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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 丽
2021年4月2日，是难忘的一天，也是最想忘记的一天。因为就在这一天，吴相洲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天上午，陈尚君老师和李浩老师分别与我联系，问及吴老师的病情。下午，陈老师还嘱我第二天随葛晓音和杜晓勤两位老师去医院探望。不料晚上就得到噩耗，我一时懵住，说不出话来，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与吴老师相识、相处的点点滴滴在泪眼蒙胧中一一浮现……
2006年9月，我在西北大学跟随李浩老师攻读硕士学位。入学之初，李老师召集我们开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多了解学术动态，使自己的研究能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所以，在读硕士的第一年，除了上课，其他时间我都泡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类典籍和今人研究成果，重点关注唐代文学研究方向的论著。其中，就有吴老师的《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之后，在李老师的工作室我又看到吴老师亲笔签名的赠书。那时，吴老师于我这样的小字辈而言，是只有在书上才能看到的学者。
2009年9月，我在南开大学跟随卢盛江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当年12月，我随卢老师去北京参加由北京大学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的第一天下午散会后向傅璇琮先生请安，傅先生热心地拉我一同用餐，座中全是之前在书上看到的学者，其中就有吴老师。一下子与这么多著名学者同坐，我的紧张可想而知，那是第一次见到吴老师本人。
2010年10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我协助卢老师办会，第二次见到了吴老师。那次会议，让我对包括吴老师在内的唐代文学学会的各位老师有了更多了解。因为协理会务，至今我都清楚记得吴老师没有参加会后赴清东陵的文化考察。
2011年11月，我的师兄李谟润和师姐尹博毕业答辩，吴老师是校外答辩专家。我是答辩秘书，帮忙做一些庶务。印象深刻的是，吴老师坚决拒绝我们去接站，他说北京距离天津很近，到南开大学的路线他也熟悉，出站自己打车就好，去接站反倒让我们都不方便。事实上我们都能领会吴老师的好意，他是怕给我们添麻烦。那日晚饭后，我、李谟润、尹博随卢老师一起陪吴老师和同来参加答辩的陈尚君老师去学校南门外的一家茶馆喝茶，听老师们聊天，讲学界轶闻。那是第三次见到吴老师，也更加近距离地与吴老师接触，感觉他很平易近人。其间谈到我，卢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吴老师不停颔首，说郭丽很不错，之前就看到过她的论文，南开唐代会时表现很出色。答辩结束聚餐，我叨陪末座，依稀听见吴老师对卢老师说：“郭丽我会关注，我们的一丝善念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一刻，吴老师让我感动。之后不久，吴老师就写信给卢老师说：“我仔细看过郭丽的文章，深感是个可塑之才。即使她顺利留在南开大学工作，也希望她能参与我的两个课题：《乐府诗集》整理、《乐府续集》编撰。”吴老师的认可和信任，再次让我感动。
2012年4月，我留校未果，吴老师第一时间伸出了援手，明确表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正好有进人计划，希望我可以过去工作。当年8月，我正式到首师大报到。9月，开学伊始，吴老师就召集我跟江苏师范大学的王淑梅教授、河北大学的韩宁教授（后调入首都师范大学）一起开会，商讨《乐府续集》编撰事宜（其间人员变动情况我在《乐府续集》后记中作过交代），自此开启了我在吴老师身边侍读、工作的近十年光阴。在这近十年时间里，上课、科研、办会、参会、编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和《乐府学》，跟吴老师一起做的这些工作，让我得到了全方位的磨砺和锻炼，也让我对吴老师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吴老师是热爱学术的学者。吴老师对学术的热爱和贡献，常被提及的是对乐府学事业的擘画和所做大量乐府学研究的开创性工作。然而，还有几件事也很能看出这一点，却较少为人所知。
吴老师很早就担任了首师大的统战部部长，后又兼任文学院党委书记。听他说最多一周开过8个会，多线作战，身心交瘁，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他曾数次要求辞去行政职务，都未能如愿。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北京另一所高校担任校领导职务，他觉得调离首师大对做学问影响太大，果断放弃了这个对别人而言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对我说：“如果去了，就没有乐府学了！”
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敏俐、吴思敬两位教授主编的11卷本《中国诗歌通史》，其中的唐五代卷就是由吴老师撰写的。听吴老师说，这部书的写作开始于2005年，之后总有杂务干扰，进展缓慢。为了排除干扰，专心写书，2009年他特意申请去台湾逢甲大学客座，将他的研究生也移交给其他老师指导。在台湾期间，每天除了上课，其他时间都用来写作，甚至早上还可以去操场跑步。那段时间，他瘦了4斤，但是身体却比之前更好了，书稿也顺利完成了。他风趣地说那是“躲到台湾去写书”！至今我都能想起吴老师说这句话时脸上如孩童般得意的笑容！
2015年，吴老师总是咳嗽，一度缠绵病榻，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完成了《乐府学概论》的写作。在住院治疗期间，他还时刻惦记着要尽快将《乐府学概论》定稿，交付出版社。我在病床前跟他逐章核校，凡是我不能确定或有疑义的地方，都逐句读给他听，请他裁夺，我再改定。当年8月，《乐府学概论》顺利出版，吴老师也病愈出院并主持召开了乐府学会第二届年会。我想，正是因为对学术的无比热爱，才让吴老师带病写出了《乐府学概论》；也正是因为牵挂无比热爱的学术，才使吴老师具有了战胜病魔的力量。
自2013年起，吴老师担任《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主编，我协助他做编务。从栏目安排、固定作者维护、新作者联络到与出版社对接、样刊邮寄、稿费发放，每项工作吴老师都与我细细商讨，也放心地交与我做。每年编辑完成后呈请他过目，他总是多所肯定，同时又能指出我疏忽的细节。2021年1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21》约稿工作开始，即使他已卧病在床，仍然仔细听取我的汇报，询问每个栏目的约稿和回复情况，讨论来年的约稿计划，甚至谈到日后要做一些改进和创新。在住院期间，吴老师还跟我谈到《乐府诗集》整理的下一步计划，谈到乐府学会的工作，谈到乐府学未来的发展，甚至担心今年要召开的乐府学会和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受到疫情影响……即使缠绵病榻，他心心念念的仍然都是学术。
这就是吴老师，一位热爱学术的学者，无论任何时候，他都将学术和与学术相关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吴老师是博学的学者。吴老师的博学，人们熟知的多在唐代文学和乐府学研究领域。其实，他在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也有广泛涉猎。他曾说：“这些领域的哪个方面都想写些东西，发发言。虽然有开阔眼界之效，但不易被一般人承认和理解。这当是引以为戒的。”这虽是自谦之辞，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吴老师学识的渊博。除此之外，就我知道的，吴老师在统战、哲学、国学方面也有独到识见和贡献。
吴老师是位资深统战工作者。早在2000年，他就担任了首师大统战部部长，一干就是5年。任职期间，他主编了《高校统战工作》（华文出版社2002年）一书，系统讨论了高校统战工作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该书是由吴老师团结多位高校统战部长共同完成的，全书二十多万字，共六章：21世纪高校统战工作的地位，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民主党派工作，民族宗教工作，台港澳、侨务和留学人员的工作，如何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一般而言，高校双肩挑的干部因要兼顾科研和教学，行政工作通常只需尽责即可，像吴老师这样用做科研的态度对待行政工作，将行政工作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研究的干部确实很是少见。从中一方面可见他的认真，另一方面可见他的博学。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储备，这样的著作是无法完成的。
吴老师对哲学有浓厚兴趣，他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尤其推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他对哲学并不仅限于泛泛阅读，而是融会贯通，成自家之言。他撰写的《传统的批判——从传统看精神文明建设》（华文出版社2000年）一书就是例证。这部著作共八章：传统理论的批判，中西方哲学传统批判，科学真理传统批判，善恶传统批判，中西方民主传统批判，自由、平等、博爱传统批判，统一和开放传统批判，与传统相关的其他几个问题。该书旨在理清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与传统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是其显著特色，其中论及的职业道德建设、社会公德建设、知识分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2001年，该书获得全国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家对该书价值的肯定。
我曾跟吴老师谈起自己在硕士阶段就有意识地去读一些哲学著作，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黑格尔《小逻辑》、罗素《西方哲学史》等。吴老师说，知道读哲学著作很好，有利于提高思维能力，看问题的视野和深度也会不一样。现在想来，这样的谆谆教诲无疑是他自身经历的映射。
吴老师富于国学修养，颇通书法。他说，1984年他在内蒙古大学跟随王叔磐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时，王先生专门给他开了书法课，这在当时全国的研究生中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王先生是从复旦大学调到内蒙古大学工作的，学养深厚，很有旧学功底，善诗词，工书法，每周都很有耐心地批改吴老师上交的正楷作业。直至我到首师大工作，吴老师还坚持着每天练半小时书法的好习惯。2016年傅璇琮先生去世，我写了一副挽联表达哀悼之情，吴老师认为写得很好，专门用宣纸亲笔写好送给我，这是我保存的唯一一幅吴老师的书法作品。
2010年前后，国学成为热词，学国学成为社会潮流，但到底什么是国学？却又人云亦云。在很多人心目中，看风水是国学，看手相是国学，烟酒糖茶也是国学。这个现象引起了吴老师的关注，他想选编一部书来向人们正确地传播国学。这部书主要选取一些关乎世道人心、国计民生的内容，精选国学里面最精粹的表述，分成六门二十四品编排。又考虑到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考试的方式来学习，所以吴老师想到就用考试的方式传播国学。于六门之外，加上经典诗文背诵、书法、作文，分为九个等级测试，使学习者能在测试中获得一种成就感。经过几年的努力，到2015年，吴老师选编的《国学水平测试系统》（全三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1月，首师大成立了国学传播研究院，吴老师任院长，他计划将国学水平测试作为国学传播研究院的一项重点工作来做。尽管这项工作最终未能如愿实施，但吴老师选编的著作和从中体现出的国学修养，以及学者的社会担当不会被忘记！
吴老师是无私的老师。从严格的学缘关系讲，吴老师不是我的老师，但从实际施教和受教活动讲，吴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已经远远超越了学籍和名分。对于吴老师的无私，我更是深有体会，在他心中，只有是非之公，毫无门户之见。
2012年8月，我到首师大报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备课，为9月开学上课做准备。但是我报到的时候学校已经放暑假，图书馆和资料室都无法借书，这让我一时犯了难。而吴老师早早就替我想到了这些困难，把他上课用的作品选和参考资料都给了我，作品选里已经划定了之前教研室老师们集体商讨确定的背诵篇目，并告诉我照划定篇目让学生背诵即可。此外，他的课件和相关音频、视频文件也都毫无保留地拷给了我。如果没有吴老师的无私帮助，我根本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内备好课。
2012年9月，《乐府续集》编撰工作正式启动。为了尽快了解乐府学领域的研究状况，我开始着手全面搜集和阅读乐府学研究的基本典籍和已有成果。有一天，吴老师拎着满满两大兜书给我，都是他自己和他带领学生们完成的乐府学研究著作、历年的《乐府学》辑刊、他手头已有的其他乐府学论著。这些资料正是我迫切需要的，吴老师很细致地想到了，我内心的感动可想而知。读书人大都爱书如命，能心甘情愿将自己多年的珍藏赠予他人，吴老师的无私于此可见。
9月那个学期，正好赶上吴老师为研究生讲授《乐府学概论》，我提出要去听课，吴老师慨然应允。那时《乐府学概论》尚未出版，这门课也是那年开设的新课，课上所讲就是吴老师刚刚写就的初稿。一般而言，学者们尚未出版的书稿电子版绝不会轻易示人，让我没想到的是，在上课前吴老师就将书稿电子版发给了我。我把电子稿打印出来装订好，每次上课都带着。课上了整整一个学期，我也一次不落地听了一个学期。吴老师很高兴地说：“你是第一个完整听我讲过《乐府学概论》的青年学者。”在上课和读书过程中，凡是我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向吴老师请教，而吴老师也不厌其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有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的架势。在吴老师的指导和引领下，我以最快速度熟悉了乐府学研究的现状，也很快进入了研究状态。
2013年8月，乐府学会成立大会要在首师大召开。虽然此前已经召开过多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但乐府学会是吴老师花费多年心血、付出巨大努力才申请成功的国家一级学会，成立大会的重要性自是非比寻常，隆重程度也不同以往。然而，吴老师却将筹办成立大会的重任交给了我。那时我到首师大工作才刚刚一年，日常除了上课就是闭门读书，基本上还处于人地两生状态，如何能办得了会。凡我为难的，吴老师早已替我想到。会议筹办之初，吴老师就叫我去，把他的研究生和学院参与会务的志愿者都召集来一起开会，当众宣布说：“本次大会由郭老师总领会务，一切人等都听郭老师调遣。”办会过程中，吴老师全程跟进却并不干涉我的节奏。会议最终能圆满成功顺利落幕，与吴老师的无私和信任密不可分。
在高校工作的学者都知道，填表是日常逃避不开的常规工作，申报项目、中期检查、项目结项、年终考核……几乎样样工作都要填表，表填得好，工作基本就成功了一半。然而要把表填好，可真不是件容易事。我初到首师大工作时，就遭遇了这个拦路虎。第一次申报项目，完全不会填表，写得满满当当，看不出要点，自己都觉得不满意。这时又是吴老师无私地出手相助，将我填的表做了全面修改，从观点提炼、文字表述到标点符号、字体行距，事无巨细，一一修改。原本面一塌糊涂的表格，一经吴老师巧手点化，瞬间清晰明了、纲举目张，真正让我受益匪浅。这些年，我能顺利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北京市社科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吴老师教会的填表技能。此后，凡是日常工作中的各类表格，我基本都能手到擒来，轻松完成。去年下半年，吴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乐府诗集》整理与补编”结项在即，他又有疾在身，于是吩咐我代为填写各类表格。重大项目结项表的难度远远高出我此前填过的各类表格，我有些担心填不好，但也知道必须竭尽全力，最终表格圆满完成。吴老师欣慰地说：“以后再也没有你填不了的表了。”可我心里明白，是他教会我填表的呀！
2017年，吴老师移席广州大学，将他主讲的研究生课程《乐府学概论》交给了我，他名下几位在读硕士生也移交给了我。我很感激他的信任，但是也很忐忑，担心自己上不好课，毕竟珠玉在前。吴老师却一再鼓励我说：“你肯定没问题。”首师大文学院研究生选课制度相对人性化，学生可以在试听两周后再选定，这同时也让任课教师面临巨大挑战。没想到上课的第一个时期，选课学生就达到28人，而古代文学专业每年大约只招30人。吴老师听说后很高兴地说：“我上课都没这么多人选课，我说你肯定行吧！”
《乐府续集》交付出版社后，我开始着手修订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教育与文学》。当年论文送外审，吴老师是外审专家之一，他写的外审意见我至今都保存着，论文修订时又再次仔细研读。他写道：
教育是唐人文学创作素养获得的主要途径，该文从教育角度研究唐代文学，丰富了人们对唐代文学活动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意义。
论文对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创作群体扩大的论述，对经学教育、文学教育与文学活动的分析，对童蒙教育、女性教育、留学生教育与文学活动的讨论，都很有新意。
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良好的知识准备，对所涉众多知识、学术问题都能清晰准确地把握，理论思辨能力和文献考据能力都很突出。这些均表明作者具有优秀的创新品质。
这是一篇难得一见的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
那时吴老师的褒奖之辞，是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的鼓励。这次修订，吴老师又善意地提醒我说：“要注意增加一部分个案研究，拈出唐代几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具体分析其与教育的关系，这样才能使论述更加底实。”这时的建议，显然是他对一个青年学者的更高要求。我觉得他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将论文原有的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的部分内容作了删减，部分内容融入新写的个案研究，作为第四章，原有三、四章向前顺移作为二、三章。新写的第四章题作“唐代重要文学现象教育背景分析”，主要论述“唐初文教政策与四杰文学理想的建构”“景龙文学盛况出现的教育背景分析”“盛唐帝王师式诗人出现的教育背景分析”“中唐古文运动的教育背景分析”四个问题，完成后请吴老师过目，他很是认可，鼓励有加。
《唐代教育与文学》终于要出版了，吴老师比我还高兴！2020年前半年，刚拿到清样时吴老师就说要帮我写书评。写书评要花费时间精力，作为后学晚辈，怎敢劳动吴老师为我的小书写书评呢！可吴老师真就写了，书评后来刊发在《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2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上。同年下半年，做了整整8年的《乐府续集》也要出版了，这是吴老师最看重、期望值最高的著作。他屡次说，《乐府诗集》收诗止于五代，这让五代以后乐府学研究受到极大限制，编撰《乐府续集》迫在眉睫，这也是名垂青史的事业！《乐府续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著作，它的价值等同于郭茂倩《乐府诗集》，正好你也姓郭，乐府学注定要与二郭结缘（无独有偶，我的博士导师卢盛江老师在给我的《乐府文献考论》一书所作序言中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一再叮嘱我，现代白话语言变化太大，网络语言更是层出不穷，千百年后人们都已不知何意，只有文言文可以不生歧义、传之久远，《乐府续集》的叙论、解题一定要用文言文来写。他还说，日后他要亲自为《乐府续集》写书评。可惜天不假年，这篇无法完成的书评成了永远的遗憾！
不仅对我如此，对所有热爱学术、渴望进步的后学晚辈，无论是不是他的学生，吴老师都竭尽所能地提供无私帮助。有的帮助修改项目申请表、有的为著作或论文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推荐论文到《乐府学》发表、有的邀请参加乐府学会议，有的甚至还会直接给出研究课题或论文题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吴老师去世后，很多青年学者撰写的纪念文章里都提到了这一点。如扬州大学柏红秀老师写道：“吴老师不仅建议我今后专注于音乐文学这个方向，继续深做下去，而且还告诉我他计划成立一个乐府学会，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若是我有兴趣，他回京后会安排会议组给我发会议邀请函。当时我是刚踏入学界的新人，对于能够参加学术会议都不敢奢望，更不用说被学界名师邀请去参会了。故而听到吴老师这番话以后，我顿时燃起学术的热情和人生的自信。当然一想到吴老师著名学者的身份，以及他工作的百忙状况，我又觉得受邀参会一事是不必当真的，也许只是吴老师临时说说而已。结果刚回家不久，就收到了会议组发来的会议邀请函。……后来申报国家课题时，我也会向吴老师求教。当时正处春节，我以为诸事缠身的吴老师最多也只会简单地点拨一下我，哪知他竟然将我的申报书修改得密密麻麻，并给邮了回来。所改之处大至课题的命名、整体的结构、内容和思路，小到行文的标点，甚至是申报书排版美观的注意事项，诸如字体的使用、行间距的设置等。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给出了极细心的指导！”（柏红秀《像记住樱花的绚丽一样，记住您的儒雅——送别吴相洲老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2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广西大学龙文玲老师写道：“尽管吴老师行政事务忙，科研任务重……从不敷衍每一位学生，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他曾指出我开题报告使用标点符号不规范：‘你打出的＜＞，不是单书名号，而是大于号和小于号。要知道，一个标点符号就是一个字，不能马虎。’这教导，我至今牢记。……每次乐府会议召开，我都有幸接到邀请。会议期间，他常抽空给我提出论文修改意见，令我非常感佩。”（龙文玲《夫子乘鹤去，德音永留存——吴相洲老师琐忆》，《华人文化研究》第九卷第一期）广州大学雷淑叶老师写道：“吴老师在得知我讲授唐诗时便将其课件资料倾囊相授，无半点保留。知悉我的科研困境，更为倾力筹划……随即布置了两篇论文的写作，一篇是‘诗词分际问题’，一篇是关于《悲哉行》发展与近体诗格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详与探讨。”（雷淑叶《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追忆吴相洲教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2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梁海燕老师写道：“吴师指导学生特别用心，倾其所有而授之。……鉴于我们不知如何选择版本，老师便亲自带我们到琉璃厂的各家书店挑选，那一次基本买全了唐五代之前的重要文集。……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加入了吴老师主持的‘《乐府诗集》研究’课题……起初我们设想的比较乐观，具体写作时才真正体会到研究之不易。往往在语言表述，材料辨识上，都需要老师反复指点说明。直到2005年毕业论文答辩完，整个暑假，老师还在逐章为我们修改。……我在学界最初发表的几篇文章，投稿前老师都仔细帮我改过。”（梁海燕《缅怀恩师吴相洲先生》，《华人文化研究》第九卷第一期）其实，此类吴老师帮助后学晚辈的事数不胜数，我所知道的，也远不止这些。这样胸怀博大、无私提携后进的吴老师常常令我肃然起敬！他有大格局、大视野、大思考，却没有一点小私心。
吴老师不是我的老师，但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吴老师是宽厚仁爱的长者。吴老师为人宽厚，尤其对年轻学者，总多肯定之语，从不以著名学者自居。与吴老师接触过的年轻学者大约都有同感，而我对这一点体会尤其深刻。
在与吴老师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他总是充分尊重我的想法，从不以与他意见不同为忤，只要我说得有道理，他都能虚怀若谷的听取和采纳。很多时候，他对我总能提出不同意见备加赞赏，并且鼓励我尽可大胆直言。印象最深的是做《乐府续集》时关于《挽歌》收录标准的讨论。宋代以《挽歌》为题的诗歌多达数千首，有十几万字，有自挽、有他挽，有挽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有挽平民百姓、亲朋好友，数量如此众多、内容如此庞杂的挽歌该如何取舍就成了难题。我苦思冥想，反复琢磨，仍然不得要领。与吴老师讨论时，吴老师说：“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全部收录；二是只收皇亲国戚的挽歌，因乐府诗是宫廷乐歌。”对于前一个方法，我立刻表达了反对意见。《乐府续集》收录标准的确定除密切关注各代乐府实况，还要时时以《乐府诗集》为圭臬，绝不随意去取。而《乐府诗集》并未将宋前挽歌悉数收录，只录自魏到唐9位诗人的14首作品。既然《乐府诗集》并非全录，《乐府续集》自然也不能全录。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收录前代乐府诗力求其全（杂歌谣辞除外），为何对存世挽歌有取有舍，这个问题我当时并未想明白。故而暂且同意了吴老师提出的第二个解决方法。
而对这个方法，我还是有疑虑，《乐府诗集》也并非只录皇亲国戚的挽歌。这个方法确实能快捷有效地解决我当下遇到的难题，以宫廷乐歌为由也是有所依凭的，但我仍觉得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于是我又再次仔细研读《乐府诗集》，发现《乐府诗集》所录《挽歌》均无具体哀挽对象，此外大量未被收录的宋前存世挽歌均有具体哀挽对象。进一步查阅同样收录挽歌的总集和类书又发现，郭茂倩对挽歌的取舍部分借鉴了《文选》，但《文选》所收挽歌并未包含在“乐府”类中，而是独立以“挽歌”命名的一类，这说明郭茂倩与萧统的乐府观念并不相同。查阅《文苑英华》所收挽歌时，却发现其与郭茂倩所持挽歌收录标准不谋而合。这个标准：没有具体哀挽对象的挽歌属于古挽歌拟作系统，是乐府诗；有具体哀挽对象的挽歌不属于古挽歌拟作系统，不是乐府诗。此外，我还注意到，汉魏至唐一直存在挽歌制度，那些有具体哀挽对象的挽歌也有一些会被朝廷选中，令挽士在丧葬仪式上演唱，这些挽歌理应属于乐府歌辞。然而宋前此类歌辞或因无法确认是否被朝廷选用，或有史料证明被朝廷选用但歌辞没有留存下来，故而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时未予著录。这样，在理清《乐府诗集》《挽歌》收录标准前提下，结合宋代挽歌制度，我将《乐府续集·宋代卷》《挽歌》的收录标准确定为三条：第一，没有具体哀挽对象且题名为《挽歌》《代挽歌》《拟挽歌》《挽歌诗》《挽歌词（辞）》《挽词（辞）》《古挽歌》者，予以收录；第二，宋人对《乐府诗集》所收《挽歌》之拟作，如《和陶挽歌》《拟陶挽歌》等，予以收录；第三，宋人所作有具体哀挽对象之挽歌，凡有其他史料证明确实施用于朝廷丧葬仪式者，亦予收录。
问题理清后，我立即向吴老师作了汇报，吴老师非常高兴，高度认可这个解决方案，并且鼓励我说：“这个发现非常重要，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在《乐府续集》编撰之初，我们确定的工作方案就是首先要弄清郭茂倩《乐府诗集》的收录标准，而《乐府诗集》的收录标准，郭茂倩往往并不明言，需要仔细分析叙论、解题，同时认真考察各类各题实际所收乐府诗。很多时候，郭茂倩叙论、解题所言又与实际收录并不完全相符，所以更要加倍小心，仔细斟酌，反复考量。挽歌收录问题解决后，吴老师笑着说：“你太迁就郭茂倩了！”我知道，这是他对我极高的肯定。而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将它视为吴老师对《乐府续集》编撰工作的最大褒奖！
在与吴老师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他总是肯定、鼓励我，毫不吝啬溢美之辞。我心里明白，这并不是因为我已做得足够好，而是吴老师在用他独有的方式、用他的宽厚包容指引扶植我，这也让我愈发自觉地加倍努力。正是因为吴老师的宽厚包容、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我才能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术，不必顾忌其他，放心大胆的不断探索，不断有所发现，不断向他请益讨教，不断修正所得结论，我们的研究也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可以说，吴老师的宽厚，是《乐府续集》得以顺利完成的坚强基石，也是近十年来我们能通力合作、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
吴老师对自己要求高，对学生要求也高，他曾提出衡量好学生的“四有”标准：有良心、有定力、有悟性、有能力。有良心和有悟性自不待言。有定力指从事学术研究要坐得住，耐得住寂寞。有能力指既要有研究能力，也要有办事能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各项事务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这一标准，认为能做到这四点才是好学生，才能成长为好学者，但又强调很少有人能做到。我戏称这是新时代学术领域的“四有新人”。因为有这样的高标准，在日常工作中，我一直努力以此严格要求自己，而吴老师也总以师长的宽厚待我，屡次说我早已做到了这四点。其实我知道，这是他在鼓励我。
吴老师是仁爱的长者。他凡事总为他人着想，对后学晚辈更是关爱有加，颇有长者之风。
2006年，吴老师结识了陕西省艺术研究院的李健正研究员，李老师是平湖派李芳园琵琶学派的第八代传人，精通琵琶、笛子、古琴演奏，收集、整理、破译了大量长安古乐谱。吴老师敏锐地意识到其研究之于乐府学研究的重要性，多年来一直与李老师保持着紧密的学术联系，还数次亲赴西安，登门拜访。2012年之前，李老师听力渐衰，他说自己一直有个愿望，希望吴老师能代他找寻一两位文献基础好的博士，愿将毕生所学倾力相授。2012年我确定去首师大工作后，吴老师便想到了我，我也觉得这是个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就很高兴的答应了，而且根据吴老师的指点认真研读了李老师的“唐宋音乐三书”（《（新版）最新发掘唐宋歌曲》《大唐长安音乐风情》《长安古乐研究》）。2012年7月，我前往西安，住在李老师家附近的招待所，每天上午和下午上课。吴老师让他的在读博士生、家住西安的宋颖芳和我一起上课。在西安上课的半个月里，吴老师多次提醒我们，务必注意人身安全。我和颖芳都是陕西人，又都曾在西安读书多年，人地皆熟，当时觉得吴老师有些婆婆妈妈。现在想来，出门在外最重要的自然莫过于安全，而那时的我却完全没有领会他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
在做《乐府续集》的8年里，每个寒暑假都是我闭关写作的时间，也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间。每当这些时候，吴老师总是不忘提醒我一定要吃好些，写东西费脑子，要多吃肉，注意补充营养。
2020年，是我最忙碌的一年。除了上课，还完成了三种书的清样校对，校对数量达到8000页；协助吴老师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工作；代吴老师上完广州大学下半年的硕士生课；还有其他各项必须完成的工作。几乎整整一年都马不停蹄，直到学期末监考结束。我是真的累坏了！常常感觉心脏不适，喘不上气来。熬到放寒假前夕，手头工作终于了结，得以去医院侍疾。那段时间吴老师状况很好，精神也不错，我们甚至说到暑假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那时北京疫情防控极严格，医院更是防疫重地，住院部又是重中之重，凡进入住院部的人员均需通过三重检查（核酸检测、血液检验、胸部CT），且只许进不许出。吴老师怕给知交好友添麻烦，嘱我千万不要告诉大家。我想既然病情向好，待出院后再由吴老师向大家报告好消息岂不皆大欢喜。转眼春节就要到了，吴老师还特意叮嘱我说：“好不容易书都出版能安心过节，要好好与家人团聚，悦亲戚之情话，好好调理身体，吃点好吃的，对病情也是大有好处的。”那是2021年1月27日，也是吴老师最后一次与我联系。自己尚且在病中，仍然不忘为我着想，那时的吴老师，不仅是老师，也是仁爱的长者，是温暖的家人。
吴老师曾说：“学术之路，虽然是一条相对清静之路，但绝对不是一条清闲之路，所有成果都是用生命和心血换来的。早前文章中颇爱使用‘青春无悔’一词，我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也可以说是‘无悔’吧！”
以我自己浅稚的学术阅历，对吴老师所说都深有同感，想必浸淫学术领域多年的学者，对此更是深有体会。非沉潜其中多年，深知个中甘苦，不能有此感悟。而“无悔”二字，可谓是吴老师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准确概括和精到总结！
今年春节以来，我频有微恙，一度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无法前往医院侍疾，但心中总想着从年前的状况看，吴老师出院休养指日可待，不料4月居然传来噩耗。吴老师骤然辞世，让他的故交新知都感到诧异和痛心，大家纷纷撰写挽联、挽辞表达哀悼之情。我在得知这个噩耗时，悲恸五内，连续几日无法思考，直至追悼会前一天夜里才勉力强撑，写出了挽联。送别吴老师后，又改动了几个字，现重录于此，借以表达对吴老师最深切的怀念：
赓歌续古今，有卓慧才识，兼贤哲自励，平生矢志振铃铎，概论开新篇，乐府不忧知音少；
流离叹南北，伤孤檠病体，犹书箧常随，羁旅未尝辍疏证，鹃血明素心，学苑共泣春风多。
4月4日，在八宝山送别吴老师后，我很是伤感，向陈尚君老师和李浩老师分别汇报了情况。陈老师安慰我说：“吴老师所做的一切，大家都会记住。”是的，虽然吴老师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记住他，记住他所做的一切。
2021年7月初稿，8月改定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