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来到这个世界，肺就在极端压力下工作

肺不仅促进了地球上陆地生命的出现，也促成了人类个体生命的开始。在怀孕的最后3个月，肺是胎儿唯一不能工作的器官。心脏以每分钟160下的速度跳动，肾脏产生尿液，胎儿会直接尿进羊水（然后再被胎儿以循环的方式吞咽下去）。踢腿、后空翻和滚动时，胎儿的大脑和肌肉都是清醒的。但肺仍然完全保持静默，不具备功能。

当婴儿从子宫里出来时，一切都会突然改变。肺必须在瞬间启动、开始工作，提取氧气和释放二氧化碳。为了衡量这一改变的成功程度，世界上所有医院都会采用阿普加评分法（APGAR）。阿普加评分，又称新生儿评分，是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著名的外科教授弗吉尼娅·阿普加（Virginia Apgar）的名字命名。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第一个获得全职教授职位的女性。1953年，阿普加博士设计了这种美丽、简单、优雅的方法，用来评估新生儿的健康状况。

评分通常分别在婴儿出生后1分钟和5分钟时进行，对婴儿的外观（肤色）、心率、对刺激的反应、肌张力和呼吸进行评估。每个指标得分为0~2分，总分为10分。大多数婴儿很容易就能得到8分或9分。阿普加评分的目的是检查婴儿的身体是否健康，及时发现婴儿是否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处理。这可能意味着只是拍打婴儿，直到他醒来，也可能意味着要给他输入更多的氧气，或在其肺部插入一根呼吸管。

有时，本着医学上“首先不造成伤害”的原则，不采取任何行动也是可取的，评分较低的情况则不在此列。婴儿的评分在6分或7分时，他通常会自我改善。而当评分低于5分时，婴儿的状况就令人担忧了。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阿普加评分对婴儿的肺部、心脏、大脑以及胸部肌肉4个系统的能力进行评估，因为这些能力决定了婴儿是否能迅速适应从在液体中生活到在空气中生活的转变。

在这4个系统中，肺在婴儿出生时要做出的改变最多，因为在子宫里时，肺就像浸湿了的海绵，充满了母亲的羊水。那时胎儿所需的氧气来源于鲜红色水母状的胎盘。胎盘巧妙地将血管植入子宫，从中汲取氧气，并通过脐静脉将富氧血液输送给胎儿。胎盘将在婴儿出生后从母体剥离。

在胎盘中充分氧合后的血液通过脐静脉进入胎儿体内，大体上分为两路。一路直接进入肝脏；另一路经静脉导管（再经后腔静脉）进入胎儿的右心房。为确保绕过休眠中的肺，这一路进入右心房的血流中的大部分会（穿过卵圆孔）进入左心房，然后从左心室注入主动脉，为各器官供血。最终，流经各组织器官的、耗尽氧气的血液汇入脐带动脉，回到胎盘与母体进行气体交换（吸取氧气，释放二氧化碳）。

“免费”的氧气获取总是要结束的。在出生的那一刻，通往婴儿肝脏和心脏的导管关闭，来自胎盘的氧气消失了。婴儿必须迅速将血液分流到肺部以获取氧气。

与此同时，大脑必须开始向肌肉发出吸气的信号。眼睛必须睁开，适应这个世界的强光。最后，仍然充满羊水的肺必须在婴儿第一次呼吸的瞬间膨胀充气。肺泡第一次打开。随着第一次深呼吸，肺吸收掉其中的液体，并立即开始从大气中提取氧气。肺部从充满水到充满空气、从休眠到吸氧，这一切都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秒钟。

呼吸困难症，是新生儿最大的杀手

不幸的是，对一些婴儿来说，从生活在子宫里转换到生活在大气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天，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在一个酷热难耐的暮春日子，我带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在费城拥挤的车流中疯狂驱车，前往医院。更让我不舒服的是，为了减轻宫缩造成的疼痛，妻子不时地使劲掐我的胳膊，都把我的胳膊掐出血了。

赶到医院后，我把钥匙交给了停车场的服务人员。很快来了一名推着轮椅的男子，迅速把我们送到了孕妇的预诊区。一位身穿鲜绿色工作服的护士立即将一只手套戴在手上，然后将手插入我妻子的下身。“你的子宫口几乎完全张开了，”那个女人说，“我们得带你去产房。现在就去！”

我和妻子本能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心跳加速。那位护士离开了，但没过多久就回来了，有一大群医院的工作人员跟在她身后。他们都做着程式化的动作，很有效率，其中一人给我妻子的手臂插了根静脉注射管，另一个人把血压计套在了她的二头肌上，还有一个人把监测器绑在她的肚子上，以测量胎儿的心率。然后妻子被迅速转移到产房，在手术台上安置就位。

“那我的硬膜外麻醉怎么办？”我妻子问道。当又一阵剧烈的宫缩袭来时，她再次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一位颇为年轻的医生走了进来，面带稚气，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蓝色的帽子。她朝我们点了点头，然后在监视器上看了看胎儿的心率。心率随着宫缩而下降，虽然是正常的，但是降得太低了，而且下降的时间过长。经过一段长时间缓慢、低沉、曲折的哔哔声之后，监视器上的心率恢复了快节奏。

“听着，没时间做硬膜外麻醉了。得把这孩子弄出来。他准备好了。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得这样做。”

“你确定吗？”我妻子焦急地环顾着四周，担心会有更多的痛苦。

“是的，非常肯定，”医生平静地答道，“我们需要把这个小家伙弄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他不舒服了。他的心率间歇性地出现过低的情况，太低了。现在就得把他弄出来。”

我心里乱极了。比预产期早了几天，现在孩子的心率偶尔会降至最低点。这是否会影响到他的大脑？他的肺是否已经准备好随时听从尘世生活的召唤？这些问题涌入了我的脑海。

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妻子反反复复地宫缩。每一次，小家伙的心率都降得太低，而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但总是能恢复，这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正常。

最后，在一阵长时间、非常痛苦的收缩和不断推挤之后，婴儿的头出现在产道里，他的头发是卷曲的，黏糊糊的。“好的，我们再来一次，”医生说道。现在，她已穿上了蓝色的纸手术服，带上了齐肘的白手套，精神抖擞。

在接下来的宫缩时间里，剧烈的疼痛和不停地用力，将妻子累得筋疲力尽，她尖声叫喊着，全身心投入到分娩中。她的痛苦和巨大的努力换来收获，儿子的头露出来了。但这种兴奋的心情被心脏监测器的声音冲淡了。监测器开始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孩子的心跳再次出现“雪崩”。心率比以前低得多，降到了每分钟40次。我妻子不再撕拽我，宫缩也消失了。

她的脸松弛下来，然后是骨盆。婴儿又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了，本来应该开始恢复的心率，现在却没有恢复。而且越来越低，先是30次，然后是20次……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接着，他的心跳降到了最低、最慢的节奏，这是一个生命正在逝去的迹象。

“别停！别停啊！”医生恳请道。她把我妻子的手攥在手里。“得把这孩子生出来。用力！用力！用力！”我也加入了恳求的行列，开始高喊：“用力！用力！”妻子虽然很疲惫，但为了改变婴儿心率过低的状况，她又开始用力了。一次，无果；两次，无果。

我大喊一声：“再大点劲！”现在轮到我去掐她的胳膊了，我使劲掐了一下。最后，我的妻子铆足了劲，发出一声尖叫，用尽全身力气一推，伴随着喷涌而出的液体，小家伙钻了出来。他很漂亮，但一点也不会动，头和身体完全呈瘫软状态，眼睛闭着，皮肤呈现出病态的淡蓝色。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是什么导致他的心率下降了：脐带打成一个结，紧紧缠绕在他的脖子上。脐带的一端被胎盘固定住，缠在脖子上的脐带就像一个绞索。当婴儿顺着产道向下移动时，越往下就会勒得越紧。

护士迅速剪断脐带，与医生一道从我身旁轻柔地飘过，把婴儿放在新生儿床上，一束明亮、暖暖的光照射下来。

“快去叫儿科医生！快去！”医生喊道，“他的阿普加评分是4分。”

然后她把暖灯调高，摇了摇孩子的胸部。婴儿还是没反应，发蓝的身体依旧瘫软。医生抓起氧气面罩，固定在婴儿的脸上，但他仍然没有任何反应。10秒钟过去了，20秒钟过去了，30秒钟过去了，婴儿的四肢没有一丁点儿颤动的迹象。

一位护士赶紧端来了一个插管托盘，准备把一根管子插进我儿子的嘴里，给他接上呼吸机。如果他自己不能呼吸，就得靠呼吸机帮他了。我看了看工作人员正准备使用的一些仪器。大约6英寸长的喉镜，银光闪闪，可以用来撑开我儿子的嘴，以便更好地观察气道的开口。末端有一个由塑料制成的气囊的气管导管，用来插入气管向肺部导入空气以维持生命。毫无疑问，我儿子需要那根管子。我们现在正在等待儿科医生的到来。

另一名护士拿来了呼吸面罩，准备在插管前进行预充氧。给我儿子戴上呼吸面罩之前，她最后一次摇晃了他——奇迹发生了，她连接上了可能是他大脑中唯一一个仍在放电的神经元。他的头颤动了一下，吸了一口气，脸立刻变得红润起来。紧接着他用响亮的啼哭声，宣告自己已安全地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一系列分娩并发症中，我儿子的问题算是严重的，但脐带缠在脖子上的情况并不少见。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儿科医生面临的问题要严峻得多，仅在美国，每年就有1万名新生儿死于一种神秘的肺部疾病，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新生儿了。大多数死亡的新生儿都没能活过1周。在美国，另外15 000名受这种奇怪病症影响的新生儿，在恢复后肺部状况欠佳。

典型的情况是，这些小家伙一般出生得要比预产期早，有的早几周，有的早几个月。这些孩子的身体终其一生都无法恢复到良好的状态。分娩时，这些婴儿一般都是没有并发症的，但出生后几分钟之内，他们的呼吸就会变得困难、有杂音。

这些婴儿呼气时，肺部会发出刺耳的咕噜声，当他们努力将足够的空气吸入肺部时，鼻孔会不停地翕动，忽大忽小，胸壁会上下起伏，呼吸短而急促。这些婴儿的皮肤在母亲为其供氧时呈健康的粉红色，但出生后会变成灰蓝色，他们的指尖会变成可怕的黑色。其他并发症也随之而来，如脑出血、肾脏衰竭和癫痫发作。

儿科医生从这些婴儿出生时就开始帮助他们，并竭尽全力想让他们活下来。但医生们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并不清楚该如何治疗，而且也确实没有可以有效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

因此，虽然这些婴儿（通常是很小的婴儿）的心脏、大脑、肾脏和肝脏都正常，但他们的肺却会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无法舒张。许多婴儿就这样死去了。

在这些患有呼吸困难症的婴儿中，最著名的是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1963年8月7日，小肯尼迪在科德角早产了5个半星期，一出生就开始呼吸困难。他被转到波士顿的重症监护室（ICU），身体每况愈下，器官衰竭，两天后去世。小肯尼迪的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的父母很特别。他的父亲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母亲是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布维耶·肯尼迪（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

那年8月，全美举国哀悼，但仅此而已，因为没有人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场悲剧。

揭开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之谜

最终揭开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Neonatal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之谜的是玛丽·埃伦·埃弗里（Mary Ellen Avery），她出身平凡——母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而父亲尽管失明，却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成功地创办了一家棉织品企业。父亲是这样教导孩子们的：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玛丽·埃伦很早就上了幼儿园，没上六年级（直接跳级了）。七年级时，埃伦告诉大家，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她之所以有这种渴望，无疑是受到了七年级时的导师、她的邻居埃米莉·培根（Emily Bacon）的影响。

培根是宾夕法尼亚州女子医学院（Women’s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的儿科教授。在早上，培根博士有时会带玛丽·埃伦去医院，让她看育儿室里的新生儿。在某天，玛丽·埃伦在医院里看到一个呼吸急促、身体发青的婴儿，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她想，如果这种病能被治愈，就可以挽救成千上万婴儿的生命。 ¹

玛丽·埃伦在马萨诸塞州诺顿市郊的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继续学习化学专业，并以最优等的成绩于1948年毕业。为了接受最好的医学教育，她只申请了哈佛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那时，玛丽·埃伦还不知道哈佛大学不招收女学生，她也从来没有接到过来自哈佛大学的任何信件。

相比之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就不同了，这所大学是在几位富有的女性捐赠者的资助下，于1893年成立的。这些女性捐赠者坚定地认为，培养女医生也是该机构的使命。玛丽·埃伦入学的那一年，医学院录取了86名男生和4名女生。 ²

尽管面临着一些持大男子主义立场的教授的挑战和抵制，玛丽·埃伦还是毕业了，并在儿科实习，实习1个月后，玛丽·埃伦就在疾病筛查中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被送往纽约北部的一家疗养院。在使用抗生素治病期间，医生叮嘱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躺在床上。

痊愈后，她于1954年回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继续完成临床实习。36小时的长时间轮班是当时的惯例，但那时医学界正处在令人振奋的时期。

1年前，也就是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撰写了一篇关于人类的遗传物质DNA结构的论文。也就是在这时，心脏导管插入术开始被应用，准确诊断心脏疾病成为现实。可用抗生素的数量增加到5种、10种，然后是20种。医学上的重大突破似乎每个月都会出现1次。

3年的临床实习接近尾声时，玛丽·埃伦仍然对有婴儿死于肺衰竭而感到深深的不安，并坚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哲学家伽利略的格言：“我宁愿去发现一个事实，即使是很小的一个，也不愿意去争论根本不会有任何发现的大问题。” ³

她唯一想钻研的问题是，为什么新生儿的肺在出生时会衰竭，以及32周的婴儿的肺和40周的婴儿的肺有什么不同。玛丽·埃伦决定与杰雷·米德（Jere Mead）合作，后者正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从事肺部生理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

现在被我们称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疾病，在20世纪50年代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包括先天吸入性肺炎、窒息性膜病、脱屑性厌氧病、先天性肺泡发育不良、胎脂膜病、肺透明膜病以及透明肺不张等。现在大多数医生甚至都不知道这些词的意思。但是这些深奥的名字源于许多关于该病病因的理论，人们用晦涩的语言掩盖了这些未知的东西。一些人认为，该病是由于婴儿在通过产道时将液体吸入肺部而引起的。

另一些人则猜测，该病是心脏缺陷导致液体回流到肺部从而造成的。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肺循环是问题的根源。不出所料，潜在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均不理想。

尽管人们距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事实。尸体解剖发现，葡萄簇状的肺泡（即发生气体交换的地方）如果被死亡的炎性细胞和蛋白质废物所堵塞，就会形成透明膜（Hyaline Membranes）。这种膜像玻璃一样，有点透明。“Hyaline Membrane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Byalos”，意思是“玻璃或水晶等透明的石头”。大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都集中在这一现象上。

玛丽·埃伦（现在应该被称为埃弗里博士）刻意不去关注透明膜或任何其他现有的理论，而是将自己从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对肺的基本生理学的理解中。

和大多数成功的科学家一样，她采用的方法是探索特定过程背后的机制，而不仅仅是观察结果。她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是什么让肺不断地膨胀和收缩，而不会被撕裂或崩溃？是什么赋予了这个神奇的器官如此的弹性和强度，可以每天呼吸20 160次、运送大约1万升的空气，同时每分钟让5升的血液流过肺部的血管？心脏由紧凑结实的肌肉构成，肝脏内通道和过滤器密布。

相比之下，肺中主要是空气。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肺具有纤细的蕾丝状结构，看上去很脆弱。那么肺的弹性和强度从何而来？玛丽·埃伦意识到这的确是个谜。

埃弗里博士研究了不同动物从出生到几周大的呼吸生理变化，绘制了它们出生后肺部的发育和特征。离开实验室后，她继续在波士顿妇产科医院做临床工作，负责监管新生儿的护理工作。

当产科医生把新生婴儿交给埃弗里博士时，她会在婴儿第一次吸气时启动秒表，并且记下数据，计算阿普加评分，然后采集血样。她总是奔走于病房之间，大脑时刻处于一种高度警觉状态，竭力寻找有关这些婴儿肺部的任何线索。

一旦有婴儿死于神秘的肺部疾病，埃弗里博士就会出现在尸检现场，检查他们的病理报告，并保留其肺部样本，期待有朝一日能在其中建立起更多的联系。在这些尸检中，有一件事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些婴儿的肺组织密度都很高，里面完全没有空气，更像肝脏而不是肺。这些肺无法膨胀。

埃弗里博士周末经常去麻省理工学院（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图书馆，寻找医学领域以外的文献，想从化学家或数学家的书中寻找灵感。有一次，她发现了C.V.博伊斯（C.V. Boys）写的一本书，名叫《肥皂泡：肥皂泡的颜色及塑造肥皂泡的力量》（ Soap Bubbles: Their Colours and Forces Which Mould Them ）。

这本1912年为英国男孩们出版的小册子，是一本关于肥皂泡物理特性的入门书，里面充满了简单的实验，记录了液体的物理特性以及它们与空气的相互作用，解释了肥皂泡为何能够在空气中奇迹般地浮动且不破裂。

埃弗里博士发现了肥皂泡和肺泡之间的联系。肺泡是球形的，需要保持饱满，以进行气体交换。控制肺泡和控制肥皂泡的物理定律是一样的。

肥皂泡保持球形而不破裂的关键在于其表面张力。任何球形结构（如肥皂泡或肺泡）都受一个简洁的物理定律约束。

该定律由法国科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和英国数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于1805年提出。该定律指出，施加在球体上的压力与球体表面的张力成正比，与球体的半径成反比。由此推断，大气泡比小气泡更稳定、受到的压力更小、更有可能保持完整。同样，具有较低表面张力的球体比具有较高表面张力的球体也更稳定、受到的压力更小。

球体的半径就是从球体的中心到球面上任意一点的距离，而表面张力则更为复杂。在液体和气体的交界面上的液体分子，比液体中其他区域的分子结合得更紧密。例如，在一杯水中，表面的水分子比中间的水分子拥挤得多，因为在它们上方没有水分子可供它们施加分散的力。这些紧密聚集在表面的水分子会产生张力，从而在一杯水的水面上产生你可以看到的轻微的弯曲。

不同的液体在表面聚集的倾向不同。水具有相对较高的表面张力，所以水表面的分子聚在一起，相对紧密。因此，水不容易形成气泡，更容易以水滴的形式存在，就像雨滴和水龙头下的水滴那样。但是如果把肥皂加入水中，水的表面张力会大大降低。

肥皂分子的两端具有不同的性质：一端吸水（亲水），另一端排斥水（疏水）。溶解在水中时，肥皂分子的疏水端会向水面聚集，从而使水面上的水分子彼此分离，降低了水分子之间的张力和能量聚集，这使得肥皂泡能保持完整，直到因干燥而破裂。

就在埃弗里博士学习气泡和表面张力的同时，一批在冷战高潮时期受雇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科学家，正在研究化学战争中肺的反应特征。肺部是有毒气体的重要入口，毒素对肺部的影响以及如何对抗毒素是研究的重点。约翰·克莱门茨（John Clements）博士是这些研究人员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定量测定肺的表面张力。结果表明，肺组织的表面张力比其他组织要低得多。然后，克莱门茨博士做了一件简单却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他测量了肺组织在扩张和收缩等各种情况下的压力。

如前所述，肥皂泡或肺泡等球体上的压力与其表面张力和半径的商成正比，压力越低，气泡自行破裂的可能性就越小。然而，测量结果出人意料地显示，肺组织的压力实际上随着肺的收缩而显著降低、随着肺的扩张而显著增加（理论上，肺内的肺泡随着肺的收缩而变小，压力应该随着半径的减小而增大；肺泡变大时，压力应该随着半径的增大而减小）。

为了解释这一点，克莱门茨博士推测，一定有什么东西克服了体积对压强的影响，而拉普拉斯方程中唯一剩下的变量就只有表面张力了。 ⁴

沿着这一思路，克莱门茨博士做出了进一步的设想，肺的内部一定存在着某种东西，就是它极大降低了肺的表面张力，从而克服了肺的体积变化对压力的影响。他假设，那应该是一种类似肥皂泡的泡沫，当它的分子变得集中、面积变得更小时，它就会产生扩散效应；而当肺扩张时，这种分子就会分开，于是扩散效应就消失了，事实证明他的假设是对的。

如果肺部真的有这种重要物质存在的话（有，的确有），那么，在计算肺部压力的时候，它发挥的作用要比肺部的体积更重要。约翰·克莱门茨后来根据这种物质对表面张力的影响，将它命名为表面活性剂（Surfactant）。

发现和证明表面活性剂的存在是肺生理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最终解释了肺能经受每天成千上万次不停的扩张和收缩、不会因吸气而破裂或因呼气而崩溃的机制。心脏有密集的横纹肌、大脑有密集的神经元网络，而肺的结构是纤细而优雅的，它将相互连接的纤维组织与泡沫物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们以一种安静而轻松的方式润滑着肺的功能（见图3—1）。肺真是一种优雅的、无须使用蛮力的器官。

约翰·克莱门茨的论文并没有被权威的《自然》（ Nature ）杂志接受，而是刊登在了一个低级别的出版物上，所以当时并没有被广泛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⁵

但在1956年，埃弗里博士注意到了这篇论文，她驱车到贝塞斯达亲自去拜访克莱门茨博士。他们二人，一个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一无所知，一个对如何正确测量物体表面张力一无所知。

克莱门茨把自己所知道的肺生理学知识都教给了埃弗里，还教她如何制作仪器，这样她就可以自己测量肺部压力和表面张力了。埃弗里博士很快就相信，新生儿患病并不是因为多出了什么东西，比如透明膜，而是因为缺少了某种东西。 ⁶ 她确信，缺少的正是表面活性剂。

埃弗里博士回到实验室，自己制作了仪器来测量肺的表面张力，而后她发现，死于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婴儿的肺，表面张力的确很高。相比之下，正常婴儿的肺表面张力要低得多。这是埃弗里博士自从孩提时代和培根博士一起去医院时起，就一直在寻找的突破，也是全人类自从第一个早产婴儿出生并令人困惑地死去时起就一直都在等待的突破。

1959年，埃弗里博士在《美国儿童疾病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Diseases of Children ）上发表了她的发现。这篇题为《肺不张和透明膜疾病的表面特性》（ Surface Properties in Relation to Atelectasis and 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的论文，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⁷

引起这种疾病的关键问题已经找到了。未成熟的肺没有产生表面活性物质，因而造成肺泡的表面张力太高，最终导致肺泡破裂。透明膜是肺部发炎和受损的副产品。一些婴儿能活到肺部产生表面活性物质并鼓胀肺泡的时候，但更多婴儿则不能。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治愈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个不同机构的研究人员取得了重大进展。医生们使用呼吸机打开肺和肺泡，证明类固醇可以加速新生儿体内表面活性物质的生成。后来，人们成功研制出一种人工表面活性剂。埃弗里博士提出杰出洞见后的今天，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死亡率已降至原来的5%。

玛丽·埃伦·埃弗里在一生中还完成了其他一些伟大的事情。她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生儿专科护理的研究领域，被称为新生儿学，而她的教科书《埃弗里新生儿病学》（ Avery’s Diseases of the Newborn ）几十年来一直是该领域的标准教材。她后来成为儿科全职教授，也是哈佛医学院临床系第一位女性系主任。她在全美培养了数十乃至数百名儿科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至于我儿子，自从迟来的第一次呼吸后，他一切都很顺利。他完成了从在水中生活到在空气中生活的艰难过渡。那一天，儿子使我认识到呼吸可能是困难的。我们认为呼吸是理所当然的，但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以肺为中心的多个器官的协调。

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推动气体的泵。正如埃弗里博士教给我们的，肺是一个具有免疫和化学活性的器官，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肺就在极端的压力下做着大量工作。 XrcIvQEP/bbcow3NgNjvnEmSPUAHjrE/9d/JzVWO0EkxlZ3L7ua6oyjyJ9njhh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