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13 年底，第六届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Rolex Mentor & Protégé Arts Initiative）在威尼斯落下帷幕。负责该计划建筑和视觉艺术两个门类的玛汀女士（Martine Verguet Tschanz）跟我提及，每一位学徒可以向劳力士申请两万五千瑞郎的经费作为该计划的后续资助来完成一个规模不大的艺术项目。这笔钱对于其他六个艺术门类——文学、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都比较容易想象某种形式的呈现。但对于建筑，起码从我当时的实践方式来看，这点钱还撑不起像样的事情。玛汀于是建议我用这笔经费来出版一本作品集，并邀请我的导师妹岛和世先生访问大理，为书作序，作为对过去一年师徒关系的纪念。我欣然答应下来。

根据导师计划的规定，这项经费资助的项目应当在一年内完成，也就是 2014 年底。然而当时预计会很快完成并收入作品集的三个房子都因为种种现实问题而磕磕绊绊、前途未卜，出书的计划也因此一拖再拖，直到我们这三个在大理始接地气的项目最后被拖成了“三个没盖完的房子”，而另外三个真正的作品因为其他的机缘在大理落地生根，这已经是 2017 年了。

这几年中，冯仕达先生每年都来大理看望我们，并用对谈的形式帮助我们梳理实践思路的演变和每个作品的特点。我也逐渐认识到传统作品集的形式已经安放不下作品的意涵。以照片、图纸和简要说明架构起来的再现方式适合呈现以完成度为导向的建筑作品，然而我们这些深植于大理民间的项目，都是在跟现实不断地推手中应变而来的。受制于现实的压力，又要从每一个局部的现实中借力。久而久之，我就明白这些看似情非得已的推手不仅仅是在“克服困难”，这背后的心态也不是安藤忠雄先生孤胆英雄式的“屡败屡战”；这些“推手”是一个项目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地向现实敞开心扉的姿态。建筑师不再期待理念的完整，而是去揣摩并欣慰于一个房子能在人间长成它应该有的样子。

2016 年初，竹庵建成。我开始尝试一种区别于设计说明的文体，来叙述一个项目从发端到完成的过程。我希望这些文字能够跟普通文化读者交流，而不局限于建筑学专业内部的讨论。我相信每个作品的意义都深植于它跟周遭世界的联系当中。这些联系可以一目了然，却往往被视而不见。和雕塑相比，建筑更像舞蹈，它是时间性的。一个项目会经历成百上千个重要决定，如果大多数决定是建立在对当下现实的全然开放和觉悟基础之上，形成针对每一个具体境遇的观点，那么由这些观点层层累积和叠加所形成的建筑必然是耐人寻味的。那么，建筑师的写作是不是也可以再现这些观点和它们成形时的语境呢？

《喜洲竹庵记》之后，我又写了《柴米多农场餐厅和生活市集》作为发表项目的文章。但当时都没有想过要自己主笔来完成多年前对劳力士的承诺，毕竟码字不是我的专长。直到 2017 年底，当玛汀再次询问我书的进展时，我已经无地自容。当时正在做《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的黄菊便鼓励我自己写一本书，讲述这些年在大理做建筑的故事。黄菊是公众号“行李”的主笔，是人文地理的观察者和讲述者。她说她作为一个建筑学外行，觉得《喜洲竹庵记》这样的文章特别亲切，相信这是一种可以跟非专业读者沟通的建筑学写作方式。我当然也明白，对于这些项目，我作为主要当事人和全程目击者的角色是无法被替代的，讲述者的责任也只能自己担当了。

正式的写作从 2018 年春节开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两年时间。写作过程是坎坷的，对我而言，经营文字远比经营空间更加困难重重。我也不能任性地停下工作室的业务，给自己一段时间专心投入写作。“得失寸心知”，文章是不能炮制的。当千头万绪的回忆在脑海中渐渐排列出线索，当初的感受、思维跟事实一一应对，文字才能借助恰当的语气在键盘上敲打出来。建筑不是建筑物，建筑设计是要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文章要能明其先后，明其所以然。

包括后记在内一共写成八篇文章，成书的顺序基本上是以项目发端的时间为准。《三个没盖完的房子》和《“共有之家”与妹岛的门徒》可以说是一个准备和热身，是“新发于硎”；接下来的《喜洲竹庵记》《柴米多农场餐厅和生活市集》和《大理古城既下山酒店》是用三个项目来呈现一个相对成熟的实践态度；《梅里雪山既下山酒店》是这个实践态度走出大理地文背景之外的尝试；《从“化势为形”到“离形得势”》是回过头来反观一个建筑学方法蜕变的过程；后记《直到第一个作品》是把我自己学建筑的历程作为标本，剖析建筑设计作为一种综合性职业技能的传递方式和建筑学作为一种文化思想的分享过程。完成全书，我亦备感释然。毕竟从青年到中年，对这个职业已经执着了二十年。这心里是藏匿了多少妄念，多少未解的心结。写作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清理，古人作文“为天地立心”，我先试着为自己立心吧。

2018 年初，我终于迎来我的导师妹岛和世访问大理。在从竹庵回古城的路上，我问师父对我的作品的感受或者评价。她沉吟半晌，蹦出来一个假名单词“おおらか”。她说这个词不在汉字体系里，它确切的意思是在作为女性语言的日语里才有。她想用类似“open-minded”这样的英文概念来解释，又觉得不够贴切。后来懂日语的朋友说，这个词大概可以翻译为“落落大方”。我想，以妹岛对我职业经历的有限了解，这个评价已经足够，没必要勉强远在东京的师父来为我这段大理的历险作序。这本书的缘分还是由我自己来交代吧。

感谢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对我的资助和鞭策。感谢黄菊对我的耐心和信任，她坚持不懈地催稿和鼓励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写作的动力。感谢书籍设计师李猛先生在与日俱增的业务压力下，不厌其烦的推敲本书的图文架构和呈现方式。

书名《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也采用了《仿佛若有光：大理访谈录》里黄菊为我的访谈所作的题目。这虽然不是我自己喊出的口号，但反观全书，竟发现努力的方向都与这句话不谋而合。现代建筑像一个没有教养的男孩长成了野心勃勃的青年，几番自以为是之后，中年危机如约而至。“礼失而求诸野”，礼失更要求诸生活。即使文化的乡野、文明的旷野都被蚕食殆尽，生而为人，我们总还可以反求诸己，在平常而真实的日子中去感知尺度和分寸，明辨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彻底荒谬的。在云南，在大理，人间的氛围被一种叫作“好在”（云南话，大概可以译为“good life”）的集体无意识所萦绕。这个尚不能用生产和消费来定义生活的地方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落后”着。

生活之树常青。

赵扬
2020 年 1 月于大理“山水间”