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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理另一奇妙之处在于，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是我们的观点，而不是事实本身。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用观点来指导自身的行动，构建自身的人格。有一个经典案例可以看出主观的观点在人类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就是凯撒大帝登陆埃及的故事。凯撒刚踏上埃及的海岸时，不小心被绊倒在地，罗马士兵将其视为不祥之兆。若不是凯撒张开双臂，大声呼喊道：“非洲，你是我的啦！”这些英勇的罗马士兵一定会掉头返回。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既定的完整人格才是影响和决定事件走向的因素。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大众心理及理性常识之间的关系：如果大众心理让位于理性常识，这并不是因为社会环境决定了大众心理或理性常识，而是因为两者观点恰好相同。通常情况下，人们错误的观点经历了反复验证之后，才会形成理性常识。
回到前面那个男孩的故事。我们可以想象，小男孩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没有人再喜欢他，他在学校没什么进步，行为举止还是我行我素。他不断给别人带来困扰，这已成为他人格的全部表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一旦打扰到别人，就会受到惩罚，他的行为会被记录在案，父母会收到学校的投诉。如果还是屡教不改，学校最终会建议他的父母带他回去，理由是他显然不适应学校生活。
对于这样的结果，小男孩求之不得，比任何人都高兴，没有比这更好的解决方案了。这样的态度再次体现了其行为模式的逻辑连贯性。男孩的态度存在问题，这种态度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男孩总想成为众人眼中的焦点，一旦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目标，就犯了根本性错误。倘若他因为犯错而受到惩罚，那么应当惩罚的就是这种错误认知。正是因为错误认知，他才不断地试图让母亲以他为中心。也是因为错误认知，他俨然一位国王，享受了长达八年的绝对权力，却突然间被废黜了王位。在被废黜之前，他一直都是母亲的唯一，母亲也是他的唯一。后来妹妹出生了，占据了他在家里的绝对地位，他拼命地想夺回自己失去的王位。这是他的另一个错误，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本性并不坏。当孩子进入一个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境中，在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下，他只能独自挣扎应付，这时就会萌生邪念（Viciousness）。举个例子，一个孩子本来习惯了别人对他全身心投入，结果情形突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到了学校，教师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当这个孩子要求更多关注时，自然会惹怒教师。对于娇生惯养但并非品行恶劣、无可救药的孩子来说，这种情况极为危险。
在这个男孩的案例中，他的个人生活方式和学校要求的生活方式之间发生了冲突。如果用图示来呈现这种冲突，包括儿童人格的目标以及学校生活的目标，我们会发现二者并不一致。儿童生活中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其目标驱动的，可以说，他所有的行动都朝着自己的目标行进。而另一方面，学校则希望每个孩子都有正常的生活方式。因此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但学校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境下的儿童心理，既没有宽容他们的行为，也没有努力消除冲突的根源。
我们知道，男孩的生活被一种支配性的欲望驱动，就是让母亲为他服务且只为他一人服务。在他的心理预期中，一切想法的重心就是：我必须独占母亲。但学校对他有其他期待，学校期望他能自主学习，能整理好自己的课本和作业，收拾好自己的物品。人们形象地将其称为给桀骜不驯的赛马套上马车。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男孩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如果我们理解了真实情况，就更愿意去同情他。惩罚孩子是没有用的，只会让他更想逃离学校。学校开除他，或者要求家长带走他，那样只会正中他下怀。他的错觉欺骗了他，让他觉得自己成功了，他现在可以真正地控制母亲了。母亲必须再次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而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
了解了真实情况后，我们必须承认，责备或者惩罚儿童的错误毫无用处。假如他忘记带课本，母亲就会为他操心。这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其整体人格体系的一部分。当我们明白一个人的所有表现都息息相关，都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男孩只是在按照他的生活方式行事。事实上，他始终按照他的人格逻辑行事，这也反驳了一种假设——他无法完成学校功课是因为智力发育迟缓。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人是无法一直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事的。
这个案例还告诉我们，所有人的处境或多或少都和这个男孩相似。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从来都不可能与既定的社会传统完全保持一致。过去，人们认为社会传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也并非亘古不变。相反，社会制度总是在个体不断的抗争中发展变化着。社会制度是为个体服务的，但个体并非因为社会制度而存在。的确，个体的救赎在于接受社会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强迫个体接受千篇一律的社会模式。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体心理学理论的基础，在制定学校制度，应对不适应学校生活的儿童时，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学校必须学会把孩子视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视为有待雕琢打磨的璞玉，同时必须学会用心理学的观点来评判其特定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不再把这些特定的行为看作孤立的音符，而是将其放在整个乐谱，即人格的统一性的情境中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