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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生日那天，她同平时一样上班做服务生。礼拜五一直是她当班。本来 那个 礼拜五是可以不去上班的，她已经同另外一个打工的女孩谈妥了对调班次。照说也是，一边要忍受着厨师劈头怒吼，一边要端着意式南瓜团子意式炸海鲜往餐桌上送，这不能说是二十岁生日的正当过法。可是讲好了跟自己换班的女孩子却感冒恶化，卧床不起了。说是发烧到将近四十度，还腹泻不止，根本无法干活。于是她仓促上阵，赶着上班去了。
“你不必介意啦。”她对着电话说道，倒像是她在宽慰表达歉意的对方，“又不是说因为是二十岁生日就会有什么特殊之处嘛。”
事实上，她也并没怎么感到扫兴。几天前，和本该一道共度生日之夜的男朋友大吵了一场，也是理由之一。那是从高中时代就交往至今的对象，吵架的起因也渺不足道。可不承想竟越吵越凶，你有恶言我有泼语，激烈的争吵持续了一阵子之后，便觉得此前维系着二人的那条纽带受到了致命损伤。她心里有一样东西变得像石头一般坚硬，死掉了。吵架过后，他再没打过电话来，而她也无意打过去。
她打工的地方是六本木一家名气不大不小的意大利餐馆，从六十年代中期开业至今。提供的菜式虽无领先潮流的锐气，可口味本身却极其纯正，百吃不厌。店内的氛围也毫无咄咄逼人之处，倒有着一种安详的从容。比起年轻客人来，上了年纪的常客居多，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其中也包含著名的演员与作家。
两位男服务生是正式职工，每周工作六天。她和另外一位勤工俭学的女孩子轮流各做三天。此外还有大堂经理一人。收银处坐着一个精瘦的中年女子，据说打开业以来便一直坐在那里。就像狄更斯的《小杜丽》里出场的那个阴郁的阿婆一样，她极少从那个位子上站起身来。从顾客手上收取费用，电话铃一响便拿起听筒，除此之外不做任何工作。如无必要，则口也不开。永远穿着黑色连衣裙。整个氛围又冷又硬，倘若掉进大海里浮在海面上，只怕轮船撞上去就会沉入海底。
大堂经理大概已过四十五岁。人高肩宽，年轻时恐怕是体育健将的体形，可如今腹部与下颚长起了赘肉，又短又硬的头发也在顶部变得稀薄。渐渐老去的独身男子身上难免的某种气味，悄然飘游在他周围。是那种类似将止咳糖与报纸一起在抽屉里放上一段时间之后的气味。她那位独身的叔父身上也散发出相似的气味。
大堂经理永远身穿一套黑西服，白衬衣上系着蝶形领结。不是那种按扣式的，而是当真自己动手系的。就算不看镜子也能灵巧自如地系好，是他引以为豪的几件事之一。他的工作是核对顾客的出入，把订座状况铭刻脑中，牢记常客们的姓名，当他们来用餐时好语相迎、笑脸寒暄，客人抱怨时则诚恳地侧耳倾听，对于有关葡萄酒的专门性提问尽可能详细地予以解答，监督男女服务生们的工作情况。他日复一日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些工作。再加上另外一项：往老板的房间里送晚餐。
“老板在餐馆所在的大楼六层有一套自己的房间。不知道算住宅还是算事务所。”她说。
我同她由于偶然的机缘，谈起了各自的二十岁生日。关于那是怎样的一天。人大抵都清晰地记得自己二十岁生日的情形。她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不过吧，老板不知道什么缘故，从来都没有在店里露过面。能见到老板的，就只有大堂经理一个人。往那儿送餐，也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些打下手的员工，还没有一个人见过老板长什么模样呢。”
“就是说，这位老板每天都从自家店里叫外卖喽？”
“对啦。”她答道，“每天晚上八点钟，经理都会把饭菜送到老板的房间里去。对店里来说，这是最最忙碌的时刻，而这种时候经理却不在店里，的确教人犯难。不过这是很久以来的惯例啦，没办法。菜肴放在宾馆客房送餐用的那种小推车上，经理毕恭毕敬地推着它乘上电梯，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再空着两手回到店里来。过了一个小时经理再次上楼去，把放着空盘子空杯子的小推车撤下来。雷打不动，每天重复。第一次看到这番情形时，我感到奇怪极了。简直就像宗教仪式一样，是不是？不过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