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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 兵
2021年4月27日至30日，由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共同主办的“草堂书院揭幕仪式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一届、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6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5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草堂书院开幕仪式和杜甫学术年会两个环节组成。开幕式上，草堂书院名誉院长叶嘉莹、袁行霈先生分别以视频、文本方式致辞。杜甫学术年会由年会致辞、主题发言、小组讨论和闭幕式组成。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04篇，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研讨。
本次会议对杜甫壮游，李杜相会，杜甫长安、两川夔峡诗歌及生活作了较多探讨。胡永杰《杜甫“快意八九年”新解——兼谈杜甫壮游期的起点和终点》认为杜甫“快意八九年”当为开元二十年（732）杜甫始游吴越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归居东都、筑土娄庄之间的壮游之事。邝健行《旧调重弹：李白、杜甫开元年间初会确实证据——〈昔游〉诗中“少年”“是时”的时间坐标》以《昔游》中的“少年”“是时”补证李、杜初会于开元年间。刘锋焘《从杜甫的诗作看其长安时期心态之变化》认为杜甫天宝五载（746）至乾元二年（759）在长安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心态、诗歌创作，促使他走向民间和现实。
在分析杜甫流寓生活时，学者们很注重其心态变化。杨胜宽《“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杜甫在严武幕府的心境、处境与作为》认为杜甫辞幕严武，并非正史及诸多注家所说不满严武未能善待故人，其选择辞幕心态复杂，同僚不和、鲜有作为及向往自由闲适生活是其诱因，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杜甫的独特个性。魏景波《杜甫流离两川时期的漂泊体验与身份重建》认为杜甫流离两川时期的诗歌在关注现实的“外视角”之外，反省自身的“内视角”逐渐凸显；诗人由世乱为客引发的漂泊意识，以及自我审视带来的身份认同与重建，成为此期诗歌的重要主题。刘咏涛《杜甫在川生活与其交友之关系》认为探究杜甫在川生活与其交友的联系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杜甫晚年在川生活和创作，从而加深对杜甫、杜诗的整体认知。孙启祥《论杜甫流寓生活的浪漫色彩》认为杜甫及杜诗的浪漫，不光体现在诗人中青年时期，在老年流寓西南、江南时仍有反映；杜甫浪漫的诗人思维，是其在动荡中仍能顽强生活的动力，但也对其终身漂泊、愈行愈难的悲苦历程起了催化作用。
此次会议还探讨了杜甫的仁爱、博物、侠义等精神。祁和晖《黄河长江携手滋养育成充满人间大爱的中华诗圣杜甫》认为杜甫生平以仁爱为怀，并用一生践行仁爱；其仁爱品格源于杜氏家训传统，青年时代漫游黄河、长江中下游名城、名胜的经历，以及杜甫仕路不畅等三大动力源。高昱《杜甫巴蜀诗作中的博物视野——兼论杜甫的博物情怀》认为杜甫的巴蜀诗歌蕴含着丰富的博物学内容，体现了他对于天人关系、物我关系、物物关系的思索。龙占明《从杜甫的交友之道看杜甫的侠义精神》通过分析杜甫同李邕、李白、郑虔、房琯生死不渝的友谊，认为杜甫“为侠所累，亦为侠所兴”。
杜甫的行踪遗迹遗存成为本次会议的重点关注对象，天水、利州、梓州、成都、夔州、潭州等处的遗迹皆有涉及。刘雁翔《天水南郭寺杜少陵祠及其相关碑刻综述》对今南郭寺、杜少陵祠现存《重建南郭寺记》碑、《改建南郭寺东禅院为杜工部祠记》碑、《老杜秦州杂诗》碑及据初拓本新刊“二妙碑”四方碑刻进行辑录考述。王飞《〈五盘〉小考》认为五盘岭即七盘岭，唐时当位于梁州、利州交界地段，可以俯瞰江水。王超《梓州杜甫遗迹考》重新“廓清”了杜甫梓州故居—潼川草堂寺—草堂书院的传承脉络。龚宁《杜甫行踪遗迹考——江油篇》考察了江油匡山书院、小匡山读书台、李白纪念馆、涪江河堤、豫江友谊园等历史遗迹和当代文化工程。米昊阳《明清浣花草堂的历史变迁与文学书写》认为杜甫居住草堂期间的创作及其精神品格赋予了草堂隐逸和忠君爱国的文化内涵，成为后世士人题咏或修缮草堂的强大动力。李霞锋《成都杜甫草堂古代碑刻再考》对馆藏清李翔云撰书《丙戌人日游工部草堂》诗碑，清唐频年撰书、唐我辰摹录《游宴草堂，感成七言近体六章》诗碑，清吴克让撰、唐应莹书《浣花草堂附祀黄涪翁陆放翁记》，近代张骏摹绘、张树勋题名《诗圣杜拾遗像》碑，佚名撰书《谒杜公祠》诗碑五通碑刻一一考述。李君鉴《夔州大雅堂考》从大雅堂由杜甫两川夔峡诗得名谈起，考证夔州李襄于1147年创建“夔州大雅堂”。彭爱国《瀼西的特点与位置考证》认为杜甫夔州诗中的瀼西宅及瀼西果园在白帝城东的东瀼水之西，具体位置应该是在土地岭东南山腰。张昌龙《杜甫夔州寓所及住宅考》认为杜甫云安寓所在云阳老县城武装部一带；客堂与西阁、草阁、江阁、江边阁可能实为一处，在白帝城观音洞一带；杜甫夔州草堂在草堂果园一带；杜甫的东屯在现草堂河大桥附近。曾亚兰《〈黄本骥集〉题杜论杜及杜甫凿石遗迹相关文献述略》认为黄本骥及其他湘籍诗人学者谒凿石工部草堂诗及相关遗存文献，为杜诗学研究凿石浦杜甫行踪遗迹提供了宝贵史料。
本次会议对杜诗总量、散佚情况有所总结。刘明华《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认为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之后的宋本杜集也有20余首未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分类本和刘批本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可的杜诗应为1455首。佐藤浩一《杜甫的早期诗歌是散佚还是废弃》通过对诸家关于杜甫早期诗歌散佚还是废弃论点的分析，认为现存杜甫诗集按年代顺次排列可以作为散佚原因的引证。
宋代杜诗注本已出现“分门本”，故以题材作为考察角度由来已久。吴振华《试论杜甫的咏雨诗及其文化意蕴》认为杜甫是咏雨诗的集大成者，其咏雨诗表现了杜甫民胞物与的仁者胸襟，具有诗史性质。诸佳怡《杜甫以药入诗的诗学研究》认为杜甫开拓了药类名物以药食意象入诗的特点，并从题材内容改变了药类名物的书写方式，丰富了诗歌内涵。孙尚勇《论杜甫的〈大雅〉文学思想》认为杜甫以《大雅》为诗之极则，从而领会“法自儒家有”的深切义涵。魏耕原、张萍《杜诗对美与丑的颠覆与互动》认为杜甫通过对美与丑的颠覆，形成以美为丑与以丑为美的多维的审美观念，把自然美和人生的残缺融合，从客观的丑陋发现美。彭燕《杜甫与谢灵运》认为杜甫在语言、结构、精神三方面学习谢灵运；而之所以学谢的外在理由是杜甫早年曾到会稽拜谒其遗迹及谢灵运自身的诗学成就，内在理由为杜甫意识到自己与谢灵运都是权力的反抗者。
杜诗与艺术的关系，尤其是与绘画、书法的关系成为研究重点。张家壮《论杜甫的艺术精神——以杜甫题画诗为中心》对杜甫题画诗中所呈显的审美内涵进行重新勘探，深入辨析杜甫题画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境，对杜甫艺术精神的形成作整体动态的考察。赵辛宜《杜甫题画诗中的三重形象》认为杜甫使题画诗成为一种独立的题材，成功塑造了画中形象、创作者形象、观赏者形象；体现了艺术批评从作品到创作者内心的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题画诗创作。李鹏飞《少陵翰墨无形画——杜甫以诗为画的技法及诗画一律的思维》认为杜甫的日常兴趣、社交生活、艺术能力与鉴画眼光等，是影响其诗画一律的思维和以诗为画技法的主要因素；在文本表现上，杜甫极大拓展了画境空间而获得了艺术超越。桑盛荣《杜诗与颜字的审美互同性》认为杜诗、颜真卿书法作为盛唐气象的集大成者，共同体现了盛唐文艺的巅峰。袁书会《再论杜诗文化的多样性——以唐代艺术中“马”的形象建构为中心》从唐人运用不同艺术形式来创作昭陵六骏的艺术实践过程中，探讨当时雕塑、绘画和诗歌等不同艺术形式在杜诗创作中的作用，体现杜诗中多彩的文化内涵。
关于杜诗、杜句的具体探究仍属关注的重点。徐希平《“西山白雪三城戍”——杜甫〈野望〉诗旨及首句异文再考》认为杜甫《野望》“西山白雪三城戍”之“三城”当为松、维、保州，非指“三年”“三奇”。郝润华、苏朋朋《杜甫〈杜鹃行〉的拟人化书写及其寓意》认为杜甫受到鲍照影响，将杜鹃拟人化处理，以委婉的笔触批评肃宗之不孝，对玄宗晚年境遇表示出同情与惋惜，同时对玄宗仓皇出逃、抛弃宗室的行为也表示出不满。李寅生《〈石壕吏〉主题意义另解》认为《石壕吏》的主题是通过安史之乱中一个夜晚发生的一起事件，揭示战争中底层百姓灾难深重的现实，表达了诗人关心国家命运、渴求叛乱早日平定的意愿。罗宁《杜甫〈幽人〉及〈昔游〉（昔谒华盖君）考论》通过对《幽人》创作背景的考察，认为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李利军《杜甫〈避地〉诗真伪及系年考辨》认为《避地》当是杜甫在广德元年（763）冬往来梓州、阆州间所作。
阮丽萍《杜诗“北渚凌清河”异文辨正》通过还原盛唐时期古大明湖、历下亭、济水，以及历下古城附近的水文环境及人文景观，认为当从钱注作“凌青荷”。张起《关于杜甫〈三绝句〉“会须上番看成竹”之疑》认为《三绝句》是写给新君唐代宗，以期还朝辅佐新君，其中“上番看成竹”即是指诗人希望回去“上番”守护新君。付振华《杜甫“读书破万卷”小考》推测杜甫应有条件读到五六千卷书；参照古人关于读书的种种记载，推测杜甫三十年间大概只能读书两三千卷。赵国庆《杜甫寄高适诗“闻君已朱绂”解》认为“闻君已朱绂”指的是至德二载（757）高适除谏议大夫再度服绯。朱雨婷、段莉萍《〈秋兴八首〉其二中“伏枕”一词意义辨析》认为《秋兴八首》其二之“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茄”中“伏枕”一词，蕴含着卧病与无眠双重意蕴。
值得注意的是，以杜诗反映唐代文化往往是研究切入点之一。姜卓、乔萌惠《从灾异、骑战文化释杜甫“铁马汗常趋”》对杜甫“铁马汗常趋”进行解读，认为使事三说均有不妥，而虚用说可根据相关史实、文学渊源进一步充实。张宗福《论“舅甥和好应难弃”》认为杜甫的“涉蕃诗”对唐玄宗黩武开边、恶化唐与吐蕃的双边关系，以及吐蕃背弃舅甥大义进行了猛烈批判。
杜诗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成为近年来的热点问题之一。陈江英《杜甫陇右诗中的唐代西北边郡印象》认为杜甫陇右诗频频出现有关少数民族及其服饰、歌舞、乐器等词汇，以及胡舞、白题、羌女等风物意象，蕴含多元文化气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西北边郡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繁荣。温虎林《杜甫同谷诗地域文化叙论》认为杜甫同谷诗有鲜明的氐羌文化、寺院文化、龙凤文化等地域文化特征，抒发困苦与国家危难之情，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刘晓凤《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杜甫及其诗歌——兼谈杜甫与南方丝绸之路》认为杜诗广泛关注广阔社会生活，蕴含大量描写不同地域的文化习俗和来自域外的宗教、人物、艺术等，尤其是寓居巴蜀创作的诗歌反映了南方丝路的重要信息。潘殊闲《杜甫笔下的成都公园城市》认为杜甫是成都公园城市生态之美的见证者与歌颂者、建设者与受益者。
杜文也受到关注，尤其是从文体、文艺批评的角度加以评鹫。吴怀东《杜甫〈杂述〉〈秋述〉文体形态及其源流考论》认为杜甫为文自觉尚古，开唐代古文运动之先声，其《杂述》《秋述》渊源于先秦诸子文及后起的“对问”“设论”。孟祥娟《杜甫丧挽文管窥》集中考察杜甫现存六篇丧挽文，认为杜甫写作时将“礼”的标准和原则贯穿始终，并深受张说的影响。吴中胜《中国文章学视野下的杜甫文章论》认为有必要从中国文章学的视野回归文章本位，重新衡量杜甫文章。
在杜诗接受方面，本次多篇会议论文关注到诸多作家与杜甫的继承关系，如刘壎、“吴门书派”、钱谦益、仇兆鳌、杜堮、汪仲洋、废名、冯至等。沈如泉《刘壎学杜浅论》认为刘壎一生崇杜、学杜，其诗作受到杜甫明显影响，他通过人际往来、诗文相赠、诗社年会、面晤笔记、作序题跋等构建起来的文学研习链条及传播圈，也值得观察分析。刘重喜《“吴门书派”笔下的〈秋兴八首〉及其经典的建立》勾稽以祝允明、文徵明为中心的“吴门书派”对《秋兴八首》的书写脉络，尤其是其书写影响到钱谦益，这对此诗经典化的最终确立起着重要作用。毛婷婷《仇兆鳌〈杜诗详注〉中杜诗异文的“江南色彩”》认为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新增异文以南宋至明末清初时期的“江南”地区的作家作品为主，可能是受“江南”地区的“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影响。占如默《杜堮“手抄”杜甫诗文底本辨析》认为杜堮所抄杜文底本为《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杜诗底本为康熙钦定《全唐诗》。张海《汪仲洋学李杜初探》对清代诗人汪仲洋学习李杜、修建李杜祠堂进行了考述。庄逸云《废名的杜诗研究探赜》认为废名对杜诗真实性的强调、对杜诗自然质朴特质的称赏，对杜诗具体诗艺的分析，对杜甫性格和思想的认识不乏真知灼见。王元忠《杜甫的冯至存在》认为战争导致的流离经历和苦难感受，让冯至认同并发现了杜甫存在的意义，并成为其学术研究的对象。
“诗史说”是杜诗接受史上的重要论题之一。贾兵《诗、史互动下的历史书写与诗学阐释——以杜诗与唐史为中心》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为例，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对诗史关系进行反思。王猛《“诗史说”在元代的演化与经典化》勘察“诗史说”经典化的思潮脉络，对元代杜诗学相关理论在文学传统演进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定位与梳理。
杜诗的域外传播与接受也是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朝鲜半岛、日本、北美、越南的杜集传播与接受皆有所论及。刘婧《朝鲜内府本〈纂注分类杜诗〉的成书及版本》对朝鲜内府本《纂注分类杜诗》的成书及其版本系统加以考论。王红霞《朝鲜文人柳命天次韵杜甫节令诗探析》考察了朝鲜文人柳命天次韵杜甫节令诗的情况。刘洁《语场转换与精神重塑：论日本五山僧人中岩圆月的杜诗接受》通过考察中岩圆月对杜诗家国精神及其文学叙事的接受、转换和融合等问题，认为义堂周信、虎关师炼、中岩圆月等人对杜诗节义精神及其家国叙事在日本文化中的接受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学芬《邵傅〈杜律集解〉及其在日本的流变》对邵傅《杜律集解》的刊刻时间及成因、在日本的流变及价值作了考述。周睿《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的当代取向与发展趋势——以〈九家读杜〉为中心》对田晓菲编纂《九家读杜》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加以梳理，由此总结出近年来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的新方面、新方法和新方向。刘玉珺《越南阮朝古典目录中所见的杜集》对越南阮朝的古典目录中著录杜集及杜诗选本加以叙录分析。
在杜诗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宋代尤为重要。王燕飞《宋人读杜诗：一卷杜诗揉欲烂，诗卷一开明病眼——以〈全宋诗〉为中心考察》认为宋人读杜和论杜、评杜、注杜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通过学习杜甫诗艺与人格，从而锤炼自己的人格和诗格，最终形成宋代“千家注杜”的繁盛局面。左汉林《论宋人学杜的阶段性及其特征》认为北宋初期、中期、后期分别是学杜的初始期、广泛影响期及艺术继承期，而南宋前期是学杜的高潮期，成就最高，是以诗存史期。
在杜诗接受史上，杜诗具有的教化功能成为官方大力提倡杜诗的重要原因。有清一代，杜诗的教化功能得以凸显。陈圣争《〈唐宋诗醇〉中的杜诗接受探论》认为《唐宋诗醇》所选杜诗为六家之最，这源于该书秉承乾隆帝“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而将杜诗打造成衡量古今诗歌的最高标杆，同时也与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科举考试中加入试律诗后该书的广泛传播有关。吴穹《“赋得”杜诗：教化之功与应试之途》认为清代乾隆后科举试律考官偏爱杜诗，以杜诗为题传达着统治者的教化精神，影响了士人对诗圣品格的尊崇及自身人格的塑造。
如何学习杜诗、阐发杜诗是历代注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汪欣欣《杜律选评本的编次体例与诠释理念的建构》认为元代杜律选评本重分类，明代分类与编年并举，清代以编年为主，并吸收了分类本的批评内容。周金标《论清代杜诗注释的成就和特点》认为清代是杜诗注释的鼎盛期，清代杜注呈现以仇注为界，具有分为两个阶段、深入细密、学风正、交流广四个特点，其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实、主旨、音韵和艺术四个方面。张志烈《万漉千淘只为真——关于杜诗文本学习的思考》认为杜诗是杜甫文化精神的艺术化表现，其内在精神与外观形式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只有理解诗艺造诣的高度，才能深刻体会理念、道德、精神的高度。管遗瑞《〈杜律解〉之体例及其他》对所撰《杜律解》的缘起及体例作了回顾。
宋代杜诗文献是本次会议的重点研究方向。黄珊怡《宋本〈杜工部集〉卷目刍议》认为宋本《杜工部集》每卷卷目所题写作品总数、罗列作品数量及每卷正文实际所载作品数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宋本《杜工部集》卷目对正题有诸多改动，如对正题注出的异文进行选择和取舍、对正题重新分题或并题等，比较衲配版本间的细节差异还可捕捉编者对杜诗接受、杜集编纂的态度。林日波《南宋杜诗注佚著四种考述——兼补周采泉先生〈杜集书录〉》对四种南宋杜诗注佚著加以考述，兼补周采泉《杜集书录》之阙。张其秀《宋刻本〈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考论》认为《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早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是最早刊载“伪苏注”者，是考察“伪苏注”来源及演变的重要文本，其与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并非简单的注家增减关系，而是分属于不同的版本体系。王继甫《杜诗“遣兴”“雨”等题目组合情况溯源》认为杜诗中以“遣兴”“雨”为题诸诗，其源头或自二王本系统，或自黄鹤本系统；而黄鹤本对其后的杜集影响很大，以至于大多忽视了二王本原貌。马旭《宋代集注本对杜甫诗自注的运用》认为宋代杜诗集注本对杜甫自注进行改造利用主要有四种方式：直接摘录自注，并标明“公自注”“甫自注”；将自注冠以他人名字；对自注进一步阐释，以便后人理解；将自注加以改造入题目，或入诗句下的注文。
元、明、清杜诗文献得到进一步探索。刘晓亮《日本内阁文库藏“集千家注”系列杜集三种考述》对日本内阁文库藏明许自昌校刊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元建安广勤书堂刊本《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西园精舍刊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进行考辨，并加以评点。谭诗瑶、孙纪文《唐元竑〈杜诗捃〉考述》从文献角度对唐元竑其人及其作品《杜诗捃》的基本情况、评注体例与特色进行研究。孙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发轫——以〈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为中心》通过对南京图书馆藏徐树丕《杜诗执鞭录》收录《秋日读书寓园成〈杜诗辨注〉述怀一百韵》的考察，断定《杜诗辨注》为《杜工部诗集辑注》的初稿。龙伟业《吴梯〈读杜姑妄〉平议》认为吴梯反对“虚赞”“穿凿”而又不免此弊；主张“以杜解杜”，强调文本互证；怀疑精神强烈，又喜标新立异，虽有创见，亦多曲解；屡因“避声病”“避复”而轻改杜诗；独拈出“老朴”二字为“杜本色”“杜胜人处”。张诺丕《依题为解与诗章凝聚——〈杜解传薪〉的建构式解读》认为赵星海注杜特别注重对诗歌法、律的探求，因而其对杜诗制题、炼章也有着特别的关注，并由此形成了“依题为解”和“诗章凝聚”两种注解特点。耿建龙《评注结合：〈辟疆园杜诗注解〉对杜诗文学本质的把握》认为顾宸通过评注讨论了杜诗诗法的整体观念和杜诗章法具体表现，阐发了杜诗中忠君爱国的士人担当和民胞物与的生命意识。
李杜、白杜对比研究是近年来较为经典的作家比较研究论题。本次会议相关论文涉及李杜赋文、李杜与丝绸之路、李白形象、诗王问题、杜韩关系等。葛景春《李白〈大鹏赋〉与杜甫〈雕赋〉比较研究》认为李白的《大鹏赋》脱胎于道家，但表现主旨为儒家的进取意识；杜甫的《雕赋》基本上是儒家刚正忠勇精神的表现。马昕《明前期台阁诗学与〈诗经〉传统》勾稽明前期台阁诗学对《诗经》传统的吸纳，为复古诗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胡可先《李白、杜甫与丝绸之路》对李白、杜甫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了探索，重点探索了“胡姬酒肆”、西域风光等问题。丁震寰《由仙人到逐客——论杜甫前后赠怀李白诗中的李白变化》对杜甫赠怀李白诗进行分析，认为以永王李璘事件为界，前期杜甫笔下的李白以仙人形象出现，诗歌整体风格清新俊逸；后期杜甫笔下李白以逐客形象出现，暗含自伤身世之情。尹玉珊《酒隐与成仙：李白“酒德”建构与“酒仙”形象的形成》分析了李白饮酒诗中的“酒隐”与“成仙”理论建构、李白的酒名与“谪仙人”的封号、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与李白“酒仙”形象的定型。陈才智《谁是诗王——白乐天还是杜子美》认为“诗王”的冠冕应属杜甫，源出《云仙散录》“诗王本在陈芳国”。莫琼、刘晓萱《明人论杜韩与明末清初诗学转向》认为明中后期的“贬杜”与“学韩”打破了前七子对杜甫的绝对尊崇，尤其是钱谦益以杜韩并称，促进了明末清初诗学由宗唐向唐宋并重的重要转向。
借助出土墓志重新考订传世文献是当前学界的热点方法之一。查屏球《蓝田崔氏庄之“崔氏”考——墓志与杜甫母系新证》认为崔氏山庄应是驸马崔恭礼后人崔兴宗居处，杜甫母系极可能是崔民幹一支。王伟《何邕墓志与杜诗新证》据新出《何邕墓志》对杜诗系年进行考证，认为乾元三年（760）春，杜甫作《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时邕任温江尉；上元二年（761）四月，何邕因功迁扶风县丞，杜甫《赠别何邕》即作于此际。陈冠明《苏源明年谱——〈杜甫交游年谱〉之五》对苏源明行实加以详细考索，颇具参考价值。
唐诗声韵、唐诗话、唐代服饰文化、明代复古思潮、书院文化等论题也为本次会议增添了丰富性。吴淑玲、韩成武《〈广韵〉〈集韵〉与唐诗声韵研究——以杜诗为例》认为《广韵》注音释义颇详，《集韵》特点是扩大了个体汉字的韵部，当今研究唐诗的声韵，应以《集韵》为主，参考《广韵》，方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结论。肖砚凌《论唐诗学中的唐诗话》对唐诗话的概念、唐诗话的来源书目、唐诗话的辑录标准进行了分析。张思茗《从〈新唐书〉对文士传记的改写看唐宋忠义观念的变迁——以杜甫及儒士为中心》认为《新唐书》为有忠节表现的唐代文士作传时多有美化，对杜甫、萧颖士等儒士生平事迹的采选与剪裁均显示出这一倾向。汪辉秀《浅议中晚唐时期巴蜀女性服饰》认为中晚唐时期巴蜀女性服饰主要有上襦下裙的襦裙装、花钗礼服、胡服及女着男装等样式。张月《张綖诗学思想与明代复古主义思潮》认为张綖诗学思想呈现前后转变的特点，并从南北文学地域传统、亲人名儒的影响、革易前辙倾向等方面论述其与明代复古派之关系。邓洪波《中国书院的性质类型与等级》认为书院是一种独立于官学与私学的新的教育制度，同时也是一个涉及不同教育领域的教育组织。
值得感念的是，时值《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年之际，周裕锴《草堂人日我归来——写于〈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年之际》回忆了自己、学生、师友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研究学刊》、四川省杜甫学会的绵长深情。聂大受《敏锐的眼光 开阔的胸襟——〈杜甫研究学刊〉与天水杜甫研究会之情怀》深情回顾了天水杜甫研究会与《杜甫研究学刊》的深厚情谊。杨理论《卌年歌未绝，异域有知音：略论〈杜甫研究学刊〉的国际学术视野》从杜诗译介及其研究、杜诗的域外流传、阐释与接受和域外学者的杜甫及杜诗研究三方面论述《杜甫研究学刊》的国际学术视野。
本次会议论文不仅在内容上十分丰富，在研究内容、方法和理念上，也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比如，对杜甫文赋的研究反映了当前学界对杜甫诗歌以外作品的密切关注；注重从文献的角度，深度还原杜诗，尤其是注意吸收宋人对文本的尊重态度；而对杜甫心态、心境的勾勒，借助合理的想象，对于我们把握杜诗的本意，颇具参考价值；将杜甫置于整个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充分发掘他与时代的深刻联系。与会点评专家还提到此次会议既有诗学考证，也有宏观考究，符合蜀学传统；老师带学生参会、转益多师的指导方法值得肯定；新问题、新方法、细读文本对于已经具有较深研究基础的杜诗领域仍大有可为。
（原载《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