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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元前一千纪的中国人而言，棺的发明标志着制度化丧礼的开端。因此，《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史书对于丧葬建筑的首次记述也强调了同样的观念：公元前2世纪的赵咨将棺的发明视作墓葬历史上唯一最重要的事件，墓葬后来的发展不过是使得棺在名和形上踵事增华。而就其名和形而言，棺在最基础的也是最高的概念层面上，首次使得属于死者的一个特定空间物质化和稳定化。
赵咨将棺的发明归功于传说中上古的黄帝。在汉代的文献中，黄帝也被描绘为礼制和治国之道的创立者。
[1]
赵咨谈到，在黄帝之后，西周王室（公元前11—前8世纪）将棺发展为多重，并增加了外表华丽的装饰。东周（公元前8—前3世纪）强大的诸侯为自己营建了宏伟奢华的陵墓，“国赀糜于三泉”
。赵咨对于历史的描述基本上为现代考古学所证实。根据科学发掘，我们现在知道，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了木棺，
西周贵族的棺饰有“荒帷”，东周时期，一些装饰性和象征性的图像则直接加于棺的表面。
杜德兰（Alain Thote）对棺的历史的概述起自大约公元前1000年，他还分析了一些装饰的象征意义。在其后的两千年中，木棺仍是葬具的主流，同时在特定的时期和地区，如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的东部沿海和四川地区，以及从北朝到盛唐（大约6—8世纪）的中国北部，也出现了石棺。数量可观的石棺装饰有丰富的神话性和叙事性画面，这些内容总体上说很少见于木棺。着眼于宏观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棺的传统彼此互动，在发展中呈现出两种鲜明的图景。石棺有着独特的材质、装饰和建筑性的形制，是一种特殊的礼制用具，这些特性对于木棺的支配性和普遍性地位偶尔会构成一种挑战。就使用者而言，石棺所具有的这些自觉性特征反过来也包含着特定的习俗、身份和意图。 [2] 换言之，尽管石棺从未像木棺那些构成一种连续的历史性形式，其间断性的爆发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历史逻辑，吸引着我们去探索促成这种现象的特定历史动力。
本文集中讨论石棺最初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初，石棺见于两个地区，首先是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地区，然后在西南的四川地区。与西方的例子相似，一些汉代石棺上雕刻有画像。这种联系可能并非偶然——我下文将谈到，在制作石棺和其他石质葬具时，汉人受到了他们所说的“西域”石雕作品的影响。新媒材和舶来图像并没有保留外来作品原有的意义，而是成为本土死亡观念、灵魂意识和不朽思想的载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汉代的石棺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在承续礼仪行为中木棺功能的同时，石棺中新的时代元素也使得这种行为得以更新。
我所讨论的第二个重点是汉代石棺内在的一致性与变化。为什么石棺兴盛于汉代两个在空间上彼此分离的地域？石棺的装饰、图像程序、宗教组织等方面与这两个地域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属于单一的发展系统，抑或殊途相望？我们的研究也许无法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通过提出这些问题，我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1] 关于公元前2世纪黄帝的观念及其在古代中国历史中地位的讨论，见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56–167。中译本见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杨、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74—184页。
[2] 关于这类实例的研究，见Wu Hung, “A Cas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House-shaped Sarcophagi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Orientations 34, no. 5 (2002): 34–41。译文见巫鸿，《“华化”与“复古”——房形椁的启示》，载《无形之神——巫鸿美术史文集卷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89—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