在河南省进行地质调查的时候，就曾到过渑池县北面的仰韶村，当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调查脊椎动物化石，之后他派助手刘长山在仰韶村收集古生物化石龙骨，却意外地发现了石器标本。安特生敏感地意识到，在仰韶很可能存在着一个大型的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他再次到了仰韶村，他在冲沟的断崖面上看到了深厚的文化堆积灰层和灰坑，发现了陶片和石器。同年秋天，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下，安特生和袁复礼（1893—1987）、师丹斯基带领他们的团队共同发掘了这一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此外，在仰韶遗址和不召寨都有黑陶出土，在一块陶片上他们还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细泥红陶和加砂红褐色的陶罐上绘有几何图形和动物图形，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而绘有鱼、鹿等动物图案的彩陶和黑陶则属于较晚时期的半山文化和龙山文化。

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将仰韶文化的彩陶与在中亚安诺（Anau Culture）和特里波列文化（袁复礼的译文作“脱里波留” ，Tripolye Culture）出土的彩陶进行了比较，认为其纹饰很接近，从而提出“中国文化西源说”的假说。他认为，中原彩陶很可能发源于中亚地区，经由新疆、甘肃由西向东传入河南。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挖掘了河南的仰韶遗址以后，决定前往西北的陕甘地区，寻找那里的史前文化遗址来证明他的假说的原因。同时他也通过已发现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中国历史时代文化相对比的方法，首次确定了仰韶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1923年初春，安特生和他的考古团队从西安来到了兰州，这之后他一直以兰州为根据地，在陕甘宁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二年（1923—1924），足迹所涉，几及甘省大半。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 安特生在十里堡、贵德罗汉堂、西宁朱家寨等地多处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在中国史前时代的诸多巨大发现。朱家寨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一处聚落遗址，他们共发掘出43具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和主要是彩陶的随葬品，这是仅次于仰韶的又一次重大发掘。同年秋天，他们又在朱家寨附近发现了湟中卡约文化遗址。

在兰州，安特生让他的考古队员跟当地的文物贩子广泛取得联系，收购了大量的精美彩陶。由于这些彩陶的出土地不是特别明确，后来他也遭到了包括傅斯年（1896—1950）在内的中国学者的诸多诟病。

1924年春季，安特生与他的助手们离开兰州，沿洮河南下，到达了洮河西岸。正是在洮河流域，安特生发现了临洮县的灰嘴遗址和辛店遗址。之后他们还在广河县发现了齐家遗址。马家窑遗址是在这之后发现的。到了夏天，他们又发现了半山和寺洼遗址遗迹。

此外，安特生认为在仰韶和齐家坪之间还应当有一些中间环节，于是他们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河西走廊，终于在民勤沙井村发现了沙井文化。同年秋天，安特生回到了北京。

实际上“中国文化西源说”对安特生来讲也是完全没有定论的假说。他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中指出：

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然欲完全解决问题为日尚远。是在考古学家、人种学家及言语学家同力合作，去固执之成见，为诚实之讨论，庶能渐达真理。尤望中国学者对此注意，共起研究，其能贡献于此之学者，自更不可量也。

实际上，安特生也指出，在中国文化西源说之前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人种西源的说法。 他在史前文物方面的假说，是想在这方面有所推进而已。后来安特生建立起了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等仰韶文化六期说的基本框架。1925年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中国文化西源说”的主张。他认为：“著者因联想李希霍芬氏之意见，谓中国人民乃迁自中国新疆，此即为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并受西方民族之影响。”

安特生将所发掘的中国史前文物经过小心、安全的包装，首先运到北京，之后再运至瑞典对这些标本进行分析检测。鉴于瑞典“中国委员会”为安特生此次在中国的考古挖掘工作支付了巨额的费用，1924年12月该会的主席、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子致电中国地质调查所，建议中国和瑞典平分安特生所发掘的文物。1925年2月，丁文江、翁文灏在征求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同意王子的建议，平分所发掘的文物，并要求安特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之中。寄到瑞典的文物主要是在仰韶发现的品质优良的彩陶，总共800余件。据瑞典东方博物馆的记录，文物退还总共进行了7次：1927、1928、1931、1932、1936年分别一次，1930年两次。遗憾的是，这些归还给中国的文物，由于时局的动荡，大部分不知所终。

05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也是空前的。他将近代考古的知识、科学原则、理念和方法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并且运用这些方法在与他的众多中国助手的合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他之前，中国只有金石学，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安特生将田野调查的方法介绍给了他的中国助手们，他为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套近现代的发掘方法，同时他在实地考古的测量、绘图、辑录到标本采集方面，也都做出了典范。由于安特生首先是地质学家，因此他在史前考古发掘中，特别重视地貌学、地层学的方法，分层学的科学原则，也为后来中国史前考古发掘打下了基础。他在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方面，做了具有预见性的工作，特别是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等多学科的运用，真正拉开了周口店遗址挖掘的序幕。而仰韶文化的发现，结束了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历史。因为之前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没有发现明确的石器时代的遗迹。

今天看来，安特生在某些年代的确定方面并非特别准确，但他是在没有任何前人成果可借鉴的情况下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做出的判断，可谓惨淡经营，功垂竹帛。

安特生在中国的时候，就获得了同行的高度评价。1922年3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章鸿钊发表了题为《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的演讲，他讲道：“安博士到中国六七年，始终如一，到底不懈，发见的矿产、哺乳类化石和种种石器陶器，也是不少，大可增加中国地质上和文化上的价值，这是极可感佩的。” ^[6] 作为安特生曾经的中国助手，后来中国考古界的重要学者，李济（1896—1979）则指出：“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 安特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发掘的意义，李济认为：“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它大约比法国人类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晚半个世纪。但西方的历史学家一贯认为东亚是印欧文明的界外；这些发现物再次提醒历史学家，东西方并不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是分开的。”

1922年4月1日胡适（1891—1962）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安君（指安特生——引者注）是地质学者，他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又得袁复礼君的帮助，故成绩很好。他说，旧日考古学者发掘古物，往往重在文字方面而遗其器物（如中国宋以来的金石学者），或重在美术而遗其环境（如英国初期之埃及学者），都是错的。他自己的方法，重在每一物的环境；他首先把发掘区画出层次，每一层的出品皆分层记载；以后如发生问题，物物皆可复按。”

此外，从中国近代考古学科的兴起，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学科之所以从起初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完全是由于中外合作发掘、研究的结果。胡适对此也颇有感触，他认为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外合作的结果：

地质调查所里的地质学者，近年很出了些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本国学者除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各位之外，还有外国学者葛拉普（Grabau）、安特森（Anderson） 在所里做专门研究。我们现在虽不能说这一班中国地质学者在世界的地质研究上有什么创作的贡献，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整理中国的地质学知识，已经能使“中国地质学”成一门科学：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中国学者中也有对于安特生的考古方法和他的一些学术假说持怀疑态度的，其中很多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批判。而傅斯年在1930年的严厉批判我认为是比较中允的。傅斯年在肯定了安特生现代考古方法的科学性之后，指出：

安特生的考古方法，确实是比中国人有进步，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亦为不少；但是他的实际工作甚多可议之点：（一）不能利用中国的材料；（二）走马看花，不能充分的考验；（三）粗心挖掘，随便毁坏；（四）如掘不得，即随便购买。关于购买一层，最不可靠，因为不知道他的来源，不如亲自掘出来的较为确实可信。

说实在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新石器时代的论述，并没有多少。傅斯年的文章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而安特生在回到瑞典之后，用了后半辈子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文物。无论如何，从《龙与洋鬼子》一书来看，安特生实际上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认识还是比较全面的。

除了在中国之外，安特生在东亚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黄土地带》的日文译者、日本著名东洋考古学家松崎寿和（1913—1986）就曾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专著《新黄土地带——中国的先史时代》 ，通过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考古新发现，重新对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做了系统梳理和研究。这一做法，显然是接续了安特生“黄土地带”的传统。

06　中国与西方

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在历史上对西方的影响曾多有研究，在《龙与洋鬼子》中，安特生也通过对话的方式，对这些知识进行了普及：

芝加哥知名博学的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从中国传到波斯、然后由波斯传到西方的24种农产品，其中有桃树、杏树和茶叶。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也有大量植物从西方传到中国。（312页）

《中国伊朗编》（ Sino-Iranica , 1919） ^[7] 是德裔的东方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一生著作中较重要的一种，也是欧美东方学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本书前一部分主要运用植物学、考古学的方法，论述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在古代，除了农作物的交流之外，中国对西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丝绸了：“罗马帝国时期，漂亮的贵妇们身上穿的轻便、紧身的服装就是由来自中国的丝绸制作而成的。长久以来，只有中国人知道制作这些漂亮绸缎的秘密。拉丁文作家曾经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丝绸是从树里找到的。”其实，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原和西方之间的商贸交流，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的“赛里斯”（Seres）这一对中国的称呼，就源于古希腊语的“丝”。由于蚕是靠桑叶养活的，因此在欧洲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丝绸来自树上。除了这些比较经典的论述之外，安特生还介绍了美国汉学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有关印刷术西传的最新成就：

一位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卡特，一步一步地记录了造纸技术的进步以及印刷术是如何从中国传到西方的。因此，事实上，中国人给我们欧洲人带来了技术手段，这为欧洲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也使得普通民众的思想启蒙成为可能。指南针的发明，指引我们发现了美洲；火药的发明，帮助我们推翻了中世纪封建王权的统治。在这些方面，中国人功不可没。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西方的机械文化工业文明，给中国复兴提供了工具。（312页）

难能可贵的是，安特生写作此书的时候，卡特的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8] 英文版刚刚出版，可见安特生当时一直密切关注着西方汉学研究的前沿。除了造纸和印刷术之外，指南针和火药也都为近代欧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中西之间不仅存在着正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和偏见。丁文江在向安特生解释什么是“洋鬼子”（foreign devil）时说：

“洋鬼子”不应理解为辱骂，而是动物学里的定义。人类有黑眼睛和黑头发；魔鬼有红头发和绿眼睛。因此，外国人属于后者。这简单明了、无可争议，就像卡尔·冯·林奈依据植物的生殖器官将植物加以分类一样。（272页）

尽管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出发，洋人被“科学地”归在了具有红头发和绿眼睛的魔鬼类，但安特生依然认为，“在拥挤的大街上，当孩子们或者愤怒的暴民围追堵截一位外国人，怒斥其为‘洋鬼子’时，这就是骂人的话了。”（272页）安特生将这本书命名为“龙与洋鬼子”，是希望运用反讽的手段产生幽默的效果。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文化中，“龙”所代表的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而中国的“龙”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洋鬼子”既是指安特生自己，也指一般的西方人。因此，书名的含义就是“中国与西方”。

在与西方人的交往中，中国人起初拒斥西方物质文明，“洋人煞费苦心终于在1875年才修成了上海到吴淞的一段铁路，竟被清政府赎回并勒令全部拆除”（273页）。但之后不久，中国人不仅允许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政府还派遣留学生引进西学，“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了京绥铁路，该路段穿过了困难重重的南口。这段铁路设计精妙、坚如磐石，被美国铁路建造业的同行公认为中国工程的典范”。除此之外，西方的技术发明也给中国带来了各种的便利：机关枪、迫击炮、飞机、无线电报、暖水瓶、电影放映机、理发工具和钢笔。这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

在精神层面，中国人也对西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学生们读尼采的书，用汉语表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学生群体中广受欢迎。北京的一个油画流派遵循着西方的艺术原则。大都市的小资青年都崇尚爵士乐和短发。（274页）

也正是由于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使得中国步入了现代社会的行列。这当然绝不仅限于正面的影响，安特生也特别提到了在中国吸食鸦片也“与时俱进”，摇身一变，成了注射吗啡。在列举了白种人历史上在美洲、印度、澳大利亚和非洲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后，安特生在书中特别抨击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图谋，他在《白祸》一章中写道：

我在本章中使用“白祸”这种措辞，肯定让很多读者震惊。之所以用“白祸”，部分原因是1890年代列强们对中国的掠夺性政策；部分原因是外国人控制之下租界内的管理不善，这导致了我在《上海的五卅惨案》那一章中所描述的于去年爆发的悲惨事件。（279页）

1896年沙俄以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将东三省的铁路修筑和经营权交给俄国，并同意战时开放使用港口，从而引发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列强争相迫使清政府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的事件。这一主要由西方列强引起的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径，对中国人来讲，难道不是一种“白祸”吗？

在安特生看来，在中国的西方人问题，只有当西方人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客人，而不是主人的时候，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在华的洋人务必谨记，自己只是客人。既然作为客人，就必须尊重并体谅主人家的风俗习惯。所有列强越早且越彻底地一致支持这种胸襟开阔的人道主义政策（迄今为止仅有美国支持），才能越早解决世界政治中最艰巨的难题之一。（280页）

西方的“文明人”认为其自身的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因此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推广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所谓的“文明化传教”（Zivilisationsmission）活动，这一传教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也强迫包括中国在内的“野蛮国度”接受“文明”的标准和制度。 ^[9] 尽管安特生并不否认中国在很多方面要向西方学习，但他同样认为，作为到中国做客的西方人，理应尊重并体谅中国的风俗习惯：

一方面，我强烈谴责列强们对待中国的某些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我也深知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白种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并使其掌握了改善物质生活的强大杠杆。我十分要好的一位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西方世界给中国文化的最佳礼物就是科学的方法，即系统收集数据并借助一切可能的比较方法去分析它们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非常愿意感谢我们文化的贡献。（281页）

安特生非常辩证地看待西方和中国的关系，一方面他强烈谴责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和奴役的心态，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中国在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发展过程中，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意义所在，对于后者，他是通过一位中国朋友的亲身感受而告诉读者的。所谓“科学的方法”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包含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以及思想上的科学化、大众化的进程。在法治方面，安特生认为，废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保证中国司法独立的重要步骤。他指出：

但很显然，中国现在的司法体系专横武断、尚不健全，政局也不稳定，所以目前不能像他国那样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给外国人。要根据中国司法效率提高的进程，分步骤、分阶段地废除治外法权。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281页）

19世纪以来，中国并非唯一授予外国侨民治外法权的国度，当时在亚洲的日本、泰国、伊朗、土耳其，在非洲的埃及、摩洛哥等所谓“未开化”国家，都曾采取强压的方法“保护”西方侨民单方面的治外法权。在安特生看来，治外法权肆意践踏中国的法律。其实早在1917年，中国因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为敌，从而废除了这两个国家侨民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安特生认为，如果想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又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的话，“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281页）。这一观点还是有些为西方辩护的味道，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应有的权利。

在安特生看来，当时中西之间合作的最高成就是美国人在北京建立了协和医学院。他盛赞了石油巨头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1839—1937）的胸怀和独特眼光。有关当时新落成的协和医学院，他写道：

这所医学院在多个方面令人瞩目：它于1921年竣工，耗资300万美元，美方不惜一切将其打造成世界一流的院校。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的所在地，曾是清朝的豫王府（豫亲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铎）。美国建筑师按照中国的“复古”风格改造了豫王府——将古代宫殿的风格应用于二三层的现代建筑上。这一大胆的尝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字排开的医院和各实验室错落有致，顶部全铺着绿琉璃筒瓦，还有一排排中国传统歇山顶式的角楼，浑然一体，显得格外安静祥和。甚至中国人也称赞这位美国大师的杰作，并宣称要想保留中国传统、静谧、高贵的建筑风格，就务必要效仿这一标杆式的建筑群。（287—288页）

除了这一处中西合璧的主体建筑之外，协和医院还为工作人员准备了住宅区：后者由十多幢美国折衷主义建筑组成，也非常有特色。但无论如何，医院除了现代化、优美的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医疗人才的培养：“每年，大批受过现代培训的医生从协和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不仅有一流的医疗设备，还有协和人特有的妙手仁心和远见卓识。”（289页）

由于瑞典没有参加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各种帝国主义活动，1900年八国联军中也没有瑞典的军队，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保持着与瑞典王国的友好关系。而自近代以来，瑞典也备受列强的欺辱。安特生之所以同情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祖国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

瑞典人反抗外国入侵的历史长达500多年，这不由地让人联想起当今中国人反抗外辱的斗争。

中世纪早期在瑞典的比尔卡，外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明眼的观察家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比尔卡不像是一个瑞典的城市，它倒像一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弗里斯兰人的“租界”。可以明确地说，外国人在比尔卡的影响特别重要。在汉语里，对外国人的称呼是“从外面来的人”。就像目前在中国北方一样，他们带来了新时代的知识和精神力量。瑞典最早的货币铸造，就是模仿外国的图案；瑞典早期也有从国外来的大量传教士，他们的目的是在瑞典传播基督教。这两点与当今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相似，主要表现在中国出现各式各样的外国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大量的外国传教士。（325页）

实际上，从15世纪起，瑞典人就极力抗拒丹麦的吞并企图。152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Gustav Vasa, 1496—1560）建立王权，从而使瑞典从瑞典、丹麦、挪威三国共拥一主的卡尔马联盟（Kalmarunionen）中独立出来。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瑞典在欧洲大陆获得了领土，一度跃升成为欧洲强国。之后在18世纪的大北方战争（1700—1721）中，俄国全面击溃瑞典，从此称霸波罗的海。1809年瑞典同俄国在芬兰爆发的战争中战败，瑞典东部的三成领土被割让，成为附庸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大公国。拿破仑战争后的1814年，瑞典与挪威合并，组成了由瑞典主导的瑞典-挪威联合王国，1905年解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瑞典保持中立。在安特生看来，作为北欧小国的瑞典周围有诸如俄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大国觊觎，其在历史上的境况跟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他常常以自己的祖国为例，解释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奴役的历史。

07　基督教在中国

在中国，尽管儒释道三教间也存在着不少的竞争和冲突，但最终它们能够实现共存和互补，这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和谐、调和的精神。与排他性的基督教相比较，安特生在他的书中盛赞中国文化的宽容性：

虽说我不得不提到当代中国确有的许多缺陷，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高尚品质，使得与西方的野蛮相比，中国颇具吸引力。这便是对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的无比宽容。……自最早的传统出现伊始，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包容度便极强，这使得受过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在得知西方兴起的野蛮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异端审判、现代的异教排斥，甚至是各种派别的基督宗教等时讶异不已。（158页）

对源于一神教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圈中的人士来讲，用一种所谓“调和论”（syncretism）的方式统合信念的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谈到中国人为什么唯独不能容忍基督教的时候，安特生非常深刻地指出：

中国人之所以有时会与基督教传教士反目成仇，是因为西方政治以其对权力的贪婪与肮脏的物质追求，迫使中国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尽管中国人对精神上的问题天性宽容，但如若某种宗教迫使他们担忧起社稷福祉的存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同样的残酷无情。（159页）

这其实揭示了“礼仪之争”之根本：18世纪初教皇克雷芒十二世（Clement XII）禁止中国的教友使用中国礼仪，除了禁止使用汉语的固有词汇“上帝”和“天”称“神”之外，也还禁止祭祖尊孔，后者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根本大事，这种做法等同于强迫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停止做中国人。而19世纪中叶以来，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传教活动都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扩张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共同构成了有些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反目为仇的原因。

因此，在安特生看来，中国并非西方人所认为的“一个毫无法度的异教徒国度”：“（中国）已经遗忘了那些古老的偶像，一群受过启发和敢于自我牺牲的传教士在这里照亮了人们的精神黑暗。”（239页）但安特生同时提出：“当今中国在拼命寻求精神支持，不仅在基督教传教士那里。”（240页）他认为，新时代的中国精神源泉也必然是多元的。

为了扩大寻找史前遗迹的规模，安特生特别向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可能对这一研究感兴趣的人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相当详细地说明了中国药典中所谓‘龙骨’和‘龙牙’的重要性，这些骨骼和牙齿的化石，大部分是第三纪哺乳动物的，它们在中国内陆自古代就被挖掘出来了。” 信的结尾是呼吁感兴趣的人士都能将有关哺乳动物化石的信息告诉地质调查所。很多传教点响应安特生的呼吁，帮他在当地找到了很多所谓龙骨的化石地点。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安特生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讲述了瑞典在华传教团的情况。当时在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点有两位女牧师玛丽亚·皮特森和玛丽亚·哈尔特克兰茨都给予了他巨大的帮助。特别是皮特森女士告诉了安特生渑池北部的某些地方，安特生在这些地方发现了一些脊椎动物化石，以及中药铺卖的“龙骨”——甲骨。实际上，这里离他后来发现仰韶彩陶的地方，已经很近了。因此他在书中也特别表达了对皮特森的感激之情：“正是以您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使得传教的工作被中国人民敬重和尊崇。贪得无厌的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各种滔天罪行，正是你们，在替他们赎罪。”（255页）后来安特生到了兰州以后，也是在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帮助下，买到了一大批精美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在安特生看来，对于中国人来讲，传授教义和信条是毫无价值的，“真正吸引他们，赢得他们尊敬、关怀和友谊的，是以身作则”（267页）。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那些西方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在无法让中国人信服，进而相信这种上帝的宗教：

还有一个阻挠差会传教的障碍，就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基督的教义。英国传教士既然倡导基督仁爱，又怎么为鸦片战争（1840—1842）辩解？当中国人质问，信奉基督教的各国政府为何派出八国联军以“镇压”为名入侵北京无恶不作时，那些可怜的传教士们又何言以对？从1890年起的十年间，自诩为先进文明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沉迷于强迫中国割地赔款，甚至提出无理要求，企图瓜分中国，划出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一切，如何让尴尬的“文明使者”粉饰侵略、美化暴行？（268—269页）

一个正直的国度，怎么可能向另外一个国家输出鸦片，怎么可能以武力瓜分另外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到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掠夺？

尽管早在16世纪下半叶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但比较多的西方人士来到中国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

08　对中国当代政治的认识

从1914年到1925年，安特生在中国的11年间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争斗不断，但民主和各种科学、学术思想的发展较为自由。1916年的洪宪帝制，1917年的张勋复辟，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国民党的改组，1924年的北京政变，等等，安特生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历了这些事件。由于他同中国知识界的精英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对这些事件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及自己的独特思考。

1915年12月至1916年3月，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预备成立一个君主立宪制政权，定年号洪宪，1916年为洪宪元年。而就在1915年底，英文的《远东时报》（ Far Eastern Review ）刊登了一则消息，称在宜昌发现了龙化石，这被认为是恢复帝制的“吉兆”。作为地质学家的安特生看到记者欧尔温所撰写的这篇极不专业的新闻报道，以及所谓的“吉兆”，不无讽刺地写道：

在1916年这个重要的年份里，一月份发生了很多伟大而充满希望的事情，但是到了六月，时局就支离破碎了。袁世凯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皇帝，就像宜昌的龙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龙，就像欧尔温先生从来没有被誉为新科学的奠基人。我们只能在他的文章中隐约看到这门学科的模糊轮廓，我们姑且把它称为皇室纹章古生物学吧。（194页）

1915年底，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锷（1882—1916）和唐继尧（1883—1927）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1865—1936）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希望依靠他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的各省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安特生在文中认为，所谓的“宜昌之龙”的“吉兆”不过是记者的伪科学演绎而已，因此袁世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君主，记者先生也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尽管如此，安特生依然认为袁世凯是一位不寻常的政治家：“这位小个子男人有着强大的灵魂，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都能体现他的性格，比如他惊人的工作能力和巨大的胃口……”（201页）尽管后世的历史学家倾向将袁世凯评价为“专制暴君”“卖国贼”，但他却是一个强权的人物，可以保一方的和平。袁世凯的去世标志着新的军阀混战的开端：“有耐心、易满足、勤劳的中国人民现在忍受着内战的恐惧。所有中国人民的朋友们都盼着一位新的领导人能够很快站出来，比已经死去的前任能更忠诚、更成功地保疆卫土。”（202页）安特生在离开中国之前，中国一直处于由北洋军阀为首领政的时代，甚至连形式上的统一政府都不存在。他在《军阀》一章中写道：“任何时候想要在中国进行建设性改革，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中国已经分裂成了松散多变的‘小国’，每个‘小国’都由一个领袖领导，要么反抗北京中央，要么裹挟总统和内阁，在极端情况下，各‘小国’政府之间还可能针锋相对。”（231页）安特生所描述的其实是民国政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北洋军阀主导阶段，即从1911年清王朝覆没到1928年张作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下取消北京安国军政府，奉军退回东北，张作霖将“中央政府”降级为地方政权。在这一时期，中央集权模式被破坏，导致地方军政集团势力过大，威胁大一统的局面。因此，对有能力的“铁腕”政治家的渴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安特生在《未来》一章中借助王博士之口说出了中国人的愿望：“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真正依赖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我们能找到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一个强人，一个能统一中国（如果需要的话，用大炮和刽子手的斧头来统一中国）、勇敢、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导人，他能够建设一个现代社会，同时保存我们古老文化中珍贵的价值。”（308页）在王博士看来，这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并不是好大喜功的墨索里尼式浮夸的人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能将西方列强赶出祖国的凯末尔式的人物。

在安特生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他通过自己创作的人物“曹哥”在山西的所见所闻，描述了人们对当地父母官阎锡山（1883—1960）的评价：

当阎大人刚刚掌权时，山西各地土匪肆虐，如今土匪已经被彻底铲除，以至于山西人骄傲地宣称全省没有一个土匪。人们在其他省份种植鸦片、吸大烟，但在山西境内是没有鸦片的，如有违反，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父母也不会给女儿缠足，她们的脚可以自由生长，就像男孩子们的脚一样。而且，人们不可以留辫子，否则会被带到最近的警察局剪掉。人们对阎大人议论纷纷，但是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好省长。（217页）

尽管阎锡山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曾经不遗余力地“劝进”，但袁世凯死后，阎锡山在山西实行了“保境安民”的措施，至1924年，他还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安特生在讨论中国的“未来”时也提道：“山西在‘模范省长’阎锡山的治理下，一片祥和，在推广大众教育、消除匪患、销毁鸦片、废除女人缠脚、剪掉长辫、改善卫生、铺设街道等方面都有一定进步。”（306页）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1917年他曾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这些一直为当时的人们所称道。

尽管安特生是西方人，但他一直尝试着运用“共情”能力，去理解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方式。上文提到，针对当时依然流行的宣扬黄种人对于白种人是威胁，白种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的黄祸论，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中提出了“白祸”说。安特生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地质学家庞佩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上海经历的一艘西方的蒸汽船在吴淞口江上撞翻一个载有四个中国苦力的舢板的场面：

事实上，当时汽船仍有足够的时间避免相撞。此时，汽船领航员问船长：“船长先生，我们可否停一下？”“不！”船长大吼一声，“继续前进。”汽船并没有躲让他们。听到这样冷血的回答，我感到异常恐怖，我屏住呼吸，等待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听到一声大叫，接着是“啪”的一声，我们乘坐的汽船晃了一下，继续沿着小河前行。我跑到船尾，只看见一个苦力，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在甲板上的许多外国人，很少有人流露出应有的神情。船长和大副从汽船的栏杆处平静地瞥了一眼，检查船桨的轮子是否撞坏，他们的谈话根本就没有提及舢板船上那些可怜的受害者。（290—291页）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在安特生看来并非一件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他接着写道：“很明显，这位外国船长表现出的傲慢及其草菅人命的行为根植于那些年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的传统中。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傲慢至今仍然存在于生活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外国人居住区中。”（291页）安特生认为，洋人在中国的那种盛气凌人、耀武扬威、蛮横无理的所作所为，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所谓的“白祸”了。不过他认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大战这种践踏人类文明、违背人类良知以及白人争霸世界的恶行意味着他们在中国的声誉彻底瓦解”（299页）。

安特生最初写作《龙与洋鬼子》的时候，仅仅是为了瑞典的读者，因此所谓的“共情”是设想中国的事件发生在瑞典，与中国人的角色进行对换，体会中国人的感受与苦难，从而将瑞典读者的内心世界与中国人的联系起来。他在叙述完“五卅惨案”之后写道：

为了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请允许我把它放到我们瑞典的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一块地由外国人占领，他们在那儿修建定居点。在这个外国人聚居地，瑞典政府无权管辖，瑞典法律也不起作用。想象一下，接下来，有传言说，来自斯德哥尔摩北区的一个瑞典工人，比如说，在此被一个芬兰工头杀害。瑞典学生在长西街举行游行示威，结果许多学生被捕。后来，来自斯德哥尔摩北区学校、手无寸铁的学生发起了游行示威，一位德国军官下令开枪，导致许多学生伤亡。难道我们温和的瑞典人民不会变得群情激愤吗？ （300—301页）

通过这种方式，瑞典的读者就能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体验和换位思考这一问题，以便与中国人在情感上得到沟通，为增进理解奠定基础。

安特生一直希望看到中国在外交方面的独立。即便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轮换期间，他依然认为中国外交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颜惠庆、顾维钧和王正廷等外交官可以尽自己所能，在外交水平上和西方平起平坐。”（230页）这三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外交家，都为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做出过巨大的贡献。1919年春，担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的颜惠庆（1877—1950），在巴黎和会上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而年轻的顾维钧（1888—1985）在和会上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据理力争，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采取了“联美制日”的策略，这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1922年3月，主持接收山东权益的工作由王正廷（1882—1961）接任，经过多轮与日方的唇枪舌剑，中国政府终于在同年12月收回了胶州租借地的行政权。对此安特生写道：“中国民众的声音使得他们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得到了必要的道义支持，从而拒绝签署使日本获得德国原先在山东的特权的‘和平’条约。中国代表的拒绝也促使了1921年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同意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244页）这些当时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安特生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个体现中国外交不独立的现象是租界的存在。安特生指出：

上海的外国人聚居区，也就是公共租界，连同附近的法租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单位。它在很多方面，带有现代版汉萨商业同盟城市的特点。……它几乎所有的工作重心都是在维护区内外国人的利益，它把居住在租界的中国居民当作二等公民或仆人看待。这些中国人的存在是有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租界，他们没有参加社区事务的权利。……每一个租界都由外国人控制，中国人没有任何影响力。（296页）

这些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由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立的合法外国人居住地，完全被视为外国领土，中国政府根本不敢轻易干涉租界的内部事务，更别提派驻军队、警察，因此无法对租界内的违法行为进行司法干预。这个特点也往往令租界成为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或战争时期平民的最佳避难场所。但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主权国家来讲，安特生认为，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利用租界的特点从事颠覆国家的活动，“这些地方变成了破坏中国政治生态的祸根”（298页）。他在有关“五卅惨案”讨论的最后指出：“关于在华外国人管理的问题必须有彻底的改变。我们必须希望，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城市的外国租界的管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确保中国的司法权，二是保障外国人的安全。”（302—303页）

有关中国未来的出路，安特生并不认可共产主义的道路，他指出：

当然，学生运动绝非无可指责。近年来，学生常常对他们的校长或一些不受欢迎的教授发动罢课，但我却认为作为学生最好的方式还是安静地学习，同时，这些学生的布尔什维克思想与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貌究竟是否契合也值得考量。很容易理解，这些学生血气方刚，对国家之不幸感到绝望，但是中国人的天性温和中庸，似乎能找到其他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办法。（244页）

也就是说，安特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极端的革命，因为苏俄式的社会革命与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性格特点是不符的，尽管他肯定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在他们的所有行动中，学生已成为中国争取国家统一的强大力量。尽管学生运动不成熟、缺乏大局观，但其理想主义的动机，与督察长的专断和职业政客的阴谋形成了鲜明对比。”（245页）尽管安特生的观点趋于保守，但他却始终站在学生的立场来谴责当时官方对学生的镇压。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中花了大量篇幅来介绍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胡适的观点。他甚至认为，“毫无疑问，1919—1920年的文学革命对中国人的精神发展意义远大于1911年的政治革命”（249页）。

《龙与洋鬼子》中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当时中国政治事件的一手文献。1927年4月6日，安特生去北京苏联使馆办签证，正好碰到了已经控制了北洋政府的张作霖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当时这位被推戴为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对革命军作战的奉系军阀认为，包括李大钊在内的革命者是策动冯玉祥“反叛”、“勾结”苏联“颠覆”民国政府、呼应蒋介石北伐的主要领导人，必须予以“严惩”。据安特生的记载：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开始迫害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张作霖的总部早就知道，在北京使馆区苏联使馆附近一直有由其控制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活动。奉系军阀将其立场告知苏联驻华使馆，之后于4月6日搜查了使馆附近的一些房舍，包括苏联武官办公室。

……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天早上，我正要去苏联领事馆办签证，但却发现使馆大门紧闭。但是，当时跟我一起去的中国脚夫情绪却很高涨。他建议我沿大街再往前走一段，因为那儿“有很多警察和士兵，那儿肯定在发生值得关注的事”。的确，那段使馆区被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占领，场面确实壮观。汽车一辆接着一辆，进进出出，中国警察带出一小群面容苍白的共产党人。他们被推进汽车里，其他车辆则装载着红旗、手枪、文件材料等。这一次，近百人被逮捕，其中75位是中国人，剩下的是苏联人。不久，许多中国共产党员被处以绞刑。 （333—334页）

当时中国南北正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领导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藏有一定数量的武器，且苏联深度卷入这场内战，给北洋政权造成极大威胁。安特生所记录的“中国警察带出一小群面容苍白的共产党人”中就有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以“里通”苏联“颠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罪名被绞刑处决，时年37岁，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其他20名国共人员。

09　安特生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考察

时至上世纪20年代，很少有学者曾对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进行过考察。但安特生是一个例外，他已经开始关注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并对中国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破坏做了详细的记录，这些都构成了有关中国生态环境的重要文献。

安特生特别欣赏中国农业对资源的节约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在第三章《中国农民》中，贯穿始终的是威斯康星大学农业教授、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金博士（Franklin H. King, 1848—1911）于1911年出版的《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 。1909年春，金博士携带家人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古老农耕体系，通过与当地农民的深入交流，他了解到在人口稠密的东亚，农民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种植出足够的农产品。在这一章的开始，安特生便引用了金博士在书中的一段话：

我们美国人是初学者，会以粗放的方式从事农业，依靠矿物肥料，由于我们的卫生设施不利，而让大量的天然肥料流入河流和海洋。总有一天，当我们的人口增长时，我们必须到东方去学习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人们几千年来从事精耕细作的方法，谨慎使用所有的天然肥料，而不使用人造化肥，以便保持土地的丰收。（82—83页）

这是对当时美国现代农业发出的警告，也是对当下全世界农业发展发出的警告。可惜的是，后来的情况恰恰相反，不仅美国农业没有从东亚的传统中学会任何的东西，我们反而丢失了自己的传统，学会了美国式的现代农业方式。

尽管中国农民并不懂得生物化学过程，金博士在中国的考察中还是发现了他们运用氮肥的丰富经验：“在中国的村庄里，从厕所、牛粪、生活垃圾、老炕等收集的肥料被制成堆肥，添加适当的水分进行发酵，最后特别仔细地予以粉碎，之后撒在田间。”（93—94页）并且在长期的经验之中，他们逐步形成了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有机结合的综合经营方式，其原理是利用微生物在农林牧副渔间形成的整体生态链的良性循环：“他们从经验中发现，桑园长期使用的土壤非常有利于水稻的收成，而稻田的土壤则有助于桑树的生长。”（93页）“在同一季节里，各种农作物的交替种植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王国共同进行。田里的土壤富含通常被称为蚯蚓的蠕虫，这种蠕虫具有在土壤中穿孔并协助土壤通风的功能。在整地的过程中，这些虫子被小心地保护着，因为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保留这些有用的助手。但是当水进入稻田时，蚯蚓就会成群结队地涌向地表。于是，农夫放一大群鸭子进来，它们吃了蚯蚓，养肥了自身。随着水被引入稻田，鱼群随着稻米一起生长。”（97页）这一方式为解决农业污染、节约农业资源、提高产出效益等提供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并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成就了良性的生态循环环境。

1924年8月，安特生在戈壁的沙井村亲身经历了中国农民运用在沙漠中种植豆科植物——“紫云英”来收集“氮肥”的做法，之后他引用了金博士的说法：“直到1888年，在一场由最杰出的欧洲权威界人士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科学争论之后，人们才得出结论：豆科植物通过滋养生活在其根部的低等生物来维持世界上从空气中直接收集的氮的供应。但几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最偏远的东方农民，种植这些植物对保持土壤肥力至关重要。因此，自古以来，与其他作物轮作的豆科植物栽培早已成为这些人坚定不移的做法。”（95页）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早在19世纪初就发现了“海鸟粪”——这其实是一种广泛受欢迎的含高氮的肥料。到了19世纪中期，海鸟粪的出口已经占到了秘鲁国家财政收入的60%以上。 而在中国农业上，氮肥却以另外一种方式一直在被使用着。

今天在北京发生的沙尘暴，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当代的现象，其实不然。在某年二月的一天，安特生乘车从北京到天津，便遭遇了一场不寻常的“沙尘暴”：“其中有来自戈壁沙漠的美丽而干净的黄白色沙尘，这些沙尘落在城市上空，人们可以用小院里的桶把它搜集起来，这些堆成小山的灰尘又被风刮到了田野中去。”（72页）强风将西北戈壁上大量黄白色的沙尘卷入大气，并将其输送到数百公里以外的北京。由于当时的植被状况不好，在北京附近，安特生所到之处，几乎没有树木：“这个国家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树木，但某些受保护的森林，例如北京东北偏东的东陵，似乎表明早期有一片相连的森林，已经被当地人砍伐，其中大部分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中。”（79—80页）“更糟糕的是，山里的人用可怜的树枝生火，而自从原始森林被砍伐以来，山里就没有树木了，每一棵树的枝条都被小小的砍柴人无情地砍掉。”（109页）北京城市四周的植树造林，植被覆盖率的提高，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的事情。

10　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疾病

作为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瑞典的一位科学家，安特生来到中国之后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也是十分陌生的。下文将提到的那位“祥林嫂”式爱唠叨的老妇人，她每天要做的事情是，让儿子帮她找个晒太阳的地方：

老妇人脱下了棉袄，开始了每天的必备项目——抓虱子。她上了年纪，瘦弱的脸颊棱角分明，骨骼在枯干的皮肤下清晰可见，但手指间的动作却坚定果决，并成功地杀死了一只只虱子。很明显，中国的小害虫和狗、猪一样，都有自由泛滥而顽强不息的繁殖天赋。（139页）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研究，从类人猿的“直立人”到当今人类祖先的“现代人”，虱子是一直伴随的寄生虫，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卫生状况较差的很多地区的人身上依然寄生着这种能传染多种疾病的小害虫。

作为一个外来者，安特生常常会观察到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些现象，例如由于没有卫生意识而使沙眼（Trachoma）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

在中国，沙眼或许是最严重的眼科疾病。它的传播方式非常奇特。在一切公共场所，不管是旅馆、剧院还是列车上，服务人员通常会为客人分发热气腾腾的毛巾供其洁面，毛巾上还常会渲有淡香。用这些毛巾擦脸虽然清爽舒适，但极不健康。因为毛巾经不同顾客反复使用，虽会被投进一个大壶里消毒，但壶中的水多半是温水而不是开水，达不到消毒的效果。通过这些毛巾，沙眼寄生虫便输送到了健康的眼睛里。根据中国人对卫生和清洁的观念，饭后或晚间在剧院观影时，用毛巾擦脸洁面这种方法并无不妥。在剧院里，把用过的毛巾卷起来，直接扔给大厅对面的热水壶旁的人，对服务员来说是种广受青睐的小聪明手段。（154页）

有关这些细节的描写——特别是近距离放大，包括各种细节的突出，如果一个人没有多年在中国的经历，并且时刻具有外来者的警惕态度的话，是很难发现其中的原委的。

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间爆发的异常致命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造成当时全球1/4人口的感染（约5亿人），几千万人因此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尽管当时中国的死亡人数比其他地区低，但情况依然是不容乐观的。安特生就此写道：

1918年深秋，我们常驻在北京和张家口之间的山区，在海拔800米高的地方，绘制宣龙铁矿矿床图。11月霜冻降临并渗透大地，飘落的大雪非常不利于我绘制测量图。

眼下西班牙流感正在这些地区肆虐。我们发现上坡地村里几乎所有人都生着病，有的已经病死了。在村里住了一夜后，因为找不到所需要的住处，我们不得不继续赶路。直隶省宣化府内，所有的工匠都在造棺材，以至于我们都找不到用来收集样本的木盘。（167页）

也就是说，到了1918年深秋，西班牙流感已经传到了北京以北的地区，尽管死亡的人数不确定，但当时宣化的所有木匠都在造棺材，这说明当时的情形是很糟的。对于当地人来讲，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寻求神灵的庇护。安特生就此继续描述道：

吃完晚餐后我在庙门口站了一会儿，放眼望去，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我们一行人的闲聊声、马匹的踢踏声，还有下方村子里狗的呜咽声。这时，远处传来一阵轻柔的鼓声，还有持续的低沉的唢呐声，声音逐渐接近这里——原来是一群僧人和农民来乡庙祭祀，祈福避灾。

队伍缓缓地进入寺庙。庙门敞开，香柱插在神像前的香炉里燃烧，伴着袅袅香烟，院子里燃起了一大堆树枝堆成的篝火。住持敲响了寺钟，鼓声和唢呐声伴着钟声响彻四周。（168页）

安特生知道这样的祈神活动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向这些“迷信”的村民解释科学的道理也是徒然。他诙谐地写道：“当这些迷信的村民拼命驱赶恶灵时，我这个洋鬼子却安稳而舒适地躺在帐篷床上。我不断纠结自己是应该为失去的睡眠而生气，还是应该沉浸在这场夜间祭祀活动的魅力中感悟人生。”（168页）

11　《龙与洋鬼子》中的文学描写

作为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安特生，由于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因此他的论述极有条理性，并且层次清晰，文笔流畅。不仅仅对科学的事物，同样对他经历的人、事、物，安特生也会作细致、逼真的描绘，使读者产生如临其境的真实感受。在第七章《旅途中的老妇人》中，安特生向我们讲述了一位警察的母亲每天来警察局讲述自己家事的故事。大家对每日唠叨不停的老妇人早已习以为常了：

骡夫过来听她说会儿话；警察又站在边上听她说话；再一会儿，士兵又过来听她说了一会儿。他们都不会停留很长时间，离开的时候还互相偷笑点头，不把老妇人的话当回事。（138页）

很长时间以来，周围的人对这位喋喋不休的老妇人不再容忍了。安特生通过骡夫、警察和士兵的表现，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偷笑，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人们对老者的敷衍和失去耐心。

安特生在书中对中国市井生活的描述，也常常非常生动、逼真。他曾具体描绘过中国北方街道上的场景：

在这杂乱无章的商业生活中，街道上挤满了乞丐。他们一路行乞，凭着哀号恸哭进行职业活动，展露着自己的生理缺陷。街上还有吹着笛子或者奏着某种弦乐器的盲人，有循着节奏分明的叫喊声迈步的轿夫，还有或走着路或乘着轿子四处闲逛的官员，一副体面模样自与高出百姓一等的尊贵地位相称。驼队铃铛低沉的当啷声、马车的轩辚声、驴子的嘶鸣声和狗的嗥吠声，都与形形色色的人声交织在了一起。（151—152页）

街市上一个个乞丐、残疾人、乐手、轿夫、官员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纸上，似乎都极具活力。而对各种声响的描述，行文语言简练而又细腻，形象而又传神，勾勒出了中国街市的概貌和气氛。在描述的过程中，作者对这一切充满着激情，绘声绘色地渲染了以各色人物为中心的生活场面。

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绝大部分是安特生的回忆录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论述，不过其中也包括部分的虚构文学作品，第十四章《曹哥小传》就是这样的一篇传记文学作品。作为黄河边上农民的儿子，曹哥跟他的父母一起经受了自然（洪水、蝗虫）和人为（土匪）强加给他们的灾难，他后来背井离乡，跟着邮车队到了太原府。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被征入伍成了士兵，之后又落草成了土匪。最终他跟很多其他士兵一样，在军阀混战中，死于非命。尽管不一定真的存在一位这样的曹姓士兵，但他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其感人之处也在于其真实性。曹哥在当土匪的时候，曾经抢劫过一列运送外国人的火车——这就是1923年5月发生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安特生描述了曹哥对待其中一对外国人母女的情景：

在曹哥的前面，走着一位高个子的外国女人。她光着脚，衣衫不整，但是她保持沉默没有抱怨，怀里抱着她的小女儿。曹哥惊讶于这个女人自由而高傲的走路方式，一点不像中国人那样跌跌撞撞。但是，曹哥在黑暗中看到这个外国女人步履蹒跚，快要摔倒了。他一手扶起她，一手从她怀里接过孩子。这个小女孩在睡觉，但是很快就被曹哥身上的臭汗味惊醒了。她惊恐地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怀里，于是哇哇大哭，她的妈妈马上转过身看她。

“奈莉，奈莉，安静。他是个好人。”

“奈，莉，奈，莉。”曹哥用他最友好的语调对小女孩说。

这个孩子哭着哭着就在曹哥的臂弯里睡着了，曹哥担心她可能会着凉，于是解开上衣扣子，把孩子搂在胸前。孩子的母亲时不时转过头照看孩子，她毫不犹豫地把曹哥又脏又破的衬衫盖在孩子的肩头。（222页）

尽管安特生想要在文中呈现曹哥的一生，他还是选择了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展开叙述和描写。在做强盗时抢劫客车，与这对外国母女相遇，可谓一个中心事件，他从侧面烘托了曹哥的善良本性。他不仅伸手去扶步履蹒跚的女子，也抱起了她怀中的女孩儿。当孩子发觉被陌生人抱着的时候，开始啼哭，而此时曹哥又忙不迭地安慰女孩儿，“这个孩子哭着哭着就在曹哥的臂弯里睡着了，曹哥担心她可能会着凉，于是解开上衣扣子，把孩子搂在胸前”（222页）。这些感情自然、真挚的细节描写倾注了作者对曹哥的无限同情，使读者为之心动。1924年9月至10月，直系吴佩孚部与奉系张作霖部在直隶、奉天地区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进行的战争，被称作第二次直奉战争。正是在这次战争中，作为直系部队中的一员，在山海关的北面，曹哥被装备精良的张作霖部打死：

一片炮弹的碎片撕开了曹哥身体的右侧，但是战壕里没有人有时间去考虑他的状况。当暮色降临时，只剩几个人还在坚守阵地。

在黑暗中，奉天部队发动袭击。其中一个人被打穿了腹部，倒在曹哥的身边。这两个当了一天敌人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伟大民族的孩子。他们肩并肩地躺着。直到吴大帅的军队被击退，夜间的战斗才逐渐平息。

这个奉天人让曹哥喝了一些他水壶里的水。两个年轻的士兵呻吟着看着对方。他们躺在冰冷闪亮的星空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命运把他们两个扔到一起。在清晨，温暖和援助还没有到来之前，他们就都死了。（223—224页）

这次战争是吴佩孚和张作霖为争夺北京政权而发动的。不论是曹哥，还是对方的“奉天人”，在安特生看来，“其实是同一个伟大民族的孩子”（224页）。这场战争之后，政权落入奉系军阀手中，但跟两个在战场上死去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让读者全然投入其中，感受到发生在中国那个时代的真实。无论从文本描写上，还是从主题上，这一章虚构的内容，都成功地揪住了瑞典读者的心，让他们坠入真实刻骨的同情之中。

12　德文版中的珍贵照片

《龙与洋鬼子》的德文版中有弥为珍贵的照片208幅，其中整幅的照片有14幅，以及安特生认为特别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民俗画5幅。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珍贵的照片大部分也收到了本书中。安特生不愧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不仅观察得很细致，每一幅照片也都尽量予以清晰地说明。大部分的照片是他本人拍摄的，个别不是他拍摄的也都做了注明。从照片的出处，我们可以知道从1914至1925年间，安特生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辽宁、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包括藏区）等省份。有关照片里面的很多细节，安特生写了很多小故事穿插在他的字里行间。例如其中有一幅梁启超（1873—1929）在巴黎的照片，上面的题词为：“己未年正月廿六日四十七岁初度在巴黎写照，敬赠在君吾兄。启超记。”“己未年正月廿六日”为1919年2月26日，可以知道此幅照片系梁启超在巴黎时赠送给丁文江（字子君）的。1918年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而此时丁文江也赴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形势，并兼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一行抵巴黎，居两旬。这一段时间，丁文江和梁启超几乎朝夕相处，凡遇到演讲，大都由丁文江担任翻译。 照片是此时梁任公赠送给丁文江的，而安特生很可能是从丁文江处辗转得到的。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重要历史人物的照片，如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会员们的照片，照片中最右侧为葛利普（1870—1946）教授。安特生指出，近年来在古生物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的重大发现，都是中外科学家出色的合作范例。安特生特别注明，这幅照片是由大美利坚探险队的成员，当时在蒙古工作的勃克教授拍摄的。（284页）勃克教授系美国中亚考察团中的地质学家（即安特生所说的“大美利坚探险队”），他原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岩石学及构造地质学教授。这幅照片应当是1922年3月2日在北京地质调查所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的第一次常会时所拍摄的集体照。安特生作为创始会员之一，为了出版《中国古生物志》也将个人薪金10万瑞典克朗捐给了中国地质研究所。此次会议除了会长章鸿钊做了题为“中国研究地质学之历史”的演讲，袁复礼用英文做了译述外，丁文江用英文做了题为“The Aim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中国地质学之目的）的报告，此外发言的外国学者有：Roy C. Andrews（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团长）、Walter Granger（中亚考察团古生物学家）、Bavidson Black（步达生，中国人类学会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主任）和E. E. Annert（海参崴俄国远东地质委员会主任）。他们都被接纳为了中国地质学会会员，最后勃克做了题为“The New Petrology”（新岩石学）的学术报告。

西北的考古对安特生来讲特别重要，既有重大的史前考古方面的发现，同时也增长了他的见识。最令他感到惊奇的是西北地区黄河流域非常流行的皮筏子——这是用青海藏区的牦牛皮和羊皮做成的水上交通工具。由于要在运输的路途中走很长时间的水路，因此他们有运输筏子和居住筏子两种。安特生解释运输筏子时写道：在这张照片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筏子的建造类型。水下部分是填满干草的牦牛皮，上面是一个木架子，再上面是我们的文物箱子，箱子是用草席包装好的。而另外一张照片则是他们的居住筏子，他继续解释道：上面有两间小屋的是我们的居住筏子，一间是我的，另一间是我的佣人的。有两幅照片是从他居住的筏子上拍摄的在行驶之中的运输筏子：黄河在这里被高峻、陡峭的悬崖峭壁所阻挡。我们的运输筏子正在河中央，在我们前面的运输筏子飞快行驶在河上。同样，牦牛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他也专门拍摄了牦牛的照片“西藏人与作为驮载牲口的牦牛在迁徙之中”。

此外，由于北洋政府时期西北的很多地区并不是很安全，因此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要雇佣当地的士兵来做护卫。照片中就有“从西安到甘肃边境之旅的我们的护卫队”和“到达兰州时，两个骑兵组成了我们的护卫队”。此外还有一幅题为“我们全副武装，迎接来犯的强盗”的照片：照片上除了两个身穿军装的士兵外，其余的九人也都手持长枪。

作为瑞典人的安特生，常常也会流露出对故乡的想念，他也会不时地将他所看到的景象与他的故乡做比较。例如有关蒙古高原汉族居住地区的图片说明：“蒙古高原上汉族的定居之地：没有森林的高原地带，却生长着茂盛的草丛。富沃的土地上种植着燕麦、高粱、荞麦以及亚麻。在这里农耕并非梯田式的。这片耕种的土地让我想起瑞典南部的平原。”（76页）

安特生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这也常常体现在他的书中。他在看到中国农民运送积肥的方式时，写道：“装在手推车上用臭不可闻、满是粪便的筐运输的半液态的粪肥，靠近的人都会被吓跑。”（109页）

此外，弥为珍贵的还有清廷内阁大库档案的图片，这些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以前我多次读到过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号称8000麻袋15万斤的清宫内阁大库档案，这些珍奇的档案资料看起来究竟是怎样的？学者们又是如何进行整理的？安特生留下了珍贵的照片。1921年，由于财政的原因，北洋政府教育部分两次将部分包括明档、盛京旧档和清档在内的内阁大库档案，当成废纸卖给了乐白纸坊和同懋增纸店。经过罗振玉（1866—1940）、李盛铎（1859—1934）的经手，最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剩余的全部购回。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之后，在沈兼士（1887—1947）、蔡元培（1868—1940）等人的努力之下，国学门共接收了明清题本、报销册、揭帖、贺表、藤黄、金榜、起居录、实录等资料62木箱，1500多麻袋。国学门对这批档案的整理分两个阶段，前后历时三年。第一阶段从1922年7月4日开始，参加者主要是历史系和中文系教授，包括朱希祖（1879—1944）、马衡（1881—1955）、陈汉章（1864—1938）、李泰棻（1896—1972）等，也有小部分的学生参与。整理的程序分成三道工序：（1）按照档案涉及的内容和年代分类；（2）摘由编号，摘录各类档案的日期、地点、事由、结果等重要信息，编号后上架；（3）汇报整理工作成绩，给已经摘由编号的档案编制目录，并将部分重要档案在《北大日刊》上全文公布。该阶段到9月30日告一段落，共计整理各类档案1万余件。第二阶段从1923年3月中旬开始，次年9月结束，参与者除教师外，尚有50余名历史系学生，整理出来的档案堆满了大大小小15间陈列室。 后来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也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而当年参与的学生中也有因此成为著名清代历史研究学者的，如萧一山（1902—1978），他在后来回忆说：“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恭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 整理内阁大档为日后编写《清代通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13　结语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安特生用瑞典语撰写的一部有关中国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经历的回忆录，原本的读者对象是瑞典人，即便后来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文种，其面向的也只是西方人士。因此，安特生在书中基本上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讲述一些中国的问题。作为译者之一的我之所以会撰写如此之长的一篇“导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读者对象发生了变化，除了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文本作适当的处理，使之符合读者的期待和要求外，“导读”应从整体上对安特生及其时代有所交代。

安特生在本书中也流露出对欧洲未来的担心，他在第十六章《春天的预兆》的结尾处写道：

如今，我们瑞典的学生都身着优雅的服装，却很少有机会想起自己国家的风风雨雨，准备考试、欣赏爵士乐，优哉游哉，每到这时，我的思绪就又回到了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中国学生们身上。我认为，中国学生在精神上更加富裕，因为他们生活在布满风暴和压力的时代，当麦秆被风吹倒，当扎根不深的树木倒下之时，只有强壮的飞鸟才敢努力振翅高翔。（250页）

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是来中国几天的旅行者或不懂汉语仅在欧洲人圈子中生活的记者所得出的。安特生与其他中国的学者一道，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众多年轻的中国地质学家，他不仅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同样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充满着敬意。安特生认为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他指出：

也许有一天，开启世界新征程的重任又落在了东方人身上。今天，我们应该从中国身上学习的东西就是，历经千年，中国仍保持着民族文化的活力。在青铜器时代，古代埃及、克里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文明就因遭到野蛮人的破坏而中断，但是，中国人，从开天辟地之日起，连续四千余年，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繁荣。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312—313页）

安特生认为，连续四千年的中国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认为，也许会有一天，“开启世界新征程的重任又落在了东方人身上”（312页）。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期待，并且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一定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而是东西文明的融合。

尽管安特生是一位“中国通”，但他毕竟不是汉学家，大部分的中文文献他只能通过译文来阅读。因此书中也会出现一些错误。例如他将北京西北郊寿安山南麓卧佛寺的琉璃牌坊误认为是孔庙的前院，将河南新安县的名称写作“Si=nan=shien, Honan”（显然应当是“Sin=an=shien, Honan”）等等。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对中国的整体认识，以及作为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 The Iron Ore Resources of the World. An Inquiry made up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XI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Stockholm 1910,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logical Surveys and Mininggeologis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Edited [and with a Preface, pp. ix-xiv]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of the Congress [Johan Gunnar Andersson]. 2 volumes, 1068 pp. with 22 plates and 142 illustrations in the text and accompanied by an Atlas of 43 maps. Published by Generalstabens Litografiska Anstalt, Stockholm,1910.

[2]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er Drache und die fremden Teufel . Mit 208 Abbildungen und einer Karte.Leipzig: F. A. Brockhaus, 1927.（安特生《龙与洋鬼子》书中附有208幅插图和一张地图，莱比锡：布洛克豪斯出版社，1927年。）这是1927年由布洛克豪斯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共390页，其中有很多珍贵的黑白照片。

[3] J. G. Andersson,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 Bone-Deposit at Chow-Kou-Tien in Fang-Shan-Hsien,Chili Province”, in: Geograf i ska Annaler , Vol. 1（1919）, pp. 265-268, here p. 265.

[4] 维曼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实验室对白垩纪时代的山东蒙阴盘足龙进行过研究，相关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上：Carl Wiman, “Die Kreide Dinosaurier aus Shantung”,in: Palaentologia Sinica , C, Band 6, Heft 1, 1930, S. 1-67.

[5] G. J. Sawyer, Viktor Deak, Der lange Weg zum Menschen. Lebensbilder aus 7 Millionen Jahren Evolution .Heidelberg: Spektrum Akademischer Verlag, 2008, S. 127 f.

[6]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中国地质学会志》）. Volume First, Number 1-4.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Ping-Ma-Ssu 9, Peking 1922. p. 31.

[7] 英文版：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19；中文版：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8]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 By Thomas Francis Carter,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i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pp. xviii, 282.此书中译本为：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9] Cf.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 München:Beck, 2009. S. 1137. Wbf+ZQCOrUGz6x/1TDGfGDur2P9z4ZyuWjliXIR0+2i4jf+1/Fl6wstP3dPXk+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