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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帼超
2021年4月16日至18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文学遗产》编辑部与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东亚唐诗学国际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中、日、韩的80余位学者出席了论坛，论坛共收到论文60余篇。本次论坛主要讨论了如下三方面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林在勇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推进东亚唐诗学研究，有助于在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资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查清华教授表示，唐诗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在东亚的日、韩等国，由于文化上同源，从八世纪至近世，学唐、崇唐的风气长盛不衰，唐诗以各种形式广泛传播，且被奉为汉诗创作的典范。唐诗在东亚的传播与接受，不仅扩大和深化了唐诗的既有传统，显示出唐诗的丰富内涵和巨大魅力，甚至极大地推动了东亚的文明进程。对东亚唐诗学资源进行整理、总结、开发和利用，可为今天的唐诗研究和东亚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基础材料和理论参考。东亚唐诗学研究仍应从目录学、史料学、理论总结三个方面展开，通过文献调查掌握唐诗学建设所需的材料范围，广泛搜采各种相关唐诗评论和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对东亚唐诗学的基本内容、结构体系和演进脉络作出论析，从而形成唐诗学研究与接受的范式。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在发言中说，本次东亚唐诗学会议的隆重举办，是中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件盛事。这几年之中，唐代文学研究有许多新的动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域外文献的大量发掘和研究。追溯其历史，大约是在乾隆末年，上毛河世宁做了《全唐诗逸》，他将这些逸诗辑出之后，一定希望能够传回中国，作为丛书流传、刊布。两百多年来，大概从日本、从朝鲜半岛，我们发现中土失传的典籍不断地流回中国，刊布之后，大家都以为古已有之，其实都来自东亚两国。典籍回传中国的数量是巨大的，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总目，但我们日常研究中许多最常见的典籍，其实不是从中国保存下来的，而是从日本、抑或是朝鲜半岛保存下来的。无数例子可以证明，在中日、中韩的文化交流中，中国最初给东亚以资源，但是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或者是韩国所保存的大量的中国典籍，能够倒过来影响中国的文史研究。
《文学遗产》编辑部孙少华副主编围绕东亚唐诗学研究的丰富性和可持续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空间无限性，充分肯定了东亚唐诗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他认为，东亚范围内的唐诗传播是一种复杂层面下的文本交流，文学互动与文学理论的总结需要我们经过一个走出文献、走进文本、走进理论的持续过程。从单一学科、单纯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很难圆满解决文学传播接受过程当中出现的复杂问题。但文学研究的魅力恰恰也在此，学者在面对复杂的问题、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探索文学文献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而对研究对象形成完整、自洽的逻辑阐释。同时，东亚唐诗学研究具有更加广阔的视域，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我们能够看到之前未曾发现的唐诗精彩、鲜活的一面，将来也可以走出东亚，在更大的视域里审视唐诗，以发掘其更加新鲜、丰富的内涵。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陈伯海教授表示，中、日、韩三国对唐诗的阅读、欣赏、批评、模拟，从未中辍，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和论评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审美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接受和批评方式，值得花大力气加以研究。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应当把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作为重点，为以后的理论探索奠定基础。文献收集要求“全”，更要求“精”，要突出重点、点面结合。进入到理论研究阶段，要坚持更加开放的立场。从“本土”到“东亚”，并不能只是国内唐诗学研究范畴的拓展、文献资料的增加，而应转换思路，以跨文化的视角，运用比较的方法，找寻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并深入考察背后的原因。研究者既要熟悉中国的传统，又要有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视野，从而实现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
国家图书馆前馆长詹福瑞先生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寄予厚望。他提出，唐诗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更是东亚和世界的瑰宝。唐诗自产生之初就传播到了东亚，不仅对中国，也对日、韩、越南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域外唐诗学研究肇始于文献领域，希望把域外所藏国内缺藏、稀见的唐诗刊本搜集回国，加以整理，以资于本土唐诗研究。唐诗学研究还应关注中国文学以怎样的路径和形式传播到海外，在海外以怎样的途径产生了何种影响。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日、韩等国的唐诗接受建立在本土的文化氛围中，既有鲜明的本土烙印，又通过种种方式回流中国，对我们有互鉴意义。引用张伯伟先生的话，我们的学术应当独立于而不是孤立于，自立于而不是外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对唐诗学研究的开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交流发言阶段，南京大学张伯伟、日本京都大学道坂昭广、南开大学卢盛江、韩国延世大学许敬震、上海师范大学朱易安、西北大学李浩、苏州大学罗时进、广州大学戴伟华、复旦大学查屏球、浙江大学胡可先、吉林大学沈文凡、广西大学李寅生等教授分别作了大会报告。
张伯伟表示，我们应从“汉文化圈”“激活传统”和“人文主义”三个维度提出对东亚唐诗学研究模式的反思。学者们应将汉文化圈和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采取推源溯流的方法，综合渊源论、文本论和比较论，在整理和深入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开展研究工作。同时应坚持人文化倾向，在文学的框架内研究自身文学，在文化圈的范围内研究国别文学。张伯伟高屋建瓴式的发言获得了在场学者的一致好评，为唐诗学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朱易安提出，唐诗学研究在初创时，学者付出了诸多努力，可谓筚路蓝缕。当其视域扩展到东亚，不应仅是文献资料的叠加和研究范围的扩大。学者应当把握唐诗学发展的关键线索，梳理出一部完整的、有逻辑的发展史，以嘉惠学林。也应关注不同民族对于唐诗的文化需求，以及他们对于唐诗接受与传播做出的贡献。
“汉文化圈”的形成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密切相关，卢盛江围绕“唐诗之路”的概念，指出日本唐诗之路的形成，要归功于一大批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群体。他们在海路上历经种种磨难，普遍怀有学习唐代文化的强烈热情。他们将唐诗带回了本土，使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也留下了唐诗影响的痕迹。
沈文凡则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勾勒出朝鲜半岛唐诗之路的形成经过。与日本相似的是，它们都要归功于来往两国的使节、留学生群体。朝鲜半岛的留学生有不少在唐及第任官，他们与唐代著名的诗人唱和，显示出较高的文学水准。他们开启了朝鲜半岛创作接受的浪潮，唐诗成为影响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文化资源。
其他几位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现状，分享了东亚唐诗学和唐诗本体研究的诸多经典个案。
道坂昭广提出，初唐的“诗序”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初唐时期的文学与社会的情况，继承了六朝以来文学传统中以“赋得诗”为代表的游戏文学，并在文学场合的宴席上展开。初唐的诗序是应在文学世界中崭露头角的士人阶层的需求而产生的新的表达方法，与士人在政治、社会中的登场有着紧密的联系。董乃斌在评议中指出，道坂先生的研究体现了日本学者深入、细致的治学风格，若就不同作者的不同创作风格作进一步考察，或将揭示诗序所继承和发展的不同文学传统。
许敬震提出，以李白诗歌在韩国的传播和接受作为研究的典型个案，可以较好地考察李白诗歌谚解在韩国出现的社会背景、刊印规模、编纂目的和作用。文人们私下谚解李白诗，可以说明他们把诗与统治理念作了区分，把诗作为一种纯文学作品来对待。谚解使诗歌走向社会底层民众，大大拓宽了汉文学的接受群体。谚解本的编撰者虽然没有引用专业的诗学书或注释集，但把自己对每首诗的想法简单地附在文中。詹福瑞和董乃斌点评指出，“谚解”是韩国独特的唐诗翻译和解读形式，从此出发，可以看出韩人唐诗接受的特点，并由此进一步考察其中涉及的李白诗集文献，具有较高的价值。
李浩以杜甫“花门诗”的战争书写为考察对象，详细分辨了其中涵盖的丰富的时事信息，指出诗歌是记录战局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多维性，有自媒体报道一般的意义，以编年史料的方式为史书撰写提供了原始材料。相关的墓志文献体现了朝廷立场，史书记载是后代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多角度、多层次的历史记录共同积淀为恢弘的战争史记忆。其中，杜诗是最鲜活的基石。董乃斌点评指出，后世惯称杜甫为“诗史”，论文在“以诗证史”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出杜诗“以诗补史”的价值，揭示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和价值。
罗时进以文学史关注较少的贞元时代为考察对象，结合时代背景，得出了文坛江南化、朝野文学发展离立的结论。在这样的文坛格局下，诗作的形式与风格走向多元化，作品题材多具世俗性与日常性，精神向度趋于娱乐化与宗教化。它对于中晚唐诗风的丕变和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董乃斌点评指出，此文不但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史经典问题的关注，还有区域文学、家族文学的研究功底，叙述流畅、娓娓道来，令人深受感染。
戴伟华对流传广泛的《渔歌》五首的作者进行了考辨。结合原始文献记载以及后人所加校勘记等，认为《渔歌》五首并非张志和一人所作，而分属于参与唱和的五名作者。金程宇点评指出，论文的考察过程细致深入，结论虽为前人所未发，却令人信服。这种从原始文献出发提出问题、步步深入以解答问题的治学态度值得学习。
胡可先借鉴名物考证的思路，结合日本正仓院收藏的香印模具的形状、使用场合等外围佐证资料，揭示了“香灰”意象的情感指向和语意内涵，并详细解读了李商隐《无题》“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诗意，指出该意象在宋词中的延续性。肖瑞峰和金程宇点评指出，名物考证的思路有助于我们了解诗词意象与现实的具体关联，从而加深对于意象的感知，拓宽理解的视域。该文分析详细、实虚结合，给人以丰富的知识和优美的阅读体验。
査屏球考察了宋代唐诗选本《唐贤诗范》的编纂和流传情况，结合书序，认为该书的编者是北宋的孙瑜，其编选目的是用作皇室子弟启蒙读物。还对该书的选诗倾向和类目源流、传入高丽的时间和流传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金程宇点评指出，本文对于《唐贤诗范》编者身份、编纂目的的考察，对于后来学者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李寅生重点分析了日本大正天皇的汉诗创作。大正天皇是日本最后一位存有汉诗的天皇，作品约1400首，题材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事、物为主，风格清丽平易，具有日本人“物哀”的特征。金程宇点评指出，李先生是日本汉诗研究的大家，在20世纪末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我们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汉诗研究，考察唐诗传播接受与本土创作相结合的特殊形式。
论坛三个分会场的数十位学者从东亚唐诗的辑校、编选、注释、评论、翻译与仿作等方面展开热烈研讨。
分会场一主要围绕东亚范围内的唐诗学研究展开，包括唐诗文献的域外传播，论评、选编、阐释、创作与唐诗接受，以及重要汉学家的唐诗研究三方面。关于唐诗文献的域外传播，武汉大学尚永亮对近二十年来利用域外汉籍进行唐诗研究的成就、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当下存在的问题，发人深省。南京大学金程宇对日藏宋版《唐人绝句》进行了考察和续录，对于书名和版本信息进行了考辨，揭示了文献的校勘、补遗和版刻价值。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张超考察了《而庵诗话》和刻本源流。南京大学卞东波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为中心，讨论了唐诗经典在异域的传播途径和多样化接受方式，包括评注、次韵、翻译等。北京大学安生、延安大学董璐分别以韩愈《南山诗》和胡曾《咏史诗》为中心，考察了经典作品在韩、日流传的路径和发挥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谢琰考察了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选诗特点、传播路径和对日本五山七言绝句创作的影响。关于论评、选编、阐释、创作与唐诗接受，复旦大学杨焄指出了唐诗论评资料的不同形式：诗话、诗文作品和研究论著、散见于其他各类资料中的论评。为研究者指明了研究门径。湖南师范大学张红指出了江户时代汉诗人石川丈山首倡唐诗的历史地位，上兼汉魏、以唐为本、兼取宋诗的诗学主旨，对《沧浪诗话》的接受等，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他的唐诗观念。聊城大学聂改凤考察了江户后期的白居易接受与性灵说的关联。苏州大学吴雨平研究了日本藤原公任所编《和汉朗咏集》，指出其和汉并存的编排方式体现出民族文学主体意识。广西民族大学李谟润考察了唐诗影响视域下的安南使臣北使诗歌。天津师范大学李思弦对《文镜秘府论》所载五言诗句的“音”“意”形式及其“佳句”观进行了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刘畅考察了李奎报的汉诗创作，揭示了李白、白居易的影响；刘帼超对江户后期“性灵说”的反思与以唐诗为主的折衷倾向进行了分析论述。关于重要汉学家的唐诗研究，山西师范大学高超、云南师范大学胡建次和邱美琼三位学者分别考察了日本当代汉学家川合康三、松本肇、赤井益久等人的中唐诗研究，以及勾连了二十世纪以来的日本学者对白居易和杜甫诗的研究。
分会场二同样关注东亚范围的唐诗学研究。该组学者所关注的研究领域、对象更加集中，具有对话性。中国矿业大学文艳蓉考察了日本那波本《白氏文集》，指出它在文字校勘及版本流传研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日本广岛大学陈翀对《全唐诗稿本·牟融诗集》的刊刻时间进行了考辨。日本鹿儿岛大学大渊贵之考察了文之玄昌的《祭师父诗》，认为其参考的白居易诗出自《万首唐人绝句》《古今事文类聚》等总集和类书。南京大学方舒雅考察了张继《枫桥夜泊》在异域的接受与仿拟。南宋周弼所编《唐诗三体家法》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信息工程大学刘芳亮、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的徐樑和林雅馨分别对《三体诗》在日本的阐释方式和演变特点、《三体诗》阐释与社会文化思潮的互动、熊谷立闲的《三体诗》接受进行了考察，形成了密切的学术对话。南京大学钟卓萤、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雒志达、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的刘晓和艾春霞皆以日本汉诗人的汉诗创作为中心，分别考察了室鸠巢、荻生徂徕、景徐周麟的作品风貌与诗学理论互动，以及李杜接受在日本中世汉诗创作中的表现等问题。韩国全南大学徐宝余、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李定广、山西大学张景昆均以韩国的唐诗接受为中心展开讨论。徐宝余勾勒出韩人唐诗学的逻辑进程，包括学习、输入、参与、比拟、再造、邀誉和自立七个方面，指出唐诗接受与本土文学发展的互动；李定广对晚唐时期新罗宾贡诗人群体的创作特征、成就进行了考察和评述；张景昆关注唐诗接受与韩国本土文学的发展，考察了“三唐”诗人对唐诗的认识与摹仿。台州学院高平以日本汉学家近藤元粹编纂的《柳柳州诗集》为中心，介绍了该书的体例、异文、训诂，以及作者对柳宗元政治立场、诗史地位、诗歌艺术的评价。
分会场三主要围绕本土的唐诗学和唐诗本体研究展开讨论。涉及文献与作家考订，唐诗的文本形态、面貌及其影响因素，选本和诗话的理论体系，作家作品接受，重要研究者的治学路径与成就等多个方面。关于文献与作家考订，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吴夏平探讨了孟浩然“无官受黜”的形成原因、流传路径与文本衍变，揭示了“事源于诗”的关系；马里扬对《通典》“䜩乐”条的注文进行了考辨；胡秋妍对于唐宋大曲《剑器》进行了考论。洛阳师范学院郭发喜对《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问题讨论进行了梳理。华南师范大学谷维佳分析了“白傅不赐谥”问题在碑志史书与笔记小说书写中的差异与暗合。关于唐诗的文本形态、面貌及其影响因素，北京语言大学刘青海揭示了权德舆文学理论中“言志”与“缘情”并存的现象，指出它与中唐社会状况间的关联，以及对于中晚唐诗风变化的意义。浙江大学咸晓婷以敦煌斯二〇四九、伯二五四四写卷为例，考察了七言歌行体在案头和演诵传播过程中的文本差别，体现了口头传播的文本通俗化倾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龙珍华结合唐代的疫病和驱疫观念，考察了唐诗中的疾疫书写。江苏海洋大学滕汉洋结合白居易的仕途迁转，考察了《长恨歌》主题的转换。河南师范大学钟婷婷以“疏离心态”为切入点，考察了李贺诗风形成的原因。关于选本和诗话的理论体系，南开大学卢燕新考察了姚合《极玄集》选诗的时代、题材、体裁、风格特点，肯定了该书的辨体功用和认知价值，以及在诗歌经典化方面的贡献和文献校勘意义。浙江师范大学孟国栋、天津师范大学傅新营分别考察了《唐宋诗醇》《诗人玉屑》等选本和诗话的编选宗旨、理论体系和社会功用，揭示了论评、选编材料对于唐诗学研究的意义。关于重要作家作品的接受，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张慧玲考察了宋代杜诗学的“正变”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旭以宋代杜诗集注本注释文献为线索，考察了《喜雨》的真实语意。嘉兴南湖学院张智炳考察了韩愈、苏轼《石鼓歌》的比较批评史及其诗歌史意义。关于重要研究者的治学路径与成就，复旦大学陈尚君介绍了赵昌平先生唐诗研究的学术路径、主要观点，以及文集的编辑情况，展现了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貌，有助于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开拓。
在闭幕式上，《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陈斐就东亚唐诗学研究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调整研究立场、视角、理论、方法等，多方面地“激发”域外汉文学的意义。他认为，域外汉文学研究带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能仅仅是领域的拓展，更应该是水平的提升、理路的反思和框架的重组。第二，“比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应渗透于所有研究及其过程的始终。研究域外汉文学，不能将其变为“拙劣模仿者”或“模糊的镜子”，除了立场、视角、理论、方法等方面的调整外，还要善于通过“比较”，发掘它与中华本土文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将其“特点”彰显出来。第三，域外汉文学研究的常见论题——接受、影响研究，应走出单薄、片面的“言论”排比，结合“作品”风貌考察，使其变得立体、丰满起来。第四，唐诗学研究还应超越唐诗，不能局限于唐诗的接受史、传播史，还应由小见大，承担起重构中国古典诗学及诗歌阐释学的重任。东亚唐诗学的研究，还应在此基础上，引入中日、中韩、中越……乃至东西比较的视角，挖掘带有世界意义的论题。
学者们认为，东亚唐诗学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具有内容的丰富性、时间的可持续性、空间的无限性，是将唐诗研究放在文学传播和接受的视域中进行审视的学问。它需要同时具备本土的文化、历史背景知识和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视角，应该将汉文化圈和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同时应坚持人文化倾向，在文学的框架内研究自身文学，在文化圈的范围内研究国别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