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是“海地生活”的大管家郝正伟第一次跟我聊起“大理福利亚”这个美称。熟悉大理的人都明白，严格地说，“大理福利亚”指的并不是良田万顷的海西，而是传统上被主流农耕文明边缘化的洱海东岸，就好比太平洋东岸的加利福尼亚。熟悉大理的人也都能慢慢理解，洱海两岸的区别绝不仅仅是种地和打鱼两种传统营生的不同，这并不宽阔的洱海隔开的根本就是不同来路的土地。用地质学的话来说，现在雄踞滇西北的苍山十九峰是 4500 万年前跟随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从地壳深处隆起的，后来，沿着苍山东侧的红河断裂产生了差异升降，形成了断陷湖泊——洱海。也就是说，洱海正好位于滇西横断山脉和滇中红土高原的撞接处。苍山的构造主要是变质岩，十八溪冲积形成的大理坝子上是肥厚的黑土地；海东的山体都是石灰岩，是云南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表层风化而成的土壤呈鲜亮的赭红。海东比海西更干燥，日照时间更长，因此冬天也更温暖，夏季的降水量也明显少于海西，真是有点加州地中海气候的意思。

记得 2011 年夏天我在“海地生活”三号院的咖啡馆开始构思旁边岩壁上陈蓉的家时，经常看着洱海对面的云雨扯开大幕，罩住了苍山。走出来坐进洱海对面文献路木工房出品的一把帆布折叠椅，微风送来对面雨季的凉爽，阳光清澈像童年，头顶上无花果树绿叶闪亮，探出海堤的木平台下是从海西坝子那边涌过来的浪，扑到这边已是强弩之末，柔柔缓缓地浸润着岸边。这时候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身后，又好像整个世界都在面前。

那时环海路还没有贯通，双廊的客栈业才刚开始兴旺起来。从玉矶岛到大建旁村，一路上大抵还是传统渔村的模样。和大多数凋败的乡村不同，2011 年的双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妇女们穿戴整齐地忙碌着，即便是在工地扛砖头，那蓝黑相间并饰以绣片的白族服饰也捯饬得一丝不苟。虽有一些老房子倾颓了，但那些刚刚把多余的宅基地租给外地人而致富的人家也盖起了新院子。墙头路边偶尔会探出硕果累累的仙人掌和灿烂得无拘无束的三角梅，不修边幅地透露着海东地气与阳光的消息。

那个夏天，我本该是一直待在北京，利用人生中最后一个无牵无挂的暑假为一年后的哈佛毕业提前做一些职业上的安排，却不想在一个饭局上偶遇了后来把我带到大理去的第一位甲方陈蓉。这位事业有成的单亲妈妈带着那时刚开始学步的女儿在双廊的大建旁村租下一块宅基地，计划为自己盖一个面朝洱海的家，离开已经有些乌烟瘴气的北京和只能在打拼中找寻存在感的生活。

这块宅基地坐落在临海的岩壁上，需从岸边狭窄的巷子拐上陡坎方可抵达，基地 19 米见方。北、东、南三面还是荒地，但存在将来被邻居的房子包围的可能。所幸用地西侧的红线紧贴着高出海岸十余米的岩壁。凭海临风，整个洱海尽收眼底，烟波对面，黛色的苍山耸起，横亘百里，一览无余。

当时我住在海湾边刚开业不久的“春暖花开”客栈，每日走街串巷游荡到陈蓉的宅基地上发一阵呆，再沿着海街继续溜达到“海地生活”的咖啡馆开始做设计。我也知道几天时间是做不出什么好东西的，画一阵儿草图就出来对着洱海继续发呆。大概那时大理还没几个游手好闲的设计师，我画草图的架势便引起了大管家郝正伟的注意，于是攀谈起来，他邀我跟他和嘉明一起去海东的金梭岛上走一圈，据说他们已经在岛上圈下两处绝世风景。

一艘铁皮汽船往返于金梭岛跟海东镇之间的“海峡”，是岛民出岛唯一的交通工具。金梭岛是南北两座高耸出海面的石灰岩山丘，北丘南麓和南丘北麓在岛的中部汇成一片渔村。村子倚坡而建，面朝海东，有效地规避了海岛西面酷烈的阳光和风季从西南方向呼啸而来的下关风。

村子的模样跟双廊大同小异。由东向西穿过村子，翻过山坡拾级而下，便是一个面朝苍山的“V”字形港湾，停靠着几叶铁皮渔船。沿着渔港北岸的石堤走到尽头，便是被嘉明和正伟称作“海角”的那块地了。宏阔的洱海在这里天然缩拢成一个阑尾的形状，被港湾两岸的十几户人家夹裹起来，这小片水域因此显得分外可亲，海浪触岸的声音也被放大得格外分明。这局部的洱海近得像家门口的运河，又像小时候相安无事的故乡的样子。

沿着海岛东侧的海街一直向北走到尽头，在岸线由北向西的转折处，裸露的岩壁下是大片堆满乱石的空地。仔细瞧看，才辨出是两块四四方方的宅基地。因为是沿着岸线由西北向西铺陈，两块地的朝向便有了 30 度的转折。两块地都有一亩多，在后面陡峭岩壁的映衬下显得特别突兀。房东原来是用炸药炸开了山体，大部分岩石滚落入海，填海造地才有了眼前这般光景。两块地的所有权分属于两兄弟，嘉明和正伟便唤它作“双子”。如果说“海角”是伫立在渔港尽头静静的守望，那么“双子”的位置就像是金梭岛这巨轮的前甲板，迎着最凛冽的风浪，最是风光无限，荡气回肠。

我无非是跟嘉明、正伟如实描述了自己对场地的感受，他们便决定把这两个项目托付于我了。在海东待了不到两周，就收获了三个项目，我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大理福利亚”或许真的就是一百年前的加利福尼亚，独特的气候和质朴的人文环境让来自文明中心的辛德勒（Rudolf Schindler）和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等建筑师如脱胎换骨一般，纷纷开创了自己的建筑之路。就连他们的师父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也是在晚年，竟然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盛年。因为受不了威斯康星州的寒冷而搬到中西部的亚利桑那，远离“镀金时代”的纽约、芝加哥，直面美国半干旱的中西部——那一片尚未被过剩的文明触碰过的自然。这位大师最后二十年的工作就像是回到文明初创的起点，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纯真和元气淋漓的果敢。几周后当我再次回到哈佛，就已经笃定地知道人生旅途的下一站必是大理了。

我的第三学期并没有设计课的炼狱，为了抽出时间照顾大理的项目，我干脆选了些无关建筑学宏旨的课程。除了卡彭特中心的油画课意外地让我呕心沥血一番，其他讲座形式的课程都如我所愿，只是重在参与。即便如此，学校还是有数不清的讲座跟活动，我就只选对我胃口的和可能与未来在云南的实践有关的内容。有一场近在眼前的历险可以为之厉兵秣马，我心里既亢奋又踏实。读书，听讲座，交谈，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思考自然就多出大理这个参照。那个秋季学期过得自在又专注，那种状态，借木心的话来说，“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当时我住在学校旁边萨默维尔镇的华盛顿大街315 号，同一屋檐下还有学弟武州和李烨。记得李烨那学期的设计课痛苦万般，忙得一学期都见不到他几次。武州的设计课却有些隔靴搔痒，于是都很快被我煽动一起来做大理的事。第二年夏天回国，武州跟我一起回到大理开始创业，李烨在纽约观望了大半年后才姗姗来迟。

双廊陈宅

十月初，陈宅的第一轮方案就做出来了。设计的着手点非常具体，场地内四米的高差被处理成从入口庭院到书馆再到卧室区的三个台地，每两个台地之间高差两米。公共空间——餐厅、书馆、家庭室——分别被安排在这三个台地上。空间上它们是贯通的，功能上又被高差分隔开来。三层台地的高差在建筑西南向形成一个前院和两个露台。室内朝向山体的一侧都是两米高的挡土墙，朝向露台的立面几乎都是大面积通透的玻璃，房子安详而慵懒地趴在山坡上，凝望着洱海苍山。

陈蓉被这个设计打动了。我也欣喜地发现自己的设计已经可以理直气壮地朴素起来，反而对当时学院里大多数学术的喧嚣越来越提不起兴趣。这个设计除了诚实地面对基地的特点和限制，客观地安排使用者对各种空间品质的需要，细致地推敲人在房子里的移动、体验，并没有附加多余的企图。作为一个家，我在乎它的姿态要谦和安稳，我在乎它和山体的关系，我觉得房子的姿态比它具体的形式更重要。

甲方总是要参与意见的，设计往下深化，各种现实条件也会涌现出来。我也不认为这些影响应该尽量被回避和遮掩，它们都是现实的一部分，在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中应当被给予恰当的关照。所以这个设计从形式上看比较“松”，这种“松”是一个接纳的姿态，它将接纳未来几年“大理福利亚”为它准备的厚重现实。

2012 年夏天毕业不久，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大理。没想到不到一年时间，双廊的模样已经变得有些矫情了。“海地生活”四号院刚刚完工，客房定价都上千了，开业多时，装修污染的浓烈气息久久不散，那应该是博群师傅第一个完整的作品吧。郝正伟同志一年前在三号院门口的海堤上无心插柳地摆出一组面朝洱海的白色吧台和吧凳，已成为络绎不绝的游客“打卡自拍胜地”，后来竟加冕成双廊度假旅游的名片了。我渐渐感到一年前那个布衣粗服、发了一点低烧、只有一点臭美的双廊开始忘形了。越来越多的老院子被拆成了收费停车场，开客栈已经从一种生活方式演变成一种谋生模式，往昔的渔村摇身变成了一个沸沸扬扬的工地，游客们穿行在飞扬的水泥灰和虐心的噪声中，乐此不疲。新建的客栈又高又胖，一副打了激素的样子；层层叠叠的海景房不顾一切地挤到岸边，争先恐后，像要跌入洱海里。

那年夏天，陈蓉已经带着女儿把家彻底搬到了大理。她对双廊的氛围也很担忧，觉得已经不大可能在这里常住，既然客栈生意很有前景，便想把这房子改成一个民宿，除了要保留家庭成员的生活空间，还需要几间带独立卫生间的客房。

以之前在北京的工作经验，应对变数就是中国建筑师的日常，所以我并不觉得陈蓉的要求有何不妥，就欣然开始修改设计，一个多月后，折腾出了甲乙双方都比较满意的结果。这个方案还是能辨认出最早方案的姿态，但是和那个比较“松”的状态相比，新方案就紧凑得有些不留余地了，毕竟要多塞进几套客房，还要保证整体上较为流畅的空间品质，多少也被撑得高胖起来。因为空间上的精打细算，整个房子的气质也变得比较理性，之前那种“大理福利亚”的松弛安详已在不经意间溜走了。

新方案从材料和建造的考虑上都更接地气，因为结构工程师已经介入，墙体和梁柱的尺寸也体现了现实的建造条件。早先的轻盈而透明的状态被厚重敦实的体量感取代了，更接近当地乡土建筑较为庇护的表情。本来想完全采用毛石墙体包裹外墙，后来才知道依靠人力手工砌筑的毛石墙体，垒得越高越费劲。传统白族建筑也只是在建筑基座采用毛石，基座往上就是砖瓦、生土这些易于操作的材料。传统的材料逻辑还是从实用出发，于是才悟到当年读书时理解的“地域主义建筑”更多是一种美学上的多愁善感。基于对当地建筑材料的观察，我便想到把这个房子的立面分成两段。半嵌入地面的一层用毛石包裹，往上的一层用白族式的“草筋白”墙面。如果把这个房子放在一个白族传统村落的文脉中来看，用毛石包裹的部分会被理解为建筑的基座，只有毛石上面的白墙才能算“房子”，那么这个被迫变得有些高胖的建筑给人的心理高度也就降低了。如果只看上面白墙的部分，这也就算一个平房而已。这听起来大概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毕竟这个方案还是比它的初心高胖而贪婪了许多，不过想到双廊这个激素水平整体偏高的生态，“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也多少释然一点。

远离现代工业体系的渔村双廊在建造条件上并不落后和匮乏，甚至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多年前，艺术家赵青就在双廊开始了一系列跳出时代窠臼的建造尝试。从自在得不着痕迹的“本园”到充满作品意识和空间想象力的“青庐”，再到玉矶岛上酒店、书馆和店铺，赵青成功地创造出在美学上几乎自成一体的生活空间，也因此结合当地传统培养出了一个完整的建筑工匠体系。虽然后来承载这一体系的材料和形式语言被过度模仿和消费，成了陈词滥调，但因为客栈业引领双廊建筑业的持续升温，赵青当初的“无心插柳”却生根发芽，以至后来双廊工匠的综合能力竟然远远超出中国乡下的平均水准。陈宅工地上的钢结构总包高师傅和众多石匠都是这个系统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都有基本的读图能力和跟设计师合作的经验。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当时盖这个房子的难度就更加难以设想了。

即便如此，这个房子还是磕磕绊绊地盖了两年。这两年中，双廊逐渐被客栈业的无序扩张彻底吞没了。哪里还有安生日子？陈蓉于是也坚定了把房子彻底变成一个民宿的想法。客房又从四间增加到五间，加上主人的卧室，公共空间被压缩得只剩下入口层的开敞厨房和中间层的书馆了。在这个漫长的建造过程中，设计还是一丝不苟地针对现场状况作出回应和调整。每一个房间都针对其不同的条件做到室内空间效果和功能使用的最优化。记得当时为了找到合适的石材，我跟陈蓉开车几乎逛遍了大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最后选择了海西的麻石，因为像金梭岛上那种漂亮的石灰岩已经被禁止开采，海东和洱源能找到的石灰岩都是灰秃秃的土黄色。海西的麻石当时还有比较现成的货源和乐于配合的石匠，而且用在阳光炙热的海东也会让房子给人一种清凉一些的感觉。记得入口的院墙还经历过一次返工，那是房东和邻居的一些恩怨导致我们不能把入口的几步石头踏步凸出红线，只好拆掉石墙，降低门槛，把高差放到院门内部解决。所有这些小小的事件都需要我或助理建筑师王典从古城跑到双廊去解决，往往一折腾就是一天。两个念头一直支撑着这份坚持，首先，这是我们在大理的第一个项目，我不想留下哪怕一点点遗憾；其次，陈蓉是把我们带到大理的第一个甲方，有这样的缘分，我自然要尽量成全。从 2012 年底到 2015 年初，我们目睹了大理越来越多的荒唐事，但想多了也没用，以我的性格，不太可能放弃或者降低标准。那也好，尽人事，听天命吧。

2015 年春，当工地的室内隐蔽工程接近完工的时候，陈蓉突然通知我说想把房子再加高一层以容纳更多客房，而且抱怨我们设计的客房过于朴素，达不到精品酒店的标准。我怎么劝都没用，陈蓉执意要我出扩建方案。我蒙了，也火了。作为对这个房子了如指掌的建筑师，我很清楚任何加建都会破坏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变数中精心维护的均好性和平衡感。而且控制造价是甲方一直希望我们坚持的原则，后来修改方案也一直把它当作一个民宿来考量。所谓民宿，首先是一个家，而这个设计本来就是从家开始的，它顺理成章应该是质朴而温暖的。不过，的确，当时双廊的客栈都越盖越高，设计也越来越浮夸。双廊的度假氛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宁静的远方，而是充斥着各种投机和欲望。也许我们的设计在这种场景下已经不合时宜了。我觉得真是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便回复陈蓉说，加建从各方面讲都是错误的决定，我不可能做违心的事情，更何况是对我自己的作品，所以你要加建只能另请高明，我们真的是筋疲力尽了。

尽管“瘟疫”一直在身边蔓延，我却一直相信凭着我们的执念，这个项目可以不被传染。可建筑本身就是社会性的，长在环境里，被这个环境成全，同样也会被环境带跑。不久，双廊客栈业开始被严格管控，2017 年整个洱海沿岸的客栈都以洱海治污为由“自愿停业”，2018 年又都被“强制开业”了。不巧这个房子就生长在一个短短几年间经历剧变的环境里，它有这样一番魔幻般的遭遇，回过头来我也都能够理解。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双廊，也不知陈蓉和她的房子后事如何。不管以怎样的方式，社会总要成长，生活也还要继续，但愿一切能渐渐变好。

海角客栈

因为场地有明确的边界，海角的构思比较容易找到一个起点。这块四四方方的宅基地处于渔港尽端，西、南两面紧贴着村民公用的海街和海堤，东北两侧紧贴邻居的院墙和山体，所以房子的空间向度很容易判断。但这个端头的位置没有遮挡，冬季从南边过来的下关风很猛，海面反射的阳光也炫目。当地白族盖房子，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防风和遮阳。这些岛民的院子没有窗户，外观很封闭。可是在大风的天气里，一旦步入庭院，就会感觉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坐在檐廊下的阴凉里，看着院心移动着的光斑，觉得阳光也变得驯顺了。除了照壁，庭院内部的空间界面都是木结构的。和层高相比，檐廊显得很深，镂空的格子门半开半阖，构成一个柔和的边界，舒畅通透，丝毫没有被院墙限制的感觉。这庭院中、檐廊下，正是渔民经历每日的风浪飘摇后寻得安稳平静的场所，这种传统的空间品质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算得上是疗愈性的，即使没有闲钱把照壁和大门装修成“三滴水”的富贵样式，这种疗愈性在最朴素的白族院子里仍然存在；至于大户人家雕梁画栋，也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下，附加一些诗情画意，附庸风雅罢了。

在大理，身体的舒适感更多的是被阳光而不是气温影响的。大理几乎没有炎热的夏天和凄寒的冬日。七八月的雨季如果几天不见太阳，甚至要烤火炉才能抵御寒凉；而年末的风季即使气温降到几摄氏度，只要烤足了太阳，就幸福得春暖花开。当然也不是晒得越多越好，大理的紫外线之强众所周知。因此久居大理的人慢慢进化出针对阳光的独特行为模式。其实白族传统民居里的院子和檐廊，以及对西晒加以反射再利用的照壁也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当然这样的建筑针对的不是静止的人。从堂屋过渡到檐廊，再过渡到露天的庭院，空间在晨昏之间跟随地球的自转，阳光在那些安逸的角落如约而至，才成全了大理的光阴。因此它也特别需要居住者的主动配合，在积习而成的条件反射的驱动下，看似无意识地在空间中根据光线状态的改变而坐卧游走。因此，在大理的阳光下，一个空间状态合宜的庭院会直接影响身体的舒适感，它绝不仅仅是审美层面的。我想在对这个问题的体认上，大理人应该都心照不宣。

我于是把海角客栈的首层想象为一个内向的围绕庭院布置的空间，因为有外墙抵御海风，首层的空间就可以呈现出传统檐廊空间的开敞状态，那么客栈的公共空间就可以围绕天井来布局，在一个没有隔断的流动空间中，用家具来安排出书吧、餐厅、茶室、起居等功能。客房被安排在建筑的二层和三层，在平面上呈风车状布局守住建筑的四边，并在每一边让出一个柱距的开口，使得首层的围合感向上逐渐向周围的景观打开。

流动空间需要轻盈而透明，因此采用了钢框架结构；四围的院墙尽量厚重敦实，用混凝土框架填充加气混凝土砌块实现了一个 60 厘米的厚度。这个厚度从结构上来看是有冗余的，但却是这个建筑不可或缺的表情。60厘米正好是当地民居土坯院墙的厚度，而内部的“H”型钢柱是 20 厘米见方。钢框架和砌体的异质结合借用了周围的传统民居土坯砖院墙和木框架的关系。这不是对材料本身的借用，因为土坯砖和木结构对空间和使用的限制实在太多。传统民居的木框架贴合院墙的边柱，大部分嵌入四周厚实的土坯墙里，落在高于地面的毛石墙基上，利用墙体的刚度来抵御地震时产生的侧向力，避免作为柔性结构的木框架在地震作用下歪斜甚至倾覆。海角客栈钢框架四周的边柱和边梁也都埋入了砌体院墙中，从结构受力上看当然会起到类似的效果，但对空间体验而言，则是一种简化，空间的边界呈现为连续的墙面，而游离在空间中的钢柱也有了一种脱离柱网体系的自由感。

四周的院墙砌到两三层也都断开成为独立的单片墙体，分别挡住了四边客房的外立面。这样的处理，一方面让客房都有了朝向景观打开的机会，一方面又维护了整个建筑向心的格局。从立面上看，从毛石砌筑的墙基到厚实的白墙，再过渡到局部暴露的钢结构，这个房子呈现出一个由下而上逐渐轻盈的表情。为了让这个表情的一致性延续到屋面，我坚持让嘉明专门订购了一厘米厚的钢板铺在四个单坡屋面的钢框架上，用钢板本身的强度来完成出檐半米的悬挑。钢板表面用本地的薄陶砖覆盖，整个屋面因此显得格外轻薄。当然这个“轻盈”只是视觉上的，我们当时对这些钢板的重量缺乏经验，完全没有料到，在这个没有重型工程机械的海岛尽头，工人们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把一块块沉重的钢板拖上屋顶，并完成相对精确的焊接，还要防止焊接造成的形变。这个过程带给我们各方的压力和纠结多少冲淡了视觉上的轻盈所带来的成就感，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毕竟当时，嘉明对我是无条件信任的。

双子客栈

双子的设计并不像海角或者陈宅那样容易找到顺理成章的起点。这里的气场更属于它所面对的那个荡气回肠的自然。金梭岛处于洱海面宽最窄的部分，站在双子的岸边，山海都显得迫近。下午的阳光从苍山背后投射到海面上，因为逆光，苍山的纵深被压扁成深邃的剪影，烘托着已经变成一个光效装置的辽阔水面，人们对山和水的认知被一个气势撼人的光学现象消解了。这个时候，山没有了，水也没有了，整个存在被抽象成一个光学现象，令人彻底出神。每次去双子现场，我都尽量选择下午，就是为了这独一无二的体验，它总让我想起我所钟爱的美国艺术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那本著名传记的名字 Seeing is Forgeting the Name of the Thing One Sees (《观看就是忘记观看对象的名字》）。具有这种让人出神品质的景观，在大理，大概就只有金梭岛西岸荒无人迹的现场了。

然而，因为用炸药开山破土、填海造地，双子这块地的气质很不斯文。金梭岛北端的岩壁原本就巍峨，再经切削，就更为陡峭了。看上去，场地平面跟崖壁陡坎几乎垂直相接。两个四四方方的矩形场地配合岸线生硬地旋转了 30 度，形成一个豁口，当时还被渔民用作拖网打鱼的平台。

炸山填海是因为金梭岛已经没有地了，如此粗暴的干预自然从根本上取消了“依山就势”而顺理成章的常规可能。我也是纠结了好几个月才明白这个设计只能顺着场地的生猛逻辑往下推，最终破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到南北两块挨在一起的场地（下文称“北院”和“南院”）其实截然不同。虽然从剖面上看，两块场地同样是面海背山，但如果推敲平面，会发现北院面海的朝向是正西北方；而南院几乎扭转为正西向。因为山体紧贴红线，高耸的岩壁会在上午投下很深的阴影，北院的东北角要到中午才能接受到阳光；而崖壁延伸到南院以南，向西南探去，因此站在南院的地块上又完全感觉不到阴凉，到了下午，更是完全暴露于西晒之中。

在草图纸上，我先把北院东北区光照条件最不利的区域勾勒出来，一个直角三角形隐约浮现；远离山体并贴近洱海的西侧自然应该布置客房，这样一来，北院的中心就呈现出一个朝南的虚空，可以把阳光导入内部。三角形的斜边向南延伸，几乎和南院靠山一侧的边界重合。于是一个念头闪过，这条贯穿南院、斜插北院的轴线也许会是一个柱廊，是酒店公共流线的主轴。这条柱廊在北院切割出一个三角形的庭院，穿行到南院，转而面对山体裸露的岩石，并一直通向最南端的海滩。顺着这个思路，北院东北角就成了一个面朝柱廊打开的公共空间，三角形庭院也获得一个朝南开放的姿态，并自然而然地和打鱼的豁口空间融为一体，空间边界就变成了南院的北墙。这样处理，南北两块用地彼此孤立的格局就被打破了。南院因为日照条件比较均匀，就直截了当地把场地切割成东西向发展的客房，并用内部的天井来克服进深。

北院因为斜轴线的插入而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平面，用单坡屋面一坡到底会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选择。靠海一侧的客房需要做两层来保证房间数量；靠山一侧的公共空间又需要引入更多阳光，西高东低的连续坡屋面便可以两全其美。南院因为山海两边都是客房，为了让景观资源最大化，自然就应该在靠山一侧做出两层，用一个东高西低的单坡屋面坡向海边。这两个反向的坡屋面是在设计推敲过程中得到的意外结果。毕竟白族民居没有单坡屋顶的先例，而这样大的变革尺度更是远远脱离了形制常规。然而这个意料之外，却有两处情理之中。首先，双子的场地处于海岛北端的转折处，它已经脱离了金梭岛村传统聚落的文脉而独自投入到海岛西侧那个气势磅礴的自然。尺度巨大的坡屋顶、直截了当的平面轮廓和南北贯通的空间主轴都是尺度上的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刚才提到北院比较缺少日照，而南院需要抵御西晒，因此北院的屋面朝外升起，是一个迎接光线的姿态；南院屋面的坡向反过来，构成一个遮蔽光线的姿态。

这个项目更让我们意外的是：在设计进行到后期发展出了独一无二的建造方式。因为在开山造地的过程中留下许多毛石，石料自然而然成为首选的建材之一。而其他建材都必须通过船运抵达，自重较轻的木结构也成为很合理的选择。传统木结构建筑虽然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呈日薄西山之势，但在大理地区的农村，依然是当地白族民居的一种选择。当地的木匠仍然较好地保留了木结构建筑的传统工艺。在洱海周边的许多村落，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木匠。

通过跟来自江尾的大木匠讨论，我们把建筑的平面和一个 3.8 米的柱网结合起来。当地最常见的木材（赤松和苦松）都有 4 米，当地民居的开间也都在 4 米左右。我们选择 3.8 米的跨度是为了给原材料的选择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这个设计不属于中国传统木构的任何形制，形态比较简单直接，没有传统民居屋顶的举折，没有从檐廊到厅堂的跨度变化，没有装饰性的细节。传统的木构技术最集中的体现就在于屋顶，然而这个设计根据空间的需要采用了并不常见的单坡屋顶，因此这个简单到一目了然的木结构其实在很多具体层面是反传统的。用传统的木结构技术来突破传统的木结构形制，我们只能选择最常见的节点，简化用料的种类，简化建造的程序。

既然选择了传统的建造方式，也就放弃了现代建筑工业的惯常做法。项目总承包的施工方式在这里显然是不适用的。我们需要和工匠一起商议建造的步骤。首先是石匠进场，他们把场地上开凿山体得到的毛石加工砌成建筑的外墙，并且用这些石料制作出木柱的柱础。传统的白族建筑都有较厚的外墙，木结构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嵌入墙体的柱子不会直接落地，而是坐落在墙体上齐腰的高度。因此石匠必须预留柱位，而且局部两层高的墙体只能先砌至一层，等木结构框架完成，边柱和边梁都嵌入墙体，再接着完成二层的墙体砌筑。我们选择了一种当地人称为“三叉花”的石墙砌法，石料之间的接缝咬合紧密，60 厘米厚的墙体，可以在室内外两面呈现出“用灰不见灰”的效果。

木材运上岛后，直接在现场加工，并将柱子和主梁拼接成榀。然后在大木匠的指挥下，三五十人协同劳动，用绳子、滑轮、木槌等简易工具，在一天的时间内，把一个建筑的主体结构拼装完成。这个壮观的劳动场面叫作“立木架”。大木匠会因循白族的习惯和仪轨选择吉日。在立木架的现场，也会有年长的族人拜神、祭祖和唱经，同时准备丰盛的午宴款待从各家乃至邻村请来的劳力。

我们根据空间需要设计的屋面坡度并不满足传统瓦屋面对排水坡度的要求，所以不能按照传统做法，直接在挂瓦条上铺青瓦。我们先在平均间距 45 厘米的次梁上铺木板，然后在木板上做两道卷材防水，最后才把手工青瓦铺砌在防水层表面。青瓦在这里起到了疏导排水、保护卷材防水层以及饰面的作用。从效果上，我不想在屋顶上看到传统瓦屋面筒瓦所形成的带状肌理，因此就选择只用微微弯曲的板瓦互扣来覆盖整个屋面。常见的板瓦和筒瓦结合的一系列传统做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屋脊、檐口、侧边的收口都经过和瓦工的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

2013 年，双子和海角两个工地如火如荼。到了年底，两个建筑都已封顶，加上那年秋天我们已经在日本完成了“共有之家”，我们偏安一隅的实践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工作室群情激昂，我自己也有一种脚底生风的感觉，心想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看到了曙光，未来应该会是一马平川了吧。

据说当你觉得脚底生风，那也许是踩到香蕉皮了。的确，2014 年春节刚过，嘉明就跟我说他决定把金梭岛上的两个工地都停下来，有限的资金要去建农场。几乎是同时，我们在北京和四川的两个项目也都突然无疾而终。按理说，开公司的都会有一点危机意识，但这样的局面对于当时已经有点飘飘然的我来说真是一记耳光。同事们突然无事可做，我也尝到了发不出工资的苦涩焦灼。关键是让我决定来大理的三个项目都变得遥遥无期，而我还不得不在面对各种采访时强颜欢笑、镇定沉着，言之凿凿地把希望渲染得并不渺茫。

当然这样的窘境没有持续太久，整个 2013 年因为参加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而带来的各种关注和媒体效应终于蔓延到了云南，酝酿出后来的既下山酒店和我们在普洱的一个私宅项目。从那以后，虽然也经历了一些起伏，但工作室的营生确实越来越从容。不过，嘉明关于金梭岛复工的承诺还是一拖再拖，直到 2015 年 10 月，双子客栈因为超过了新出台的关于宅基地建房的面积指标，被强行拆除了五分之二。而拆房那几天，我还在东京参加“间”画廊举办的“来自亚洲的日常展”的开幕活动，双子客栈的木结构模型就摆在整个展厅的入口。当时师父妹岛和世关切地问我这些项目的近况，我竟说不出口，勉强搪塞过去。虽然从 2014 年开始，已经出现了很多可喜的新局面，机会也越来越多，但在心底，我仍然做不到跟这三个起步的项目告别。

直到 2016 年元月，我们才终于建成了在大理的第一个完整的作品——竹庵。这离我们落地大理已经过去了三年半的时间。记得当时我带着冯仕达先生去参观还没有搬进家具的竹庵，他特别高兴，回来的路上突然跟我说：“我觉得双子被拆是天意，竹庵才是你开宗明义的作品。”我当时听了简直不服气。我知道竹庵的好，但也真的希望那几年勇往直前的青春无悔得到承认。

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越来越能理解冯先生的话了。这三个未完成的房子多少都可以看作当年尼洋河项目经验的延伸。虽然每一个房子的出发点都来自对场地的客观理解和对空间使用的具体想象，但这些思考的契机最终会被归纳和提炼成某种形式语言，而设计的后期，这种形式语言本身的抽象性和纯粹性会发展成某种执念。意图的清晰可辨、语言的尽善尽美在当时的我看来仍然是一个作品的力度所在。这种坚持带来的挣扎体现在海角屋面沉重的钢板，或者双子客栈抗风能力较差的板瓦屋面（因为没有筒瓦的配合，后来每个风季，总会有几片板瓦被狂风掀开），等等。其实陈宅最初的方案在形式上是比较松的，但它最终也还是被推向一个形式表达更为明确的方向。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仍然强烈地被“标准营造”的价值观所影响，在建筑语言上锤炼字句已经被张轲师父调教成了本能；其次，创业初期的我，内心急切地期待被认可，我太明白独立建筑师只能靠作品立身，我担心温和的形式会被埋没。其实在如此粗放的工地，对细节和系统的精确性如此较劲，说得好听是一种敬业和追求，但这背后难道就没有一点打着建筑学旗号的私心？“作品”这两个字，我还是看得太重了。其实建筑师首先要对情境负责，而不是对“作品”负责，如果我当时能放下建筑学的那点煞有介事，放下一部分对于“完美”作品的执念，以真正温和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大理风起云涌的现实，也许这三个房子早就生龙活虎地完成了。这对于陈蓉的生活，对于嘉明的事业，难道不是皆大欢喜的结果？而创造性会以更让我意外的方式自然呈现也未可知。可那几年，毕竟还是输给了年轻。

2019 年 3 月 于万圣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