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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浩
主持人罗时进教授、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各位理事：
感谢陈尚君会长刚才的殷殷嘱托，尚君先生的讲话抚今追昔，语重心长，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本次会议从星期五开始，延续了三天时间，现在要暂告一段落了。我最后也说一点自己的感想。
我发言的题目是《追求卓越学术，通往向上一路》。卓越，一般是指顶尖、一流、卓异，同时也指一种领先的、自由的学术状态。卓越可以指学者个人的卓越，也可以指团队的卓越，学术共同体的卓越。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因为要带一点小结的意味，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本届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先后有三场大会报告，十多场分会场报告，论域广阔，内容丰富，对已有话题多有开拓。在学术汇报环节各小组都讲了，查屏球教授刚才做了总结，既全面又有重点，我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强调一点，内蒙古大学为此次会议做了大量的工作，很不容易。以魏永贵院长、高建新教授、米彦青教授为代表的工作团队做了高效的服务工作，让我们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个人认为，本次会议圆满地完成了学术环节的任务。稍微有一点儿遗憾的是，我们在云端上开会，通过虚拟网络进行交流，没有能够亲赴呼和浩特，闻不到奶茶的香味，没有品尝草原白酒的辣味，但这也给我们各位留了一点儿念想。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本届理事会的换届工作。按照学会登记管理机构民政部和业务主管单位教育部的要求，学会今年年内务必要完成换届工作。按照程序，昨天上午大会选举成立了新一届理事会，增补22位理事。昨天晚上新一届理事会选举了常务理事和学会负责人，增补8位常务理事，增补胡可先、查屏球、朱玉麒、刘宁4位副会长，增补李芳民为秘书长。此外，还增补田苗、郭丽为副秘书长，以便加强秘书处的工作。完整的理事会名单，已发到会议工作群内，我这里就不再宣读了。理事会还一致推举陈尚君先生为本届理事会名誉会长，推举周勋初、郁贤皓、董乃斌、薛天纬、阎琦、张明非、葛晓音、莫砺锋、卢盛江、詹福瑞、尚永亮、戴伟华12位先生为本届理事会学术顾问。希望尚君先生和各位顾问，对学会工作能够一如既往地关怀支持。在昨天理事会上，也初步确定了下一届年会的举办地点和承办单位。有几家单位都提出了申请，但理事会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四十年前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西安举行的，明年是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故下一届会议建议放在西安开。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代表学校已提出申请，待最终确定后，我们会将时间和地点提前通知各位会员、各位代表。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学会下一步工作的一些设想。这个问题比较有难度，不太容易用几句话说清楚。在昨天的理事会上，我从学术服务的角度，对理事会的工作谈了我个人的一些理解。今天再从促进学术发展的角度，谈一下我对学会工作的理解。当然，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尚不能代表学会。我想，关于学会的学术发展工作，首先应该将理事会看作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服务机构，将学会看作一个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下面提到的几项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功能展开的。
第一点，礼敬前贤，萧规曹随。学会成立以来，理事会经过多次变化，学人们也经历了几代更替。四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了很大变化，世界也有很大变化，包括我们学会在内的各类学术组织及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纵向的角度看，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感慨良多。但是，“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学术界的典型犹在，高标永存。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学会工作要进一步提升，主要应该是学术上的创新、深耕和精进。至于管理上，我觉得不必过多地折腾。我们这届理事会原则上不在管理上过多地提什么改革创新，能不调整的尽量不调整。以示对历史的尊重，对成例的尊重，也让学者们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练内功、提升个人学术修为上。
第二点，科学规划传世典籍与文献的整理工作，促进学术情报的了解和共享，关注学术史，加强精细化研究。在昨天开幕式和今天闭幕式上，尚君先生的总结发言提到了传世文献的整理，主要说了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从不足和问题角度说一点。仅举《孟浩然集》的注本为例来说明。2019年，我应邀去台湾地区中兴大学作特聘教授，要开一门“专家诗”的课程。因为李、杜诗都已有人讲，我只好新开了一门“孟浩然诗研究”。为了备课，就做了一些资料搜集的工作，发现孟浩然集的整理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目前重要注本有九种，译注本一种。其中台湾地区的有三种，大陆地区的有六种，日本的重要译注本有一种。请大家注意一下出版时间，台湾地区，萧继宗先生的《孟浩然诗说》，东海大学1961年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再版；张学波先生的《孟浩然诗校注》是台湾师范大学中文所196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游信利先生的《孟浩然集笺注》由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出版。大陆地区的几个版本，时间很接近。李景白先生的《孟浩然诗集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初版，中华书局2018年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再版；徐鹏先生的《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曹永东先生的《孟浩然诗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赵桂藩先生的《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李怀福、李延夫先生主编的《孟浩然诗集评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佟培基先生的《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初版，2013年出版修订本。日本黑川洋一先生的《孟襄阳集编年诗注》，由《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录》昭和五十八年刊行，昭和五十八年即1983年，就是我本科毕业的那一年，一直连载到昭和六十一年，即1986年（第31辑、第32辑、第33辑、第34辑、第35辑）。孟浩然存世的诗歌一共有200多首，这些校注本也有一定差别，不是完全一样，但除了黑川洋一的译注本，基本上都不是编年本。我自己在1983年本科毕业后师从安旗老师攻读硕士学位，选择的也是孟浩然诗的研究，也做过《孟浩然集》的校注，1986年研究生毕业不久，就看到了李景白先生的校注本，不久又看到了徐鹏先生的注本，所以我就放弃了很快把我自己的这个注本推出来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孟浩然诗总量并不多，编年也较难。密集地出了这么多本子，好多是在不知道别人在做这个项目、对学术资讯不了解的情况下做的类似的工作，甚至是重复和撞车的工作。学术研究中，后学者特别应注意盘点学术史，对已经做过的工作尽量不要重复，不要浪费自己的精力。我后来才知道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这个机构，古委会编有一个简报，从这个简报上我们可以获得很多信息，了解各地学者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每一年国家社科规划办的立项、教育部社科司的科研项目立项，了解哪些项目别人已在进行。当然有一些成果，等你看到出版社图书目录和图书预告的时候，这个成果人家已经完成了。所以，有一些情况可能需要我们学会，通过国家社科规划办、各地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了解信息，也要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样的大型古籍出版机构提前有一些沟通，把一些重要的学术信息提前发布出来，避免出现大家在同一个层面上不断做简单重复工作的情况。学会应该在这方面给会员提供更多的信息，使得会员们能科学地设计研究课题，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第三点，关注历史学界、文学理论学界等相邻学科的新动向和新进展，注重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有关的全球史、大历史、生态史学、图绘学、科学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学科，在近几十年，都有很大的突破。对我们从事断代文学研究来说，颇多启发。我曾经给年轻的朋友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荣新江先生的论文《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集，后收入荣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先生重点研究了1980年在西安国棉四厂出土的波斯人李素和其妻子卑失氏的两方墓志。这两方墓志刚发布后没有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荣先生非常敏感，对这两方墓志进行了细读，同时联系杜牧《自撰墓志铭》中提到的占卜术，认为杜牧提到的占卜术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占卜术，而应该是波斯系统的或者是托勒密系统的占卜术。他同时还注意到《都利聿斯经》，以及现在已成为西安碑林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还有其他的一些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史书记载，证明《景教碑》里用叙利亚文提到的“Luka”（汉文翻译为“路加”），Luka后面还写了一个汉文名字“僧文贞”，荣先生认为“僧文贞”与《李素墓志》里提到李素字“文贞”者是同一人。由此发现碑文上大部分的人名乃是波斯人，证明唐代长安景教僧的主体并不是叙利亚人，而是波斯人，他们在唐朝司天台做了大量的工作。司天台的一部分工作是由汉族的或者说儒家学者来做，另一部分则是景教徒，即波斯人来做。明代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入华以后，包括在清代，司天监的工作，仍然由两个方面的人来做，有些是中国学者，有些是外国或外族的学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样一种研究，广搜博引而又穷追不舍，需要打通传统史籍、新出文献、宗教学、天文学、历法学、丝路学（或者说大历史）等，具有非常强烈的方法论意义，值得给年轻朋友推荐。我们做文学研究，尤其是做唐代文学研究，首先应该对唐代文学典籍文献深读、细读，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完全赞同，但同时还要密切关注相关学科。近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些邻近学科，进步非常快，我们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把自己局限起来。
第四点，努力与文物管理和收藏部门战略合作，在提供独特学术服务的同时，也将自己带到新材料的前沿阵地。我在这里也举一个例子，大家百度一下，就在我们开这个云端会议的同时，2021年12月9日，由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了一个新的消息：从2020年6月到2021年11月，陕西考古研究人员在咸阳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了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明、清的古墓葬3648座，墓葬时代延续长达2200年。发掘地点位于汉、唐长安城北的“洪渎原”墓地。过去研究出土文献的人关注更多的是凤栖原、杜陵原、高阳原，这次集中出现的墓葬都在洪渎原。据考古研究者指出，这个地区出土的北朝、隋唐墓志的墓园特别有特色，目前已发现北朝至隋唐的墓园有77座，其中有明确纪年的23座，显示出围沟兆域和家族墓园的新特点。这里有很多新的材料、新的现象，值得做新出文献的人关注。我个人觉得，除了关注他们的考古发掘报告、研究结果，我们学会本身也是以整理、解读、研究文献擅长的学术机构，我们应该主动与他们战略合作，实现双赢。从去年到今年，因为扩建咸阳国际机场，做了集中的发掘，新发现和新材料及时公布了。要是在平时，这些工作他们做得很慢，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公布成果。这样的话我们利用起来就比较难。今后如能以学会的名义，与考古发掘部门、文物管理部门合作，第一时间跟踪这些新材料的动向，这样就把我们利用和使用新材料的时间提前了。我们知道，在现代科学中，发现、发表和利用新材料的时限是很重要的，在十年之后利用这些材料和当下利用这些材料，是不一样的。考古研究院、社科院考古所和我们的学（协）会都是国家的学术机构，学术资源乃天下公器，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些新材料比较及时、比较准确地发布出来。我所在的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这方面已经开了一个头，我们已经和昭陵博物馆、黄帝陵园区管委会、榆阳区博物馆等进行深度的合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这方面也应该做一些牵线搭桥的工作，给学会喜欢新材料的学者和文物考古部门的学者，提供更多交流合作的平台和机会。
第五点，将小众的学术新成果，及时传播转化到教学和大众领域。应该鼓励大学者、知名学者做科普、做教材，这样可以缩短学术原创到学术普及的间隔时间。凡在高校工作者，都会深有感触，我们的本科教材知识更新太慢，包括我们经常使用的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如果让一线的学者编教材、做科普，就可以缩短时间，及时把新知传播给大众，扩大专门学术的接受规模，提升专门学术的接受水平，从而达到开发民智、移风易俗的目的。这方面的工作，前面查屏球教授已经提到了，我们学会有一些老师已经做得很好了。除了传统的编写教材、编写科普读物，我们还应善用新媒体，包括电视讲座、线上课程，甚至自媒体、有声书。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先生以及他的现当代文学团队，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有特色；葛兆光先生也领衔了几个团队，做了一些有声书，做得相当好；古代文学方面，白先勇先生有一个讲《红楼梦》的系列课程，在喜马拉雅上很受欢迎，点击率很高；田晓菲讲《金瓶梅》的有声书也很有特点；以在网络上读金庸知名的网络写手六神磊磊（王晓磊），现在又开设了读唐诗的公众号，阅读传播百万次。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会同仁关注，并学习借鉴其优长之处。
最后，我代表这届理事会表一个态。学术团体里边的职位，无论是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还是会长，其实都不是什么官，也不是什么“帽子”。更何况就算是一个“帽子”，现在正在破“五唯”、摘“帽子”。但它又确实是一份责任，我们每位理事会成员都有责任，都应该全力服务学术、服务会员。愿我们学会的同仁守先待后，贞下起元，深耕学术，追求卓越，为复兴中华文化，开创学会工作的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