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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渊渊
2021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来自美国、日本及中国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133篇。
本次会议由唐代文学学会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举办，因疫情原因，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刘志彧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内蒙古大学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他指出，内蒙古大学一直以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繁荣人文社科研究和考察我校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已经在科研项目的申报、论文的发表、著作的出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十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大学召开，必将为学校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契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致开幕辞，他代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及与会学者对会议主办方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表示由衷的感谢。他很高兴看到前辈的学术精神和治学追求得到传续，年轻一辈成长迅速，学术领域日益廓张，学术成果日新月异，文学普及成绩卓越。学者根据各自的师承、兴趣以及对学术的理解，做出各具特色而有创造力的研究。台湾成功大学廖美玉教授在开幕式发言中介绍了自己参会的历程，她说自己每次参加会议，都像走亲戚一般，感觉亲切。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北京外国语大学詹福瑞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唐代文学学会于1982年成立，在中国学术组织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已经推动唐代文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唐代文学学会是生生不息的学会，他鼓励众多学人为学会及唐代文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开幕式专设追思环节，对著名学者安旗、罗宗强、吴相洲、佟培基四位先生的离世表示哀悼。
在大会发言中，16位学者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李白、杜甫是研究重点。詹福瑞的《李白对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利用了魏晋玄学和唐代道教研究的相关成果，认为李白的功业理想和渴望，最根本的是来自追求不朽生命价值的内在动力，其诗中功业理想往往与生命意识如影相随。钱志熙的《略论李白游仙诗体制类型及渊源流变》梳理了游仙诗在文学史中的发展脉络。他指出，作为一种创作体系，李白游仙诗发端于古风与古乐府，这类游仙诗属于复古之体。李白还有一部分游仙诗继承了六朝时期游山与游仙相结合的传统，这是李白游仙诗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李白的另外一部分游仙诗是以当代道教人物为塑造对象的，他也继承了汉魏诸子批评帝王求仙的理性传统。查屏球《魏颢李白集序、李华李白墓志理惑——李白子女之事补考》是关于李白家室及子女情况的说明，以魏颢撰李白集序与李华撰李白墓志为最早，但原文传抄出现讹误，作者梳理并辩驳了今人的多种解说，提出造成误读的原因是旁注或文中夹注被抄写者误抄成正文。该文通过翔实的考证重新说明了墓志内容，并指出通过考证我们可以对诗人的情感世界获得更深的认识与感受。刘宁《从动作语看李白、韩愈诗文艺术之神妙》研究视角独特，作者认为李白之诗与韩愈之文，都令后人有“难学”之感，学界从多角度分析过二人创作特点的成因，但有一点是被忽视的，那就是两人对动作语都十分偏爱，在李白、韩愈之前，中国古典诗文中的动作语数量少、表现力不强，二人对动作语的充分运用，带来诗文艺术的极大创新，折射了佛教、道教造型艺术、仪式艺术的复杂影响，反映了唐代思想文化环境给艺术创作带来的巨大创新活力。蒋寅《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从经典化的视角提出杜甫的诗歌意义超过李白的理由在于杜诗创造了一种与古典审美理想相联系的有关“老”境的诗歌美学。江岚《二十世纪域外杜甫英译专著之历史语境、诠释立场及影响》梳理了二十世纪域外杜甫英译专著，探寻杜诗的世界文学生命确立、巩固及发展的历史脉络。刘明华《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以二王本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呈现了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除李、杜研究外，罗时进的《“卢骆刘张”四杰说的成立及意义》特别指出宋代是四杰歌行传播和接受的断裂期，而这对宋诗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对诗坛作用又如何，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卢盛江和戴伟华都运用了文学地理学研究视角，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唐诗之路”。卢盛江《唐诗之路杂想》指出唐代诗人常常游走于全国各地，他们很多诗歌写在路上，把诗歌带到各地，把各地的山川生活写入诗中，也把文化带到各地，这就是“诗路”。作为一个更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诗歌现象，它是在唐代出现的。对学术研究来说，它有助于弄清唐代文学的面貌，也有助于了解社会背景，了解诗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如此才能准确把握诗歌的意蕴内涵。戴伟华的文章是为其书《地域文化与唐诗之路》写的自序。他借“唐诗之路”谈了《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意义，唐诗之路形成，幕府僚佐的文化和诗歌活动的影响不可小觑。且研究文学地理学，可以建立自己专属数据库，这是一般数据库检索所不能替代的工作。戴伟华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方法、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为学人提供了参照。胡可先也就地域与唐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的《西域重镇与唐诗繁荣》集中于西域重镇与唐代文学的关联研究，通过对考古发现与所留存的文学和文化的钩稽，呈现出唐代文学在丝路重镇的发生与传播情况。
台湾成功大学廖美玉以“睹物”为切入点，观察“物”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先提出两汉“古诗”作为别诗典范的意义，再探寻唐人别诗如何因“物”而展义骋情。该文也契合了学界回归文学文本研究的趋势，是对文本的细读及精彩阐释。李浩《箭垛：平泉庄的文化风波》将有关平泉山庄的讨论置于历史舆论场中进行讨论，寻找关于李德裕痴迷园林玩好，唐代官员公开进行物品馈赠、商品交易的实质，士人对平泉山庄持续议论的动机等问题的答案。康震《隋唐长安的建造与长安书写空间的境界展开》提出长安城的文学书写及其境界展开与隋唐长安城的营建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历史过程，文学书写更容易让人将长安的历史、现实与自己的人生、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更关注人与自然、建筑的思想共鸣与情感交流，它所点燃的是冷静的史学、地理学难以触及的审美空间。朱玉麒《张说〈温泉箴〉的石本与集本》指出宋版张说文集的面貌主要依据清代椒花吟舫影钞本复原，而抄写的错误影响了版本的权威性，北宋石刻《温泉箴》拓本的存在，有助于辨析张说集传世各本之间的文字异同，纠正对于温泉神名民俗学意义的认识。薛天纬分享了身历唐会四十年的经验，他的《李杜重逢饭颗山——关于李白“三入长安”的再讨论》证明三入长安、李杜重逢饭颗山、西岳寻仙、南下宣城，是天宝十二年（753）李白的活动轨迹。
本次会议依专题分为四组展开讨论，分别是版本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新视野、接受传播与域外汉籍、诗人生平与经典作品、唐诗题材与唐史研究。
第一组在文献研究方法、新出文献考释、传统文献研究、文学研究新视野方面皆有涉及。文献研究方法方面，陈尚君《齐文榜唐别集考序》既是对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介，又是对别集研究方法的总结，对学人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性。文献研究需要足够的细心与耐心，日本东海大学教授佐藤浩一的《从对仇兆鰲的毁誉来看〈杜诗详注〉的价值》亦是颇具实证精神的文章。孙微、王新芳的《杜甫“诗文互证”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利用杜甫文章可以解决杜诗中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够把诗文互证和诗史互证结合，有利于推进杜甫研究。同样在方法论层面具有建树的，还有张佩《关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研究的学术史、体系与方法论建构》。刘万川《“诗中有画”论辩中的诗画层叠——兼论古代艺术理论讨论中的逻辑学缺位》指出古代艺术理论批评中存在的断章取义、概念混用等问题，思考了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的现代转换。
新出文献考释方面，墓志研究是重点也是亮点。曾智安《新出唐代吴兴郡夫人沈和墓志释读发微》、袁书会《〈唐洛州别驾大将军崔公长先及其妻库狄夫人墓志〉发微》、杨琼《新见唐代文学家李华墓志考疏》、卢燕新《出土墓志所见唐翰林学士崔汪事迹补考》等，都是对近期新出土墓志的细致考订。其中，曾智安认为沈和墓志背后隐藏着该家族与唐玄宗时期一段宫廷斗争相关的政治背景，这些看似偏离时代主潮的微小浪花，有时也会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独特水文，不失为我们观察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郭海文、张平重新考证了谢迢墓志，写有《新出唐代女诗人是如何修炼而成的：谢迢墓志考》。碑志也得到了学者关注，罗争鸣有《一碑足补世史所未备：〈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释读》，徐海容有《唐代碑志中的盛世图景与书写策略》都属此类。
传统文献考辨方面，闫艳、郭丽分别考证了“轺车”“舞双剑”的词义内涵，胡永杰考辨了黄鹤《黄氏补注杜诗》的刊刻时间，周相录意图确证《白氏六帖事类集》的编者和编纂时间。李振中有《〈唐会要〉所载官职辨误》，苏利国有《李华〈三贤论〉不载王端之因考辨》。田恩铭《独孤及的州郡官经历与文学活动的关系》关注的是人物行迹。咸晓婷《敦煌歌行钞卷与唐别集歌行从散编到分体编撰》认为在唐人别集分体编撰过程中，歌行诗已经独立编集。贾智《英藏唐写本〈字样〉众说平议——兼谈中古字样文献价值的再发现》考订了英藏唐写本《字样》。
文学研究新视野方面，朱易安、王鑫泠考证了白居易人物图像，为研究白居易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新视角。陈超然《杜诗中“儿童意识”的觉知、践行与内化——兼论儿童史研究突破的一种可能》将杜甫对于儿童的书写上升到杜甫的“儿童意识”，对儿童史、社会史研究都具启发意义。魏景波《唐代长安的社会空间与诗歌传播》、辛晓娟《拟构记忆空间——唐代“忆昔”类歌行的都城书写》都是从近些年较为流行的“空间”视角展开思考。凌郁之《〈二十四诗品〉与清代绘画》着眼于文学史前后期的联系，虽是从微观现象入手，但呈现的是跨越时空的文学联系，亦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发意义。
第二组讨论围绕唐代诗文接受与传播、域外汉籍研究展开。从纵向的时间脉络分析唐代诗文与前后朝代文学的关系是大多数文章的着眼点，包括陈冠明《从李贺“雄鸡一声天下白”到毛泽东“一唱雄鸡天下白”——论“秀句”影响力的转移》、陈燕妮《宋调中唐风的显与隐——以辛弃疾词为中心》、冉驰《鲍照诗歌中的自造词及其对唐代诗人的影响》、宋瑞芳《从“吴中四士”到“吴中四杰”——兼论吴地诗人群体风格的形成与演进》、任声楠《〈唐诗绝句类选〉与唐绝句选本的流变——以五代至明末为中心》、王福栋《王维诗歌接受的回顾与展望——从“诗佛”之称说起》、方丽萍《唐代著名文人的边省价值——以清代贵州李白诗迹为中心》、张明华《李德裕平泉组诗的独特性及其前生后世》、段天姝《唐诗在宋代的地方化与经典化——从〈九日齐山登高〉诗与池州齐山谈起》、陈才智《从接受史视野重新理解白居易——以放翁气象与醉吟诗风为例》、董就雄《论清人陈恭尹对李德裕〈文章论〉理论的发挥与商榷》、程彦霞《王闿运影响下的唐诗学概述》、李思弦《唐诗经典权威在宋代的确立——以宋诗话中“唐诗”与“本朝诗”为中心的考察》等。其中陈冠明的文章研究时间跨度极大，“秀句”的影响力体现在政治、教育、文学、语言、艺术等方方面面，该文特别体现出了“传播”的跨越性特点。陈才智的文章指出放翁气象与醉吟诗风之间的联系，是从接受史视野重新理解白居易，也是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意义所在。张锦辉《论唐代文人对〈法华经〉的接受》是从横向的空间范畴思考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佛教与文学关系的再理解。魏娜《传诗与注诗——传播意识下的唐诗自注运用》关注的是诗人主体的传播意识，认为自觉的诗歌传播意识与强烈的预设读者期待是唐代诗人以自注入诗的重要原因。从传播的角度理解自注，对研究其他朝代的诗歌亦有借鉴意义。
左汉林《论宋人学杜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刘重喜《“吴门书派”笔下的〈秋兴八首〉及其经典的建立》、吴怀东《杜甫〈杂述〉〈秋述〉文体形态及其源流考论》、汪欣欣《论元明杜律选评本中的比兴观》都是围绕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展开。刘重喜细致梳理了明朝“吴门书派”对《秋兴八首》的接受情况，他们以《秋兴八首》为书写内容，形成了书学谱系的传承。同时，在形式上《秋兴八首》作为一个“不可割裂”的连章整体，亦首次出现在“吴门书派”的笔下，这影响到清代的钱谦益，最终确立了《秋兴八首》这首连章诗的经典地位。吴怀东从文体源流角度探讨《杂述》《秋述》的文体归属，指出杜甫的古文写作经验是中唐韩、柳发动的古文运动的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遗憾的是现有的古文运动研究完全忽视了杜甫的重大贡献。
张景昆《朝鲜“三唐”诗人接受视域中的“唐音”》、宋洁鑫《马元调本〈元白长庆集〉传入日本及其影响》、张超《馆机与江户后期中晚唐诗典范的建构》都关注了域外汉籍，张之为《日本〈罗陵王〉汉文曲辞及其辞、乐关系考论》诗、辞、乐、图兼备，是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唐代歌舞戏、戏剧发生史研究中的个案。
第三组讨论以诗文研究为主，另有词体、小说研究和唐代文艺观与文化研究。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是学者研究重点，其中杜甫研究又尤为热门，共有李芳民《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考论》，胡旭、万一方《杜甫永泰二年心境论略》，罗宁《杜甫的〈幽人〉诗和他的幽人朋友们》，谷曙光、谢贤良《少陵家法与以杜证杜：杜甫〈月夜〉新论》，窦旭峰《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蝮蛇”解读——与张忠纲、孙微商榷》，师海军《杜甫离职华州西行论稿》等六篇文章。关于“致君尧舜”的论述已有不少，李芳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这一话题进一步深挖，他将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放在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揭示其形成的文化语境，分析杜甫践行这一理想的具体作为及与他悲剧性遭际的关联，并进而阐释杜甫政治理想的悲剧所具有的典型意义。杜甫的“幽人”表述得到了多位学者的关注，除罗宁外，常雪纯《“幽人”意象链在唐诗中的形成与拓展》也关注了这一问题，她梳理了“幽人”意象的发展脉络，认为唐代“幽人”意象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几组形象独立而情感互通的链条，通过摸索链条的流变，可以领略唐诗意象艺术，进而还原唐代诗人在仕隐纠葛中的生命理念及思想动因。其中，杜甫的“幽人”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是“幽忧”于庙堂之“幽人”，是道义化的“悲郁”之幽。在他之后，中晚唐诸多“吏隐”于郡斋之“幽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白居易，他是心灵化的“适意”之幽。而本组讨论中，对于白居易的讨论亦集中在他“中隐”的心态上，即白居易的“幽人”观。李寅生《白居易“中隐”的心态与后期诗歌创作的关系》和沈文凡、徐婉琦《调和谐适：白居易诗歌的儒禅观》都属此类，后文指出白居易的仕隐矛盾是中唐吏隐互融、佛隐交涉现象的文化体现，“中隐”心态暗合了大乘佛法的超越精神，白居易以实用主义态度调和儒禅矛盾，适应了社会和自我需求。此外，还有李小荣的《白居易放生诗略论》，是对白居易诗歌内容的分析。
李白研究方面，有罗宁《由词藻看“直挂云帆济沧海”句意——兼论李白离京时的仙游计划》，陈伟强《众神护形，步虚玉京——李白的谪仙诗学》，邱晓、阎琦《论〈古风·大雅久不作〉作于天宝元年秋李白待诏翰林之初》三篇文章。韩愈研究亦有刘真伦《韩愈、李翱“幽怀”倡和解读——兼论韩愈阳山心结的郁积》，杨晓霭、陈肖肖《试论韩愈体育诗的文化意蕴及治世情怀》，张弘韬《事久见“仁”心：从刘禹锡、韩愈、柳宗元诗文看三人挚情》三篇文章。李商隐研究中，罗燕萍的《李商隐爱情诗中的“窥看”与“聆听”》认为，李商隐的爱情诗的空间构成以“间阻”为特征，是诗人内在的情感与外在的物理或社会空间的冲突导致的心灵感受的艺术表现，“窥看”“聆听”可概况其特征，这两个维度不仅体现了李商隐隐秘而丰富的爱情心理，还展现了他吉光片羽式的意象、思维跳跃式的爱情书写。他诗歌中的空间构成和视听维度，在某种程度上恰好与中国古代园林的审美特质相契合。李翰《论李商隐“女郎诗”及其“女性意识”》关注李商隐的“女性意识”，李谟润、王捷翔《佛寺生活体验与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则关注的是李商隐生活经历与创作的关系。
针对个体诗人的研究，还有萧晓阳、单艳红《论孟浩然诗歌之三重画境》，唐雯《贺知章生平再审视——以历官与交游为中心》。李东宾《声辞错杂中的词体文本形态演进》、崔际银《试述〈太平广记〉涉“琴”作品的形态特征》、杨为刚《礼法与情欲：唐代室内空间中的“物”与婚恋小说中的“物语”》涉及了词体与小说。房瑞丽《三教圆融视域下唐代文人价值观的变迁》、刘青海《独孤及、梁肃、权德舆三家文学本体论试述——围绕言志、缘情之说及文道观发展》、李伟《儒学文艺观的递嬗与中晚唐“厅壁记”的创作演变》聚焦于唐代文艺观与文化研究。李伟提出作为唐宋古文创作中的重要文体，“厅壁记”的文体样式经历了从单纯的史料性呈现逐步过渡到融叙事性、历史性和艺术性为一炉的发展进程，支撑这一嬗变的内在文学理念则是由虚美雅颂、征经述圣的“骈文观”让位于批判弊政、不平则鸣的“古文观”，这与唐宋古文革新的内在理路深刻一致。总体来看，第三组的讨论还是围绕重要诗人展开，虽然这些诗人一直是学界关注重点，但本次会议上的部分论文研究视角较为开阔，在方法论层面也有所创新。
第四组讨论围绕唐诗题材与唐史研究展开，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唐代边疆与文学研究。高建新《大唐长安与“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往来——以唐诗考察为中心》指出“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奔赴长安，促进了这座城市的繁荣，也带来了各民族交流和融合。米彦青《疆域·民族·诗歌——论北部边境地带的唐诗意象》指出民族外交问题引发的意象、战争问题产生的军事建筑意象、制度变化生成的区域性意象，在“北部边境地带”中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北疆更为丰富，由唐人书写的大量诗作，忠实承载并生动演绎了“北部边境地带”的历史发展与丰富蕴涵。金传道《唐代文人在内蒙古地区的活动与文学创作》、高雅俏《受降城的“纪念碑性”》都聚焦于边疆的地域性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亓娟莉《唐“胡部”乐再考——兼及元白乐府的重新解读》将“胡部”乐与“胡乐”进行细致区分。海滨《唐诗中的“织成”与“舞筵”初探》后附图录，作者搜集大量“织成”与“舞筵”文物图片，清晰呈现了作为织物的“织成”样貌，以及胡旋舞姿态。郝润华《黄羊·白麦·芦酒：杜诗西北名物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认为杜甫诗中出现一些西北独有的名物意象，其中黄羊、白麦、芦酒三种属于西北高原独有，文献记载不多，在唐诗中出现频率也不高，杜甫用这些名物入诗所蕴含的文学史意义值得探究。同为考证名物的文章还有梁树风的《扁桃之起名及其涵义》及田苗的《日常的诗意：唐诗中所见三种帽名考论》。梁文提到，从“扁桃”的接受和起名过程可以看出植物之于一个地区的文化、民族的认同都是紧密地联结着，并展现出其物质以外的影响力。田文通过对乌纱帽、扬州帽、白接䍠的考辨和在唐诗中书写状况的考察，分析唐人的戴帽习俗与喜好，也可见诗人在塑造自我形象、展现社会风气、追慕历史人物等方面呈现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特征。除考证名物外，陈媛《严武生平补考》是对人物经历的考证，刘磊《杜甫诗济南“历下亭”位置献疑》是对诗歌内容的考证。
个体诗人方面，有吴淑玲、冀婷《〈上留田行〉：李白乐府旧题原典嫁接试论》，张永吉、李定广《论赵嘏的诗歌特色及诗史意义》，刘哲妤《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杜甫长江诗歌研究》，郭发喜《工部缓，供奉深——王夫之“李杜风格论”的再评价》。王治田在《〈白氏六帖〉与白居易诗歌的“学问化”特色》中指出《六帖》反映了白居易的知识结构，当白居易创作一些程式化较强的诗歌时，会较多地借助于《六帖》中的材料。白居易的诗歌呈现了技术化、机械化、程式化的特点。尤雅《“方”之建构与消解——析綦毋潜“善写方外之情”》提出綦毋潜题寺诗中看似处处无我，实则处处有我，“人”的参与完成了对“方”之内外景与情的契合与熔铸，成为消解“方”之内外界限的手段。
另外，还有多位学者关注了唐史、唐代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徐晓峰《应试诗命题倾向与唐人知识结构的关系考察之一：唐代士子重〈礼记〉现象》从科举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明经科、进士科等唐代科目的考核制度，认为唐人在礼经的学习与应考中，更为重视《礼记》，这反映了唐代社会世风、习尚的迁移转变。赵乐《文学和政治——双重视角观照下的唐代唱和诗》、王伟《“正统在我”：中古正统建构与文学演进》、吴夏平《“杜诗入史”现象论》、钟志辉《论文学与政事的融合——以唐代词臣的敏赡素能为中心》、李艳茹《唐人的金刚信仰》等对政治、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李桃《从盛唐文儒到中唐通儒》着眼于群体研究，认为最早出现在东汉的“通儒”一词，直到中唐才真正有士人群体完成它所包含的博览经史、通经致用两方面内涵。中唐通儒集学识、文才与基层吏能为一体，开启唐宋变革时代的政治文化转型和士人身份转型。
分组讨论后，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总结本次会议提交论文呈现三个特点：一、文献、文史实证的学术传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实证研究在当下有一个新的增长点，那就是墓志研究，本次会议有多篇墓志论文，且发现了重要问题，考证精细度有所提升；二、文学本体研究有所回归，关于文学文本的重视度明显上升。学者重视文本细读及在细读之后的阐释，重视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寻找它在文学史上的前后关系，重视对文学题材及文学背景研究的拓展，重视利用其他学科相关成就推动本学科研究；三、视野更加宏阔，体现出国际眼光，多篇文章体现出“经典”意识。实证之学、文学文本、国际视野是此次会议论文的三个特色，也是学人今后的努力方向。
本次会议完成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会换届工作，新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致闭幕辞，增补了胡可先、查屏球、朱玉麒、刘宁4位副会长，增补了8位常务理事，22位理事，另外推举李芳民为秘书长，田苗、郭丽为副秘书长。李浩报告了学会下一步的工作设想及对学术工作的看法，主要包括：学术研究要科学规划传世典籍的整理工作，加强精细化研究。文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但也要密切关注历史学界、文学理论学界新动向、新进展，注重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如全球史、生态史学、生态美学等。跟踪考古发掘，善用新材料和新文献，为文物管理部门提供学术服务。将小众的学术新成果及时转化到课堂教学。鼓励大学者作科普、教材，缩短从学术原创到学术普及的间隔时间。同时还要善用新媒体。下一届年会将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